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剿匪反特
抗日战争时期，县境内土匪、特务活动猖獗，给党组织、基层民主政权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1941年昆山县公安局成立后，即把剿匪反特作为工作重点。是年2月，侦破了反革命特务组织“青年扶国十人团”，将破坏抗日的特务头子张广录逮捕归案。汶上、嘉祥、济宁等县城解放后，大部分土匪被剿除，尚有逃亡者千余人，潜伏在县境南部与汶上、嘉祥等县交界地区，携带机枪4挺、迫击炮2门。1947年，公安机关配合解放军进行大规模清剿，毙敌数十人。1948年春夏之际，以潘恒荣为首的数股土匪、特务百余人，潜藏活动在潘庄至琉璃井一带，骚扰百姓，经常打死打伤革命干部及进步群众。公安机关依靠当地群众，于是年7月将潘恒荣匪部歼灭，缴获步枪12支，子弹415发。
二、镇反肃反
建国后，为巩固革命政权，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战斗号令。翌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梁山县公安机关立即投入了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将25名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同时，对地富反攻倒算案件进行了处理。1956年上半年，全县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至8月，清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其中，汉奸24人，特务14人，土匪及国民党军、政、警、宪77人，坏分子10人。终审判刑93人，其中死刑8人。
三、取缔反动会道门
1941年昆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县境徐楼村一带的红枪会便煽动1100余名道徒暴乱，扣留2名区政府干部作人质，妄图夺取政权。11月3日夜，公安局长于健率领公安队，在部队的配合下，经两小时激战，击毙道首王明煌、徐立朝、景全伦及道徒60余人。1949年，活动在梁山县的会道门共有32种5872人，包括大小道首422人，道徒5450人。活动比较猖獗的有白阳道、圣贤道、西华堂、一贯道、黄旗道、南方离爪道、明眼道等，有大小道首366人，道徒4950人，共计5316人，占全县会道门总人数的90%。1950～1957年，人民政府对反动会道门进行了多次取缔和镇压，严惩了一些罪大恶极、拒不悔改的道首。对投案自首、立功赎罪、登记悔过的予以宽大处理。至1958年，全县共取缔各种会道门2254人的活动。其中，白阳道509人、圣贤道749人、西华圣贤道134人、黄旗道170人、红旗道279人、一贯道220人、其他193人。1982年，全县尚残存圣贤道、一贯道、白阳道、清水道、上朝道、明眼道、黄旗道、红旗道、春秋道、中原道、西华堂、红枪会、红沙会等13种会道门，分布在18处公社的95个自然村，共有中小道首186人。分布较广的是圣贤道（15处公社）及一贯道（10处公社）。是年2月，侯韩庆、何庆忠、何庆春等人在韩垓一带恢复圣贤道，发展道徒166人，大肆散布反革命言论，制造社会混乱。翌年，在“严厉打击现行刑事犯罪”活动中，收审34人，4名道首被判刑，圣贤道被彻底铲除。至此，县境内反动会道门的活动基本绝迹。
附一、县境内的主要反动会道门简介
白阳道 1949年4月，国民党特务黄广进（又名黄学清）与周楼村的一贯道头子李天德（原名周继龙，又名周怀田）等人勾结在一起，在南旺县金庄、曹庄连续集会，改一贯道为白阳道，阴谋组织一千万“白阳军”举行暴动，推翻人民民主政权。李天德自称“真龙天子”，任白阳道总会会长（亦称通天教、三教佛主）；黄广进任副会长兼儒教盘主；委任石仁中为佛教盘主兼领兵大元帅，刘春建任道教盘主。道徒分克、洪、兴、兆、玉、心六辈，按照此辈分别起道号。同时还设立九部、九院、秘书处等行政组织。三大教系又分四门，即东、西、南、北四会，各会又分上、中、下元三个分会，各分会又分一、二、三支会。东、西、南、北会会长称大元帅，分会、支会会长分别称上、中、下将军。戴庙乡小张庄村的张进合系道教大元帅，任北会副会长，兼第一支会引师。1950年春，在李天德的指示下，马营乡薛屯村的徐茂寅（1940年入黑旗道，1949年转白阳道。）和戴庙乡国那里村的王德良等人，在薛屯村以开药铺为名，建立了联络点。李天德、黄广进多次在梁山南部的西杨集、蔡林、汪海屯等地，召集道首聚会，密谋暴动。暴动日期定为三月初三日，三月十八日，四月初二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初七日，九月初七日。同时，明确了徐茂寅、陈丕述二人负责指挥梁山县的暴动活动，丁来符（梁山镇丁庄人，1905年入黑旗道，1946年入天皇道。1949年转白阳道，任粮台总管）、张兆跃（黑虎庙乡张庄人，任西会上元分会副会长）2人负责郓城、南旺、梁山三县及黄河北的联络。还规定以白布为暴动记号，以天地、石门、三界、万芬、龙虎为口令，半夜子时集合，寅时动手，先杀村干、民兵，再杀区干，然后占领县粮库，杀害县干部。人民政府发觉了白阳道的密谋，及时予以镇压。道首李天德、张进合、张兆跃、丁来符等均被逮捕判处死刑。
圣贤道 明崇祯七年（1634年），河南人李奉天创九宫道。清朝九宫道改为圣贤道，并传入梁山境内。道首称祖师，下分法、号、桌、全、盘五品官，以场、会封官加职，发展道徒，收敛道费。梁山境内的西华圣贤道、明眼道、先天道、佛门道、老母道等，均属圣贤道的分支。靳庄村（馆里乡）的黄文训，24岁时即接任其父圣贤道点传师的职务，1934年与道首岳崇德一起，经常赴徐州、开封、濮阳、水堡等地进行传道活动。建国初期，在梁山活动猖獗，每年中秋节都在自己家中聚集道徒讲道，造谣惑众。1953年5月，又与徐州北瓦屋矿的道首梁绪中在靳庄、周庄一带大肆进行道务活动。1958年，被人民政府依法惩办。
西华圣贤道 1937年，传入梁山境内。道内分道主（亦称当家人）、全士（能拉场）、号（能收徒弟）、法（能劝人入道）、道徒五辈。郑新春（郓陈乡王石楼村人）是当家的（教主），自称“朝廷”。封荣岔河村（今属郓陈乡）的尹存善为“云南王子”兼“进军大元帅”。道首郑新春思想反动，曾活动到寿张、阳谷、临清、嘉祥等地，发展道徒1000余人。1950年，全县取缔了西华圣贤道人员134人的活动，其中道首59人。大道首郑新春潜逃到山西路安（今长治市一带），继续进行传道活动。1955年返回原籍，在寿张县柴店、吴堂、朱那里等村建立了道首联络点。联络尹存善等人，在吴堂村多次聚会，策划暴动，企图推翻人民政府。1957年9月被取缔，郑新春、尹存善均被逮捕法办。
一贯道 由济宁张光壁（又名张天然）首创。道内分领长、坛主、点传师、引进师、保师等职。1943年，西杨集村的杨玉皋加入一贯道，任坛主。在点传师曹汝霖的指使下，进行道务活动，大肆发展道徒。仅东、西杨集就有道徒35人。其中，坛主8人，点传师1人，引进师7人。高庙村有33人入道，其中领长1人、坛主7人。他们造谣惑众，贻误人命，扰乱社会治安。1949年，一贯道内多数人员转为白阳道，企图参加暴动，被政府取缔。1959年，全县还存有一贯道人员220人，其中道首129人，后被取缔。
黄旗道 在梁山境内的活动始于清朝，盛行于民国。抗日战争时期，为日伪军利用。1940年，在汉奸刘本功的指挥下，昆山、南旺、郓城、巨野、金乡等县的道首，组织了3000余名道徒企图暴动，被人民政府击溃。大部分道徒被分化瓦解，少数转入隐蔽活动。解放战争时期，黄旗道人员一部分转入中黄天道，1946年又转为白阳道。1951年，全县共有黄旗道170人，其中道首27人，主要分布在赵堌堆、小路口一带，仅雷庄、董那里两村就有道徒38人，后被取缔。
上朝道 1954年，由丁庄村的丁郭氏和干鱼头村的张广新在土山村创立，利用烧香看病的手段发展道徒，收敛道费，进行封建迷信和破坏活动。丁郭氏自称“朝廷”，封张广新为“忠良大臣”，张郭氏为“四花荣”，丁郭氏之子为“皇太子”，共发展道徒22人。在1958年农历二月，丁郭氏先后两次聚集道徒，密谋暴动，妄图推翻人民政权。计划先到宋江寨集合，由丁郭氏坐朝廷，定为三、六、九上朝，改宋江寨为南京，然后张广新坐北京。其反革命活动，被人民政府及时发觉，受到严厉镇压。
南方离爪道 1950年，传入梁山县境。道首潜伏在董花园村（今属赵堌堆乡），进行秘密活动，企图配合白阳道暴动。其道首董兴选（董花园村人）自称“朝廷”，以神法看病为名，骗吃骗喝，奸污妇女，危害人民。曾到辛庄进行宣传活动，发展张德明等3人为道徒。1958年被取缔。
附二、安清帮简介
清雍正四年，翁雍、钱坚、潘清三人在杭州收徒，雇船承包漕运，后来徒众各树一帜。翁系为长房，称“安清会”；钱系为二房，称“玉老观”；潘系为三房，称“安清帮”。后安清帮简称“三番子”，充水运“船夫”，在运河两岸收徒。乾隆末年，漕运各省都有船帮，多达120多帮，帮头以帮收徒。为了师承有序，规定了行辈，最初二十四代是：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文明兴礼，大通悟学。后来又续二十四代：万象依规，成律传实，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依法修行。以字传代，以代定香头。
安清帮收徒方式是投帖拜师，先找师引进，后修贴投拜，再举行入帮仪式（名曰“摆香堂”）。他们帮规严格，定有十大条：一、不许提闸放水。二、不许奸盗邪淫。三、不许欺师灭祖。四、不许搅乱宗亲。五、不许一徒二师。六、不许代师收徒。七、不许对抗官府。八、不许欺负穷人。九、不许欺压船主。十、不许毁义灭亲。他们重江湖义气，对外联系，全凭手势、动作、“帮语”。
安清帮最初是船夫组织，后发展到附近集镇农村各行各业。清末民国时期，为军阀、汉奸、恶霸、土匪所利用，扩充实力，清除异己，欺压百姓。建国前解体。
四、社会治安
治安保卫 1949年，基层治保委员会相继建立。至1950年，全县村村成立了治保会。1959年，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始建立治保组织。1976年，重点企业单位相继建立保卫机构，配备专职保卫人员。至1985年，全县有村治保委员会1054个，治保人员3162人；工商企业保卫科（股）25个，专职保卫人员79名。公安局对基层单位治保主任每年集中培训1次，经常组织保卫人员学习业务知识，以提高政治素质及工作能力。农村治保组织和城镇保卫机构的普遍建立，对维护社会治安、预防犯罪及协助公安人员侦破案件起了重要作用。1986年后，公安局进一步加强了治安保卫工作，农村治保组织和城镇保卫机构的数量逐年增加，保卫人员也逐年增多。1988年，全县有村治保委员会650个，治保人员1800人；工商企业保卫科（股）23个，专职保卫人员70人。1993年，全县有村治保委员会708个，治保人员2124人；工商企业保卫科（股）41个，专职保卫人员135人。
户籍管理 1953年，在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建立了户籍卡片。1955年，按照《户口登记暂行办法（草案）》的规定，在全县建立居民户口簿（册），规定了常住、暂住、迁出、迁入、出生、死亡、婚嫁、收养等户口申报制度。1956年春，公安局设立户籍股专门负责户籍管理。“文化大革命”期间，户籍管理工作移交民政部门。1980年2月，户籍管理重归公安机关。1992年10月，户籍管理采取对农转非实行指标、个人情况、落实名单三公开的重大措施。1993年7月，公安局设户政科，指导全县户籍管理工作。
劳动管制、监督改造 1952年始，依照公安部《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公安机关对镇反运动中挖出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管理。至1959年，全县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分子共6711人。具体管制办法：由公安机关批准，交户口所在地的党组织及人民群众监督劳动，进行改造。同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对其中接受改造表现好的，经群众评议，报请公安机关批准，撤销管制。1962年，摘帽并撤销管制的57人。其中，地主分子15人，富农分子38人，反革命分子4人。1979年，根据中共中央［1979］5号文件和公安部［1979］53号文件精神，公安机关对全县3598名被管制分子进行了全面评审、摘帽和纠正工作。
枪支管理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枪支管理暂行办法》后，县政府组织专门班子，首先对散失在社会上的枪支进行了清查收缴，并明确规定了枪支佩带范围及批准权限。1954年，公安局、武装部联合对全县枪支、弹药进行了清理登记，为准许佩带枪支的干警、民兵颁发了持枪证。“文化大革命”期间，将公安、保卫部门人员所用枪支，全部收缴统一存放保管，民兵用枪由所在单位统一保存。1983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对不符合配置、佩带枪支范围的单位或个人的用枪，由县公安局收存，并对全县政法系统的业务用枪进行了登记发证。同时，对社会上体育用枪、猎枪、土枪、气枪亦进行了登记发证，对欲购买枪支者，凭购枪证买枪。持枪者办理持枪证，一年一验证。
自行车管理 1978年10月，将自行车纳入治安管理范围。1982年10月，遵照省公安厅颁发的《山东省自行车管理办法》规定，全县设立25个自行车管理所，对全县所有公私自行车一律登记、打钢印、发牌照。至1985年，共发放自行车牌照20余万个。通过自行车管理，发现破案线索千余条，破获自行车盗窃案80余起，为600名失主找到了自行车。1993年，全县设自行车管理所25个。1986～1993年共发放自行车牌照30万件。通过自行车管理，为侦破刑事案件提供线索2000余条。
五、侦破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为部队侦察、收集、传递情报，保卫县委、县政府领导机关及根据地、解放区干部群众的人身安全。同时，积极进行剿匪反特，并处理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建国初期，重点侦破反革命案件，逮捕惩办反对和破坏新生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将建国前期外逃、漏网罪犯缉捕归案，后转向以侦破刑事案件为主。1957年，全县共发生刑事案件299起，侦破244起，破案率为81.6%。1958年后，由于受“左”的错误的影响，有些案件的处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捕了一些人。“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得到恢复和健全，侦破工作依照法律，尊重事实，并实行政法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迅速侦破了一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集团、盗窃团伙、拐卖人口等重大刑事案件。在1983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共侦破刑事案件147起，破案率为96%。1978～1985年，破案率均在80%以上，稳、准、狠地打击了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保卫了国家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1988年，共侦破案件467起，破案率为86%。1990年，侦破案件573起，破案率为91%。1993年，共侦破案件785起，破案率达96%。
六、消防
1967年6月，公安局成立消防股后，认真贯彻执行“预防为主，消防结合”的方针，对重点防火单位实施消防监督，建立防火档案，制订消防措施。1970年，县成立消防队，配置水灌车2部，泡沫车1部。1971年和1979年添置干粉、泡沫车各1部。至1985年，全县共确定重点防火单位15家，其中棉花加工厂等7个单位成立了专职消防队。另有22个单位建立了义务消防队，共有义务消防队员200人。全县有灭火水泵65台，水枪130支，泡沫灭火器280个，干粉灭火器245个，沙子105万立方米，棉被115床，灭火弹150个，共灭火灾689起。其中，县内的631起，外县的58起，挽回经济损失3400万元。1986年，县消防队增置泡沫车1部，1988年增置干粉车1部。至1993年，全县重点防火单位25个，义务消防队25个，义务消防队员280人，共灭火灾724起。
七、监狱
1941～1945年，没有固定监狱。1946～1952年，监狱设在董辛庄一户地主大院内。1953年，迁往后集村东尼姑庵中。1956年，在现梁山油漆厂北建监狱1座。1960年，监狱迁至今公安局院内。1975年，对监狱进行翻修扩建，监室宽敞清洁，阳光充足，设施安全。看守人员严格遵守规则，认真落实监管措施，对犯人实行文明看管，并注意对犯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促使其转化。至1993年，县监狱面积400平方米，有监管人员11人。
八、宽释敌伪人员
1982年，根据中共中央［1982］8号文件精神，公安局对在押的12名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释放。
第一节 治安
一、剿匪反特
抗日战争时期，县境内土匪、特务活动猖獗，给党组织、基层民主政权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1941年昆山县公安局成立后，即把剿匪反特作为工作重点。是年2月，侦破了反革命特务组织“青年扶国十人团”，将破坏抗日的特务头子张广录逮捕归案。汶上、嘉祥、济宁等县城解放后，大部分土匪被剿除，尚有逃亡者千余人，潜伏在县境南部与汶上、嘉祥等县交界地区，携带机枪4挺、迫击炮2门。1947年，公安机关配合解放军进行大规模清剿，毙敌数十人。1948年春夏之际，以潘恒荣为首的数股土匪、特务百余人，潜藏活动在潘庄至琉璃井一带，骚扰百姓，经常打死打伤革命干部及进步群众。公安机关依靠当地群众，于是年7月将潘恒荣匪部歼灭，缴获步枪12支，子弹415发。
二、镇反肃反
建国后，为巩固革命政权，顺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战斗号令。翌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梁山县公安机关立即投入了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将25名罪大恶极者处以极刑。同时，对地富反攻倒算案件进行了处理。1956年上半年，全县开展肃清反革命运动。至8月，清出一批反革命分子。其中，汉奸24人，特务14人，土匪及国民党军、政、警、宪77人，坏分子10人。终审判刑93人，其中死刑8人。
三、取缔反动会道门
1941年昆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县境徐楼村一带的红枪会便煽动1100余名道徒暴乱，扣留2名区政府干部作人质，妄图夺取政权。11月3日夜，公安局长于健率领公安队，在部队的配合下，经两小时激战，击毙道首王明煌、徐立朝、景全伦及道徒60余人。1949年，活动在梁山县的会道门共有32种5872人，包括大小道首422人，道徒5450人。活动比较猖獗的有白阳道、圣贤道、西华堂、一贯道、黄旗道、南方离爪道、明眼道等，有大小道首366人，道徒4950人，共计5316人，占全县会道门总人数的90%。1950～1957年，人民政府对反动会道门进行了多次取缔和镇压，严惩了一些罪大恶极、拒不悔改的道首。对投案自首、立功赎罪、登记悔过的予以宽大处理。至1958年，全县共取缔各种会道门2254人的活动。其中，白阳道509人、圣贤道749人、西华圣贤道134人、黄旗道170人、红旗道279人、一贯道220人、其他193人。1982年，全县尚残存圣贤道、一贯道、白阳道、清水道、上朝道、明眼道、黄旗道、红旗道、春秋道、中原道、西华堂、红枪会、红沙会等13种会道门，分布在18处公社的95个自然村，共有中小道首186人。分布较广的是圣贤道（15处公社）及一贯道（10处公社）。是年2月，侯韩庆、何庆忠、何庆春等人在韩垓一带恢复圣贤道，发展道徒166人，大肆散布反革命言论，制造社会混乱。翌年，在“严厉打击现行刑事犯罪”活动中，收审34人，4名道首被判刑，圣贤道被彻底铲除。至此，县境内反动会道门的活动基本绝迹。
附一、县境内的主要反动会道门简介
白阳道 1949年4月，国民党特务黄广进（又名黄学清）与周楼村的一贯道头子李天德（原名周继龙，又名周怀田）等人勾结在一起，在南旺县金庄、曹庄连续集会，改一贯道为白阳道，阴谋组织一千万“白阳军”举行暴动，推翻人民民主政权。李天德自称“真龙天子”，任白阳道总会会长（亦称通天教、三教佛主）；黄广进任副会长兼儒教盘主；委任石仁中为佛教盘主兼领兵大元帅，刘春建任道教盘主。道徒分克、洪、兴、兆、玉、心六辈，按照此辈分别起道号。同时还设立九部、九院、秘书处等行政组织。三大教系又分四门，即东、西、南、北四会，各会又分上、中、下元三个分会，各分会又分一、二、三支会。东、西、南、北会会长称大元帅，分会、支会会长分别称上、中、下将军。戴庙乡小张庄村的张进合系道教大元帅，任北会副会长，兼第一支会引师。1950年春，在李天德的指示下，马营乡薛屯村的徐茂寅（1940年入黑旗道，1949年转白阳道。）和戴庙乡国那里村的王德良等人，在薛屯村以开药铺为名，建立了联络点。李天德、黄广进多次在梁山南部的西杨集、蔡林、汪海屯等地，召集道首聚会，密谋暴动。暴动日期定为三月初三日，三月十八日，四月初二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初七日，九月初七日。同时，明确了徐茂寅、陈丕述二人负责指挥梁山县的暴动活动，丁来符（梁山镇丁庄人，1905年入黑旗道，1946年入天皇道。1949年转白阳道，任粮台总管）、张兆跃（黑虎庙乡张庄人，任西会上元分会副会长）2人负责郓城、南旺、梁山三县及黄河北的联络。还规定以白布为暴动记号，以天地、石门、三界、万芬、龙虎为口令，半夜子时集合，寅时动手，先杀村干、民兵，再杀区干，然后占领县粮库，杀害县干部。人民政府发觉了白阳道的密谋，及时予以镇压。道首李天德、张进合、张兆跃、丁来符等均被逮捕判处死刑。
圣贤道 明崇祯七年（1634年），河南人李奉天创九宫道。清朝九宫道改为圣贤道，并传入梁山境内。道首称祖师，下分法、号、桌、全、盘五品官，以场、会封官加职，发展道徒，收敛道费。梁山境内的西华圣贤道、明眼道、先天道、佛门道、老母道等，均属圣贤道的分支。靳庄村（馆里乡）的黄文训，24岁时即接任其父圣贤道点传师的职务，1934年与道首岳崇德一起，经常赴徐州、开封、濮阳、水堡等地进行传道活动。建国初期，在梁山活动猖獗，每年中秋节都在自己家中聚集道徒讲道，造谣惑众。1953年5月，又与徐州北瓦屋矿的道首梁绪中在靳庄、周庄一带大肆进行道务活动。1958年，被人民政府依法惩办。
西华圣贤道 1937年，传入梁山境内。道内分道主（亦称当家人）、全士（能拉场）、号（能收徒弟）、法（能劝人入道）、道徒五辈。郑新春（郓陈乡王石楼村人）是当家的（教主），自称“朝廷”。封荣岔河村（今属郓陈乡）的尹存善为“云南王子”兼“进军大元帅”。道首郑新春思想反动，曾活动到寿张、阳谷、临清、嘉祥等地，发展道徒1000余人。1950年，全县取缔了西华圣贤道人员134人的活动，其中道首59人。大道首郑新春潜逃到山西路安（今长治市一带），继续进行传道活动。1955年返回原籍，在寿张县柴店、吴堂、朱那里等村建立了道首联络点。联络尹存善等人，在吴堂村多次聚会，策划暴动，企图推翻人民政府。1957年9月被取缔，郑新春、尹存善均被逮捕法办。
一贯道 由济宁张光壁（又名张天然）首创。道内分领长、坛主、点传师、引进师、保师等职。1943年，西杨集村的杨玉皋加入一贯道，任坛主。在点传师曹汝霖的指使下，进行道务活动，大肆发展道徒。仅东、西杨集就有道徒35人。其中，坛主8人，点传师1人，引进师7人。高庙村有33人入道，其中领长1人、坛主7人。他们造谣惑众，贻误人命，扰乱社会治安。1949年，一贯道内多数人员转为白阳道，企图参加暴动，被政府取缔。1959年，全县还存有一贯道人员220人，其中道首129人，后被取缔。
黄旗道 在梁山境内的活动始于清朝，盛行于民国。抗日战争时期，为日伪军利用。1940年，在汉奸刘本功的指挥下，昆山、南旺、郓城、巨野、金乡等县的道首，组织了3000余名道徒企图暴动，被人民政府击溃。大部分道徒被分化瓦解，少数转入隐蔽活动。解放战争时期，黄旗道人员一部分转入中黄天道，1946年又转为白阳道。1951年，全县共有黄旗道170人，其中道首27人，主要分布在赵堌堆、小路口一带，仅雷庄、董那里两村就有道徒38人，后被取缔。
上朝道 1954年，由丁庄村的丁郭氏和干鱼头村的张广新在土山村创立，利用烧香看病的手段发展道徒，收敛道费，进行封建迷信和破坏活动。丁郭氏自称“朝廷”，封张广新为“忠良大臣”，张郭氏为“四花荣”，丁郭氏之子为“皇太子”，共发展道徒22人。在1958年农历二月，丁郭氏先后两次聚集道徒，密谋暴动，妄图推翻人民政权。计划先到宋江寨集合，由丁郭氏坐朝廷，定为三、六、九上朝，改宋江寨为南京，然后张广新坐北京。其反革命活动，被人民政府及时发觉，受到严厉镇压。
南方离爪道 1950年，传入梁山县境。道首潜伏在董花园村（今属赵堌堆乡），进行秘密活动，企图配合白阳道暴动。其道首董兴选（董花园村人）自称“朝廷”，以神法看病为名，骗吃骗喝，奸污妇女，危害人民。曾到辛庄进行宣传活动，发展张德明等3人为道徒。1958年被取缔。
附二、安清帮简介
清雍正四年，翁雍、钱坚、潘清三人在杭州收徒，雇船承包漕运，后来徒众各树一帜。翁系为长房，称“安清会”；钱系为二房，称“玉老观”；潘系为三房，称“安清帮”。后安清帮简称“三番子”，充水运“船夫”，在运河两岸收徒。乾隆末年，漕运各省都有船帮，多达120多帮，帮头以帮收徒。为了师承有序，规定了行辈，最初二十四代是：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文明兴礼，大通悟学。后来又续二十四代：万象依规，成律传实，化渡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依法修行。以字传代，以代定香头。
安清帮收徒方式是投帖拜师，先找师引进，后修贴投拜，再举行入帮仪式（名曰“摆香堂”）。他们帮规严格，定有十大条：一、不许提闸放水。二、不许奸盗邪淫。三、不许欺师灭祖。四、不许搅乱宗亲。五、不许一徒二师。六、不许代师收徒。七、不许对抗官府。八、不许欺负穷人。九、不许欺压船主。十、不许毁义灭亲。他们重江湖义气，对外联系，全凭手势、动作、“帮语”。
安清帮最初是船夫组织，后发展到附近集镇农村各行各业。清末民国时期，为军阀、汉奸、恶霸、土匪所利用，扩充实力，清除异己，欺压百姓。建国前解体。
四、社会治安
治安保卫 1949年，基层治保委员会相继建立。至1950年，全县村村成立了治保会。1959年，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始建立治保组织。1976年，重点企业单位相继建立保卫机构，配备专职保卫人员。至1985年，全县有村治保委员会1054个，治保人员3162人；工商企业保卫科（股）25个，专职保卫人员79名。公安局对基层单位治保主任每年集中培训1次，经常组织保卫人员学习业务知识，以提高政治素质及工作能力。农村治保组织和城镇保卫机构的普遍建立，对维护社会治安、预防犯罪及协助公安人员侦破案件起了重要作用。1986年后，公安局进一步加强了治安保卫工作，农村治保组织和城镇保卫机构的数量逐年增加，保卫人员也逐年增多。1988年，全县有村治保委员会650个，治保人员1800人；工商企业保卫科（股）23个，专职保卫人员70人。1993年，全县有村治保委员会708个，治保人员2124人；工商企业保卫科（股）41个，专职保卫人员135人。
户籍管理 1953年，在第一次人口普查的基础上，建立了户籍卡片。1955年，按照《户口登记暂行办法（草案）》的规定，在全县建立居民户口簿（册），规定了常住、暂住、迁出、迁入、出生、死亡、婚嫁、收养等户口申报制度。1956年春，公安局设立户籍股专门负责户籍管理。“文化大革命”期间，户籍管理工作移交民政部门。1980年2月，户籍管理重归公安机关。1992年10月，户籍管理采取对农转非实行指标、个人情况、落实名单三公开的重大措施。1993年7月，公安局设户政科，指导全县户籍管理工作。
劳动管制、监督改造 1952年始，依照公安部《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公安机关对镇反运动中挖出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管理。至1959年，全县被管制的地、富、反、坏分子共6711人。具体管制办法：由公安机关批准，交户口所在地的党组织及人民群众监督劳动，进行改造。同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对其中接受改造表现好的，经群众评议，报请公安机关批准，撤销管制。1962年，摘帽并撤销管制的57人。其中，地主分子15人，富农分子38人，反革命分子4人。1979年，根据中共中央［1979］5号文件和公安部［1979］53号文件精神，公安机关对全县3598名被管制分子进行了全面评审、摘帽和纠正工作。
枪支管理 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枪支管理暂行办法》后，县政府组织专门班子，首先对散失在社会上的枪支进行了清查收缴，并明确规定了枪支佩带范围及批准权限。1954年，公安局、武装部联合对全县枪支、弹药进行了清理登记，为准许佩带枪支的干警、民兵颁发了持枪证。“文化大革命”期间，将公安、保卫部门人员所用枪支，全部收缴统一存放保管，民兵用枪由所在单位统一保存。1983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办法》，对不符合配置、佩带枪支范围的单位或个人的用枪，由县公安局收存，并对全县政法系统的业务用枪进行了登记发证。同时，对社会上体育用枪、猎枪、土枪、气枪亦进行了登记发证，对欲购买枪支者，凭购枪证买枪。持枪者办理持枪证，一年一验证。
自行车管理 1978年10月，将自行车纳入治安管理范围。1982年10月，遵照省公安厅颁发的《山东省自行车管理办法》规定，全县设立25个自行车管理所，对全县所有公私自行车一律登记、打钢印、发牌照。至1985年，共发放自行车牌照20余万个。通过自行车管理，发现破案线索千余条，破获自行车盗窃案80余起，为600名失主找到了自行车。1993年，全县设自行车管理所25个。1986～1993年共发放自行车牌照30万件。通过自行车管理，为侦破刑事案件提供线索2000余条。
五、侦破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为部队侦察、收集、传递情报，保卫县委、县政府领导机关及根据地、解放区干部群众的人身安全。同时，积极进行剿匪反特，并处理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建国初期，重点侦破反革命案件，逮捕惩办反对和破坏新生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将建国前期外逃、漏网罪犯缉捕归案，后转向以侦破刑事案件为主。1957年，全县共发生刑事案件299起，侦破244起，破案率为81.6%。1958年后，由于受“左”的错误的影响，有些案件的处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捕了一些人。“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得到恢复和健全，侦破工作依照法律，尊重事实，并实行政法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迅速侦破了一批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流氓集团、盗窃团伙、拐卖人口等重大刑事案件。在1983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共侦破刑事案件147起，破案率为96%。1978～1985年，破案率均在80%以上，稳、准、狠地打击了各种刑事犯罪分子，保卫了国家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1988年，共侦破案件467起，破案率为86%。1990年，侦破案件573起，破案率为91%。1993年，共侦破案件785起，破案率达96%。
六、消防
1967年6月，公安局成立消防股后，认真贯彻执行“预防为主，消防结合”的方针，对重点防火单位实施消防监督，建立防火档案，制订消防措施。1970年，县成立消防队，配置水灌车2部，泡沫车1部。1971年和1979年添置干粉、泡沫车各1部。至1985年，全县共确定重点防火单位15家，其中棉花加工厂等7个单位成立了专职消防队。另有22个单位建立了义务消防队，共有义务消防队员200人。全县有灭火水泵65台，水枪130支，泡沫灭火器280个，干粉灭火器245个，沙子105万立方米，棉被115床，灭火弹150个，共灭火灾689起。其中，县内的631起，外县的58起，挽回经济损失3400万元。1986年，县消防队增置泡沫车1部，1988年增置干粉车1部。至1993年，全县重点防火单位25个，义务消防队25个，义务消防队员280人，共灭火灾724起。
七、监狱
1941～1945年，没有固定监狱。1946～1952年，监狱设在董辛庄一户地主大院内。1953年，迁往后集村东尼姑庵中。1956年，在现梁山油漆厂北建监狱1座。1960年，监狱迁至今公安局院内。1975年，对监狱进行翻修扩建，监室宽敞清洁，阳光充足，设施安全。看守人员严格遵守规则，认真落实监管措施，对犯人实行文明看管，并注意对犯人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促使其转化。至1993年，县监狱面积400平方米，有监管人员11人。
八、宽释敌伪人员
1982年，根据中共中央［1982］8号文件精神，公安局对在押的12名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