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机构 1951年始设人民间事处，1952年组建人民来信委员会，1953年设立人
民来信办公室。 由1名县委副书记具体分管，县委、县政府秘书分别兼任办公室正、
副主任。 1958年县委、 县人委建立处理人民来信来访领导小组。县直各部门和各乡
(社)均确定兼职信访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多数信访干部调离原工作岗位，信
访工作一度出现无人过问的状态。1979年，县委、县政府加强信访网的建设，县、乡
(社)两级先后成立了有领导干部参加的信访领导小组，12月县委、县政府分别设立信
访科。 1988年8月两科合并为曲阜市信访局。市直各部门及厂矿企业均设信访干部，
其中纪委、妇联、检察院、法院、公安局、计划生育委员会、监察局先后设立信访机
构。各乡(镇)设信访办公室，并公布了副局级信访助理员。各管区、村(街)设信访民
调员。1990年全市有专、兼职信访干部2341人，其中市信访局12人，市直各部门43人，
厂矿企业215人，乡镇26人，管区51人，村(街)1994人。
信访处理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对人民的来信来访一直是重视的。办理案件
的程序一般是经过立案、调查取证、审核裁决、组卷归档几个步骤。上级机关批复要
结果的重点案件还要将处理结果上报。40多年来，全市(县) 信访工作先后经历4个时
期， 出现4个高峰年份。由于各级党委和政府坚持信访工作制度，主要领导人亲自接
访，批阅信件，大批重点疑难案件都先后得到解决。
1951～1957年，人民来信来访共计3239件(次) ，平均每年463件(次)。1957年为
历史上第一个高峰年份，信访达1333件(次)。这一时期的信访中，反映基层干部贪污
受贿、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阶级路线不清的占38％；检举地主、反革命分子不法活
动的占15％； 要求救济、反映生活困难的占10％；反映婚姻问题的占6％；反映粮食
统购统销问题的占8％；要求处理群众纠纷的占20％；提批评建议的占3％。由于信访
机关与民政、公安、纪委、法院及各乡镇密切配合，及时处结2493件，占信访总量的
77％。
1958～1965年，人民来信来访数量大增，前6年仅县信访部门就受理28878件(次)，
年平均4813件(次)，其中最高的1963年8756件(次)。在信访中，要求解决生活困难、
纠正“平调风”，反映干部强迫命令、生产瞎指挥、多吃多占，要求订正成份、平反
冤、假、错案等方面的问题较多。这一期间，县社两级领导人亲自接访、处理信件，
并加强信访队伍建设， 到1963年共处结18592件，占信访量的64.4％。由于党和政府
坚决执行中央的退赔政策，调整公社体制，并开展了“四清”运动，群众普遍关心的
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
1966～1977年共收到人民来信来访21315件(次) ，年平均1776件(次)，其中最高
的1973年3377件(次)。“文化大革命”前期，群众组织之间派性斗争的信访案件居多。
信访室多次受到冲击， 信访专职干部仅剩1人，无法开展正常工作。“文化大革命”
后期专职信访干部增至3人。 从1970年到1977年共处结人民来信来访4437件，处结率
为20.8％。大量信访案件被积压下来。
1978年后，中共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决心彻底纠正历史上的一切错案。全县信访
量剧增。1979年高达4338件(次)，到1986年累计17360件(次)，其中中央、省、地3级
转来信件2654件。这一期间，县委、县政府把信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采取领导
动手，分级负责，全党办案的措施。到1986年先后为6057人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其
中有历次运动中受错误处理的786人；改判刑事案件115件，改正错划阶级成份920户；
收回城市下放户437户， 1805人；为57名知识青年解决了遗留问题；为60年代初期精
简下放的657名老职工办理了生活补助。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挤占的449间私房、查
抄的6054件财物全部作了清退或补偿。从根本上扭转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问题
成堆、积案如山”的局面。1986年后，信访制度日臻完善，市委、市政府先后下发了
《关于切实加强信访工作的意见》、《关于认真坚持领导干部阅批群众来信、接待来
访制度的通知》 、《关于在全市实行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的通知》、充分发挥3
级信访机构的作用，到1990年共受理群众信访5104件(次)，处结4925件(次)，处结率
为96.5％，其中领导干部接访、处理信件2265件(次)，占处结数的46％。1989、1990
两年，曲阜市及市信访局连续被评为全省信访工作先进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