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除检察一般刑事案件外，又增加检察反革命案件，着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1950年3月，泗水县成立镇压反革命特别法庭，县长张建农兼任审判长。1958年，公、检、法联合办公，公安员、检察员、审判员一起办案。一般案件由治安科、侦查科审结后，报检察科审批。个别事实清楚，罪证确凿的重大急案，直接由承办单位代办呈批手续，检察科只进行登记，不再阅卷。起诉，由侦查科审结后，移送检察科，但在任务紧迫、突击积案的情况下，对事实清楚的一般案件，本着“对外合法，对内及时、准确”的原则，直接由承办者审讯、起诉、判罪，实行“一杆子插到底”的办法。合署办公后，检察干部既侦查、预审，又参与审判。同年3月，拟定跃进规划指标。至6月底，简化手续，改革程序，办案时间缩短60%以上。本年上半年，由于审查材料工作粗率，执行政策存有“唯成分论”等“左”的思想，发生8起错案。8月8日，县检察院向济宁地区检察院写出检查报告。
1960年上半年，调查原泗水县人民法院院长聂玉玺反革命杀人案。10月17日，经济宁检察分院批准将聂逮捕。捕后，聂不承认所控其罪行。经上级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复查核实证明，聂王玺的原籍肥城县小王庄村李××等人告发聂在1946年参与杀害本村农会会长郭金春、毒害共产党员李效更的问题不能成立，属于挟嫌诬告，给予平反。1961年5月8日，济宁检察分院就错误批准逮捕聂玉玺造成其冤狱8个月一案，向省委政法部、省检察院和地委政法部写出检查报告。当年9月，泗水县检察院亦向县委和济宁分院写出检查报告。同年，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检查、批判“宁左勿右”的错误倾向，纠正“大跃进”时期办案工作“一锅煮”的做法。1964年，县检察院干部下乡12次，调查访问，征求群众意见，依靠群众制服和改造犯罪分子，犯罪率明显下降。1965年，依靠群众办案22起，对斗争后不捕不诉案件，落实群众监督改造措施。“文化大革命”期间，刑事检察被迫中断。
1979年，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凡公安机关提请审查批捕的一般案犯，直接由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并坚持专人阅卷、集体研究讨论、检察长决定的办案制度。1981年，检察院与公安机关紧密配合，参与重大案件现场勘验、侦查和预审等活动，提前掌握案情，及时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同年，强奸杀人碎尸犯万国志和杀人犯赵福玉2案，由于检察院及时参与现场勘验，及时掌握案情，受理案件后当即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1983年，开展“严打”斗争，批准处决流氓、盗窃犯贾朋，同时，判处强奸犯、杀人犯死刑的9人，无期徒刑1人。1984年，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犯229起，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224起，不批准逮捕的2起。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210起，经审查决定起诉167起，免予起诉22起，移交上级检察机关起诉的12起。在审查批捕、起诉工作中，建议公安机关追捕、追诉各类刑事犯罪分子19人。1985年，全年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案件57案。同年，共受理公安机关起诉案件59案。1986年，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犯66案。1988年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60案，移送提请审查起诉的59案。
第二节 刑事检察
建国初期，除检察一般刑事案件外，又增加检察反革命案件，着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1950年3月，泗水县成立镇压反革命特别法庭，县长张建农兼任审判长。1958年，公、检、法联合办公，公安员、检察员、审判员一起办案。一般案件由治安科、侦查科审结后，报检察科审批。个别事实清楚，罪证确凿的重大急案，直接由承办单位代办呈批手续，检察科只进行登记，不再阅卷。起诉，由侦查科审结后，移送检察科，但在任务紧迫、突击积案的情况下，对事实清楚的一般案件，本着“对外合法，对内及时、准确”的原则，直接由承办者审讯、起诉、判罪，实行“一杆子插到底”的办法。合署办公后，检察干部既侦查、预审，又参与审判。同年3月，拟定跃进规划指标。至6月底，简化手续，改革程序，办案时间缩短60%以上。本年上半年，由于审查材料工作粗率，执行政策存有“唯成分论”等“左”的思想，发生8起错案。8月8日，县检察院向济宁地区检察院写出检查报告。
1960年上半年，调查原泗水县人民法院院长聂玉玺反革命杀人案。10月17日，经济宁检察分院批准将聂逮捕。捕后，聂不承认所控其罪行。经上级组织有关部门联合复查核实证明，聂王玺的原籍肥城县小王庄村李××等人告发聂在1946年参与杀害本村农会会长郭金春、毒害共产党员李效更的问题不能成立，属于挟嫌诬告，给予平反。1961年5月8日，济宁检察分院就错误批准逮捕聂玉玺造成其冤狱8个月一案，向省委政法部、省检察院和地委政法部写出检查报告。当年9月，泗水县检察院亦向县委和济宁分院写出检查报告。同年，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检查、批判“宁左勿右”的错误倾向，纠正“大跃进”时期办案工作“一锅煮”的做法。1964年，县检察院干部下乡12次，调查访问，征求群众意见，依靠群众制服和改造犯罪分子，犯罪率明显下降。1965年，依靠群众办案22起，对斗争后不捕不诉案件，落实群众监督改造措施。“文化大革命”期间，刑事检察被迫中断。
1979年，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凡公安机关提请审查批捕的一般案犯，直接由县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并坚持专人阅卷、集体研究讨论、检察长决定的办案制度。1981年，检察院与公安机关紧密配合，参与重大案件现场勘验、侦查和预审等活动，提前掌握案情，及时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同年，强奸杀人碎尸犯万国志和杀人犯赵福玉2案，由于检察院及时参与现场勘验，及时掌握案情，受理案件后当即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1983年，开展“严打”斗争，批准处决流氓、盗窃犯贾朋，同时，判处强奸犯、杀人犯死刑的9人，无期徒刑1人。1984年，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犯229起，经审查决定批准逮捕224起，不批准逮捕的2起。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210起，经审查决定起诉167起，免予起诉22起，移交上级检察机关起诉的12起。在审查批捕、起诉工作中，建议公安机关追捕、追诉各类刑事犯罪分子19人。1985年，全年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案件57案。同年，共受理公安机关起诉案件59案。1986年，受理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犯66案。1988年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60案，移送提请审查起诉的59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