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至辛亥革命前后，县权力机关即封建县衙。由县令（县知事）一人总揽全县一切重大事宜。1934年（民国23年），国民党以实施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为名，于县级设参议会，声称为国民咨询机关，但从其历届议员的选定，到各任议长的任命，名为选举，实为官派。所谓县参议会议，也往往流于形式。县各级职官的任免，仍由上级官员物色决定；县政令之制定、发布，重大政务之处理、裁决，仍集县长于一身，且只对上级官员负责。参议会既无参议监督之权，普通百姓更无咨询表决之门。
新中国成立后，遵照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汶上县于1949年11月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人民群众及其代表逐步获得参政、议政及选举监督政府权力。1957年后，中央和地方相继出现“左”倾失误，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被淡化，至10年“文革”而完全中断，全县党政财文大权一度被“造反派”群众组织和“一元化领导”的县革命委员会所包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1980年贯彻实施国家新颁《宪法》、《组织法》以来，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与职能不断得以强化和完善。其间产生的政协汶上县委员会，在参政议政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县乡政府机构，相应得到更为有效的监督和支持。但因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有难以避免的漏洞，尤其近些年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致国家机关少数公职人员中的有法不依、以权谋私等腐败作风有所滋长，严重干扰了各级政权机制的正常运转。
第一章 权力机关
秦汉以至辛亥革命前后，县权力机关即封建县衙。由县令（县知事）一人总揽全县一切重大事宜。1934年（民国23年），国民党以实施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为名，于县级设参议会，声称为国民咨询机关，但从其历届议员的选定，到各任议长的任命，名为选举，实为官派。所谓县参议会议，也往往流于形式。县各级职官的任免，仍由上级官员物色决定；县政令之制定、发布，重大政务之处理、裁决，仍集县长于一身，且只对上级官员负责。参议会既无参议监督之权，普通百姓更无咨询表决之门。
新中国成立后，遵照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汶上县于1949年11月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人民群众及其代表逐步获得参政、议政及选举监督政府权力。1957年后，中央和地方相继出现“左”倾失误，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被淡化，至10年“文革”而完全中断，全县党政财文大权一度被“造反派”群众组织和“一元化领导”的县革命委员会所包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1980年贯彻实施国家新颁《宪法》、《组织法》以来，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与职能不断得以强化和完善。其间产生的政协汶上县委员会，在参政议政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县乡政府机构，相应得到更为有效的监督和支持。但因新旧体制交替中出现有难以避免的漏洞，尤其近些年放松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致国家机关少数公职人员中的有法不依、以权谋私等腐败作风有所滋长，严重干扰了各级政权机制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