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6年至1990年，曲阜市 (县) 委在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指引下，领导全市
(县)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终
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1946年到1949年9月， 曲阜县委领导全县人民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经过严峻的
考验， 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1946年4月，曲阜县委建立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
立即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反奸诉苦、减租减息的斗争，使广大贫雇农倒出了苦水，
分得了斗争果实。 7月以后，国民党还乡团活动猖獗，到处制造袭击、暗杀事件。县
委组织各级武装力量分头进行清剿，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维护了社会治安。1947
年春，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县委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率
领全县党政机关、武装人员进行战略转移，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不久，县委又带领部
分武装返回， 在东部山区与敌人辗转斗争。1948年6月，华东野战军解放曲阜后，县
委立即发动全县人民运粮草，修铁路，抬担架，全力支援兖州、济南、淮海等重大战
役。 1949年2月，县委抽调70余名党政干部，组成1个县委，7个分区委领导班子，跟
随部队南下接收新区。春季出现灾荒，县委组织大批党政干部深入基层，及时把救济
粮、款发放到户，并带领群众搞好春耕春种和副业生产，使全县人民战胜了灾荒。
1949年10月至1952年，县委在百废待举的情况下，领导全县人民艰苦奋斗，使
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1950年，县委着手进行政权建设。建立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制度，人民群众开始参政议政，成了国家的主人。乡政委员会，各群众团体也陆续建
立起来。年底，全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至翌年底结束，有2．8万余户贫苦农民分得
了土地，在经济上得到翻身。1951年先后在全县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运动，广
大群众都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保卫新政权。1952年，又领导了“三反”、“五反”运
动，进一步端正了机关作风，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猖狂进攻。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
达到4093．1万元(按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比1949年增长42．5％，年递增12．
5％。
1953年至1957年，县委以主要精力抓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
主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1953年，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在全县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冬，广泛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执行国家的统
购统销政策。 1954年春，全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452处。1956年春，“三大
改造” 形成高潮，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达到总农户的98．8％，加入手工
业合作社的从业者达到从业人数的95％，加入公私合营的商户达到商户总数的94％，
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195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312万元，比1952
年增长29.8％。年递增6．7％。1957年春，全县少数农业生产合作社发生社员闹社事
件，县委组织各级干部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既说服教育，又解决实际问题，
很快稳定了社员情绪。 7月，全县发生特大水灾，受灾面积达38万多亩，县委组织干
部群众，全力以赴投入抗洪救灾，减少了经济损失。是年冬，金乡县被淹的万余灾民
到达曲阜，县委有计划地进行分散安置，使其渡过了难关。
1958年到1966年4月， 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曲
折发展的过程。 1958年6月，县委传达贯彻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广
泛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急于求成的思
想指导下， “大跃进”的局面开始在各条战线形成。9月上旬，全县实现了“人民公
社化”，接着，是大炼钢铁、大办教育、大办民兵师、大办水利、大办公共食堂等运
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
起来，工作上发生严重的失误。1959年春因生活困难，大批青壮年外流，不少干部群
众得了水肿病。为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县委采取了发救济粮、拨救济款等措施，稳
定了群众的情绪。9月，学习贯彻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后，继续“反右倾鼓干劲”，
并错误地批判了一批同志。 是年全县农业总产值2929．3万元，比1956年下降40％。
1960年春，群众生活继续困难。9月，响应中共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
县委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农业第一线，参加并指导生产。同年冬，县委贯彻中央《关于
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1961年，贯彻国民经济“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简称《农业六十条》)，进一步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补足社员自留地，
落实养猪政策，恢复集市贸易等。1962年，县委进行工业调整；为在1958年“拔白旗”，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同志进行甄别、平反，继续做好精简职工和减
少城镇人口工作。是年，农业总产值4366．8万元，比1959年增长49％。1963年3月，
响应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全县干部、群众中广泛开展学雷锋活动，
使解放后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得到了继续发扬。下半年，县委组织县社干部先后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并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称“小四清”)，解决了
生产管理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1964年冬，省委组织万余人的工作团进驻曲阜，进
行以“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
运动开始， 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致混淆了敌我界限。1965年1月，
中央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下达后，
运动气氛开始缓和，大多数基层干部恢复了工作。1965年，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农
业学大寨运动，开展治山治水，整平土地等，当年，农业总产值达到7051.8万元，比
1962年增长6l％， 年递增17．3％， 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039．5万元，比1962年增长
67.9％， 年递增18．8％。 1966年春， 县委按照省委的指示精神，制定在曲阜创建
“样板县” 的实施方案，从“吃、穿、住、用、行、学、文、医”8个方面提出奋斗
目标，并采取插标布点的方法，在全县掀起比学赶帮超的热潮，不久，方案的实施为
“文化大革命”所打断。
1966年6月， 《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北京大学的大
字报后，曲阜部分中等学校学生纷纷贴出大字报，对教师进行批斗。为维护学校秩序，
县委立即派工作组进驻学校。8月，又根据中央的部署而撤出。9月，学校红卫兵开始
走向社会进行串连，县委按照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精神，号召工人、农
民要坚守岗位，搞好生产。11月，北京师范大学“井岗山战斗兵团”头头谭厚兰等人
到曲阜“讨孔”，提出“彻底砸毁孔家店”的口号。为保护文物古迹，县委及时向国
务院请示汇报，并组织城关群众严密看管。年底，出现“罢官风”、“游街风”，层
层揪斗领导干部， 使县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1967年4月，群众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县
委的权，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1969年10月，中共曲阜县革命委员会核心
领导小组建立后，工作仍然在“文化大革命”的轨道上运行。1971年底，中共曲阜县
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中共曲阜县第四届委员会。这届县委利用批判林彪反
党集团的有利时机，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修水库、打机井、治涝洼
等方面做出了成绩，同时，各级领导干部也陆续恢复工作。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
动中，“造反派”又把斗争矛头重新指向县委领导人，使刚刚稳定的形势一度又发生
混乱。1975年冬，贯彻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县委组织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工
程，经过3冬春的大干，整治山区梯田5万余亩。同期，曲阜的工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1977年，县委组织力量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1978年，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
中及其以前的冤假错案， 至年底，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9337万元，比1965年增长
141％，年递增7％。
1979年至1990年，市(县)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
开放的方针，各项事业取得巨大的成绩。1979年，县委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
神，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进入80年代，按照中央的部署，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鼓励社员发展商品经济；对农村体制进行改革，撤销了人民公社及下属生产大
队建制，恢复乡、村行政建制。在开展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五讲、四美、
三热爱”活动和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等工作中均取得显著成绩。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
产值达到41021万元，比1978年增长112％，年递增11．4％。1986年，曲阜县改市后，
市委重点抓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工业、商业战线上推行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
大力发展乡村工业，在农业战线上推行第二步改革，完善各项服务体系。城市建设、
旅游、交通等业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同时还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注重进行
思想教育， 国民经济仍然能持续稳步地增长，1990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8754
万元，比1985年增长116％，年递增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