郭克煜
曲阜的古迹中，最早的有寿丘与少昊陵，这在文献资料中早有记载。今曲阜城
东旧县村北少昊陵一带，即寿丘与少昊陵所在地。
寿丘与少昊陵虽然是曲阜的两处最早的古迹，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被世
人重视。直至北宋时代，其中之一的寿丘才开始为宋真宗所注意。据《曲阜县志．通
编》载：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闰十月，改县名曰仙源，徙治于寿丘。”对
于此事，《县志》附有注文，文曰：“帝言：轩辕黄帝降于延恩殿，谕群臣曰：朕梦
天尊命之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黄帝生寿丘，寿
丘在曲阜。乃改曲阜为仙源县，徙治寿丘。”对于此事，《县志》引元周伯琦《重修
景灵宫碑文》加以说明：“帝建宫祠轩辕曰圣祖，又建太极宫祠其配曰圣祖母。越四
年而宫成，总千三百二十楹，其崇宏壮丽无比。琢玉为像，龛于中殿，以表尊严。岁
时朝献，如太庙仪。命学老氏者侍祠，而以大臣领之。”可见，由于宋真宗崇尚道教，
假托黄帝为其始祖，而改曲阜县为仙源县，徙治寿丘，且于寿丘建景灵宫、太极殿。
寿丘与少昊陵的情况，杨奂《东游记》中亦有所载：“由曲阜西复东行一里，
入景灵废宫，观寿陵，陵避讳而改也。东北至亵丘，少昊葬所。寿陵、于宋时叠石而
饰之也。前有白石像，为火爆裂。坛之石栏，穷工极巧，殆神鬼所刻也。”杨奂此记，
对了解当年寿丘与少昊陵的情况，十分重要。
杨氏称：“陵避讳而改也。”知寿陵原名寿丘，改丘为陵，乃是避孔子讳之故。
“寿陵，宋时叠石饰之”，知宋时以石而饰的是寿丘，不是少昊陵。《曲阜县志》谓
“少昊陵。宋时叠石为之”是错误的。又“前有白石像，为火爆裂。”此白石像为轩
辕黄帝之像，周伯琦文中亦曾言及。而杨奂所见，则置于寿丘之前，这是由于石像被
迁的缘故。今所谓“少昊陵”上建一小庙，内置一石像，当亦为原来石像，并非少昊
石像。
对于少昊陵的情况，杨奂文中亦曾提及，他说：“东北至亵丘，少昊葬所。”
这里所说的东北，系指寿丘东北，即今所谓万石山的东北。因杨奂此言，是接在叙述
寿丘之后而说的。按亵有轻漫不庄重义，既为亵丘，当无任何修饰，直至今日，万石
山北，尚有一土丘，曲阜当地人称云阳山，此即少昊葬所。
综上所述，在宋、元人的记载中，寿丘在南，少昊陵在北。寿丘，宋时叠石饰
之，少昊陵始终为一亵丘。所雕石像，乃黄帝之像，并非少昊像。寿丘与少昊陵记载
分明，毫无含混之处。
但是，到了明代，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后来，人们又有意无意中对有关的记载
和文物加以改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 篡改元人关于寿丘与少昊陵的记载。 如《阙里志》卷十八所载此文，
“东北至亵丘， 少昊葬所。 ”而卷二十一杨文则改为“东北少昊葬所。”由于删去
“至亵丘”三字，少昊葬所的位置及情况便被弄混乱了。因为此言是接着对寿陵的叙
述之后写的，这里的“东北”是指寿陵东北。另外，当时少昊葬所及一亵丘，如改为
东北少昊葬所，少昊葬所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又如《阙里志》卷十八杨文：“寿陵，
于宋时叠石饰之。”十分明确，宋时叠石而饰的是寿陵，亦即寿丘，而非少昊陵，但
在二十一卷的杨文中却删去“寿陵”二字，并把“宋时叠石饰之”接写于“东北少昊
葬所”之下，这样一来，宋时叠石饰之的寿丘，便变成少昊陵了。
另外，《阙里志》卷十八杨文中，“前有白石像”是接在对寿陵的叙述后写的，
十分明确，白石像是位于寿陵之前。而卷二十一杨文却写在“东北少昊葬所，于宋时
叠石饰之”之下。经过这一改动，黄帝石像就成为少昊石像了。从这里看出，《阙里
志》卷十八所载杨奂《东游记》尚保存杨文原貌，而卷二十一所载此文则作了关键性
篡改。其他各本，均与《阙里志》卷二十一所载杨文相同，均为经过篡改后的杨文。
其二、消毁与寿丘有关的诸文物古迹。据《曲阜县志．通编》载：乾隆十二年
六月，曲阜县奉到皇帝定于来年三月至曲阜朝圣上谕。接着，《县志》在十三年下又
载：“毁无字碑及元人《重修景灵宫碑》”。
其三、改写对少昊陵的解说。乾隆版《曲阜县志》卷四《图考》载有“少昊陵
图考”一篇，文中首先介绍少昊陵的来历，其次介绍少昊陵的规模。对少昊陵的介绍
是：“今按帝陵在旧县城东北里许，博八丈九尺，高二丈，宝顶方二丈一尺，宋时叠
石饰之，上有石室供石像。”试看，这样的介绍，不正是宋元人对寿丘的介绍吗? 看
了这些，宋元时的寿丘便变成少昊陵了。
其四，扩建增设与少昊陵有关诸设施。《曲阜县志》载“乾隆三年，知县孔毓
琚于陵前，建宫门三间、享殿五间、东西配殿各三间。门外建石坊曰少昊陵。筑土垣，
四周长二百丈有奇。”乾隆十二年，知县孔传松把土垣改为砖垣，种桧树、柏树等。
乾隆三十五年，重修少昊陵，殿中恭修神龛，御笔亲题“少昊金天氏神位。”后来，
人们来曲阜观光游历，也认此为少昊陵，拜谒诗碑也越来越多。
由于明清两代对寿丘与少昊陵做了这么多的手脚，致使宋、元时代的寿丘变成
了少昊陵。当年有关寿丘的古迹，一点也见不到了，甚至连传说中的寿丘的位置也难
以实指其处。但事实上，毫无疑问，明清人对于寿丘为少昊陵的作法是对历史的歪曲。
我们应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鲁太庙略考(节录)
王秋成
曲阜周公庙的前身为鲁太庙。古代开国之君称太祖，太庙就是宗祖庙。鲁之周
之宗国。照《礼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的规定，周公为文王之别子，即鲁国始
祖，所以鲁太庙就是周公之庙。那时称太庙，而不叫周公庙，只是为了表示鲁公家族
对祖先的尊崇，同时也显得庄重一些。
鲁太庙建于成王十四年，“周公薨，成王赐鲁以天子之乐礼之，立太庙。”鲁
太庙址确定无疑即今周公庙所在地。宋代建庙时，太庙遗迹尚存，古文献有关“周公
庙即鲁公太庙旧址”的说法，亦散见于多处。如：“宫殿之迹鲁太庙，今在城东北二
里高阜上，即周公庙基地。又为周公台，高五丈，周五十步。台北百步胜果寺，为鲁
故宮地；台西二里有台，旧志称伯禽台。”“季武子台之西北二里有周公台，高五丈，
周五十步。台南(按：应为西南)四里许则孔庙。”周公庙基地方圆百余亩、高四、五
丈，相其形势，度其方位，与古籍所述恰相吻合，可知这就是周公台，当地人至今亦
如此称之。
鲁太庙距今久远，早年荒废，踪迹渺茫，其规模经史不见专章，难以详知。它
的初建，远在三千多年前青铜加石器的时代，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当年的太庙不
会太庞大。从有关史料中，只能隐约发现它的残迹片断。《东野志》说文宪王庙“正
殿五间，中祀周公，有遗像，以鲁公伯禽配享，以金人从祀。有欹器，从周公庙旧制
也。”周公像是清代以后才有的，金人、欹器却古已有之。周公庙东院历来被视为至
圣先师问礼之处，孔氏门人明确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鲁太庙是孔子经常问
礼的地方确凿无疑，太庙有金人、欹器也是有案可查的。
东野氏本是周公之后，当年鲁元公季子封于东野田一乘以自养，其后遂以东野
为姓，田为名。东野质负子携谱流亡东吴(按：楚灭鲁，鲁公族被屠，东野质幸免)，
从汉高祖起兵伐秦立功，后重返故园，托疾不仕，高祖累召而不就。高祖过鲁曾幸其
宅，并谒周公庙，如果这件事可靠，且不论刘邦谒庙意在何为，它至少说明秦汉之时
太庙依然存在。从初建至此前后数百年，太庙一定经过多次修建，可惜具体情况却不
知。奇怪的是汉刘邦过鲁后九百余年的唐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又有“帝至曲阜，
谒周公庙”之说，此言不知确否?设若当真，此时太庙尚存几何，却不得而知。
汉灵光殿遗迹考
杨朝明
灵光殿是西汉景帝之子鲁恭王刘余在鲁国曲阜建造的宫殿，其建筑规模宏大，
雄伟壮观，为当时国内较大的建筑物之一。东汉文学家王延寿曾为之作著名的《鲁灵
光殿赋》。后世人来曲阜观光游览，凭吊古迹，作诗写赋之时，还每每忆及“鲁殿灵
光”。但鲁灵光殿遗址何在，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在古泮池附近，一
种认为在周公庙侧。两说孰是孰非? 古代文献记载多属前说，而前几年鲁国故城考古
发掘以后却用后者作结，新订《辞海》中，“曲阜鲁国故城”条也说鲁灵光殿在古鲁
城中部高地，即周公台址。这似乎已成定论，但参照其考古发掘报告，并综合其它诸
材料，似觉仍有重新探究这一问题的必要。
古代文献中有关灵光殿的记载，要数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为最早。文章
开头便说：“鲁灵光殿者，盖景帝程姬之子恭王余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国，好
治宫室，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那么，“鲁僖基兆”到底何在呢?
《以唐地理书钞．郑氏诗谱．鲁颂谱》说：“(僖公)遵伯禽之法，养四种马，
牧于垌野，尊贤禄士，修泮宫，崇礼教。十六年，会诸侯于淮上。……二十年新作南
门，又修姜源之庙，至于复鲁旧制，未遍而薨，国人美其功，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
其颂。 ”据后人考证，《诗经．鲁颂．閟 宫》所说之“故地”，指周之姜源庙，而
《泮水》篇是为颂美僖公既作泮宫，淮夷攸服之作。诗中有在泮宫献馘、献囚、献功
等句，戴震也说，“盖鲁祀后稷之地，时亦就之赏有功也。”可见，鲁僖公时所造泮
宫，是当时鲁人较重要的活动场所，“鲁僖基兆”应指古泮宫遗址。
王延寿之后，更明确记载灵光殿位置的是北魏郦道元，其《水经注．泗水注》
中说：“孔庙东南五百步双石阙，即灵光殿南阙也。北百余步即灵光殿基，东西二十
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余。……遗基尚整。……殿之东南，即泮宫也，在高门直北
道西。”这节材料虽然不多，但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第一，王延寿所说“鲁僖基兆”即指当年泮宫之遗址，而灵光殿就在古泮池附
近。《鲁灵光殿赋》中有这样的句子：“崇墉冈连以岭属，朱阙严严而双立。高门似
于阊阖，方二轨而并入。”其中“双立”的“朱阙”，就应是郦道元所说的“双石阙”，
即灵光殿之南阙。“高门”显然是指古鲁城正南门。考古发掘证明，汉城南墙仍在沿
用古鲁城南墙，汉城南门也应为古鲁城南门。
第二，北魏时，灵光殿虽已不存，但“遗基尚整，”郦道元并非臆断。当时，
孔子庙规模不大，尚在今大成门以北，东南五百步许，高门直北道西的泮宫即在附近。
《水经注．泗水注》中，郦道元说：“余昔因公事，沿历徐沇yǎn，路经洙泗，因令
寻其源流。”可知他曾亲探泗水之源，自然也应到过今曲阜城一带，而灵光殿基应为
其亲眼所见，以至于连殿基等的大小数据也一一列出。
唐、宋时期，地理书中也有关于灵光殿的记载。《元和郡县志》说：“灵光殿，
鲁王所造，在鲁城内。”文中没有指出灵光殿在鲁城中的位置。而《太平寰宇记》则
记载较为明确：“灵光殿高一丈，在鲁城内县西南二里，鲁恭王余立。”是书成于宋
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当时县城尚未迁入今旧县村。此书又称“阙里在曲阜县西南三里”，
“孔子墓在县西北三里。”据此，宋太宗时县治所仍在今周公庙附近。其西南二里，
又当在古泮池附近不远处。
东汉王延寿，北魏郦道元，宋乐史，时代虽异，但众口一词，皆说灵光殿基在
今古泮池附近，言之凿凿，应无异议。
但是，到了明代，关于灵光殿基位置却出现了另外说法。嘉靖年间，彭泽人陶
钦皋拜谒周公庙，写下“周公庙侧黍离离，传是灵光旧殿基，纵然更采延寿至，肖条
钟鼓已多时”一诗，并刻记于石上，立在周公庙内。于是，《东野志》也记：“周公
宪王庙在曲阜县城东二里故太庙之墟，……汉鲁灵光殿旧基即此。”(卷之一．庙宇)。
从此，关于灵光殿遗址所在，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陶钦皋认为灵光殿旧基在周公庙侧是来自人们的口头传说，那么，我们只好再
来追溯一下前时有关灵光殿基的传说。
今孔庙东庑北起第二石，为汉“五凤二年刻石”，为金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
重修孔庙时得自太子钓鱼池(即古泮池)，由监修孔庙的朝散大夫，开州刺史高德裔移
入孔庙同文门西侧，而后又被人移进东庑的。高德裔题记中说：“鲁灵光殿基西南三
十步日太子钓鱼池。”它至少能说明，金代人认为灵光殿基在古泮池附近。
元代皇庆元年，杨奂东至阙里，在曲阜一带寻觅旧迹，观光游历。其《东游记》
中说：“(泮宫台)西，灵光殿基地，破础断瓦，触目悲凉。”这时，距离北魏郦道元
时期已经年代久远，灵光殿基已不规整，但残迹犹可看到。所以元人的确也没有说灵
光殿基在周公庙侧。
《明史》列传第六十九载：“弘治十七年，重建阙里庙成，(李东阳)奉命往祭。”
这年，他来到曲阜，并作《南溪赋》。其中有：“偶遇孔氏之父老，过而问曰：美哉
溪乎?其源可得而知乎?父老曰：此周封之遗墟，汉国之故池也，其前则两观之门，其
后则灵光殿基也。”其中，“南溪”即泮水，“汉国故地”即古泮池。李东阳时为太
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其所问者，又是孔氏父老，他赋中所记应代表
了当时人们的看法。所以，弘治年间人们还是认为灵光殿基在古泮附近。
陶钦皋“传是灵光殿旧基”的“传”，到底来自何处呢? 从弘治十六年到嘉靖
年间，时隔不久，总不会是人们忽然改变看法而传灵光殿基在周公庙侧吧! 很显然，
他所听到的是一面之词，难以成立。考古发掘证明，周、汉、唐、宋此地均曾有建筑。
周公庙侧地层堆积中有汉代砖瓦片、汉唐陶瓦片、唐宋瓷片以及近现代瓷片，现在这
些残块碎片仍俯拾皆是，但也总不能据此而把这里“传为灵光旧殿基”吧。
《东野志》成书在明末清初，其中“汉鲁灵光殿旧基即此”说得好象没有任何
含糊，但有关文字仅此九字，也不难看出其证据不足，似有后顾之忧。是书成在陶氏
之后，显然其断言即来自陶诗，因为陶诗碑就立在周公庙内。大概《东野志》著者出
于一种尽量使周公庙其地有点名气的愿望，遂把这里说成是灵光殿基，而且连陶氏的
“传”也抛开了。
《陋巷志》成书于明代万历年间，时处陶钦皋之后，又在《东野志》成书之前。
其中的“古鲁国图”也表示灵光殿在古泮池附近，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东野志》关于
灵光殿址的说法来自陶氏，纯属口耳误传而已。
清代以来，有关灵光殿的记载仍不断见于史籍，现择录要者于下：
乾隆版《曲阜县志．古迹》：“考(灵光)殿址在今城东南隅，邑人谓即在古泮
池上。”
《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阙里”条：“阙里东南为汉鲁恭王灵光殿址。”
民国年间孔昭曾《曲阜圣迹古迹择要略考》：“灵光殿，汉景帝程姬之子恭王
余之所立也，……或云古泮池即其旧址。”
可见，清代和民国时，人们也不同意《东野志》等的说法，无论学者考证还是
邑人口传均是如此。所以，我们已足可得出结论：陶钦皋以及《东野志》的说法都是
不合乎实际的。
除了前述陶钦皋和《东野志》，关于灵光殿址在古泮池附近外的其它说法，文
献中均不见载。现在一般认为灵光殿址在周公庙附近，新订《辞海》中“曲阜鲁国故
城”条也说灵光殿在古鲁城中部高地，即周公台址。之所以会如此，前几年考古发掘
报告结论的影响是其主要原因。
1977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鲁国故城开展较大规模的勘察，同时
还发现了汉城。但是，正如这次考古发掘报告 (见此次考古专集《曲阜鲁国故城》，
下简称之为《报告》) 所说：“汉城内绝大部分已被曲阜县城所压，仅北部的五百米
左右的范围尚属耕地。这次试掘中，东北隅也仅揭露了很小的一部分，它主要分沟西
和沟东两区。”沟西区发现“殿基、墙基”等，沟东区上层建筑有天井，天井的南、
西、北三面的回廊以及砖铺地面等。沟东区在沟西区东部偏南，二者直线距离也有一
个探区的一半，约二百五十米左右，如果把沟东区作为“灵光殿东面‘廊庑别舍’的
部分”，那么它与西面部分相距至少应在四百米以上，而《报告》中把沟东和沟西二
区同认作灵光殿东面“廊庑别舍”的部分。如此，当时长安皇城的宮殿建筑也应屈居
其下了。很显然，这一带的建筑并不一定象《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规模甚大”。另
外考古工作者曾估计回廊以西应有殿基，因而向西扩大了发掘面积，但结果也“并不
理想”。
沟东、沟西两区证明，鲁城中部周公庙高地确为一处建筑区。但根据地层堆积
以及建筑基址上面出土物和修补现象分析，“建筑应建于西汉后期”，而西汉前期和
中期的建筑从未发现。
但是，《报告》在得出上述结论后却接着推断：“参证文献和一九四二年在附
近发掘时发现的‘鲁六年北陛刻石’，这里可能是汉灵光殿东面‘廊庑别舍’的一部
分。”他们所参证的文献是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关于“鲁僖基兆”，前已述及，
不必重复，而北陛石倒值得一说。
“北陛石”为1941年日本人驹井和爱等人发掘鲁故城时，在曲阜城东周公庙附
近发现的。在“陛石”一侧，阴刻有“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九字，于是，人们便认
为石刻中“鲁六年”应是西汉鲁恭王刘余六年，又因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
徙封刘余王鲁，以此推算，鲁六年是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 。“陛石”为台阶石，
因而人们便把此石当成灵光殿的台阶石了。
但无独有偶，金明昌年间出土于钓鱼池的“五凤刻石”上，有“五凤二年鲁卅
四年六月四日成”十三字。“五凤”为汉宣帝刘询的年号，五凤二年为公元前56年，
此时鲁国国王为刘余之孙孝王刘庆忌，如果把五凤二年作为鲁三十四年，鲁元年应是
公元91年，远不在刘余之时；如果把北陛石所说鲁元年定为恭王刘余封鲁之年，三十
四年应为公元前121年，又远不是五凤二年。
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恭王余在位二十八年而死，子安王四十年死，孙孝
王庆忌共在位三十七年。从恭王余被封为鲁王，到孝王庆忌即位三十四年，共一百余
年时间，如果假定每个鲁王继位后，就都重新以“鲁元年”纪起，那么，到孝王庆忌
三十四年应为公元前54年，相当于五凤四年，大概这种假设近乎实际。但即使不是这
样， 如果五凤二年为鲁三十四年， 那么鲁六年也不在恭王余时，所以我们不能认定
“北陛石刻”成在鲁恭王时，也有可能是在孝王庆忌时，或者其它时间。“北陛石”
为其它建筑物台阶石同样并无不可。
《汉书》列传第二十三载：“恭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今之孔
庙东路鲁壁即其旧址。刘余曾在孔庙附近治理宫室无疑。刘余死于武帝元朔元年 (公
元前128年)，所以治理宫室当在西汉前期。
综上所析，如果《报告》参考《鲁灵光殿赋》和“北陛石”得出周公庙上层建
筑遗迹属灵光殿基的推测正确，则可得出如下结论：灵光殿建于西汉前期，而东、西
“廊庑别舍”部分却建于西汉后期；王延寿所说的“鲁僖基兆”在周公庙附近；“五
凤刻石”中纪年有重大错误；汉初鲁城宫室面积也应和长安皇城宫室不相上下。足见
《报告》的最后判断是过分牵强了。
正如《报告》中说：“这次勘探工作的重点是两周时期的曲阜城，尤其探寻春
秋以前的城址，因而并没有专对汉代遗址进行工作，发现的文化很少。”它作为一种
“意外的收获”，不过揭示了周公庙高地探沟的“半鳞半爪”，“因而城内的布局未
能查明。有关形制等问题，还有待于今后大面积的揭露。”但是，现在至少可以肯定：
周公庙上层建筑遗址并不是西汉前期所建的灵光殿的遗迹。
至此，我们已有充足的理由得出结论鲁灵光殿遗址在古泮池附近。确切地说，
今泮池以北偏东一带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