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1892年（清咸丰元年至光绪十八年），刑民案件由知县亲自审问，依据1740年颁布的《大清律例》中的《刑律》办案。处理案件靠坐堂问案，重口供，只有被告人承招才能定案论罪。堂上备有枷、锁、镣、铐等刑具，施以肉刑，搞逼、供、讯，所办案件往往无据可查，只能述及大致情形。
民国初，袭用清律。1925～1930年，军阀混战，刑事审判围绕军阀派系的利益进行，县内百姓深受其害。至抗日战争前夕，刑事审判的重点转移到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方面来。抗日战争中，民主政府的刑事审判工作，以保护人民、镇压反动阶级及反革命分子为宗旨。解放战争时期，司法科负责审理案件。主要任务是打击汉奸、特务、游匪头子、恶霸地主等敌对分子。同时，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广泛发动群众，反奸诉苦，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进行应有的镇压。
1950年，县法院审结匪特案1起，偷盗案154起，人命案2起，抢劫案63起，拐骗案1起，放火案1起。1951年5月1日，县人民法院在县城物资交流会上，召开宣判大会，判处并处决日伪县长王微萱反革命罪犯。从1951～1955年，县内先后审结反革命和刑事案件多起。同时，结合惩办杀人、放火、偷盗、伤害等大批刑事案件，全年共审结反革命和刑事犯罪400余起，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管制。于此同时，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1957年，受“左”的思想影响，判案量刑出现一律从重的现象。1958年，曾主张“有事办政法，无事搞生产”，把干警赶下基层。办案只讲速度，不讲质量。同时，层层规定指标：中级人民法院，每个审判员每月审理刑事案件30起，争取35起；县人民法院计划每人每月审理刑事案件60起，争取65起。年内审判刑事案件710起。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法院机构被砸烂，刑事审判失去其职能。先后出现群审群判、军管代办司法的现象。10年中，大批冤、假、错案发生。1979年复查改判的48起现行反革命案件中，冤、假、错案35起，占79.2%。1977年，受理历史反革命杀人案1起1人，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1978～1988年，共审结杀人、放火、盗窃、贪污、强奸、抢劫等案件603起。
第二节 刑事审判
1851～1892年（清咸丰元年至光绪十八年），刑民案件由知县亲自审问，依据1740年颁布的《大清律例》中的《刑律》办案。处理案件靠坐堂问案，重口供，只有被告人承招才能定案论罪。堂上备有枷、锁、镣、铐等刑具，施以肉刑，搞逼、供、讯，所办案件往往无据可查，只能述及大致情形。
民国初，袭用清律。1925～1930年，军阀混战，刑事审判围绕军阀派系的利益进行，县内百姓深受其害。至抗日战争前夕，刑事审判的重点转移到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方面来。抗日战争中，民主政府的刑事审判工作，以保护人民、镇压反动阶级及反革命分子为宗旨。解放战争时期，司法科负责审理案件。主要任务是打击汉奸、特务、游匪头子、恶霸地主等敌对分子。同时，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广泛发动群众，反奸诉苦，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进行应有的镇压。
1950年，县法院审结匪特案1起，偷盗案154起，人命案2起，抢劫案63起，拐骗案1起，放火案1起。1951年5月1日，县人民法院在县城物资交流会上，召开宣判大会，判处并处决日伪县长王微萱反革命罪犯。从1951～1955年，县内先后审结反革命和刑事案件多起。同时，结合惩办杀人、放火、偷盗、伤害等大批刑事案件，全年共审结反革命和刑事犯罪400余起，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管制。于此同时，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1957年，受“左”的思想影响，判案量刑出现一律从重的现象。1958年，曾主张“有事办政法，无事搞生产”，把干警赶下基层。办案只讲速度，不讲质量。同时，层层规定指标：中级人民法院，每个审判员每月审理刑事案件30起，争取35起；县人民法院计划每人每月审理刑事案件60起，争取65起。年内审判刑事案件710起。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民法院机构被砸烂，刑事审判失去其职能。先后出现群审群判、军管代办司法的现象。10年中，大批冤、假、错案发生。1979年复查改判的48起现行反革命案件中，冤、假、错案35起，占79.2%。1977年，受理历史反革命杀人案1起1人，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1978～1988年，共审结杀人、放火、盗窃、贪污、强奸、抢劫等案件603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