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汶上诗作考 - 汶上县志 - 汶上县地情库 - 济宁

何树瀛
明代万历年间编纂的《汶上县志·艺文志》，载有李白《别中都明府兄》、《鲁中都东楼醉起作》、《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过汶上寄杜甫》、《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五诗，并说明俱为太白游汶上所作。出于工作需要，笔者查阅了瞿蜕园、朱金城二同志的《李白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和其他有关资料，发现不只《汶上县志》所载与实际有些出入，《校注》等对于五诗的某些注解也有需要补订和商榷的地方。本文着重想通过对诗歌中几个地名的考证，来探讨一下五首诗的写作地点；通过对各诗写作时间的考证，来探讨一下其中几首诗歌的内在联系和太白的活动片断，借以求教专家读者。
一、中都今当何地
《汶上县志》所载太白5首诗作中，就有3首提到中都。其中都究竟今当何地？王本~①于《别中都明府兄》题注言：“唐时河南道有中都县……隶兖州鲁郡。”《校注》则引用《旧唐书·地理志》语，注云“河南道郓州中都。”自春秋至汉唐，鲁中都和兖州中都只有一地，这就是今山东省汶上县。由诗中“鲁酒”、“汶鱼”、“山东豪吏”等词语看，可知太白三诗所言中都皆为鲁中都（或兖州中都）即今汶上县。
旧《汶上县志》、《山东通志》等都明确记载：汶上县古为厥国，春秋为鲁中都邑（并载云孔子曾为中都宰），汉为东平陆县，唐天宝元年三月改称中都县，贞元十四年由兖州割属郓州。中都城的位置，据考，春秋鲁中都治邑在县西南25里湖口村附近；唐天宝中都为今治。从内容看，太白此三诗皆为中都酒后即兴之作，故写于今汶上县城是肯定无疑的。
《别中都明府兄》等诗所咏景物，同旧《县志》有关记载也相吻合。明编《汶上县志》云：“汶固泽国也。”其东北环列坦山、太白山（因李太白曾游此山得名）、榻山，西邻梁山，北依松山，背枕汶河，面据三湖（指汶上县西南部的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至七八月间，常“秋潦兼天，城如浮艇”，登城远望，山水相接，浩如大海。此情此景同太白诗所云“海上青山隔暮云”颇相符，清康熙年间续编《汶上县志》进一步明确指出，《别中都明府兄》所咏“城隅渌水”，名为“蒲湾”。“……蒲湾，距邑北三里，一名仲沟泊，一名五花池。盖鲁沟（河水名，源出汶上城东六泉，今干涸）自军德桥而下，遂无堤岸，水因漫出，合于停潦（周回二十里），农田多没焉。其水出柏浪桥，迳周家河入汶。”鲁沟所源六泉及蒲湾泺水，明编《汶上县志》也有详细记载，当是由来已久。故“城隅渌水”即蒲湾的说法，也是可信的。
二、东楼当为何所
除《鲁中都东楼醉起作》外，《别中都明府兄》有“东楼喜逢连枝会”。二诗俱涉东楼。《校注》云：“盖东楼为中都名胜之地。”这显然是揣测之言。
明代《汶上县志·营建志》载：“太白赋诗楼即城东楼也。旧刻《东楼醉起诗》于上。”并云，明成化以后相继“版筑”、“修葺”的汶上城东门题额即为“醉白”。这显然也是依照故城旧刻，寓纪念太白城东楼赋诗之意。明以前城东楼旧刻起于何时，目前已无从考证。但既云明成化年间重修，可知故城墙已因久历沧桑而倾颓不堪，进而可知其城东楼之营建与旧刻之举行当去唐未远。所以，“太白赋诗楼即城东楼”之说，犹可信。
李太白一向有登城楼饮咏之好。如《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秋登谢朓宣城北楼》、《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等，此类诗作，于《太白集》中所见颇多。以此可知太白饮咏于汶上故城东楼并非偶然。另，《鲁中都东楼醉起作》“昨日东楼醉”句之“楼醉”，两宋本、缪本、萧本、王本俱注云“一作‘城饮'”。而胡本则更将此句印作“昨日东城饮”。个中差异，亦非偶然。“楼醉”与“城饮”，音形迥别。两说之存，断不会因传抄讹误所致；而必是太白前后推敲易稿使然。
关于李太白汶上故城东楼赋诗一事，历代游汶文人学士亦无歧义。如明代莆田诗人陈纪《厥亭古迹诗》有“谪仙漫说东楼醉，渌水厥亭尚带秋”句。清代尚书王士禛（渔洋）《游汶上诗》云：“东楼无李白，且就北堂眠。”
三、古之汶上非今之汶上
明编《汶上县志》将李太白《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收入其《艺文志》，以为诗中
①为李白集古本集之一，详《校注》凡例。下文提到的肖本、胡本、缪本、两宋本亦然。
汶上即今之汶上。复旦大学中文系编注的《李白诗选》，对汶上也作如是释。今按旧《汶上县志》对本县建置沿革及命名变易考察甚详，明确记载金贞元元年改中都为汶阳，泰和八年（1208）始改称汶上。在此之前，从未叫过汶上。清宣统三年马焕奎主编的《再续汶上县志》更明确指出：春秋汉唐所云汶上，均非今之汶上。认为，汶上县居汶水下游，所以称汶上者，盖因古人取名喜上而恶下，便用汶水在上之意名之。但，春秋汉唐之汶上究竟在哪里？李太白《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究竟成于何地？马氏没有交代，诸书说法也颇不一致。
据笔者所知，古籍中汶上一名最早出自《论语》：“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其次，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十一）：“（汉）武帝元封二年秋，作明堂于汶上。”再其次则见于太白诗（《资治通鉴》虽成书于宋，但其所记古事皆本于旧史志，故将其放在太白诗之前）。
诸书对《论语》之汶上和武帝建明堂之汶上说法如下：
（1）《论语》汶上指“汶水那边”。“在汶上，指（闵子骞）从鲁国逃往齐国”（唐满先《论语今译》，198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版）。
（2）《论语》之汶上在沂水县小泰山，即《汉书》云琅邪朱虚县东泰山（沂山）。“汶水在县东南六十里，源出沂水县小泰山，入县界，合潍水入海。……《论语》‘则吾必在汶上矣’即此。”（《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一）
（3）《论语》之汶上在莱芜。“汶水出此邑，即闵子骞所谓‘则吾必在汶上矣’是也。”（同上书）
（4）武帝建明堂之汶上在莱芜县，即《禹贡》所云入济之汶上游（《资治通鉴》，古籍出版社1956年重刊元本）。
（5）武帝建明堂之汶上在“今山东汶上县”（《纲鉴易知录》，施意周点校本）。
上述关于汶上的说法除（1）（5）外，其余三家意见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认为汶上即汶水源地或上游。所以发生歧义，汶水不一故也。据《齐乘》、《水经注》等书记载，古之所云汶水有三：（一）入济之汶。源出今莱芜县原山、西南注入济水。《水经注》称之为西汶水。（二）入潍之汶。《水经注》云源出朱虚县泰山北麓，东北注入潍水。称之为东汶水。（三）入沂之汶。源出山东费县，东南流入沂水。此三汶中，入沂之汶最小，历来影响不大。上文所言三家意见，不同处也只在东汶源地还是西汶源地上。又，观宋金以前古籍，除上述诸例，言及汶上者极为罕见。宋金以前地图，更无有言汶上者。以此也可以断定：“汶上”二字，宋金以前并非通用地名，仅为汶水所出之地或汶水上游之简称而已。如果此说不错的话，则闵氏避召之汶上、武帝建明堂之汶上和太白诗所云汶上，均非今之汶上可知。
其实，关于武帝建明堂之汶上，本来就没有争论的必要。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对武帝建明堂于汶上一事记载得非常明白：“初，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帝，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司马迁自云“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大川而封禅焉”，因此，上述记载，可以认为是确实可靠的。据《泰山道里志》、《泰安县志》等记载，并经泰安市文化局的同志实地考查结果证明：汉武帝所立奉高县治和其所建明堂遗址，均在今泰安市东17公里左右的祝阳公社姚庄村附近，恰当西汶水上游两大支脉——通常所谓牟汶、瀛汶交汇之地。这一事实证明了我们前面关于“汶上”的判断是正确的。
和武帝建明堂之汶上不同的是，我认为，闵氏避召之汶上和太白诗所云汶上，均为东汶水所源之东泰山，即今山东临朐县沂山一带。关于前者，拟另文论述。现仅就太白诗之汶上，略述如下。
第一、太白《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王琦和今人詹锳等皆系为初游东鲁之作。据此，则此诗所云“　　去　　”（着重点系引者加。下同）的字面意思，就只有理解为由汶上返家徂徕山。两徂徕山在泰安、莱芜以南，故此诗所云汶上，只能是东汶水或入沂之汶所源之地。而入沂之汶影响未远，且其汶上语出无典，故白诗所云汶上亦不可能系此地。
第二、以太白所作《任城厅壁记》“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等语看，太白初游齐鲁时到过沂蒙山区（《任城厅壁记》为初游齐鲁时作）。而东泰山为沂蒙山主脉，素有“五镇之首”之称和黄帝于此得不死药而成仙之说，汉以后历代帝王多立祠祭祀于此（参见《纲鉴易知录》）。对于这些，“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且先后游居过南镇会稽山、中镇霍山的李太白，不可能一无所知；他既“探奇东蒙”，便断不会舍东泰山而去。
又，太白因从永王璘入狱后写的《万愤词投魏郎中》有“穆陵关北愁爱子”句。此所谓“穆陵关”，由《齐记》、《水经注》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看，恰在东泰山主峰南面。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李白的家室索隐》中谈到：魏颢所言李白“次合于鲁一妇人”，可能是李白友人的眷属，是李白于许氏妇人死后拜托她来照顾自己儿女的，被魏颢误认为李白的妇人了。我认为郭老此说不为无见。不管此说是否成立，我们都可以据以断定：李太白必定有友人或亲属寓家“穆陵关北”东泰山一带，进而可以推知，太白初游汶上——东泰山时，也必定兼有探新访友之意。反过来讲，这也可以用来进一步证明太白诗所云汶上，即指东泰山一带。
第三、我们已经确知太白有四、五月之交游西泰山诗。而云《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之汶上为东泰山，则此诗不仅在时间上恰与游西泰山诗相接（详见后述），而且所游之地也恰相对应。我们不难设想，太白饱览“五岳之尊”西泰山风光后，情志未倦，继而由此及彼，联想去领略一下“五镇之首”东泰山之美，不想东泰山既卑小无奇，又于此遭受“下愚”（一作“下惠”）嘲笑，遂愤而辞之，以作此诗。
关于《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成稿之地，目前尚不好论定。两宋本和缪本于题下俱注云“鲁中”。若此注出于太白手，则非作于汶上即东泰山。从内容看，此诗既为“获笑汶上翁”愤慨之作，其执笔写诗当去东泰山未远，似草成于“西归”必经之新泰市或徂徕山可能性较大。
四、沙丘城在哪里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这首诗，《校注》及今所见太白集旧本皆题为《沙丘城下寄杜甫》。独明编《汶上县志》载云《过汶上寄杜甫》，不知所本何书。若此题果为太白所拟，则其汶上当在西汶水所源之地。因为东汶水为东北流向，这与“浩荡寄南征”不合。入沂之汶虽系东南流向，但不曾作为齐鲁分界，也与“鲁酒”、“齐歌”二句不合。若系循名责实，谓沙丘城即今汶上城，倒也可备一说，至少有几分道理。如，明代陈束《过汶上》诗云：“古汶栖灵地，孤城水上依。”武昌吴国伦《过汶上赠韩尹》更有“海上峰阴郕子国，城头沙没汶阳田”之句（此之汶上、汶阳均为今之汶上。详见上文。郕子国，今汶上城西北古城村，史载为西周郕国故邑址）。这与沙丘城之寓意颇接近。但问题在于，迄今尚无资料证明汶上城曾有沙丘城之名。因此，谓沙丘城即今汶上城，倒也可备一说，至少有几分道理。如，明代陈束《过汶上》诗云：“古汶栖灵地，孤城水上依。”武昌吴国伦《过汶上赠韩尹》更有“海上峰阴郕子国，城头沙没汶阳田”之句（此之汶上、汶阳均为今之汶上。详见上文。郕子国，今汶上城西北古城村，史载为西周郕国故邑址）。这与沙丘城之寓意颇接近。但问题在于，迄今尚无资料证明汶上城曾有沙丘城之名。因此，谓沙丘城即汶上城，虽可资一说，然远不足为的论。
观诸家注本，目前关于沙丘城在哪里的问题，尚属一桩悬案。如说沙丘城在河北巨鹿者有之，说在今山东临清县者有之，说在今山东掖县者也有之。《校注》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学研究室编注的《唐诗选注》都不同意上述说法，认为沙丘城“当与汶水相近”，或“约在山东汶水边上”；而究竟在今何地？则云“难以确考”。
据此诗而约其地，我认为，沙丘城当为两汉至高齐之前的故县邑——蛇丘城，也即春秋战国之蛇渊囿（一名铸）。蛇丘城为古隧国故邑，周武王也曾封唐尧后裔于铸（参见《礼记》、《汉书·地理志》）。历史悠久，影响较大。唐中叶，蛇丘城虽不复为县邑，但逾时未晚，其城尚存，则是无疑问的。此其一。
西汶水流经莱芜、泰安丘岭地带，携有大量泥沙，素有沙河之别称（今戴村坝以下仍俗称沙河）。蛇丘城座落于今肥城县东南部，汶水北岸，因汶水时常泛滥而城区多沙可想而知；蛇丘城取名不雅，且齐鲁方言“蛇”“沙”读音颇近雷同（“蛇”读作shà，“沙”读作shá），故易名蛇丘城为沙丘城，堪谓顺理成章。此其二。
由“鲁酒”、“齐歌”二句观之，沙丘城应在齐鲁接邻地带。而蛇丘城所在肥城县地，旧属鲁汶阳之田，后为齐国侵占，且同鲁之宁阳县地隔水相望。此与沙丘城在地理位置上颇相符合。（今之汶上城地处鲁中，距大汶河尚有数十里，这与沙丘城也不相合。至于沙丘城在巨鹿、临清、掖县之说，则与此相去更远），此其三。
由《水经注》、《中国历史地图集》看，蛇丘城所傍邻的西汶水，历来为西南流向。这同白诗所云“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亦相应。又据“蓝本于前志……折衷于省府各志，考证于正史及诸家文集”的《兖州县志》载云：分流于蛇丘城西南十里左右古堽城的洸河，即是《尔雅》所云“汶为阐”的汶水支流（按：此水《水经注》也有记载），其水经宁阳、兖州城西，奔腾南下，入泗通淮，这同“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更相合。此其四。
此外，从太白其他有关诗作中，也可窥见沙丘城当为蛇丘城之佐证。如，《送薛九被谗去鲁》“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丘……沙丘无漂母，谁肯饭王孙”，可证沙丘城在汶水之滨。从《送肖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高堂倚门望伯鱼，鲁中正是趋庭处，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可知沙丘城当与太白“赐金放还”、重游齐鲁时所寓“鲁门东”相距不远。从这些方面看，我们说沙丘城为蛇丘城，都是合宜的。蛇丘城紧靠汶水，其去徂徕山也不过数十里，均比巨鹿、临清等为近。
由诗题知，《沙丘城下寄杜甫》就写作于沙丘城。据肥城县志办公室的同志考查，蛇丘城遗址在今肥城县东南部、汶水岸北的汶阳公社。如果上述分析不错的话，则此诗写于其地也自显见。
五、关于五诗的写作年代
《校注》和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等根据《旧唐书·地理志》“汉平陆县……天宝元年改中都”，谓李太白《别中都明府兄》、《鲁中都东楼醉起作》、《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皆为天宝元年之后即太白“赐金放还”之后，重游齐鲁之作。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可靠。汶上县古为厥国，春秋为鲁中都；因孔子曾为中都宰，汉唐以来文人诗赋多喜尚以中都代指此地。况且，唐改中都县是在天宝元年三月，时太白尚在鲁地。以此观之，则《别中都明府兄》等或有天宝元年和天宝元年之前作品，亦未必不可思议。
从内容和格调看，《别中都明府兄》等诗也多不象出走长安以后作品。如“吾兄诗酒继陶君，试宰中都天下闻”（《别中都明府兄》），明显流露了太白前期诗歌崇仰陶令、诸葛，愿待召山林，廓清海县，扬名天下的政治抱负。再如《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下称《酬诗》）：
鲁酒若琥珀，汶鱼紫锦鳞。
山东豪吏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
意气相倾两相顾，斗酒双鱼表情愫。
双鳃呀呷鳍鬣张，跋刺银盘欲飞去。
呼儿拂几霜刃挥，红肥花落白雪霏。
为君下箸一餐饱，醉著金鞍上马归。
乍一看，这首诗在内容风格上很近似于太白“赐金放还”时所作的《将进酒》。仔细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诗有着重大差异。（1）两诗俱写饮酒之乐。但《将进酒》实则愁而不乐；《酬诗》则乐而不愁。（2）两诗俱表现了太白的豪放性格。但《将进酒》豪放而近狂；《酬诗》则豪放而不狂。此外，《将进酒》明显流露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消极思想；而《酬诗》则处处洋溢着“为君下箸一餐饱，醉著金鞍上马归”的昂扬奋进的英雄气概。至于《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所云“顾余不及世，学剑来山东”，“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等，则更明显表现了前期太白“性倜傥，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等性格特点。
我认为，《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和中都三诗，同为太白天宝元年离齐鲁、诣长安前夕的姊妹作。
笔者于上文曾以《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与太白四、五月之交游西泰山诗时间、地点恰相接应，作为断定汶上即东泰山的论据之一。为说明刚才提出的新命题，有必要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
据《校注》言，太白游西泰山诸诗，古本题下有注云：“天宝元年四月，从故御道上泰山。”游泰山诗第一首亦云：“四月上泰山，石平御道开。”据以可知原注当出于太白手。又，游泰山诗第五首云：“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白。”据以可知太白游西泰山当在四、五月之交。且非只一日。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太白游兴之高。因其诗而约其地，我们说《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之汶上为东泰山，且与太白游西泰山诗为同载同行一游两山相继而作，大概不会为附会之言吧？
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巧合的话，那么，下面的诗句是否也算巧合呢？

在东泰山和鲁中都所作为数不多、题材不同的诗歌里，作者数次运用“归”、“去”、“分”、“别”等字眼，这难道也是巧合吗？下面，不妨让我们逐诗作一番探讨。
“去”者，离也。离别汶上（即东泰山）转而“西归去直道”，结合原诗题下所注“鲁中”，我们可以把“西归”想象为（或理解为）太白经今新泰等地返家徂徕山。这与“直道”也相合。但，若联系原诗上下文看“西归”、“落日”二句，就觉得仅仅理解为写实远尚不足了。杨齐贤注谓“阴虹”句指李林甫、杨国忠辈昏蔽其君。认为此诗写在“赐金放还”之后（见《校注》）。此与“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明显牴牾，自是附会之言（《校注》据以谓“此语似晦涩”，并引咸本语云无“西归”、“落日”二句，盖亦未解其意也）。但，他将“西归”理解为赴长安，却是不无道理。若本此说而观全诗，则“西归”、“落日”二句之寓意也便跃然纸上。大家知道，李太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本来怀抱“漫游而兼求仕”的政治目的。然而，“举鞭访前途，获笑汶上翁”。他的“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的壮志才能“终然不受赏”。但其傲岸性格又使他“羞与时人同”（指不屑于如一般人那样通过科举考试和趋炎附势而求官）。于是，便产生了“西归去直道”——直接赴京城长安游说的念头。然而这样做能否取得成功？作者显然是没有把握的。他担心由于“落日昏阴虹”——朝廷上下昏愦不明，自己仍然得不到推荐和重用。我以为，《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可以看作是李太白前期游说、隐居生活的形象化的自我总结；而“西归”、“落日”二句双关语，则是这种自我总结后产生的矛盾心理的真实记灵。唯其如此，我们说《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对于研究李太白的思想、活动有其特殊的意义。从末联“此去尔勿言，甘心如转蓬”来看，此时太白尚未拿定赴长安的主意，而别离齐鲁，仗剑他游的决心已是不可动摇。
据明编《汶上县志·游寓志》载，太白因“其兄宰中都，故游”。汶上城东太白山碑文也有同样记载，谓太白曾多次来汶上。由“连枝会”之用典和因别生“愁”观之，谓中都明府为太白嫡兄，似可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太白所“惜离”“愁别”的并非明府兄一人，而是一“群”。不难想象，这个“群”字，自然包括了太白寓居齐鲁的所有亲朋和家人。若非去家远游，岂能发此感慨！
真是无独有偶。也是在这个中都小城写的《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里，恰恰就有“手携此物赠远人”之句。这难道也是巧合吗？显然不是。我们不难设想，这位中都小吏（唐诗选本敦煌残卷谓此小吏名逢七郎）“携斗酒双鱼见赠”当是在紧接“东楼喜逢连枝会”之后，很可能就在中都明府兄为太白设宴送行的第二天，这从《别》诗“取醉不辞留夜月”可以得见。中都明府（县令）之弟要别亲远游了，作为明府身边的小吏赠送点东西表示一下心意，这也是人之常情，何况是在那样一个盛行趋炎附势的时代呢。“为君下　一餐饱，醉著金鞍上马归”，此二句诗真实表现了前期太白豁达豪放的性格，和崇尚义气、无分尊卑的任侠之度。同时也表明太白于“逆旅”（旅馆）辞别中都小吏等人之后，便踏上了新的远游之途（因为往来于中都小城之内是不需要骑马的）。另外，由李白《鲁中都东楼醉起作》“昨日东楼醉，还应倒接　。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与上云《别》诗“取醉不辞留夜月”和《酬》诗“醉别金鞍上马归”等恰相接应看，其与2诗也明显为同时之作。它告诉我们：李白当时因惜离愁别，曾与其明府兄在鲁中都东城楼上醉得一塌糊涂，以致把帽子也戴倒了，连谁扶他下楼和上马也全然不知了。因此，如果说李白中都三诗为“三胞胎”，当是不错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李白在东泰山（沂山）和鲁中都所作为数不多、题材不同的诗歌里数次运用“归”、“法”、“分”、“别”等字眼，既非偶然，也非巧合。其原因就在于在她们的肌体里流动着一脉共同的血浆——去齐鲁而他游，寻伯乐以酬壮志。这，也就是笔者把《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别中都明府兄》、《鲁中都东楼醉起作》、《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称作姊妹篇的根据所在。
李白离齐鲁他游，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天宝元年。这与太白游西泰山诗恰为同载。以此，我们说《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等四诗均为天宝元年去齐鲁之前所作，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与太白游西泰山诗为同载同行一游两地相继而作，也当是不错的。
由上面的分析还可以看到，太白自天宝元年五月就已抱定了去齐鲁而他游的决心，并曾有“西归去直道”而又担心“落日昏阴虹”的想法（有趣的是，果然被他言中了）。而其成行则在天宝元年秋（——“城隅渌水明秋日”——《别中都明府兄》）。他的迟行，自然是因为告别散居齐鲁的各位亲朋所耽搁，无须多说。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等四诗不仅在艺术上有较深的造诣，而且对于研究太白的思想和生平事迹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由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等语可知，李白的此次远游计划并未实现，而是于别中都明府兄不久，就接到了选拔入京的诏书，并立即返回徂徕山故居同一双儿女道别（参见拙著《名人名事考研录·李白入京别儿南陵考辨》，1993年6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而后“仰天大笑出门去”，直奔长安，被玄宗皇帝封了个“待召翰林”的虚衔。由于李林甫、杨国忠等权奸馋言陷害，他在长安“待召”不到3年，就被“赐金放还”了。
最后，简要谈谈《沙丘城下寄杜甫》的写作时间。李太白偕杜甫游齐鲁，是在“赐金放还”之后。故此诗为重游齐鲁之作，这是不言而喻的。由此诗“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和杜甫《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等诗句看，太白与杜甫分手及太白作《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当为同载之秋，这也是不成问题的。关键在于李杜分手在哪一年，目前说法不尽一致。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云，太白于天宝三载春出走长安，在洛阳遇杜甫，在汴州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园（开封）、济南等地。天宝四年李杜分手。由有关各方面史料看，我认为此说比较合乎实际。故《沙丘城下寄杜甫》写作时间可暂定为天宝四年（745）秋。因篇幅所限，不多赘述。
（本文曾先后摘要或全文发表于《齐鲁学刊》1987年第一期、《济宁教育学院学刊》1988年第一期。后收入《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下，分别获得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1991～1992年度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和济宁市第三次社会科学成果评比一等奖。）。

何树瀛明代万历年间编纂的《汶上县志·艺文志》，载有李白《别中都明府兄》、《鲁中都东楼醉起作》、《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过汶上寄杜甫》、《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五诗，并说明俱为太白游汶上所作。出于工作需要，笔者查阅了瞿蜕园、朱金城二同志的《李白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和其他有关资料，发现不只《汶上县志》所载与实际有些出入，《校注》等对于五诗的某些注解也有需要补订和商榷的地方。本文着重想通过对诗歌中几个地名的考证，来探讨一下五首诗的写作地点；通过对各诗写作时间的考证，来探讨一下其中几首诗歌的内在联系和太白的活动片断，借以求教专家读者。一、中都今当何地《汶上县志》所载太白5首诗作中，就有3首提到中都。其中都究竟今当何地？王本~①于《别中都明府兄》题注言：“唐时河南道有中都县……隶兖州鲁郡。”《校注》则引用《旧唐书·地理志》语，注云“河南道郓州中都。”自春秋至汉唐，鲁中都和兖州中都只有一地，这就是今山东省汶上县。由诗中“鲁酒”、“汶鱼”、“山东豪吏”等词语看，可知太白三诗所言中都皆为鲁中都（或兖州中都）即今汶上县。旧《汶上县志》、《山东通志》等都明确记载：汶上县古为厥国，春秋为鲁中都邑（并载云孔子曾为中都宰），汉为东平陆县，唐天宝元年三月改称中都县，贞元十四年由兖州割属郓州。中都城的位置，据考，春秋鲁中都治邑在县西南25里湖口村附近；唐天宝中都为今治。从内容看，太白此三诗皆为中都酒后即兴之作，故写于今汶上县城是肯定无疑的。《别中都明府兄》等诗所咏景物，同旧《县志》有关记载也相吻合。明编《汶上县志》云：“汶固泽国也。”其东北环列坦山、太白山（因李太白曾游此山得名）、榻山，西邻梁山，北依松山，背枕汶河，面据三湖（指汶上县西南部的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至七八月间，常“秋潦兼天，城如浮艇”，登城远望，山水相接，浩如大海。此情此景同太白诗所云“海上青山隔暮云”颇相符，清康熙年间续编《汶上县志》进一步明确指出，《别中都明府兄》所咏“城隅渌水”，名为“蒲湾”。“……蒲湾，距邑北三里，一名仲沟泊，一名五花池。盖鲁沟（河水名，源出汶上城东六泉，今干涸）自军德桥而下，遂无堤岸，水因漫出，合于停潦（周回二十里），农田多没焉。其水出柏浪桥，迳周家河入汶。”鲁沟所源六泉及蒲湾泺水，明编《汶上县志》也有详细记载，当是由来已久。故“城隅渌水”即蒲湾的说法，也是可信的。二、东楼当为何所除《鲁中都东楼醉起作》外，《别中都明府兄》有“东楼喜逢连枝会”。二诗俱涉东楼。《校注》云：“盖东楼为中都名胜之地。”这显然是揣测之言。明代《汶上县志·营建志》载：“太白赋诗楼即城东楼也。旧刻《东楼醉起诗》于上。”并云，明成化以后相继“版筑”、“修葺”的汶上城东门题额即为“醉白”。这显然也是依照故城旧刻，寓纪念太白城东楼赋诗之意。明以前城东楼旧刻起于何时，目前已无从考证。但既云明成化年间重修，可知故城墙已因久历沧桑而倾颓不堪，进而可知其城东楼之营建与旧刻之举行当去唐未远。所以，“太白赋诗楼即城东楼”之说，犹可信。李太白一向有登城楼饮咏之好。如《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秋登谢朓宣城北楼》、《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等，此类诗作，于《太白集》中所见颇多。以此可知太白饮咏于汶上故城东楼并非偶然。另，《鲁中都东楼醉起作》“昨日东楼醉”句之“楼醉”，两宋本、缪本、萧本、王本俱注云“一作‘城饮'”。而胡本则更将此句印作“昨日东城饮”。个中差异，亦非偶然。“楼醉”与“城饮”，音形迥别。两说之存，断不会因传抄讹误所致；而必是太白前后推敲易稿使然。关于李太白汶上故城东楼赋诗一事，历代游汶文人学士亦无歧义。如明代莆田诗人陈纪《厥亭古迹诗》有“谪仙漫说东楼醉，渌水厥亭尚带秋”句。清代尚书王士禛（渔洋）《游汶上诗》云：“东楼无李白，且就北堂眠。” 三、古之汶上非今之汶上明编《汶上县志》将李太白《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收入其《艺文志》，以为诗中 ①为李白集古本集之一，详《校注》凡例。下文提到的肖本、胡本、缪本、两宋本亦然。汶上即今之汶上。复旦大学中文系编注的《李白诗选》，对汶上也作如是释。今按旧《汶上县志》对本县建置沿革及命名变易考察甚详，明确记载金贞元元年改中都为汶阳，泰和八年（1208）始改称汶上。在此之前，从未叫过汶上。清宣统三年马焕奎主编的《再续汶上县志》更明确指出：春秋汉唐所云汶上，均非今之汶上。认为，汶上县居汶水下游，所以称汶上者，盖因古人取名喜上而恶下，便用汶水在上之意名之。但，春秋汉唐之汶上究竟在哪里？李太白《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究竟成于何地？马氏没有交代，诸书说法也颇不一致。据笔者所知，古籍中汶上一名最早出自《论语》：“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其次，见于《资治通鉴》（卷二十一）：“（汉）武帝元封二年秋，作明堂于汶上。”再其次则见于太白诗（《资治通鉴》虽成书于宋，但其所记古事皆本于旧史志，故将其放在太白诗之前）。诸书对《论语》之汶上和武帝建明堂之汶上说法如下：（1）《论语》汶上指“汶水那边”。“在汶上，指（闵子骞）从鲁国逃往齐国”（唐满先《论语今译》，198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版）。（2）《论语》之汶上在沂水县小泰山，即《汉书》云琅邪朱虚县东泰山（沂山）。“汶水在县东南六十里，源出沂水县小泰山，入县界，合潍水入海。……《论语》‘则吾必在汶上矣’即此。”（《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一）（3）《论语》之汶上在莱芜。“汶水出此邑，即闵子骞所谓‘则吾必在汶上矣’是也。”（同上书）（4）武帝建明堂之汶上在莱芜县，即《禹贡》所云入济之汶上游（《资治通鉴》，古籍出版社1956年重刊元本）。（5）武帝建明堂之汶上在“今山东汶上县”（《纲鉴易知录》，施意周点校本）。上述关于汶上的说法除（1）（5）外，其余三家意见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认为汶上即汶水源地或上游。所以发生歧义，汶水不一故也。据《齐乘》、《水经注》等书记载，古之所云汶水有三：（一）入济之汶。源出今莱芜县原山、西南注入济水。《水经注》称之为西汶水。（二）入潍之汶。《水经注》云源出朱虚县泰山北麓，东北注入潍水。称之为东汶水。（三）入沂之汶。源出山东费县，东南流入沂水。此三汶中，入沂之汶最小，历来影响不大。上文所言三家意见，不同处也只在东汶源地还是西汶源地上。又，观宋金以前古籍，除上述诸例，言及汶上者极为罕见。宋金以前地图，更无有言汶上者。以此也可以断定：“汶上”二字，宋金以前并非通用地名，仅为汶水所出之地或汶水上游之简称而已。如果此说不错的话，则闵氏避召之汶上、武帝建明堂之汶上和太白诗所云汶上，均非今之汶上可知。其实，关于武帝建明堂之汶上，本来就没有争论的必要。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对武帝建明堂于汶上一事记载得非常明白：“初，天子封泰山，……欲治明堂奉高帝，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司马迁自云“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大川而封禅焉”，因此，上述记载，可以认为是确实可靠的。据《泰山道里志》、《泰安县志》等记载，并经泰安市文化局的同志实地考查结果证明：汉武帝所立奉高县治和其所建明堂遗址，均在今泰安市东17公里左右的祝阳公社姚庄村附近，恰当西汶水上游两大支脉——通常所谓牟汶、瀛汶交汇之地。这一事实证明了我们前面关于“汶上”的判断是正确的。和武帝建明堂之汶上不同的是，我认为，闵氏避召之汶上和太白诗所云汶上，均为东汶水所源之东泰山，即今山东临朐县沂山一带。关于前者，拟另文论述。现仅就太白诗之汶上，略述如下。第一、太白《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王琦和今人詹锳等皆系为初游东鲁之作。据此，则此诗所云“　　去　　”（着重点系引者加。下同）的字面意思，就只有理解为由汶上返家徂徕山。两徂徕山在泰安、莱芜以南，故此诗所云汶上，只能是东汶水或入沂之汶所源之地。而入沂之汶影响未远，且其汶上语出无典，故白诗所云汶上亦不可能系此地。第二、以太白所作《任城厅壁记》“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辄记于壁”等语看，太白初游齐鲁时到过沂蒙山区（《任城厅壁记》为初游齐鲁时作）。而东泰山为沂蒙山主脉，素有“五镇之首”之称和黄帝于此得不死药而成仙之说，汉以后历代帝王多立祠祭祀于此（参见《纲鉴易知录》）。对于这些，“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且先后游居过南镇会稽山、中镇霍山的李太白，不可能一无所知；他既“探奇东蒙”，便断不会舍东泰山而去。又，太白因从永王璘入狱后写的《万愤词投魏郎中》有“穆陵关北愁爱子”句。此所谓“穆陵关”，由《齐记》、《水经注》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看，恰在东泰山主峰南面。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李白的家室索隐》中谈到：魏颢所言李白“次合于鲁一妇人”，可能是李白友人的眷属，是李白于许氏妇人死后拜托她来照顾自己儿女的，被魏颢误认为李白的妇人了。我认为郭老此说不为无见。不管此说是否成立，我们都可以据以断定：李太白必定有友人或亲属寓家“穆陵关北”东泰山一带，进而可以推知，太白初游汶上——东泰山时，也必定兼有探新访友之意。反过来讲，这也可以用来进一步证明太白诗所云汶上，即指东泰山一带。第三、我们已经确知太白有四、五月之交游西泰山诗。而云《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之汶上为东泰山，则此诗不仅在时间上恰与游西泰山诗相接（详见后述），而且所游之地也恰相对应。我们不难设想，太白饱览“五岳之尊”西泰山风光后，情志未倦，继而由此及彼，联想去领略一下“五镇之首”东泰山之美，不想东泰山既卑小无奇，又于此遭受“下愚”（一作“下惠”）嘲笑，遂愤而辞之，以作此诗。关于《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成稿之地，目前尚不好论定。两宋本和缪本于题下俱注云“鲁中”。若此注出于太白手，则非作于汶上即东泰山。从内容看，此诗既为“获笑汶上翁”愤慨之作，其执笔写诗当去东泰山未远，似草成于“西归”必经之新泰市或徂徕山可能性较大。四、沙丘城在哪里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这首诗，《校注》及今所见太白集旧本皆题为《沙丘城下寄杜甫》。独明编《汶上县志》载云《过汶上寄杜甫》，不知所本何书。若此题果为太白所拟，则其汶上当在西汶水所源之地。因为东汶水为东北流向，这与“浩荡寄南征”不合。入沂之汶虽系东南流向，但不曾作为齐鲁分界，也与“鲁酒”、“齐歌”二句不合。若系循名责实，谓沙丘城即今汶上城，倒也可备一说，至少有几分道理。如，明代陈束《过汶上》诗云：“古汶栖灵地，孤城水上依。”武昌吴国伦《过汶上赠韩尹》更有“海上峰阴郕子国，城头沙没汶阳田”之句（此之汶上、汶阳均为今之汶上。详见上文。郕子国，今汶上城西北古城村，史载为西周郕国故邑址）。这与沙丘城之寓意颇接近。但问题在于，迄今尚无资料证明汶上城曾有沙丘城之名。因此，谓沙丘城即今汶上城，倒也可备一说，至少有几分道理。如，明代陈束《过汶上》诗云：“古汶栖灵地，孤城水上依。”武昌吴国伦《过汶上赠韩尹》更有“海上峰阴郕子国，城头沙没汶阳田”之句（此之汶上、汶阳均为今之汶上。详见上文。郕子国，今汶上城西北古城村，史载为西周郕国故邑址）。这与沙丘城之寓意颇接近。但问题在于，迄今尚无资料证明汶上城曾有沙丘城之名。因此，谓沙丘城即汶上城，虽可资一说，然远不足为的论。观诸家注本，目前关于沙丘城在哪里的问题，尚属一桩悬案。如说沙丘城在河北巨鹿者有之，说在今山东临清县者有之，说在今山东掖县者也有之。《校注》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学研究室编注的《唐诗选注》都不同意上述说法，认为沙丘城“当与汶水相近”，或“约在山东汶水边上”；而究竟在今何地？则云“难以确考”。据此诗而约其地，我认为，沙丘城当为两汉至高齐之前的故县邑——蛇丘城，也即春秋战国之蛇渊囿（一名铸）。蛇丘城为古隧国故邑，周武王也曾封唐尧后裔于铸（参见《礼记》、《汉书·地理志》）。历史悠久，影响较大。唐中叶，蛇丘城虽不复为县邑，但逾时未晚，其城尚存，则是无疑问的。此其一。西汶水流经莱芜、泰安丘岭地带，携有大量泥沙，素有沙河之别称（今戴村坝以下仍俗称沙河）。蛇丘城座落于今肥城县东南部，汶水北岸，因汶水时常泛滥而城区多沙可想而知；蛇丘城取名不雅，且齐鲁方言“蛇”“沙”读音颇近雷同（“蛇”读作shà，“沙”读作shá），故易名蛇丘城为沙丘城，堪谓顺理成章。此其二。由“鲁酒”、“齐歌”二句观之，沙丘城应在齐鲁接邻地带。而蛇丘城所在肥城县地，旧属鲁汶阳之田，后为齐国侵占，且同鲁之宁阳县地隔水相望。此与沙丘城在地理位置上颇相符合。（今之汶上城地处鲁中，距大汶河尚有数十里，这与沙丘城也不相合。至于沙丘城在巨鹿、临清、掖县之说，则与此相去更远），此其三。由《水经注》、《中国历史地图集》看，蛇丘城所傍邻的西汶水，历来为西南流向。这同白诗所云“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亦相应。又据“蓝本于前志……折衷于省府各志，考证于正史及诸家文集”的《兖州县志》载云：分流于蛇丘城西南十里左右古堽城的洸河，即是《尔雅》所云“汶为阐”的汶水支流（按：此水《水经注》也有记载），其水经宁阳、兖州城西，奔腾南下，入泗通淮，这同“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更相合。此其四。此外，从太白其他有关诗作中，也可窥见沙丘城当为蛇丘城之佐证。如，《送薛九被谗去鲁》“宋人不辨玉，鲁贱东家丘……沙丘无漂母，谁肯饭王孙”，可证沙丘城在汶水之滨。从《送肖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高堂倚门望伯鱼，鲁中正是趋庭处，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可知沙丘城当与太白“赐金放还”、重游齐鲁时所寓“鲁门东”相距不远。从这些方面看，我们说沙丘城为蛇丘城，都是合宜的。蛇丘城紧靠汶水，其去徂徕山也不过数十里，均比巨鹿、临清等为近。由诗题知，《沙丘城下寄杜甫》就写作于沙丘城。据肥城县志办公室的同志考查，蛇丘城遗址在今肥城县东南部、汶水岸北的汶阳公社。如果上述分析不错的话，则此诗写于其地也自显见。五、关于五诗的写作年代《校注》和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等根据《旧唐书·地理志》“汉平陆县……天宝元年改中都”，谓李太白《别中都明府兄》、《鲁中都东楼醉起作》、《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皆为天宝元年之后即太白“赐金放还”之后，重游齐鲁之作。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十分可靠。汶上县古为厥国，春秋为鲁中都；因孔子曾为中都宰，汉唐以来文人诗赋多喜尚以中都代指此地。况且，唐改中都县是在天宝元年三月，时太白尚在鲁地。以此观之，则《别中都明府兄》等或有天宝元年和天宝元年之前作品，亦未必不可思议。从内容和格调看，《别中都明府兄》等诗也多不象出走长安以后作品。如“吾兄诗酒继陶君，试宰中都天下闻”（《别中都明府兄》），明显流露了太白前期诗歌崇仰陶令、诸葛，愿待召山林，廓清海县，扬名天下的政治抱负。再如《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下称《酬诗》）：鲁酒若琥珀，汶鱼紫锦鳞。山东豪吏有俊气，手携此物赠远人。意气相倾两相顾，斗酒双鱼表情愫。双鳃呀呷鳍鬣张，跋刺银盘欲飞去。呼儿拂几霜刃挥，红肥花落白雪霏。为君下箸一餐饱，醉著金鞍上马归。乍一看，这首诗在内容风格上很近似于太白“赐金放还”时所作的《将进酒》。仔细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诗有着重大差异。（1）两诗俱写饮酒之乐。但《将进酒》实则愁而不乐；《酬诗》则乐而不愁。（2）两诗俱表现了太白的豪放性格。但《将进酒》豪放而近狂；《酬诗》则豪放而不狂。此外，《将进酒》明显流露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消极思想；而《酬诗》则处处洋溢着“为君下箸一餐饱，醉著金鞍上马归”的昂扬奋进的英雄气概。至于《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所云“顾余不及世，学剑来山东”，“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等，则更明显表现了前期太白“性倜傥，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等性格特点。我认为，《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和中都三诗，同为太白天宝元年离齐鲁、诣长安前夕的姊妹作。笔者于上文曾以《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与太白四、五月之交游西泰山诗时间、地点恰相接应，作为断定汶上即东泰山的论据之一。为说明刚才提出的新命题，有必要进一步谈谈这个问题。据《校注》言，太白游西泰山诸诗，古本题下有注云：“天宝元年四月，从故御道上泰山。”游泰山诗第一首亦云：“四月上泰山，石平御道开。”据以可知原注当出于太白手。又，游泰山诗第五首云：“山花异人间，五月雪中白。”据以可知太白游西泰山当在四、五月之交。且非只一日。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太白游兴之高。因其诗而约其地，我们说《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之汶上为东泰山，且与太白游西泰山诗为同载同行一游两山相继而作，大概不会为附会之言吧？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巧合的话，那么，下面的诗句是否也算巧合呢？

在东泰山和鲁中都所作为数不多、题材不同的诗歌里，作者数次运用“归”、“去”、“分”、“别”等字眼，这难道也是巧合吗？下面，不妨让我们逐诗作一番探讨。 “去”者，离也。离别汶上（即东泰山）转而“西归去直道”，结合原诗题下所注“鲁中”，我们可以把“西归”想象为（或理解为）太白经今新泰等地返家徂徕山。这与“直道”也相合。但，若联系原诗上下文看“西归”、“落日”二句，就觉得仅仅理解为写实远尚不足了。杨齐贤注谓“阴虹”句指李林甫、杨国忠辈昏蔽其君。认为此诗写在“赐金放还”之后（见《校注》）。此与“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明显牴牾，自是附会之言（《校注》据以谓“此语似晦涩”，并引咸本语云无“西归”、“落日”二句，盖亦未解其意也）。但，他将“西归”理解为赴长安，却是不无道理。若本此说而观全诗，则“西归”、“落日”二句之寓意也便跃然纸上。大家知道，李太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本来怀抱“漫游而兼求仕”的政治目的。然而，“举鞭访前途，获笑汶上翁”。他的“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的壮志才能“终然不受赏”。但其傲岸性格又使他“羞与时人同”（指不屑于如一般人那样通过科举考试和趋炎附势而求官）。于是，便产生了“西归去直道”——直接赴京城长安游说的念头。然而这样做能否取得成功？作者显然是没有把握的。他担心由于“落日昏阴虹”——朝廷上下昏愦不明，自己仍然得不到推荐和重用。我以为，《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可以看作是李太白前期游说、隐居生活的形象化的自我总结；而“西归”、“落日”二句双关语，则是这种自我总结后产生的矛盾心理的真实记灵。唯其如此，我们说《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对于研究李太白的思想、活动有其特殊的意义。从末联“此去尔勿言，甘心如转蓬”来看，此时太白尚未拿定赴长安的主意，而别离齐鲁，仗剑他游的决心已是不可动摇。据明编《汶上县志·游寓志》载，太白因“其兄宰中都，故游”。汶上城东太白山碑文也有同样记载，谓太白曾多次来汶上。由“连枝会”之用典和因别生“愁”观之，谓中都明府为太白嫡兄，似可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太白所“惜离”“愁别”的并非明府兄一人，而是一“群”。不难想象，这个“群”字，自然包括了太白寓居齐鲁的所有亲朋和家人。若非去家远游，岂能发此感慨！真是无独有偶。也是在这个中都小城写的《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里，恰恰就有“手携此物赠远人”之句。这难道也是巧合吗？显然不是。我们不难设想，这位中都小吏（唐诗选本敦煌残卷谓此小吏名逢七郎）“携斗酒双鱼见赠”当是在紧接“东楼喜逢连枝会”之后，很可能就在中都明府兄为太白设宴送行的第二天，这从《别》诗“取醉不辞留夜月”可以得见。中都明府（县令）之弟要别亲远游了，作为明府身边的小吏赠送点东西表示一下心意，这也是人之常情，何况是在那样一个盛行趋炎附势的时代呢。“为君下　一餐饱，醉著金鞍上马归”，此二句诗真实表现了前期太白豁达豪放的性格，和崇尚义气、无分尊卑的任侠之度。同时也表明太白于“逆旅”（旅馆）辞别中都小吏等人之后，便踏上了新的远游之途（因为往来于中都小城之内是不需要骑马的）。另外，由李白《鲁中都东楼醉起作》“昨日东楼醉，还应倒接　。阿谁扶上马？不省下楼时”，与上云《别》诗“取醉不辞留夜月”和《酬》诗“醉别金鞍上马归”等恰相接应看，其与2诗也明显为同时之作。它告诉我们：李白当时因惜离愁别，曾与其明府兄在鲁中都东城楼上醉得一塌糊涂，以致把帽子也戴倒了，连谁扶他下楼和上马也全然不知了。因此，如果说李白中都三诗为“三胞胎”，当是不错的。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李白在东泰山（沂山）和鲁中都所作为数不多、题材不同的诗歌里数次运用“归”、“法”、“分”、“别”等字眼，既非偶然，也非巧合。其原因就在于在她们的肌体里流动着一脉共同的血浆——去齐鲁而他游，寻伯乐以酬壮志。这，也就是笔者把《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别中都明府兄》、《鲁中都东楼醉起作》、《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称作姊妹篇的根据所在。李白离齐鲁他游，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天宝元年。这与太白游西泰山诗恰为同载。以此，我们说《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等四诗均为天宝元年去齐鲁之前所作，和《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与太白游西泰山诗为同载同行一游两地相继而作，也当是不错的。由上面的分析还可以看到，太白自天宝元年五月就已抱定了去齐鲁而他游的决心，并曾有“西归去直道”而又担心“落日昏阴虹”的想法（有趣的是，果然被他言中了）。而其成行则在天宝元年秋（——“城隅渌水明秋日”——《别中都明府兄》）。他的迟行，自然是因为告别散居齐鲁的各位亲朋所耽搁，无须多说。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等四诗不仅在艺术上有较深的造诣，而且对于研究太白的思想和生平事迹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由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等语可知，李白的此次远游计划并未实现，而是于别中都明府兄不久，就接到了选拔入京的诏书，并立即返回徂徕山故居同一双儿女道别（参见拙著《名人名事考研录·李白入京别儿南陵考辨》，1993年6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而后“仰天大笑出门去”，直奔长安，被玄宗皇帝封了个“待召翰林”的虚衔。由于李林甫、杨国忠等权奸馋言陷害，他在长安“待召”不到3年，就被“赐金放还”了。最后，简要谈谈《沙丘城下寄杜甫》的写作时间。李太白偕杜甫游齐鲁，是在“赐金放还”之后。故此诗为重游齐鲁之作，这是不言而喻的。由此诗“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和杜甫《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等诗句看，太白与杜甫分手及太白作《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当为同载之秋，这也是不成问题的。关键在于李杜分手在哪一年，目前说法不尽一致。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云，太白于天宝三载春出走长安，在洛阳遇杜甫，在汴州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园（开封）、济南等地。天宝四年李杜分手。由有关各方面史料看，我认为此说比较合乎实际。故《沙丘城下寄杜甫》写作时间可暂定为天宝四年（745）秋。因篇幅所限，不多赘述。（本文曾先后摘要或全文发表于《齐鲁学刊》1987年第一期、《济宁教育学院学刊》1988年第一期。后收入《中国李白研究》1990年集·下，分别获得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1991～1992年度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和济宁市第三次社会科学成果评比一等奖。）。

档案浏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