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金镜（1864～1914） 字鉴秋，次邱乡西温口村人。身材高大魁梧，气力过人。20余岁时，跟一富裕本家习武，后去战湾亲戚家深造。数年后，刀、枪、骑、射诸般武艺俱精。其中，尤以刀法最为纯熟，百余斤大刀一入他手，上下翻飞，宛若玩蝶，被誉为“天下第一刀”。
清光绪十七年（1891），中武举。4年后，考取进士，授任广东炮兵第二营管带。因不满于英军耀武扬威，下令炮击其游艇，被调任御前侍卫。光绪二十六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百官逃散。林金镜曾挥刀催马，前往迎敌。终因寡不敌众败下。此后，他护驾慈禧逃往西安，凭超群武艺和忠厚憨直性情，博得慈禧赏识。回京后加封三级，赏戴双眼大蓝翎。
之后几年，林金镜一直忠于职守，效忠清廷。一次，他在天坛巡视，见一日本浪人于祈年殿撒尿，一怒之下，只几拳便将那人打死。结果，险遭死罪，被贬往甘肃凉州，任步马十三营统领。
1911年，清廷覆灭，林金镜仍原地驻防，维持治安。1914年，被人毒死于任所。
郭晨诰（1864～1923）·郭廷俭（1881～1926） 郭晨诰，字子谟，白石乡武村人。幼年时入爨3年，便供养不起。塾师念其聪明好学，免费留在门下。20岁时，一举考中秀才。
郭晨诰从严酷的社会现实中发现：有学问而无家产，同样受人歧视。为此，教书同时更注重家道振兴。他见放债高利，即卖掉亲手置办的八九亩土地，将钱全部放出。经20余载经营，终于成了一个拥地七八十亩的富户。
之后，他辞掉教书职业，专门致力于农事：余钱余粮全部放出，薄地租给他人，留下足够的土地自种。收租回利从不勉强，实在交不上的，绝不上门索要。民国元年（1912），被拥为昙中乡自卫团正。
团正不过是普通民防小职，算不上什么官衔，但他视为荣耀，并为之倾注了较多精力，使地方治安有所好转。不久，战乱频起，自卫团解散，土匪活动日趋猖獗。他们打家劫舍，绑票勒索，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为防不测，他不得不于1922年冬躲进汶城。
保卫家产的本能，“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教育，以及卸职团正的自发责任感，烧灼得他一刻也不能平静。他恨不能招兵买马，与土匪来一场撕杀。为此，他不断接触新朋旧友，以谋求创建一个自卫组织。1922年底，当旧友陈名昭（有传）谈起嘉祥县一带人民已建立起红枪会时，郭晨诰为之雀跃，当即要求把来汶城联络建会的嘉祥县红枪会老师请来相见。1923年1月2日，汶上县东部第一支红枪会组织，便在郭晨诰家中诞生了。
由于顺应民心，红枪会发展十分迅速。郭晨诰自己垫资去济宁买来大批红缨枪，发放给会众。同时，积极动员邻近各村安宫建会。他决心把全县人民组织起来，开展联防自卫，创造一个较为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惜壮志未酬，便于1923年2月21日率众追剿土匪中，与次子郭廷云一起，惨烈献身于松山附近的汶水之滨。
第三天，郭廷俭集红枪会众，为父亲和弟弟举行了隆重葬礼。他切齿起誓道：“不为你们报仇，我誓不为人！”
郭廷俭是郭晨诰长子，自幼读书，受父影响颇深，形成了老成持重、疾恶如仇性格。他继承父志继任宫长后，积极发展红枪会众，决心与土匪斗争到底。1923年4月一天，忽报土匪10余人潜藏在鹅鸭厂举人万长岭家。他一面差人去县里报警，一面巧妙部署会众前往偷袭围剿。结果，除1名逃脱外，其余15名土匪全部被生擒。一贯勾结官匪、骄横乡里的万举人见事情败露，扑通跪倒，请求郭先生“开恩”。郭廷俭嗤之以鼻。为防官府再次放虎归山，纵匪为患，他下令将15名土匪铡下头颅，送县城示众：将万长岭绑送县衙发落！
一次次剿匪胜利，使郭廷俭看到了联合的力量。于是，他四面奔走，八方呼吁，足迹遍及全县各区及周围县市。1925年冬，汶上红枪会众八九万人，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联合，他和另一位红枪会首领秦大文被推为全县总宫长。与此同时，他们先后与嘉祥、东平、郓城、兖州、济宁、宁阳等10余个县市的红枪会取得联系，建立了密切策应配合关系。从此，他与秦大文等精诚团结，及时带领红枪会众由防匪剿匪，转向抗捐抗税和攻县城、杀官兵的政治斗争，与反动军阀展开了殊死搏斗，为现代农民斗争史谱写了一曲壮丽诗篇。在这场斗争中，如果说秦大文主要表现为一个“勇”字，那么，郭廷俭则更多表现为“智”。当红枪会众同仇敌忾要求攻打汶上县城时，他组织战友们化装入城、内外接应，结果未伤一兵一卒而获胜。当张宗昌派一团“镇反”军兵临城下时，他利用两名县知事作人质，诱敌团长入城谈判并将其扣押，然后于夜间命会众偷袭敌营，一举将其歼灭。
1926年4月7日，他率部抵宁阳城后，诈称“有捉拿的匪徒交县公署审讯”。使县知事放松了警惕。而后于夜间轻易占领了县城，捣毁了县署，并及时向社会发表宣言，使斗争有了统一的纲纪。4月9日，面对强大来犯之敌，他放弃了攻打兖州县城计划，将敌人诱至泗店、王村一带有利地形展开决战，重创敌军。10日晨，他身负重伤，仍坚持在前线指挥。当追兵前来捕捉时，他高呼“杀敌”，拔剑自刎。其智勇英烈之风，至今犹为汶民赞佩。
王踽臣（1868～1911） 字墨村，汶上镇北门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考入济南山东师范学堂后，受到进步思潮影响，曾积极参加反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等爱国活动。因学业优异，毕业不久被山东报馆聘为主笔。光绪二十六年，他联合报馆爱国人士，以笔作枪，无情鞭挞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暴行，之后，主动投入反对清朝没落统治的斗争，一度遭到报馆保守势力围攻和清政府的迫害。光绪三十三年，经同学介绍；加入同盟会。不久投笔从戎，入清军第20镇40协79标任书记官。他决计伺机掌握兵权，以实施孙中山武装起义纲领。
第79标所属管带王金铭、施从云和80标第三营管带冯玉祥，均心怀革命之志。他们很快结为好友，并相继酝酿组建了“武学研究会”、“山东同乡会”，以此结纳同志，为起义作思想组织准备。其间，他利用职务之便，经常深入各营宣传鼓动，成为起义的重要发动者。
宣统三年（1911）9月，79标调滦州作秋操演习。10月，武昌起义爆发。王踽臣闻讯后，立即与王金铭、施从云等呈请清廷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随后决定起义，以相策应。他首先与同盟会北方支部负责人毓昆取得联系。继以同盟会名义，往返奔波于滦州、海阳（冯玉祥营驻地）、新民府（镇部驻地）之间，为统一各部的思想行动做了大量工作。在联络动员张建功部时，一度遭到阻挠威胁。王踽臣忍辱负重，晓以大义，终于使张答应出兵援助。
宣统三年12月31日，他和王金铭、施从云等于滦州举行武装起义，并通电全国。王踽臣任起义军总司令部参谋。部队进攻丰台时受阻。踽臣奉命火速赴海阳冯玉祥部请援，不幸被北洋军政府拘捕杀害。
1936年（民国25年），冯玉祥先后在泰山和北京西山为滦州起义义士修建烈士祠和衣冠冢纪念塔，同时代表民国政府宣布追任王踽臣为陆军少将。
姜怀重（1869～1929） “得了伤寒病，去找姜先生。阎王下了勾魂牌，也能把命要回来。”这是汶南一带至今仍流传的歌谣。“姜先生”，即姜怀重。
姜怀重，字厚庵，次邱乡次邱店人。自幼苦读，26岁入县学。后以学业优等补为廪生。乡试失利后，以教书为业。不久，生母缠绵病榻，五六年未得治愈。其间，他接触了许多医生，研读了数部医典。母亲逝去后，他沉痛万分，决定弃教习医，济世活人。
姜怀重博学强记，善于总结。仅四五年时间，对切脉辨症，观色察疾，中药药理便有了成熟套路和透彻认识，尤其对时疫病症治疗，取得了一套独到经验。在诊断上，他参考身体状况、气候环境、生活条件及发病时日；用药上，他坚持调治兼顾，据情下量，往往收到奇效。南旺镇杏林村有一病人，多方医治无效。姜怀重被请到时，病人已停灵床。他诊断后，提笔开一药方，药量达1斤2两。病人家属大为惊疑。姜怀重说：“此病已到后期，非此药量不能治愈。”果然，中药服下，病情回转。
姜怀重不但医术高超，而且性情刚正，医德高尚。汶上城首富曹氏，因老太太有些不适，派管家驱马车持名片去请怀重。时西皋村王某也因母病推车赶到。分别寻问病情后，姜怀重对曹管家说：“请你先回去，我到西皋看完病人，便改道贵府。”曹管家大为不悦，力争道：“先生纵不看敝东家的面子，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呀。”姜怀重说：“我看病向来以轻重缓急为先后。”曹管家一改温和面容，“姜先生如此行事，我只好原话转达东家了。说不定东家会亲自上门来请呢。”姜怀重一听话带威胁，不禁忿然作色道：“那倒大可不必。不过请你转告贵东家，老太太的病能等就等，不能等，就另请高明吧。”
姜怀重晚年被城里一家药铺慕名聘为医生，声名遐迩。虽然他是半道习医，但有关他“药到病除”、“隔年断症”的故事，至今仍有流传。只可惜他的医术未流传下来。
朿清汶（1871～1928）·朿清泗（1874～1957） 郭仓乡朿村人，为同胞兄弟。清光绪十八年（1892），县试开考，两人双双赴试。
金榜贴出，清泗及第；清汶名落孙山。但他不气馁，终日以学。3年后再试，独占榜首。
其后，兄弟俩分别设教东平、汶上等地。及至壮年，双双名贯乡里。清泗还联合周围有识之士，于光绪三十二年，率先在本村创办“两等学堂”。
20年代初，军阀割据，国势堪忧。面对时局，兄弟俩重新进行了人生选择，毅然决定弃教从戎，为改造社会做一番事业。
二人先投晋军。不遂心。不久，闻景仰已久的冯玉祥督军河南，便日夜兼程前往投奔。凭着出众的才学和一手好字，两人很快受到冯氏器重。未出1年，清汶由文书、秘书升河北涿县县长。上任后，他不改农民本色，不设杂役仆从，尽量节省开支，很受人们拥戴。由于战局多变，他先后调任陕西潼关和河南洛阳、新安县长。新安任职期间，他革故鼎新，政绩卓著。省府述职，考评第一。赴新安后，他首先将冯玉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设极清廉的政府”的施政纲领刻于西门月城之内。继之请大绅商、大地主“作客”。饭后，强令他们化捐办学，并限令3天内交齐，不然收监治罪。一日，闻城内一绅士筑墙断路，他马上赶到现场指斥说：“大家都修桥铺路，你却筑墙断路，干这断子绝孙的勾当！”责令立即拆除。绅士忙叫佃户去拆，清汶指着他的脑门说：“叫人家拆，留着你的手走路吗？”为铲除屡禁不止的男人留发辫和女子缠足陋习，他命令宣传人员和警察一齐出动。有时亲自参加剪辫放足队伍。对民事诉讼案件，他很少采用传统的升堂审理办法，而代之以衙门外接待迎候。他还常常走街串乡，遇一般案件，随审随判。判处的罚金，一概交给当地校长，作为办学经费。这年秋，家乡闹水灾，次子到新安求父接济并想谋个差使。清汶对他说：“这个爹是你的，你剔他的骨、刮他的皮都行。要钱或找活干，没有！”最后扔给儿子5个大洋，即令其速速返家。1928年初，升任河洛道道尹。莅任后，他更严于律己，全心致力于为民众谋福利。闻母亲病逝，他安排好公事，匆匆还家奔丧。兖州下车后，步行90余里至村头，双膝跪地爬行至母亲灵前。想到母亲操劳一生，至死未得到自己服侍赡养，他悲痛欲绝，俯首跪了整整一夜。回洛阳后，他带着余痛，夜以继日处理积案，直至积劳成疾，殉职任所。
此时，其弟清泗正任职河南邓县县长。他随兄投冯后，初任军需，继任学兵教官，旋升督办署秘书、总司令部军法主任。先后任河北高阳、山西汾西县长。他处处效法兄长的朴实与廉洁、为人却比兄长风趣而随和。哥哥病逝，他化悲痛为力量，加倍努力工作。1933年，目睹国民党政府日趋腐败，遂要求告老还家。
返家后，住的仍是原有的3间土屋，种的仍是离家前的数亩薄地。“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1938年，有人拉拢他到日伪政界任职，遭拒绝。后为生计，于1945年出任汶城女子小学校长。3年后，应聘讲学于王楼。四方学子，竞向从师。
他先后设教30余载，宦游20余春，但治学精神始终不衰。诸子百家，朝夕诵习；散骈诗文，援笔立就。晚年以《我是》为题作诗10余首。其一云：“我是汶阳大布衣，未能海怪一群飞。三间茅屋居王位，四库全书撑肚皮。”豁达诙谐，跃然纸上。
清泗精于书法。楷、隶、行、草无不熟稔。特别是隶书，脱胎于秦汉，融会于六朝，古拙苍劲，独具一格。
清汶有《仙台遗稿》、《启蒙字课》各一卷；清泗有《百园文集》、《百园诗钞》若干卷。这些书稿，连同兄弟二人的诸多藏书，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
陈名昭（1878～1931） 字子明，别号菊园老人。次邱乡次邱村人。清末庠生，候选教谕。民国初年，汶上县成立第二高等小学（驻南旺），他被聘为教师。此后十数载，便以教书为业。以其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的品格，博得了众多人的尊敬。一时间，“陈教师”的称呼在汶南一带妇孺皆知。
1922年底，陈名昭因避匪乱，住进城里，与旧友郭晨诰（有传）共谋组织红枪会大事，并将嘉祥县红枪会教师介绍给郭晨诰。郭晨诰拉起红枪会队伍后，他立即返家安宫建会，予以策应，被推为讲村区（今次邱乡一带）分宫长。红枪会运动失败后，他遭到军阀政府通缉而躲到异乡。
陈名昭好交际，爱收藏，善书法，工诗文，精医道。在50余岁动荡生涯中，他坚持多面治学，勤奋笔耕，给后人留下了《菊园闲话》（诗文集）、《停槎问月》（四卷医书）、《霞裳零锦》（医书）等珍贵书稿，以及难以计数的书法作品。惜经战乱和“文革”洗劫，以上作品及其收藏的上千册（幅）古文书画，被损失殆尽。如今所能见到的，唯有这位“鲁西南一枝笔”的少量碑文了。
田代顺（1878～1949） 郭仓乡田村人。早年闯关东谋生，落脚吉林蛟河。靠辛苦垦殖，逐年有所积蓄。直至50岁时，方返乡成家，过上小康日子。
1942年春，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多次“扫荡”及连年旱蝗灾祸，农村废墟成片，哀鸿遍野。目睹此情此景，田代顺感慨地对妻子说：“咱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也该在有生之年，为民众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看到村东泉河分叉处的木郎二桥，因年久失修，桥板断裂，特别是西桥，只余一石板相通，收获季节，庄稼堆积两岸，靠一点点背负而过；商旅至此，如逢穷途末路，车毁人亡事故亦有发生，于是他毅然卖掉自己在白石所置的10余亩土地，聘了20余位修桥能手，很快将两桥修葺一新。乡民们为其奉献精神所感动，一致要求沙沟乡政府立碑作记。很快，一统右刻“田家村善土田代顺先生独修木郎桥纪念”，中刻“惠及行旅”四个大字的石碑，便立起在田家村东。碑文为束清泗（有传）所书。
成此义举后，他的家产已所剩无几。于是带着宿愿已酬的快意，重返东北。
直至逝世，田代顺再没有回家。他的音容笑貌及痛苦经历，已很少为人所知了。但他独修木郎桥的故事，却同其石碑一起，一直流传至今。
周庆忠（1881～1947） 字尽臣，杨店乡周店村人。清宣统二年由县城高等小学毕业，回乡执教。因尽心尽职，教学成绩优异，1913年（民国2年）6月，县知事白璞臣亲赐“教授有方”嘉匾。
抗战开始后，他响应中共汶东工委号召，利用在兴化寺、毛村等教书机会，热情向学生和周围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为防不测，他为学生准备了两套课本。一套编有抗日口号、共产党抗日主张及爱国歌谣、歌词等，要求学生经常背诵、咏唱；一套为所谓“官书”，以应付日伪军政人员检查。他还以学校作掩护，为共产党县区干部开会、联络提供方便。1945年，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
1946年1月汶上县第一次解放后，周庆忠调郑村小学任教。他以共产党员身份，带领学生配合农会打倒了该村地主，平分了其土地。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反动势力甚器尘上。有人劝他随工作队转移，他却不忍丢下自己的学生。是年12月初，国民党乡长张××、保长郑××勾结还乡团，以共产党活跃分子的罪名将他逮捕。面对敌人百般折磨，周庆忠慷慨陈词，威武不屈，严厉痛斥了国民党还乡团的滔天罪行，深情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功勋。同月16日，英勇就义。
马锡龄（1881～1966） 字梦九，寅寺乡拴东村人。自幼入塾就读，稍长得其姑父梁协中（有传）教诲，学业大有长进。22岁初登科场，便名列榜首。
不久，废科举。他便安心当上了教书先生。教书之余，常即兴挥毫。诗、词、歌、赋无不佳美。被时人誉为汶西文人之冠。
他虽然受的是封建教育，在晚清、民国渡过了60余个春秋，但晚年思想开明，赞助革命，积极拥护社会主义。1946年，共产党区工作队进驻拴东村，他拱手相迎，并与不少队员结为忘年之交。1947年春，国民党大军压境，工作队奉命转移。面对严峻形势，他一反谨小慎微，主动承担起为工作队保存钱财、文件的义务。他将其仔细放入墙洞，然后用柴草熏烤封口，直至天衣无缝。使之完好地藏匿了一年有余。
建国后，他被选为汶上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被骋为山东省文史馆馆员。为祖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
陈恩璞（1883～1967） 字润涵，汶上镇北门人。清末秀才。后入山东优级师范深造。宣统二年（1910）步入讲坛，悠悠40余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后就职于曲阜师范学校、山东省第八中学（任校长）汶上县督学、济南第八小学（校长）、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汶上孔庙小学（校长）。可谓“桃李满天下”。1938年，日军侵占汶上，伪县公署令其当教育科长，被拒绝。此后，他躲至东平县沙河站、曲楼等地教书，直至1949年建国。陈恩璞学识渊博，思想开明，被选为汶上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1～5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5届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年，被聘为山东省文史馆馆员。此时他已年逾古稀，但奉献热情丝毫未减，先后撰写提供了许多文史资料。所著《汶上县红枪会始末记》，虽然是在对红枪会评价莫衷一是的建国初期写成，但资料翔实，观点鲜明，至今不失其价值。
胡培熙（1884～1965） 字备伍，次邱乡白马河村人。自幼读书，偏爱书画。稍长涉猎诸子百家，兼攻医学典籍。20余岁，便在一方小获名气。
1918年，因避匪乱，举家迁居城内，在西门大街开设“萃芳斋”杂货店。经营之余，为人题写书画，义务把脉处方，并经常往来于官绅商号之间，不久便确立了其“知名士绅”地位。
1924年，以“救济灾患，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的世界红十字会汶上分会成立，胡培熙被推为会长。他不负众望，从自己做起，率先捐出大部分余资，很快动员团结了一大批富商名流，筹集了为数可观的资财。从此，遇有灾荒，兵乱，十字会就有所行动。被救济或救治过的灾民、将士，难以数计。
20年代中期，汶上县小学堂因社会动荡相继停办。胡培熙为之嗟叹不已。1927年来，他以十字会名义集资创办汶上县私立育德小学，并自任校董事会长兼校长。从此，他把大半精力用于教育事业，不惜为此荒废经商。他创造性地将教员分成不拿薪金的义务教员、拿部分薪金的半义务教员和拿全部薪金的薪金教员，有效解决了教员、资金的不足，使教学质量得以保证。鉴于当时民力枯竭，他一度对学生免收学费，并向贫寒学生提供学习用品。1938年汶上沦陷后，育德小学被迫停办。办学10年，向社会输送人材400余名。
建国后，胡培熙积极与政府合作，愉快赴乡下卫生院工作，带动了一大批闲散社会医生，受到各界赞扬。1954年，他被选为汶上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他一生“慈善为怀”，为社会做了大量好事。但是，1938年初，他与城内各界名流，为所谓“汶民免遭劫难”，打着日本国旗去南门口迎接日军入城的丑事，仍时常被人们提起，成为他一生中最大污点。
秦大文（1887～1926） 郭楼乡秦庄人。少时先后就学于本乡爨局和县立高等学堂。因学业优异，乡人誉为“秀才”。不久军阀混战，学校停办，他只好怅恨返乡，经营祖上留下的20余亩土地。后于县城西门开一片杂贷铺，收入渐增。加之他善于排难解纷，主持公道，社会声望不断提高。
1918年（民国6年），他被村人公举与一陈姓地主争讼村西庙宇的5亩地权。是非本来黑白分明，不想军阀县衙却一拖再拖，乘机勒索。为给众人争一口气，他慷慨卖掉土地6大亩，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这件事使其仗义疏财名气大增，也使他深刻认识了军阀政府的反动腐朽。
1924年冬，他率先于五福区组织了红枪会，不久被推为五福区分总宫长。由于他办会得力，纪律严明，五福区红枪会很快发展为全县中坚力量。1925年冬，全县13个区八九万红枪会众实现大联合，他和郭廷俭被公推为总宫长。之后，他带头发起抗捐斗争，最先于五福区收缴保卫团的枪枝，从而推动以“防匪护院”为宗旨的红枪会运动，迅速质变为推翻张宗昌反动统治的武装暴动。在其后攻取汶上县城，智歼敌刘嘉瑞团，计取宁阳县城，攻打火烧姚村火车站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秦大文均发挥了决策、统帅和先锋作用。尤其可贵的是，在1926年4月10日红枪会众严重受挫，主帅郭廷俭战殁的危机关头，他既未被气势汹汹、装备精良的张宗昌大军所吓倒，也未被敌人的“招安”诱降诡计所迷惑，毅然张起“山东保安会秦”字大旗，清醒地将会众撤至水牛山一带有利地形，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表现了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1926年4月下旬，汶上红枪会暴动失败。秦大文率领部分会众撤至嘉祥。有人劝他丢弃刀马，免得追兵认出其身份。他仍信心十足地说：“怕他们什么，三年后，杀他个片甲不回！”一日，秦大文等在巨野县城北关饮马歇息时，被追兵发现，经全力拼杀，最后被捕，英勇就义。
郭信珠（1888～1974） 号玉堂，汶上镇东关人。生于木工世家。10余岁起跟父兄学艺，20岁出头，即承揽了县天主教堂和县衙的木建工程。1910年，应德国传教士招募，漂洋过海，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进修谋生。
由于他善于学习，8年后，不仅木工技艺大有长进，而且进一步掌握了建筑设计、施工管理等多种本领。1918年，为报效乡国，他毅然抛弃优厚的生活待遇，辗转日本回国。
此后，他的足迹踏遍汶上、枣庄、滕县、平阴、巨野、济宁、兖州等地。经他设计建筑的学校、医院、工厂等难以计数。
30年代初，他应北平（北京）辅仁大学之聘，设计建修了附属女子中学和大学女生部宿舍。后者原为清代恭亲王住宅。当时，一白俄工程师意欲承揽，并提出将原有建筑推倒重建的所谓“省工省时”计划。郭信珠闻之，一反往日的沉稳与冷静，几次向校董事指出：推倒重建，不仅会造成极大浪费，还会严重破坏这一设计不凡的古建筑群风格。他提出“保持原貌，托梁换柱，加固其基础”的修缮方案，终于赢得校方认可。在他精心设计指挥下，这座恭亲王府很快加固整修一新，并完好地保住了其固有风格。建国后，此古建筑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解放后，郭信珠被安排为北京市房管局建筑公司技术骨干。1954年，公司决定让他指挥大修天安门。66岁的郭信珠青春焕发，激动不已。他早起晚睡，日夜操劳，将众多施工人员安排得有条不紊，使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维修工程，得以提前完工。
郭信珠工作到70岁退休。1974年，以86岁高龄，病逝于在呼和浩特市工作的长子家中。
白观化（1889～1955） 字育普，南旺镇白庄村人。白英（有传）20代孙；白氏最后一任世袭八品官。1927年，经人引荐，出任安徽省肖县县长。时肖县巨富朱大瞎（外号）之次子朱德恩（肖县二区区长），勾结匪首高彦田等作恶多端，经常致死人命。白到任不久，便率部击毙了高匪，并将朱大瞎、朱德恩拘捕入狱。呈请上峰，回话是：“你要发财，可以放人；你要留名，就以严惩。”白果断表示：“我要主持正义，为民伸冤！”他拒绝了连城厚礼和达官说情，很快将朱德恩斩首示众。
1928年，北伐军攻占安徽后，白观化弃职返乡。出于其地主阶级本能，曾对陈伯衡、曹志尚、刘起文等领导的农民运动持消极抵抗态度，成为汶上保守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略暴行激起了其爱国热忱。他慷慨变卖家产，脱去长衫，于1938年底拉起了二百余人的抗日队伍。随后，一些杂牌军（包括曾被韩复榘收编的侯宪明部）慕名归附，至1939年春，已拥兵六七百人。
流亡中的国民党省政府见白之队伍迅速壮大，遂加紧拉拢扶持，并委以宁（阳）滋（阳）汶（上）三县抗日自卫总团长兼汶上县长。白对国民党不战而退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早就心怀不满，故虽接受其委任状，却拒绝其派员插手部队。相反，当八路军115师派工作队至其驻扎的白马山庄一带时，他却表示欢迎与合作，并恳请为其士兵上政治课。听说工作队要奉命离去，他再三请求队长黄主一留下。115师和中共鲁西区委接受其请求后，他十分信任地任命黄主一为自卫总团政治部主任，并于多次重大军事行动中与共产党军队密切配合。如在梁山战役中，他率部外围接应，为全歼日伪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冬，日伪军向活动于南旺一带的白育普部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部队损失严重，人心浮动。他本人也因寒夜涉水身患重病。接连的打击，动摇了其抗日到底的初衷，遂再三要求共产党接管其县政权和部队，并于同年11月办完交接工作后离队休养，退出了抗日战场。
1947年，国民党重占汶上后，他被举任汶上县参议会临时参议长。1948年7月，随国民党南逃。后落户于蚌埠。1955年病逝。
陈宫（1892～1968） 原名陈绪诰，字绍文，汶上镇南门人。出身地主之家，早年于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供职于国民党政府机关，曾任江西某县县长。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弃暗投明，先后任汶上县民主政府司法科科员、科长和泰安地区法院审理员等。1952年调山东省文物保管会泰安分会。当时文管分会仅有4人，任务却十分艰巨。对散乱堆积的文物，他和同事们先是一件件按年代进行排队，再一件件摆放到陈列室，撰写出说明书。4人之中，有一法号洒固澄的和尚，虽入佛门多年，却对唐内文物怀觊觎之心，于1952年秋行窃陈列室。陈宫马上报案，并协助公安机关收审了洒固澄，追回了被盗之宝。固澄怀恨在心，于夜间持刀闯入陈宫住所，将其头部及其妻背部各砍一刀。伤愈后，陈宫对文管工作仍一往情深。1954年，被任命为文管会（后改文管所）副主任。闻城内居民阎张氏保存有一宗价值连城的文物，经市分管领导允准后，他数次登门，苦口婆心，终于动员阎张氏将其古瓷、古陶、古字画、古檀木家俱等全部献出。这套文物，至今仍保存于岱庙东御座展室。其间，他还四处奔波，多次组织开展文物搜集保护工作。如被视为无价之宝的衡方碑、张迁碑等，就是他亲自组织人力从汶上、东平移往岱庙的。之后，他悉心致力于泰山风景区开发。虽已年过花甲，但登山爬岭，从不叫累。后石坞是很难到达的地方，为开辟此风景区，他步行上下10余次。他看到经石峪遭到人为和自然力破坏，痛心疾首，呼吁社会“保护国宝经石峪！”并很快筹资凿改了流水渠道，装上了石栏，有效地保住了这一独具特色的北齐摩崖石刻。
1960年，年近70岁的陈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文管所，受命去泰安市政协，当了一名驻会常委。1968年寿终。
李文远（1895～1976） 原籍滕县。18岁来汶上，拜著名柳子戏艺人姚天机为师。后被姚招为孙婿，定居于南站镇何楼村。
他生就了一副好嗓子，加上勤学苦练，从师不久，即以“小鞋”艺名倾倒一方。尤其与名生刘云驷（艺名“小桃”）搭当，更若天作地设，锦上添花。在二人合演的《陈琳抱盒子》一剧中，他出色塑造了寇承御机智勇敢，与陈琳肝胆相照，共成大事的少女形象。他唱腔圆润，声声入耳，听众称之“一绝”。在东平镇演出时，获“一锭金”美称。
1952年，他积极响应政府大力提倡文艺活动的号召，亲手组织起柳子剧团，活跃于邻近数县。此时，他已年过半百，嗓音却一如当年。1954年，在山东省第一届戏曲会演中，他所扮演的《陈琳抱盒子》中寇承御唱段，被录制成唱片。后来，山东省柳子剧团请他去参加研究古剧目，他欣然前往，无私地将拿手戏《兴国》、《四郎探母》、《秦英征西》、《双岭关》、《高老庄》、《东吴入赘》等奉献出来，使之得以流传和完善。
李文远为人耿直忠厚，和善热情。虽半生浪迹剧坛，但未染半点恶习。熟悉他的人除赞扬其演技外，多还称道其人品。
何文芝（1897～1972） 字斐卿，杨店乡沟头村人。著名开明士绅。早年求学济南等地，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继承家业后，时常向佃户、贫民提供资助。“七·七”事变后，目睹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和国民党军界的腐败无能，他冒着坐牢危险，将自己北平大学毕业的儿子送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1942年春，日伪“扫荡”和天灾使汶上北部十室九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何文芝出于民族大义，除留下自家口粮外，将其余1万余公斤粮食，全部开仓济贫：凡讨饭者，供以熟食；要粮者，视家庭人口多少，发给3～8升。邻村曹营几户人家，觉得无亲无故，不好意思受人接济，要求立字借用，秋后归还。他即刻应允。但未及秋收，他便向大伙声明：我放出去的粮食，一不图报答，二不须归还，并当众销毁了字据。
建国后，他被选为历次县人大代表，直至1972年寿终。
赵培真（1898～1969） 南站镇董王庄人。自幼家贫如洗。为谋生计，10余岁即与童养媳一齐，拜岗上渔鼓艺人王尚志为师，立志在渔鼓说唱上，搞出一番名堂。
王尚志待弟子热情而严格。半生的说唱，使他悟出：一个渔鼓艺人，最重要的是天赋和基本功。他耐心将此经验传授给弟子，使对艺术朦胧无知的赵培真霍然开朗。培真兴奋地对媳妇说：“爹娘给我们的这副嗓子，是没法变了，可这功夫，是自己练出来的啊！”
出身的贫寒，造就了一个不怕吃苦的性子。每天，他早早起床，脸顾不上洗，抓起渔鼓就练；晚上，他常和媳妇一块，轻声咏唱到深夜。有时，唱起来如痴如醉，多次忘了弟子该尽的义务。王教师非但不加责备，反而当着众弟子夸奖：“我这帮弟子，数赵培真最有出息。”
仅18岁，他便出师说唱了。起初，他偕同媳妇，活动于张吾、义桥、南站等集镇，并不为人注意。可演出不过10场，人们便刮目相看了！赵培真清晰的吐字，顿挫有致的赶板夺词，令人耳目一新。戏迷们纷纷发出赞叹：“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呀！”
至30年代初，赵培真便成了鲁西南一带颇有名气的艺人了。一年春天，在汶城关帝庙内设场月余，听众不减当初。听说要撤场，戏迷们推出代表，再三挽留。直至麦收开始方罢。
有了名气，使他收入大增。但他并未就此止步。相反，更加珍视声誉，力求不断有所创新。他视同行如手足，经常与之砌磋技艺，交换剧目，从而愈以丰富了演唱内容，在山东渔鼓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赵培真为代表的汶上流派。其特点是：在道情五鼓三板（拍五下鼓打三下板）基础上，吸收柳子戏流水板上韵和柳琴戏大甩腔。唱腔高昂，节奏明快，陈辞慷慨激扬且富有浓厚的韵味。
解放后，他致力于对自己艺术的总结与传授。60年代初，县文化馆聘请他为曲艺队指导。时虽年事已高，但乐此不疲，为这一传统剧目流传作出了贡献。
吕少良（1899～1972） 在1962年山东省手工业产品评比鉴定会上，吕少良打的菜刀一举夺魁；他本人也被授予优秀红炉技师称号。从此，人们对这位铁匠出身的工人佩服之余，又多了几分崇敬。
吕少良系山东章丘县人。自幼从父学习铁器打造。20余岁时，随全家流落到汶上，后定居义桥村。由于天资聪惠，学习刻苦，不久便掌握了父亲的全部技艺。但他不满足。闻知义桥一王姓师傅对打锄板有一套绝技，便常去观察学习。王师傅思想保守，常常借故停炉。吕少良多次碰壁而不馁，终于感动了王师傅，将部分技艺传授给他。他从中大受启发，进而对其技艺进行了一系列改进发挥。其后10余年，他打造的镰刀、斧头、锄板和成套剁刀、砍刀、片刀，在当地成了抢手贷。并批量销行宁阳、兖州、东平、济宁等地。
1955年2月，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携四弟等人，带着工具和部分资金，到南站铁业社入了户。他一如既往，不断探索。铁业社一刘姓师傅，铲头打得特好，吕少良虚心求教，尽得其秘诀。
在打制的众多器具中，其菜刀以轻巧、不夹灰、不卷刃、不断钢、不出豁口、不断把活束而倍受人们青睐。刀刃前段和末段呈微三棱形，中间刃薄而平滑，可备前砍、后剁、中间片多种功用。在打制方法上，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路子：下料稍重于成品，主要靠过硬的冷锻功夫成型；淬火一概用油，绝不用水；成型后，用抢子抢而不用砂轮磨；最后投入生石灰水中浸泡。
吕少良在南站铁业社（后改为农具厂）初主红炉车间，后任副厂长，被定为七级工。对于自己的技术，他从不保守。亲自带出的徒弟就有40余人。其技艺在当地得到广泛流传。
1972年冬，吕少良病逝。南站公社派专人购置了棺木，并护送其至老家安葬。
曹志尚（1903～1940） 字凌云，原汶上十区大曹庄（今属嘉祥县）人。自幼聪颖，喜勇好强。在汶上书院高小读书时，常携同学到校外游玩，于城墙上演练飞身跃垛口等惊险动作，每每博得墙下同学惊呼、喝彩。他崇拜班超，钦敬岳飞，每与同窗好友论其挥戈救国事迹，常激动不已。18岁考入郓城乡村师范学校，未及毕业，即离校从军。1925年，升奉军某连连长。1926年转入国民革命军，任副营长。
1929年春，他随北伐军路经汶上，志愿留任国民党汶上县农民协会干事兼县警备大队副队长。曾与旧友陈伯衡密切合作，发动各乡组建了农民协会，并领导农民斗争了二区区长房子健，迫使封建势力作了某些让步。
1930年春，国民党汶上县长祁庆墀无视刘起文、曹志尚等强烈反对，无端决定向农民增加捐税。志尚十分愤慨，当即与肖元丰（中队长）带警备队包围了县政府，并散发了《请看祁庆墀的罪状十九条》油印传单，逼使其弃职逃走。而志尚等也因此遭到国民党省政府通缉。此一事件，使为民请命的曹志尚十分震惊。从此，他与国民党一刀两断，决心寻求新的救国救民之路。
在朋友们的掩护帮助下，他当上了乡村小学教员。不久即秘密联络城内进步力量，同汶上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展开了斗争。他参与了进步知识分子刘起文、曹麟周等以化名形式开展的“告状”活动，多次向国民党省政府和南京政府检察院，揭露国民党县长及其帮伙的贪赃枉法劣迹，先后迫使两任县长下台。
1936年底，为粉碎国民党政府以停拨经费等手段扼杀农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的阴谋，他协助刘起文、曹麟周等在教育、工商界采取集股办法，相继开办了鼎新商社、力生合作社，并以此为据点，进一步联络、团结各界进步人士，广泛传播抗日民主思想，为后来发动永安寺起义培养了骨干，准备了力量。
武装起义计划决定后，曹志尚辞去教师职务，于1937年11～12月间，率先收缴了马村、孟姑集两处乡农学校枪支，于县西部边境组织起抗日民主解放先锋队。至起义时，他领导的“先锋队”，已有30余人、20余支枪。
永安寺起义后，他分工协助陈伯衡做军事工作。因多数队员未受过军事训练，他从射击最基本动作开始，认真传授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常常是一身泥土伴一身汗水。随着起义部队不断壮大、整编，曹志尚相继担任范筑先部十支队东迸梯队副大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一团参谋长兼一营营长、中共鲁西军区第八支队队长。他作战沉着冷静、机智勇敢，每次战斗，总是亲临前沿。1938年4月6日拂晓，他果断而机智地指挥了迎击日军偷袭白塔驻地的战斗，巧妙掩护这支新生的部队撤离险境。同年8月，他率队成功袭击了汶上县伪五区区部，活捉区长以下30余人。1939年10月，六支队一团编属115师独立旅。之后，他与刘星率两个连，大战郓城县黄堆集，全歼日伪军4个连，拔除其据点。12月26日，他率部由梁宝寺急行军25公里，一举攻克日伪长沟据点，歼敌百余名，获步枪50余支。战后，新华社华北分社发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八路军鏖战鲁西》报道，高度评价了其战绩。
在运用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团结其他抗日武装方面，他也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初，他说服、收编了地方武装李承彦部60余人。11月，他受命率精干力量，将成分复杂的白育普（有传）部队整编为鲁西军区第八支队。1940年春，为争取被伪区长李健德操纵的红枪会共同抗日，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亲自带两名战士赴响水口谈判，不料遭李暗算，为李唆使的打手们乱枪刺杀于土坑中。
曹志尚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彻底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尚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入党誓言。
张宪林（1905～1943） 郭仓乡佛店人。著名民间吹奏艺人。自幼从师于父，十几岁时，唢呐、笙、笛便得心应手。尤其唢呐，不但能吹奏柳子戏、梆子戏、京剧等各种调门，还能仿奏生、旦、净、丑各种角色。其吐字之清晰，模仿之准确，几可以假乱真。他吹奏的《百鸟朝凤》，令人耳目一新，如坠山林。26岁时，其张大娃乳名便不胫而走。嘉祥、东平、宁阳、滋阳（兖州）等县前往拜师学艺者络绎不绝。后被推为数县艺人领袖。其间，县政府每有大的庆典，必请他去奏乐；本县及邻县大户婚丧喜庆，也以能请到张宪林为荣。张宪林不吹不擂，不摆架子。闻本村或邻村贫家有事，他多是不请自到，且不索钱，不受赏，常常义务吹奏。
惜方至中年，染肺痨而逝。
陈伯衡（1906～1939） 原名宪璇，汶上镇南周村人。幼时家庭较富裕，得以私塾启蒙。16岁考入城内书院高小。因学习勤奋，成绩优秀，且为人谦和磊落，深得同学赞佩。后就读于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和北平（京）大学。动荡的年代，造就了他关心国家大事的思想性格。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控制汶上后，他利用学校停课之机，积极参与汶上县党部工作，同曹志尚（有传）等同学旧友一起，发动农民斗倒了作恶多端的二区区长房子健。同年，他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加入国民党。
1931年，考入北大经济系不久，就与进步师生有所接触。“九一八”事变后，他为大片国土沦陷和蒋介石集团的卖国行径痛心疾首，踊跃参加了赴国民党南京政府请愿示威活动。之后，他通读了《资本论》等进步书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35年北大毕业，他被济南齐光中学聘为教务主任，革命思想更加活跃。他介绍北大同学、共产党员杨启哲到齐光中学当代课教师。当杨受到反动当局注意后，他及时帮助其离开学校。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伯衡怀着极大悲痛，主持《齐光校刊》编发悼念鲁迅专号，并亲笔撰写了1.3万余言的《鲁迅先生的战绩和思想》一文，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精辟阐述了鲁迅思想风格的形成及其伟大战斗实绩。这篇慧眼独具、风格近乎鲁迅的全面介绍和歌颂鲁迅的杂文，不仅在当时堪称屈指可数，今天看来，也不失其科学价值和战斗光辉。在这期校刊上，他还以沉恸高昂的笔触，为鲁迅题写了一副百字挽联，深切表达了他决心发扬鲁迅精神，誓同侵华日寇和汉奸走狗血战到底的豪情壮志——
横世噩噩，尽是阿Q相；端赖阔斧大笔净吾华族魂与血，孰料竟而散手以去，呐喊摇旗恐绝绪，吁嗟，彷徨……！彷徨？更须挥泪思奋发。
举目滔滔，遍地汉奸踪；正待冷潮热骂诛彼丑类鬼蜮心，不意从此“埋掉拉倒”，“打狗落水”复属谁？呜呼，而己……！而已？只得偷暇哭先生。
在此前后，他还于《齐光校刊》上发表了《目前教育的危机》、《青年在学校》和《关于“数”》等文章。前两文尖锐批判了教育界严重存在的官僚化、八股复活等时弊，后一文则通过对“数”的概念形成、发展和“数”与“量”的辩证关系等论述，巧妙而深刻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表明了此期的陈伯衡不仅是一个爱国者，而且已是一个接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西安半月记》及在南京机场《对张杨训话》二文。国民党教育部通令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停授国文课，以此二文为教材。陈伯衡佯若不闻，照常讲授国文课。1937年初，胡风根据鲁迅生前授意和中共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撰写的《文学与生活》一书出版后，他立即带头在高年级中讲授。1937年10月，日军逼近济南，齐光中学举校南迁。经汶上时，他听说旧友刘起文、曹志尚等准备组织抗日队伍，遂产生强烈共鸣。毅然决定留汶举义，共赴国难。
当时，起义筹备者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举什么旗，跟谁走。陈伯衡以其固有威望和崭新革命思想，很快统一了大家认识：坚决依靠共产党！他通过种种关系，两赴济宁，终于找到中共鲁西南工委，要求负责人江明派人指导。江明热情赞扬了汶上义士们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委共产党员刘星以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名义，协助陈伯衡等组织骨干、发动起义。此后，他和刘星、曹志尚、刘起文等分头行动，走村串户，从人员、枪支、钱财等方面，做了大量动员筹备工作。
1938年2月5日，他同刘星等于永安寺正式领导起义，在鲁西南一带率先拉起了有共产党员指导参加的抗日队伍——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同年5月，自卫队编为范筑先部第十支队挺进队，陈伯衡任队长；10月，与东平地方武装合编为十支队东进梯队，他任司令员；12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一团，他任团长。他和战士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冬睡草窝，夏宿野地。凭着一腔热血和大智大勇，带领战友们克服生活、装备上的种种困难，冲破敌人层层封锁，先后转战于汶上、东平、平阴、聊城、冠县等黄河之滨的十几个县，一次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自卫队成立之初，未建立党的组织，一度与中共领导机关失去联系。究竟如何带好这支新生的抗日队伍，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有效斗争，开始并不十分明确。他一面向曹志尚等有军事经验者请教，一面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描写战争的名著，以其聪慧的悟性和卓越的指挥才干，带领战友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当时，由于受到日伪和国民党双方钳制，生存处境十分困难。为粉碎敌人相互勾结的罪恶阴谋，争取各种力量联合抗日，他在带领战友深入发动群众的同时，向流亡中的国民党汶上县政府开展了统战工作。一次，他带领几名精干战士赴沙河站同国民党县长崔百朋磋商避免磨擦、共同抗日问题，因发生争执，双方卫兵忽地抽枪对峙起来。崔百朋吓呆了，不知所措。陈伯衡却镇静如常。他以沉稳威严的大将风度向双方卫兵命令道：“都把枪收起来！我们是来谈问题的，不是来干仗的！”一句话稳住了局势，使谈判得以继续进行，并取得初步成果。
1938年部队进驻东平县苇子河村。侦察员扣留了一名受日军收卖、传递假情报的邮差。不少人主张将其就地正法。陈伯衡劝阻说：“他是一时受敌人蒙蔽的穷苦百姓，我们要争取让他为我们服务。”他继之做了一番分析，使在场同志茅塞顿开。经过教育，邮差果然痛改前非，向部队提供了不少日军情况。
陈伯衡领导的这支起义部队，很快受到东平县地下共产党负责人万里的重视。1938年春，他派杜子俭到自卫队，帮助建立党的组织。陈伯衡异常兴奋地表示：“我们很欢迎你来！”之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忘我地学习和工作。当年秋天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1939年3月22日，他奉命率部赴东平郑海一带阻击日军。日军倚恃装备精良，骄狂直进。他抓住敌人这一弱点，利用地利人和有利条件，一接火，就将敌先头部队打了个落花流水。敌人恼羞成怒，动用迫击炮、重机枪疯狂顽抗。激战持续了5个多小时。下午17时许，伯衡亲临迫击炮阵地，指挥炮手发起最后反击，不幸中敌枪弹，牺牲了。
战斗结束后，中共鲁西区党委和115师师部，为其召开了万人追悼大会。指出：他的牺牲，对六支队一团乃至整个抗日战场，都是一个重大损失。
李缙卿（1912～1976) 1938年10月，李缙卿带匣枪一支，红马一匹，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陈伯衡等领导的抗日队伍。他初被安排做募捐工作，经常活动于汶上、东平两县交界地区。不久，派他回故里次邱乡东温口村建立秘密抗日联络点。他凭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灵活的工作方法，除继续为部队募捐枪支、钱财外，先后动员孙口、沈堂等村一批青年参加抗日队伍。1939年秋，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1942年，日伪连续发动“大扫荡”，抗战形势不断恶化。为及时掌握敌人动向，他同崔轸、张良弼三人接受党组织派遣，巧妙打入汶城敌人内部，机智地传送出大量情报。1943年冬，八路军115师敌工干部展庆浩，指令他搞出一批枪支装备部队。李缙卿积极活动，通过伪县中队长曹×关系，结识了伪宪兵队长苗松全，很快搞到10支步枪，然后让拥护抗日、见义勇为的妻子张传芝以走娘家为名，将枪支藏入马车，通过盘查，送往抗日部队。1944年夏，他进一步结识上层，搞到匣枪两支，让妻子化装乞丐送出城外。同年冬，他受命重返部队，做民运和后勤工作。
1948年，党组织在山东观城开展“三查三整”①，李缙卿因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怕挨整，未去参加，从此脱党。
解放后，他被安排到邹县搞税务工作。1976年病逝。
张寿椿（1913～1941） 原名张篯，杨店乡张楼人。生于开明士绅家庭，自幼喜与穷家子弟玩耍，并同吕氏长工，亲如手足。
10岁入塾就读。1928年考入汶上十字会育德小学。2年后奔赴泰安，入山东省第三中学深造。先后参加了兖州卧轨索车晋京（南京）请愿抗日爱国运动，和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打倒用武力办教育的高其冰（校长）”学潮活动。学潮中，他的好友有的被捕，有的被开除。这使寿椿深深感到了社会的黑暗，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1934年毕业后，一度在家闲住。1936年，结识了在张楼小学教书的共产党员李又村（有传）、乔海秋等，得以读到《救亡言论集》、《由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等进步书籍，从而进一步了解了国内外形势，树立了革命思想。
“七·七”事变后，张寿椿参加了汶上县永安寺起义的酝酿、发动与筹备。起义前，他带领佃户深入郗家河、大小王楼、刘古墩及五区乡农学校等处，筹得长短枪10余支，动员起义人员30余名。
汶上县抗日自卫队建立后，他被安排做民运工作。每到一地，便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等抗日统一战线主张，使这支部队较快扎下根基。有几家佃户，担心男人从军后难以生活，他便同父亲商定：将出租的30余亩土地，无偿送给佃户耕种。此期，他先后动员50余人参加抗日队伍。
1939年，他加入共产党不久，伪五区区长迫于革命形势而弃职。经中共汶上县工委批准，张寿椿成为县内第一位共产党员区长。恰在此时，妻子受日军烧杀惊吓，病死在娘家。寿椿闻讯于夜间料理了妻子的丧事，把母亲和独生女托付给亲戚，便急忙回到区上。
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更多人力财力支援抗日部队。他利用各种关系，采取种种办法，将五区抗日救亡工作搞得轰轰烈烈。一次在泗汶村演讲，感动了在场的数百听众，当场募得大宗钱财。
1940年春，日伪军为扑灭迅速发展的革命烈火，对五区一带发动了疯狂的拉网“扫荡”，并乘机安插据点，派遣特务。抗日工作被迫转入地下。一天夜里，他偕同区部工作人员麻成宪、张培如躲至东平伪六区区长张昌俊家（张在寿椿家避过难，且系本家）。不想很快被其堂兄张昌顺侦知，报告了与张昌俊有隙的区队长。三人一同被捕，先后被押送东平日本宪兵队、汶上日本宪兵队。不久转送兖州，从此下落不明。
李又村（1913～1966） 原名丁九荣，
①三查三整：指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又名丁景宇，城关镇东门人。生于富裕之家。自幼得到饱读儒书的祖父、父亲及具有爱国思想的伯父的指点和影响，较早铸成了爱学习、求上进的精神品格。
1928年，他考入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喜尚与同学议论国家大事。“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了赴京请愿活动，受到学校地下共产党组织的关注培养，得以读到《红旗》、《土地革命纲领》等党内书刊，懂得了更多革命道理。1932年春，由同学乔海秋介绍，加入共产党。同年，班内建党支部，他任宣传委员。之后，他以更大的热情致力于抗日救亡和党员发展工作，并曾以学校消费合作社主任身份，赴上海、保定购买进步书刊，在校内广为推荐。
1934年底毕业回乡。1936年初就教于汶上城内孔庙小学。时汶上县尚无共产党组织。他利用职业之便，向师生传播进步思想，独立开展工作。不久，他到五区张楼小学任校长，聘请乔海秋、单绍曾前往任教，很快活跃了学校空气。音乐课上，他教唱《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满江红》等爱国歌曲；历史课上，侧重选讲爱国斗争事件和爱国英雄人物，公开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出卖国土的滔天罪行，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种子。“七·七”事变后，他的许多学生勇敢奔赴抗日战场，不少人成为革命队伍的中坚。
1937年底，日军侵占汶上，学校被迫停课。面对现实，他想到作为共产党员，首要任务应是宣传动员人民拿起武器，将侵略者赶出中国。他向五区乡农学校校长讲明自己的想法，动员他领导乡农学员武装抗日。不料，胆小如鼠的校长杨××，竟于夜间带人携枪而逃。之后，他与乔海秋直赴济宁军官训练队作动员，因其很快解体，未能成事。困惑之际，李又村找到汶上县抗日自卫队，走上了武装抗日的第一线。
入伍不久，他相继被委以民运工作队队长、鲁西军区第八支队参谋处股长、115师某连指导员、营代教导员，并于1939年重新加入共产党（因一度失去组织关系）。1942年，经上级党组织审查批准，承认其以前的党龄。
1942年底，调115师情报处，化名李又村。集训后，他带领3名助手，携电台前往徐州，秘密建立起徐州——连云港——兖州情报站，担任党支部书记兼站长。日军投降后，情报站并入原新四军情报部，他任外勤股长、副科长。之后，随军转战济南、徐州等地，负责清理敌特工作。淮海战役打响后，他携电台赶赴战场，风餐露宿，日夜工作，保证了军事联络的畅通无阻。
建国后，他被任命为战略重镇徐州市公安局局长、市委委员，出色领导了清除国民党潜伏特务和“镇反”等工作。其间，他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警卫人员提醒他这么晚回去有危险。他含笑说：“这总不比枪林弹雨中危险更大吧？”1952年，徐州市公安局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公安部门通令嘉奖。
1953年，调济南任市委委员、市公安局长。两年后，相继升任济南市副市长、市长。职位高了，其为人的谦虚和气及工作热情却一如既往。他常说：“我虽然是老党员，但对地方工作，还是个新兵，是个学生。”是年体检，发现患有心脏病。组织上建议他离职休养。他回答：“我感觉不错，不用什么休养。”硬是带病坚守工作岗位。
1956年，改任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后改任济南市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和城建工作。当他确知济南城市建设处于落后地位时，便决心改变这一状况。趵突泉公园改造，他多次参与规划研究。大明湖西南门设计方案，由他最后审查拍板。在其督促指导下，济南市城市建设后来居上，走进全国前列。
1963年，济南市委决定大力发展区县工业，将基础薄弱的电子工业翻身硬仗，交由他来指挥。李又村知难而进，马上率考察团赴北京第四机械工业部和电子管厂参观请教。后又派人去南京、上海学习里弄创办电子工业经验，有计划地将一批不景气的企业改建转产。至1966年初，济南市电子工业跃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可与同期日本电子工业媲美。
正当他雄心勃勃地领导电子工业腾飞之时，“文革”运动骤然而至。起初，他并没想到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每天照常工作在第一线上。8月，他一手组建起来的电子工业枢纽——电子研究所闹事，请他去处理。他当即前往，一番苦口婆心，问题很快得以缓解。继之，城建局负责人，以个人恩怨，借“大辩论”名义，要他去“讲清楚”。他很气愤，一度病情加重。家人劝他休息。可此时的市委，只有少数几人在支撑，岂忍离开？12月20日，大字报贴到市委，将他在电子研究所劝告群众恢复生产的言论，列为压制群众的“罪状”。当天下午，李又村被迫前去解释。结果被围攻至晚22时许。23时，李又村病情猝然加重，逝世于家中。
张辛铭（1913～1985） 山东文登县人。生于中农之家。1929年考入曲阜师范学校。系统的科班学习，奠定了他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基础。73岁人生生涯，48载倾注于教坛。1984年，以厅（局）级待遇，离休于济宁教育学院，次年死于肺癌。
他于1956年冬，离开亲手创办的济宁二中，来汶上一中担任校长。上任不久，全校师生便深切领略到其与众不同的治校风格。他常不打招呼就提前步入教室，以真实了解每个教师的授课水平，并常常直率地指出其不足。对个别授课质量特差的教师，气愤之余，常是夺过教鞭，“你坐后边去，听我讲！”整个校园迅即呈现一丝不苟的备课教学气氛。由于历史原因，一中骨干教师多出身剥削家庭。鉴于当时政治气候，有人劝他使用时要慎而又慎。张辛铭一笑了之，“我这里是学校，要造就一代知识人才，不用他们，用谁们！”有一个时期，一中理化教学较薄弱，经再三分析，病根在于师资。他很快物色到水平较高的理化教师，千方百计调来一中，同时还选拔部分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赴大学深造，很快改变了局面。对学生，他一向关怀备至，严慈并施。三年困难时期，学生洗脸多用自备的廉价瓦盆，毕业离校时，往往随手丢弃或摔破。他发现后，严肃加以劝诫，并予约法三章。1958年，他看到过多平调学生参加生产“大跃进”，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和健康发育，便置被“拔白旗”的风险于不顾，多次借故婉绝，以至向县委书记“讨价还价”。1962年12月，济宁地区召开完中田径运动会，他亲自差人购置器具衣物，亲自过问训练，一举夺得总分第三，重塑了汶上一中的体育形象。
张辛铭秉性好学。即便在校务缠身的日子里，也不忘插空研读。他藏书中，有200余元一套的《二十四史》，有传世稀少的宋本典籍，有带古乐谱的元曲和明清文集、笔记、小说等。渊博的学识和刚正的性格，注定了他观察问题的深刻和评判问题的犀利。1960年，在一次批判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会议上，他公开承认自己说过“喜循序渐进，不喜跃进”，并曾将批判彭德怀与朱元璋杀戮功臣相提并论。“文革”中，他一度“靠边站”，并受到批斗。但是，这些打击，始终未动摇他献身教育事业的意志。在其任职15年间，汶上一中教育质量，一直走在济宁地区同类完中的前列。
李广友（1914～1947） 郭楼乡大李庄人。生长于贫苦之家。1940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他率先成为村里革命中坚。1945年加入共产党。1946年，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他作为民兵班长，第一个在“动参会”上发言，带领全班22名民兵集体参加了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
在部队，他初任炮兵班长。几次战斗，他感到火炮没有机枪打得直接、打得过瘾，经再三要求，被编入6纵17旅51团1营3连2排，任机枪班长。1947年7月初，中共第二野战军巧渡黄河，决定发起鲁西南战役。14日，他随军急行300余里，及时赶至金乡县羊山集，参加了围歼国民党整编66师的战斗。战斗从傍晚打到半夜，敌人以整连兵力4次向他们把守的西山口突围，均未得逞。李广友的机枪班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次日拂晓，他们同兄弟部队同时冲上山顶，全歼敌66师。
同年农历十二月初八，为打乱敌人兵力部署，再挫敌人士气，部队发动了攻打金乡县城的战斗。李广友所在营主攻县城北关。受命后，他火速爬上房顶，居高临下，有效控制了敌人火力，掩护战友们一举俘敌百余名。继之，他们营奉命去城西李寨迎击河南省援兵。李广友带领机枪班首批到达李寨西北角。一阵冲杀扫射，将一个整营的敌人围在三个大院里。他借着月光，从一个房顶跃到另一个房顶，一次次寻找合适的角度痛击敌人，全然忘记个人危险。敌人见机枪是突围的最大障碍，便集中火力向他扫射。胜利在望之际，李广友不幸头部中弹。牺牲时，他手指仍然紧扣扳机，右肩紧抵机枪肩板，头颅微垂在枪身之上，一双眼睛怒视着前方。
战斗结束后，李广友被追记一等功。
毛云瑞（1917～1940） 1941年1月25日，《大众日报》全文刊登了八路军115师教导队干部周乐亭的《悼毛云瑞同志》。悼词说：“毛云瑞同志是英勇的、模范的共产党员。他这种威武不屈的精神和在残酷拷打下的顽强性，是值得敌人丧胆，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毛云瑞生于郭楼乡毛庙村一个中产农民之家。先后就学于杨集小学、汶上县师范讲习所。1933年，受全国抗日大潮鼓舞，16岁即辍学从军，以展抗日救国之志。但是，目睹国民党军队的作为，未出一年，便愤然返回故里，并亲手将“尚武精神”条幅悬于堂中，以待正义之师到来。
1938年初，他背着自家的“汉阳造”，踊跃参加了陈伯衡领导的抗日队伍，并很快成为部队骨干。3月下旬，勇敢参加了攻克张楼维持会据点的战斗。4月，自卫队在白塔遭日军偷袭，他大胆沉着，协助曹志尚（有传）带一小队断后，出色完成了任务。很快被提升为排长。同年8月，队伍于聊城改编后回汶上、东平一带活动，他被任命为新兵连长。他一心扑到新兵教育、训练上，先后向战场输送合格队员百余名。
1939年春，组织上选送他去115师教导队深造。他除刻苦学习钻研政治军事理论外，还主动要求参加战斗。年底，参加智取泰安薛家骏伪区部战斗，俘敌70余人。1940年1月，他以优秀考绩完成学业，被留校任教。5月调支队部任教育参谋。
9月5日，毛云瑞奉命带一个步兵班赴郯城县参加阅兵，在距郯城10余里处，遭到当地“自卫团”鸣枪拦截。敌人声言：要想通过此地，必须派代表交涉。为减少牺牲，他决定一人前去谈判。奸诈的敌人不待毛云瑞开口，便蜂涌而上，将他绑架而去。
“自卫团”头目滕芝知道其身分后，如获至宝。对云瑞百般诱降拷打，但他始终只有一句话：“要杀，快点杀。要口供，休想！”敌人黔驴技穷，最后杀害了他。
时毛云瑞年仅24岁。
徐又彬（1918～1968） 原名育彬，义桥乡徐学庄人。16岁考入山东滋阳乡村师范学校，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3年后，他联合进步同学创办《抗敌小报》，一度影响到校内外。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民族危亡迫在眉睫。适逢国民党武汉炮校招生，他便毅然放弃未竟学业，决定前往投考。录取后，他一边学习专业知识，一边阅读《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密切关注时局变化。1938年3月，他偕同学4人，毅然脱离国民党炮校，径奔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被安排到青年训练班干部队学习。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组织上派他到国民党38军（原西北军）从事策反工作。他利用“国共联合抗日”的合法条例，热情教唱抗日歌曲，深入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同时鼓动士兵闹经济公开，反对连长贪污，很快受到士兵们的信赖和爱戴。
1939年春调任38军教导队第二队副队长、地下党小组长。他将“抗大”方针引入教学，利用私下接触向队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一年秘密发展党员40余人，为以后起义培养了骨干。
1944年，国民党加紧了吞并、同化38军活动。这时，徐又彬担任17师50团迫炮连连长、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他根据上级党决定，与另两名同志组成工委，迅速调整了地下党组织，灵活开展对敌斗争，有效阻止国民党的阴谋。
1945年1月，他升任副营长。同年夏天，国民党对17师共产党的活动有所察觉，决定撤换连以上军官。形势十分严峻。报经上级批准后，又彬等决定伺机发动起义。当时他任起义地下党工委副书记，主要分工17师直属单位和50团、51团的组织联络工作。他深知此举意义重大，昼夜进行谋划部署。7月17日，起义一举成功，他和战友们胜利将部队开到豫西。党中央毛主席向起义将士发了贺电。
部队改编时，27岁的徐又彬以年轻、资浅为由，志愿提出到团里锻炼，被任命为51团政委。他结合上级部署和本团实际，及时开展了向老部队学习、民主评选英模和反奸诉苦等活动。在上党、白晋等战役中，51团勇猛向前，并利用自己部队的特殊经历，及时发动政治攻势，一次次取得重大战绩。1948年9月，51团奉命参加淮海战役，出色完成了阻击、增援等任务。战后，他被调任57师政治部主任。
1950年，调任空军第一预科学校政治部主任，后任政委。1955年，调任空军直属政治部主任。由于他虚心好学，注重调查研究，在空直机关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方面，积累、创造了许多好经验。不少经验被全军推广或被总政总参采纳。
“文革”中，他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于1968年9月含冤逝世。1981年，空军党委予以平反昭雪。
任心会（1920～1969） 在汶上县辉煌的棉花开发种植史上，任心会是一个光彩的名字。
1955年春，身为任仓初级社社长的任心会，听到上级号召种棉，异常兴奋。这位从15岁起就同棉花结下不解之缘的弹花匠，当即表示：如果上级相信俺，俺愿意多种些试试。同年，他随县里干部赴省参加了棉花生产会议，看到了棉花开发潜力，增加了信心。可当时一般亩产皮棉只有10余公斤，提倡种棉谈何容易！思来想去，他决定先试种一年，用事实说话。他顶着一些人的冷嘲热讽，在大田中选出2亩多肥力好、浇水方便的地块作基地，严格按照上级密植要求，将亩株留到2500多。继之他组织了棉花管理小组，自任组长，适时抓了修苗、浇水、除虫、打叉、剪枝等几个环节，黑天白日泡在棉田。秋天一到，打算“看好戏”的人们都服气了：老辈子种棉花，哪见过这么多这么稠的棉桃！
当年，他们创亩产皮棉40余公斤高产，在全县遥遥领先。
1956年，任仓初级社与附近7个初级社合并为友爱高级社（现属郭仓乡），他被推选为社长。带着往年高产丰收的喜悦，他将棉花面积扩种至80余亩，居全县人均面积之首。但，传统种植习惯仍顽固束缚着部分人的思想。孙村一领导人宣扬：“大肥大水，稀点也一样高产。”任心会马上找上门去，坚定明确地要求：“事实已证明合理密植高产，为了集体利益，你必须密植！不的话，我处理你！”之后，他将往年经验和科学种植要求传授给各植棉小组，并经常亲临各棉田指导，使80余亩棉花获得亩产皮棉27.7公斤好收成，其中18亩亩产53.5公斤，有2亩高达87.5公斤。这一年，友爱社被评为植棉先进单位。任心会作为先进单位代表，先后出席了省和全国的表彰大会。
面对荣誉，任心会十分冷静。他认为，荣誉是虚的，作为农民，多产粮食棉花，才是实的。其后10余年间，他一直担任任仓党支部书记。任仓村的粮棉产量，也一直保持在全县先进行列。
1969年，任心会积劳成疾。在他弥留之际，还念念于全村生产规化与发展。不幸于12月29日去世。
刘学奎（1921～1987） 汶上镇柳杭村人。1953年，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带头组织互助组，任组长。由于工作勤恳，办事公道，相继被推选为初级社、高级社社长。1956年，他赴阳谷县参观了集体养猪，回来后立即筹集资金，决定以发展集体养猪促进粮食生产。3天后，他带人奔泗水购得仔猪80余头，星夜兼程往回赶运。3个人每天只支出生活费两三角钱，晚上连个小店也舍不得住。
1957年冬，受“大鸣大放”影响，高级社生出一股回潮势力。史庄村领导人黄某提出要分财产、分牲口。为此，他与黄某发生冲突。黄某手拎木棍，将他逼到墙角，大声问：“分还是不分？说个不字，砸断你的腿！”刘学奎想，如果妥协，势必导致重新单干，于是斩钉截铁答道：“不分就是不分。要分办不到，要命有一条。”硬是把这股回潮势力顶了回去。
之后，他组织全村社员掀起整地改土、挖井找水热潮。他带头拆除香台等捐献砖料。一个春天挖砌砖井20余眼，大大改善了灌溉条件。这一年，全村小麦亩产110公斤，居全县之首。
1957年秋，他与村支部成员做了提高粮食产量、大搞工副业的长远计划。惜为继之而来的“跃进”之风打乱。但由于农业基础已打牢，粮棉生产仍居全县先进行列。1958年，他先后出席了省和全国召开的先进集体代表会议。
“文革”中，他和多数农村干部和先进人物一样，遭到无休止的揪斗和迫害。少数别有用心者甚至欲置之于死地。有人暗暗劝他出去躲躲，他说：“干革命十几年，偷偷离开岗位，不是背叛吗？”
从互助组长到支部书记，前后达30余年。对集体财产，从未动过一分一毫。他没吃过谁家的一顿便饭，甚至没吸过谁的一支纸烟。不少村民说：“他这个人，对自己想得太少，对集体和群众想得太多。这样的好领导人，再多几个才好哩。”委婉的语气中，隐含着对他崇高精神的赞美与呼唤。
王世英（1922～1947) 南站镇齐高村人。因家境贫困，16岁入日伪汶上县大队当兵。1939年秋于梁山战斗中被八路军俘虏，经教育迅速觉悟，志愿要求反正抗日。
起初，他被安置在鲁西南军区工作。一年后入党，调中共兖州县第一武装队任指导员。时抗战处于困难阶段。为揭穿日伪政权的政治骗局，动员人民起来抗日，他深入农户，以现身说法教育农民，在发动建立农会组织的同时，先后动员齐高、北店、石村一带20余名青壮年参加了抗日队伍。
1945年春，经过细致侦察，他率队于夜间潜入济宁戴庄德国天主教堂医院，巧妙“盗”出大批医药器械，使地方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同年秋，兖州邢村据点的一连伪军，依仗炮楼坚固、装备充足而拒不投降。王世英受命拔除这颗钉子。他先将一连兵力进行周密部署，然后亲率4名战士装扮伪军混入据点，以内外夹攻战术，一举将其全部歼灭，大大推动了当地抗日民主工作开展。战斗结束后，他被记为二等功。不久，升任军区独立团二营营长。
解放战争开始后，他按照上级部署，先后率部打济宁、征泰肥、战泗水，屡获战绩。1947年在泗水老山寨战斗中，他指挥全营连续8次对敌发起冲锋，终于占领制高点，取得了战斗胜利。在山顶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
王国福（1922～1969） 义桥乡孙汪人。生于三代扛活的贫农之家。12岁讨荒北京，后定居大兴县红星公社金星大队大白楼生产队。建国后，先后任互助组长，生产队长。与同时代人相比，他的一生可谓平凡而又平凡。但，当他1969年8月被癌症夺去生命时，却立即引起大白楼社员的一片哭声。很快，北京市革委会调查组、北京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联合进行了调查采访。1970年元月，《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纸，均以显著位置登载了报导其事迹的多达2万余字的长篇通讯《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接着，他的事迹被选入小学课本；两年后，著名作家浩然以他为原型，写出了风行全国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不久被搬上银幕。一时，王国福的名字响遍了整个中国。那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赞语，一时成了激励人们“大干社会主义”的响亮口号。而今，时过境迁，他的事迹渐渐被人淡忘了，甚至有的人因其为“文革”宣传的典型而讳莫如深。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剔除原报道中恣意夸大的成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王国福，仍不失为一个建国初期老一代农民创业者的典型形象。
1952年，他带领两户贫农，人拉犁，小驴套车，组织起全乡第一个互助组。
1955年，他同贫下中农一道，击退了退社风，夺取了合作化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以实际行动保卫了集体经济。
到1969年春，全村31户人家，30户由他操心盖上了新房。他却仍然住着土坯砌墙、花秸搭顶、连根椽也没有的“长工屋”。别人劝他盖房，他笑笑说：“咱们要讲对国家的贡献，不能比阔气、讲排场。”
一次，公社干部派人送给他一条2.5公斤多重的鲤鱼，说在公社池塘打捞的。他问：“社员有吗？”“没有。”他说：“这是搞特殊化，咱不要！”1961年的一天，他到大队开会，进屋见摆了一桌酒席，转身就走，说：“这样的会，咱开不起。”
1968年7月7日，他撮了点队里的麦糠，让会计过秤记账。会计说：“别人用点麦糠都不记账，你就算了。”他却严肃地说：“集体的便宜，咱丝毫不能沾。”结果还是称了，记了帐。一次，他遇到队里一位干部在集体瓜田里吃瓜，当即进行了批评，并使那位干部认了错。
他平时锨不离手，外号“万年劳”。他带领社员大养其猪，治碱治硝，苦干巧干，粮食连年增产。1969年，亩产由建国初几十公斤增至362.5公斤，人均超过千余。同时达到每人饲养一头猪。
病重弥留之际，他对已失去母亲的年幼子女未做什么安排，却嘱咐在场的干部：“一定听毛主席的话……艰苦奋斗……整好党，掌好权。”
商承业（1924～1947） 次邱乡孔庄人。1946年1月汶上县第一次解放后，22岁的商承业一改给人佣耕养成的沉默寡言性子，异常活跃地领导村农会分了地主土地，斗争了民愤极大的地主赵宪朴。
1947年春，国民党卷土重来，商承业积极参加了四区组织的联防队，任班长。是年冬某夜，他奉命同一名队员过小汶河，去岸东侦察敌情。时寒风呼啸，齐腰深的河水已结冰凌。为争取时间，他带头淌水渡河，分头奔自己村上询访。
狡猾的地主还乡团分子赵宪朴，对商承业怀恨在心，常常躲在暗处窥视商承业家里动静。发现商承业还家后，急忙勾引反动乡长徐相坤，逮捕了他。
“你说了我们不记旧账，放你回去。”敌人故作姿态，妄图得到他这次行动的目的及联防队情况。
“杀就杀吧。从我这里，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敌人见软的不行，当即将他带到李岗，绑在树上，轮番拷打。商承业毫不畏惧，以大骂和唾液来表示对敌人的仇恨与蔑视。
这伙怀着疯狂阶级报复之心的地主还乡团，最后想出了更为恶毒的办法。他们用绳子拴住他的双腿，另一端套在马上。“说不说？不说，就这样拉死你！”
商承业目眦尽裂。“你们这帮畜牲，拉死我，你们也多活不了几天！”
敌人凶狠地抽动了马匹。商承业忍着剧痛，大骂不止，直至昏死过去。
敌人无计可施了，要活埋他。面对掘好的土坑，商承业十分坦然。他满怀深情地向联防队驻地方向望了最后一眼，从容跳了下去……
这一年，商承业仅23岁。
贺建清（1926～1987） 1962年2月11日，《大众日报》以《贺建清勤俭节约社员夸》为题，长篇报道了汶上县郭仓公社（乡）杨庄大队（村）党支部书记贺建清的事迹。其一说，1961年秋，全村57辆单轮车和16辆双轮车，多数需要维修，他到集市上一打听，修一辆得七八块钱，心里直念叨“太贵，太贵”。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奔县城买来扳手，成立起自己的修配组。其二云，大队成立条编组，许多人主张将破旧的运粪抬筐、车篓换成新的。他说：“编一个用多少条子？补一个用多少条子？咱们是盛粪，又不是盛油！”一句话说服了在场的人。为此，社员们送他一个“铁耙子”外号。这外号，伴随着杨庄的迅速发展，很快传遍全县。
贺建清出身贫寒，旧社会饱尝了阶级压迫之苦。1945年，他还不满20岁，就在村里带头组织了农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政权建设，第二年便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建国后，他先后为毛坦乡党支部委员兼乡长，生产互助组长，初、高级社社长，1958年改任杨庄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集体事业的一片深情，带领全村农民艰苦奋斗20余年，逐步将一个穷乡僻壤的旧村庄，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农村的先进典型。其领导特点是：纪律严明，一丝不苟，开拓创新，不断进取，在积极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充分兼顾群众福利。1959年春，他看到群众饲养的鸡鸭等大部分被1958年的“共产风”吞掉，果断决定开办孵化场。同时以给落户、给高工分的条件，从阳谷县聘来师傅。孵化开始，他同师傅昼夜守在暖房，生怕出了漏子。雏鸡孵出，他亲自派社员去卖，并严格规定：按市价不准多卖或少卖；若有死亡的，除讲明原因外，要拿回鸡腿报账。时值“三年暂时困难”初期，他凭农民的直觉感知将有一场灾难降临。于是他发动群众办起油坊、豆腐坊、条编、砖窑及铁木副业，同时成立畜牧领导班子，力促发展集体、家庭饲养，努力增加集体、个人收入。另一方面，带领社员加大农业措施，开荒扩种。从而保证了全村在那场大灾难中无一人因受饿死亡。到1962年，全村农副业生产，双双跃居全县先进行列：全年交售粮食12.5万公斤，拥有大牲畜138头，猪405头，羊524只（户均1.4只）。1963年，集体积累达50余万元。由此，他与支部一班人果断决定：以机井代替土井，搞好水利设施配套。是年冬，他们从济宁请来打井队，一气打出机井40余眼，成为全县第一个机井全面浇灌的村队。1964年，一季交售小麦11万公斤，创全县人均贡献之最。
“文革”中，他遭到“造反派”的冲击。白天“劳动改造”，晚上关在窑场“反省”。一天外出劳动，他见几个青年爬到集体树上砍伐，很气愤，马上过去制止。青年们慑于其余威，灰溜溜地跑了。随后有人问他：“你已罢了官，还有心管那闲事？”他回答说：“只要活着，就得管。我虽罢了官，但我还是党员。”
1971年恢复职务后，他一边为破坏殆尽的工副业设施而痛心，一边重整旗鼓，恢复起条编、砖瓦、木工、孵化等业。从此，“铁耙子”的外号又重被喊响。他“铁耙子”式的管理方式，使各项副业很快有了盈余。第二年，他见学校原有规模已不能满足全村儿童就学，决定另辟新址，重建校舍。是秋，64间宽大校舍平地而起，受到有关部门的嘉奖。
1979年，他以蒸蒸日上的工副业为靠山，又作出了一个宏大计划：将住宅杂乱的杨庄搬迁至肥力低下的沙滩上去。一来解决群众房宅安排的难题，二来可腾出近千亩良田。他深情地说：“我干不了几年了。干好这件事，算我最后一个交待吧。”经请示、论证，计划很快实施。他们将砖以每千块20元的低价卖给村民，不到5年，一个整齐崭新的村庄，便落成了。
工作30余年间，党和政府给了他不少荣誉。他出席过全国群英会，3次出席省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个人也被评为省级劳模。同时还担任过两届县委委员，一届县政协委员。
1987年12月28日，他不幸逝世于癌症。全村大小干部，为他守灵3天！全村社员群众，为他涕泪涟涟。之后，杨庄村为他召开了有市县乡三级领导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以表对他的深切怀念。
王恩谱（1931～1973） 汶上镇疃里村人。13岁、14岁两次闯荡关东，吃尽了人间沦落之苦。15岁于长春参加共产党游击队，次年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通讯班长，副排长，连、营政治指导员，航空兵2615部队飞行大队长、团长等职。
战场上，他英勇无畏，曾立三等功2次。在部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不遗余力，奋发向前。1959年，他以营长职，受命赴河北静海县西翟庄人民公社蹲点，支援农村建设。当时，不少生产队被“大跃进”、“共产风”搞得人无粥食，牛无草料，生产遇到极大困难。王恩谱见此情景，十分难过，便拿出省吃俭用积下的1000元钱捐献给所在村队。群众问他钱款何来，他笑着说是上级拨发的救济款。后来，邻村社员向上级询问救济款时，才弄清了真相。
1973年，驾驶技术精湛、升任空军团长的王恩谱，主动挑起了对改进飞机进行高难度试飞的重任。飞机从武清县升空后，一切正常。至宝坻县上空，发动机突然熄火。这是飞行中最为可怕的故障。王恩谱临危不惧，一边报告地面，一边进行故障排除。一番努力后，未能奏效，然而飞机已滑落至低空。地面指挥命令他火速跳伞。但这时飞机正滑翔在3处村庄上空，若弃机而逃，将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害。于是他毅然架机滑过村庄。可他却因此失去了跳伞机会，只能随机坠落于地……
空军2615部队为他召开了隆重追悼大会，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他团结同志，爱护战士，待人诚恳，平易近人。革命28年，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而工作”的高尚精神品质。
夏本勤（1947～1972） 白石乡夏村人。为人正直憨厚，20岁出头就被选为生产队保管员，后兼任基干民兵班长。他作风正派，任劳任怨，廉洁奉公，很得社员信任。
1972年4月12日，指挥抗旱劳动的本队生产队长夏本丁，不慎落入深井。夏本勤听到呼救声，飞步奔至井边，即跳下去相救。由于井水很深，井壁直立无着，他几次将夏本丁托出水面，都又沉了下去。最后在井上社员协助下才抢救成功。可是，他本人却因体力耗尽，溺死于井中。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要求，中共汶上县委追任他为中共党员，山东省军区给他追记一等功。
名人传记（二）
林金镜（1864～1914） 字鉴秋，次邱乡西温口村人。身材高大魁梧，气力过人。20余岁时，跟一富裕本家习武，后去战湾亲戚家深造。数年后，刀、枪、骑、射诸般武艺俱精。其中，尤以刀法最为纯熟，百余斤大刀一入他手，上下翻飞，宛若玩蝶，被誉为“天下第一刀”。
清光绪十七年（1891），中武举。4年后，考取进士，授任广东炮兵第二营管带。因不满于英军耀武扬威，下令炮击其游艇，被调任御前侍卫。光绪二十六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百官逃散。林金镜曾挥刀催马，前往迎敌。终因寡不敌众败下。此后，他护驾慈禧逃往西安，凭超群武艺和忠厚憨直性情，博得慈禧赏识。回京后加封三级，赏戴双眼大蓝翎。
之后几年，林金镜一直忠于职守，效忠清廷。一次，他在天坛巡视，见一日本浪人于祈年殿撒尿，一怒之下，只几拳便将那人打死。结果，险遭死罪，被贬往甘肃凉州，任步马十三营统领。
1911年，清廷覆灭，林金镜仍原地驻防，维持治安。1914年，被人毒死于任所。
郭晨诰（1864～1923）·郭廷俭（1881～1926） 郭晨诰，字子谟，白石乡武村人。幼年时入爨3年，便供养不起。塾师念其聪明好学，免费留在门下。20岁时，一举考中秀才。
郭晨诰从严酷的社会现实中发现：有学问而无家产，同样受人歧视。为此，教书同时更注重家道振兴。他见放债高利，即卖掉亲手置办的八九亩土地，将钱全部放出。经20余载经营，终于成了一个拥地七八十亩的富户。
之后，他辞掉教书职业，专门致力于农事：余钱余粮全部放出，薄地租给他人，留下足够的土地自种。收租回利从不勉强，实在交不上的，绝不上门索要。民国元年（1912），被拥为昙中乡自卫团正。
团正不过是普通民防小职，算不上什么官衔，但他视为荣耀，并为之倾注了较多精力，使地方治安有所好转。不久，战乱频起，自卫团解散，土匪活动日趋猖獗。他们打家劫舍，绑票勒索，恶性案件时有发生。为防不测，他不得不于1922年冬躲进汶城。
保卫家产的本能，“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教育，以及卸职团正的自发责任感，烧灼得他一刻也不能平静。他恨不能招兵买马，与土匪来一场撕杀。为此，他不断接触新朋旧友，以谋求创建一个自卫组织。1922年底，当旧友陈名昭（有传）谈起嘉祥县一带人民已建立起红枪会时，郭晨诰为之雀跃，当即要求把来汶城联络建会的嘉祥县红枪会老师请来相见。1923年1月2日，汶上县东部第一支红枪会组织，便在郭晨诰家中诞生了。
由于顺应民心，红枪会发展十分迅速。郭晨诰自己垫资去济宁买来大批红缨枪，发放给会众。同时，积极动员邻近各村安宫建会。他决心把全县人民组织起来，开展联防自卫，创造一个较为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惜壮志未酬，便于1923年2月21日率众追剿土匪中，与次子郭廷云一起，惨烈献身于松山附近的汶水之滨。
第三天，郭廷俭集红枪会众，为父亲和弟弟举行了隆重葬礼。他切齿起誓道：“不为你们报仇，我誓不为人！”
郭廷俭是郭晨诰长子，自幼读书，受父影响颇深，形成了老成持重、疾恶如仇性格。他继承父志继任宫长后，积极发展红枪会众，决心与土匪斗争到底。1923年4月一天，忽报土匪10余人潜藏在鹅鸭厂举人万长岭家。他一面差人去县里报警，一面巧妙部署会众前往偷袭围剿。结果，除1名逃脱外，其余15名土匪全部被生擒。一贯勾结官匪、骄横乡里的万举人见事情败露，扑通跪倒，请求郭先生“开恩”。郭廷俭嗤之以鼻。为防官府再次放虎归山，纵匪为患，他下令将15名土匪铡下头颅，送县城示众：将万长岭绑送县衙发落！
一次次剿匪胜利，使郭廷俭看到了联合的力量。于是，他四面奔走，八方呼吁，足迹遍及全县各区及周围县市。1925年冬，汶上红枪会众八九万人，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联合，他和另一位红枪会首领秦大文被推为全县总宫长。与此同时，他们先后与嘉祥、东平、郓城、兖州、济宁、宁阳等10余个县市的红枪会取得联系，建立了密切策应配合关系。从此，他与秦大文等精诚团结，及时带领红枪会众由防匪剿匪，转向抗捐抗税和攻县城、杀官兵的政治斗争，与反动军阀展开了殊死搏斗，为现代农民斗争史谱写了一曲壮丽诗篇。在这场斗争中，如果说秦大文主要表现为一个“勇”字，那么，郭廷俭则更多表现为“智”。当红枪会众同仇敌忾要求攻打汶上县城时，他组织战友们化装入城、内外接应，结果未伤一兵一卒而获胜。当张宗昌派一团“镇反”军兵临城下时，他利用两名县知事作人质，诱敌团长入城谈判并将其扣押，然后于夜间命会众偷袭敌营，一举将其歼灭。
1926年4月7日，他率部抵宁阳城后，诈称“有捉拿的匪徒交县公署审讯”。使县知事放松了警惕。而后于夜间轻易占领了县城，捣毁了县署，并及时向社会发表宣言，使斗争有了统一的纲纪。4月9日，面对强大来犯之敌，他放弃了攻打兖州县城计划，将敌人诱至泗店、王村一带有利地形展开决战，重创敌军。10日晨，他身负重伤，仍坚持在前线指挥。当追兵前来捕捉时，他高呼“杀敌”，拔剑自刎。其智勇英烈之风，至今犹为汶民赞佩。
王踽臣（1868～1911） 字墨村，汶上镇北门人。清光绪十六年（1890）考入济南山东师范学堂后，受到进步思潮影响，曾积极参加反对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等爱国活动。因学业优异，毕业不久被山东报馆聘为主笔。光绪二十六年，他联合报馆爱国人士，以笔作枪，无情鞭挞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暴行，之后，主动投入反对清朝没落统治的斗争，一度遭到报馆保守势力围攻和清政府的迫害。光绪三十三年，经同学介绍；加入同盟会。不久投笔从戎，入清军第20镇40协79标任书记官。他决计伺机掌握兵权，以实施孙中山武装起义纲领。
第79标所属管带王金铭、施从云和80标第三营管带冯玉祥，均心怀革命之志。他们很快结为好友，并相继酝酿组建了“武学研究会”、“山东同乡会”，以此结纳同志，为起义作思想组织准备。其间，他利用职务之便，经常深入各营宣传鼓动，成为起义的重要发动者。
宣统三年（1911）9月，79标调滦州作秋操演习。10月，武昌起义爆发。王踽臣闻讯后，立即与王金铭、施从云等呈请清廷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随后决定起义，以相策应。他首先与同盟会北方支部负责人毓昆取得联系。继以同盟会名义，往返奔波于滦州、海阳（冯玉祥营驻地）、新民府（镇部驻地）之间，为统一各部的思想行动做了大量工作。在联络动员张建功部时，一度遭到阻挠威胁。王踽臣忍辱负重，晓以大义，终于使张答应出兵援助。
宣统三年12月31日，他和王金铭、施从云等于滦州举行武装起义，并通电全国。王踽臣任起义军总司令部参谋。部队进攻丰台时受阻。踽臣奉命火速赴海阳冯玉祥部请援，不幸被北洋军政府拘捕杀害。
1936年（民国25年），冯玉祥先后在泰山和北京西山为滦州起义义士修建烈士祠和衣冠冢纪念塔，同时代表民国政府宣布追任王踽臣为陆军少将。
姜怀重（1869～1929） “得了伤寒病，去找姜先生。阎王下了勾魂牌，也能把命要回来。”这是汶南一带至今仍流传的歌谣。“姜先生”，即姜怀重。
姜怀重，字厚庵，次邱乡次邱店人。自幼苦读，26岁入县学。后以学业优等补为廪生。乡试失利后，以教书为业。不久，生母缠绵病榻，五六年未得治愈。其间，他接触了许多医生，研读了数部医典。母亲逝去后，他沉痛万分，决定弃教习医，济世活人。
姜怀重博学强记，善于总结。仅四五年时间，对切脉辨症，观色察疾，中药药理便有了成熟套路和透彻认识，尤其对时疫病症治疗，取得了一套独到经验。在诊断上，他参考身体状况、气候环境、生活条件及发病时日；用药上，他坚持调治兼顾，据情下量，往往收到奇效。南旺镇杏林村有一病人，多方医治无效。姜怀重被请到时，病人已停灵床。他诊断后，提笔开一药方，药量达1斤2两。病人家属大为惊疑。姜怀重说：“此病已到后期，非此药量不能治愈。”果然，中药服下，病情回转。
姜怀重不但医术高超，而且性情刚正，医德高尚。汶上城首富曹氏，因老太太有些不适，派管家驱马车持名片去请怀重。时西皋村王某也因母病推车赶到。分别寻问病情后，姜怀重对曹管家说：“请你先回去，我到西皋看完病人，便改道贵府。”曹管家大为不悦，力争道：“先生纵不看敝东家的面子，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呀。”姜怀重说：“我看病向来以轻重缓急为先后。”曹管家一改温和面容，“姜先生如此行事，我只好原话转达东家了。说不定东家会亲自上门来请呢。”姜怀重一听话带威胁，不禁忿然作色道：“那倒大可不必。不过请你转告贵东家，老太太的病能等就等，不能等，就另请高明吧。”
姜怀重晚年被城里一家药铺慕名聘为医生，声名遐迩。虽然他是半道习医，但有关他“药到病除”、“隔年断症”的故事，至今仍有流传。只可惜他的医术未流传下来。
朿清汶（1871～1928）·朿清泗（1874～1957） 郭仓乡朿村人，为同胞兄弟。清光绪十八年（1892），县试开考，两人双双赴试。
金榜贴出，清泗及第；清汶名落孙山。但他不气馁，终日以学。3年后再试，独占榜首。
其后，兄弟俩分别设教东平、汶上等地。及至壮年，双双名贯乡里。清泗还联合周围有识之士，于光绪三十二年，率先在本村创办“两等学堂”。
20年代初，军阀割据，国势堪忧。面对时局，兄弟俩重新进行了人生选择，毅然决定弃教从戎，为改造社会做一番事业。
二人先投晋军。不遂心。不久，闻景仰已久的冯玉祥督军河南，便日夜兼程前往投奔。凭着出众的才学和一手好字，两人很快受到冯氏器重。未出1年，清汶由文书、秘书升河北涿县县长。上任后，他不改农民本色，不设杂役仆从，尽量节省开支，很受人们拥戴。由于战局多变，他先后调任陕西潼关和河南洛阳、新安县长。新安任职期间，他革故鼎新，政绩卓著。省府述职，考评第一。赴新安后，他首先将冯玉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设极清廉的政府”的施政纲领刻于西门月城之内。继之请大绅商、大地主“作客”。饭后，强令他们化捐办学，并限令3天内交齐，不然收监治罪。一日，闻城内一绅士筑墙断路，他马上赶到现场指斥说：“大家都修桥铺路，你却筑墙断路，干这断子绝孙的勾当！”责令立即拆除。绅士忙叫佃户去拆，清汶指着他的脑门说：“叫人家拆，留着你的手走路吗？”为铲除屡禁不止的男人留发辫和女子缠足陋习，他命令宣传人员和警察一齐出动。有时亲自参加剪辫放足队伍。对民事诉讼案件，他很少采用传统的升堂审理办法，而代之以衙门外接待迎候。他还常常走街串乡，遇一般案件，随审随判。判处的罚金，一概交给当地校长，作为办学经费。这年秋，家乡闹水灾，次子到新安求父接济并想谋个差使。清汶对他说：“这个爹是你的，你剔他的骨、刮他的皮都行。要钱或找活干，没有！”最后扔给儿子5个大洋，即令其速速返家。1928年初，升任河洛道道尹。莅任后，他更严于律己，全心致力于为民众谋福利。闻母亲病逝，他安排好公事，匆匆还家奔丧。兖州下车后，步行90余里至村头，双膝跪地爬行至母亲灵前。想到母亲操劳一生，至死未得到自己服侍赡养，他悲痛欲绝，俯首跪了整整一夜。回洛阳后，他带着余痛，夜以继日处理积案，直至积劳成疾，殉职任所。
此时，其弟清泗正任职河南邓县县长。他随兄投冯后，初任军需，继任学兵教官，旋升督办署秘书、总司令部军法主任。先后任河北高阳、山西汾西县长。他处处效法兄长的朴实与廉洁、为人却比兄长风趣而随和。哥哥病逝，他化悲痛为力量，加倍努力工作。1933年，目睹国民党政府日趋腐败，遂要求告老还家。
返家后，住的仍是原有的3间土屋，种的仍是离家前的数亩薄地。“三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1938年，有人拉拢他到日伪政界任职，遭拒绝。后为生计，于1945年出任汶城女子小学校长。3年后，应聘讲学于王楼。四方学子，竞向从师。
他先后设教30余载，宦游20余春，但治学精神始终不衰。诸子百家，朝夕诵习；散骈诗文，援笔立就。晚年以《我是》为题作诗10余首。其一云：“我是汶阳大布衣，未能海怪一群飞。三间茅屋居王位，四库全书撑肚皮。”豁达诙谐，跃然纸上。
清泗精于书法。楷、隶、行、草无不熟稔。特别是隶书，脱胎于秦汉，融会于六朝，古拙苍劲，独具一格。
清汶有《仙台遗稿》、《启蒙字课》各一卷；清泗有《百园文集》、《百园诗钞》若干卷。这些书稿，连同兄弟二人的诸多藏书，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
陈名昭（1878～1931） 字子明，别号菊园老人。次邱乡次邱村人。清末庠生，候选教谕。民国初年，汶上县成立第二高等小学（驻南旺），他被聘为教师。此后十数载，便以教书为业。以其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的品格，博得了众多人的尊敬。一时间，“陈教师”的称呼在汶南一带妇孺皆知。
1922年底，陈名昭因避匪乱，住进城里，与旧友郭晨诰（有传）共谋组织红枪会大事，并将嘉祥县红枪会教师介绍给郭晨诰。郭晨诰拉起红枪会队伍后，他立即返家安宫建会，予以策应，被推为讲村区（今次邱乡一带）分宫长。红枪会运动失败后，他遭到军阀政府通缉而躲到异乡。
陈名昭好交际，爱收藏，善书法，工诗文，精医道。在50余岁动荡生涯中，他坚持多面治学，勤奋笔耕，给后人留下了《菊园闲话》（诗文集）、《停槎问月》（四卷医书）、《霞裳零锦》（医书）等珍贵书稿，以及难以计数的书法作品。惜经战乱和“文革”洗劫，以上作品及其收藏的上千册（幅）古文书画，被损失殆尽。如今所能见到的，唯有这位“鲁西南一枝笔”的少量碑文了。
田代顺（1878～1949） 郭仓乡田村人。早年闯关东谋生，落脚吉林蛟河。靠辛苦垦殖，逐年有所积蓄。直至50岁时，方返乡成家，过上小康日子。
1942年春，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多次“扫荡”及连年旱蝗灾祸，农村废墟成片，哀鸿遍野。目睹此情此景，田代顺感慨地对妻子说：“咱不能救国救民于水火，也该在有生之年，为民众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看到村东泉河分叉处的木郎二桥，因年久失修，桥板断裂，特别是西桥，只余一石板相通，收获季节，庄稼堆积两岸，靠一点点背负而过；商旅至此，如逢穷途末路，车毁人亡事故亦有发生，于是他毅然卖掉自己在白石所置的10余亩土地，聘了20余位修桥能手，很快将两桥修葺一新。乡民们为其奉献精神所感动，一致要求沙沟乡政府立碑作记。很快，一统右刻“田家村善土田代顺先生独修木郎桥纪念”，中刻“惠及行旅”四个大字的石碑，便立起在田家村东。碑文为束清泗（有传）所书。
成此义举后，他的家产已所剩无几。于是带着宿愿已酬的快意，重返东北。
直至逝世，田代顺再没有回家。他的音容笑貌及痛苦经历，已很少为人所知了。但他独修木郎桥的故事，却同其石碑一起，一直流传至今。
周庆忠（1881～1947） 字尽臣，杨店乡周店村人。清宣统二年由县城高等小学毕业，回乡执教。因尽心尽职，教学成绩优异，1913年（民国2年）6月，县知事白璞臣亲赐“教授有方”嘉匾。
抗战开始后，他响应中共汶东工委号召，利用在兴化寺、毛村等教书机会，热情向学生和周围群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为防不测，他为学生准备了两套课本。一套编有抗日口号、共产党抗日主张及爱国歌谣、歌词等，要求学生经常背诵、咏唱；一套为所谓“官书”，以应付日伪军政人员检查。他还以学校作掩护，为共产党县区干部开会、联络提供方便。1945年，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
1946年1月汶上县第一次解放后，周庆忠调郑村小学任教。他以共产党员身份，带领学生配合农会打倒了该村地主，平分了其土地。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反动势力甚器尘上。有人劝他随工作队转移，他却不忍丢下自己的学生。是年12月初，国民党乡长张××、保长郑××勾结还乡团，以共产党活跃分子的罪名将他逮捕。面对敌人百般折磨，周庆忠慷慨陈词，威武不屈，严厉痛斥了国民党还乡团的滔天罪行，深情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功勋。同月16日，英勇就义。
马锡龄（1881～1966） 字梦九，寅寺乡拴东村人。自幼入塾就读，稍长得其姑父梁协中（有传）教诲，学业大有长进。22岁初登科场，便名列榜首。
不久，废科举。他便安心当上了教书先生。教书之余，常即兴挥毫。诗、词、歌、赋无不佳美。被时人誉为汶西文人之冠。
他虽然受的是封建教育，在晚清、民国渡过了60余个春秋，但晚年思想开明，赞助革命，积极拥护社会主义。1946年，共产党区工作队进驻拴东村，他拱手相迎，并与不少队员结为忘年之交。1947年春，国民党大军压境，工作队奉命转移。面对严峻形势，他一反谨小慎微，主动承担起为工作队保存钱财、文件的义务。他将其仔细放入墙洞，然后用柴草熏烤封口，直至天衣无缝。使之完好地藏匿了一年有余。
建国后，他被选为汶上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被骋为山东省文史馆馆员。为祖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出了一定贡献。
陈恩璞（1883～1967） 字润涵，汶上镇北门人。清末秀才。后入山东优级师范深造。宣统二年（1910）步入讲坛，悠悠40余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后就职于曲阜师范学校、山东省第八中学（任校长）汶上县督学、济南第八小学（校长）、济南正谊中学（校长）、汶上孔庙小学（校长）。可谓“桃李满天下”。1938年，日军侵占汶上，伪县公署令其当教育科长，被拒绝。此后，他躲至东平县沙河站、曲楼等地教书，直至1949年建国。陈恩璞学识渊博，思想开明，被选为汶上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1～5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5届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年，被聘为山东省文史馆馆员。此时他已年逾古稀，但奉献热情丝毫未减，先后撰写提供了许多文史资料。所著《汶上县红枪会始末记》，虽然是在对红枪会评价莫衷一是的建国初期写成，但资料翔实，观点鲜明，至今不失其价值。
胡培熙（1884～1965） 字备伍，次邱乡白马河村人。自幼读书，偏爱书画。稍长涉猎诸子百家，兼攻医学典籍。20余岁，便在一方小获名气。
1918年，因避匪乱，举家迁居城内，在西门大街开设“萃芳斋”杂货店。经营之余，为人题写书画，义务把脉处方，并经常往来于官绅商号之间，不久便确立了其“知名士绅”地位。
1924年，以“救济灾患，促进世界和平”为宗旨的世界红十字会汶上分会成立，胡培熙被推为会长。他不负众望，从自己做起，率先捐出大部分余资，很快动员团结了一大批富商名流，筹集了为数可观的资财。从此，遇有灾荒，兵乱，十字会就有所行动。被救济或救治过的灾民、将士，难以数计。
20年代中期，汶上县小学堂因社会动荡相继停办。胡培熙为之嗟叹不已。1927年来，他以十字会名义集资创办汶上县私立育德小学，并自任校董事会长兼校长。从此，他把大半精力用于教育事业，不惜为此荒废经商。他创造性地将教员分成不拿薪金的义务教员、拿部分薪金的半义务教员和拿全部薪金的薪金教员，有效解决了教员、资金的不足，使教学质量得以保证。鉴于当时民力枯竭，他一度对学生免收学费，并向贫寒学生提供学习用品。1938年汶上沦陷后，育德小学被迫停办。办学10年，向社会输送人材400余名。
建国后，胡培熙积极与政府合作，愉快赴乡下卫生院工作，带动了一大批闲散社会医生，受到各界赞扬。1954年，他被选为汶上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他一生“慈善为怀”，为社会做了大量好事。但是，1938年初，他与城内各界名流，为所谓“汶民免遭劫难”，打着日本国旗去南门口迎接日军入城的丑事，仍时常被人们提起，成为他一生中最大污点。
秦大文（1887～1926） 郭楼乡秦庄人。少时先后就学于本乡爨局和县立高等学堂。因学业优异，乡人誉为“秀才”。不久军阀混战，学校停办，他只好怅恨返乡，经营祖上留下的20余亩土地。后于县城西门开一片杂贷铺，收入渐增。加之他善于排难解纷，主持公道，社会声望不断提高。
1918年（民国6年），他被村人公举与一陈姓地主争讼村西庙宇的5亩地权。是非本来黑白分明，不想军阀县衙却一拖再拖，乘机勒索。为给众人争一口气，他慷慨卖掉土地6大亩，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这件事使其仗义疏财名气大增，也使他深刻认识了军阀政府的反动腐朽。
1924年冬，他率先于五福区组织了红枪会，不久被推为五福区分总宫长。由于他办会得力，纪律严明，五福区红枪会很快发展为全县中坚力量。1925年冬，全县13个区八九万红枪会众实现大联合，他和郭廷俭被公推为总宫长。之后，他带头发起抗捐斗争，最先于五福区收缴保卫团的枪枝，从而推动以“防匪护院”为宗旨的红枪会运动，迅速质变为推翻张宗昌反动统治的武装暴动。在其后攻取汶上县城，智歼敌刘嘉瑞团，计取宁阳县城，攻打火烧姚村火车站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秦大文均发挥了决策、统帅和先锋作用。尤其可贵的是，在1926年4月10日红枪会众严重受挫，主帅郭廷俭战殁的危机关头，他既未被气势汹汹、装备精良的张宗昌大军所吓倒，也未被敌人的“招安”诱降诡计所迷惑，毅然张起“山东保安会秦”字大旗，清醒地将会众撤至水牛山一带有利地形，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表现了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1926年4月下旬，汶上红枪会暴动失败。秦大文率领部分会众撤至嘉祥。有人劝他丢弃刀马，免得追兵认出其身份。他仍信心十足地说：“怕他们什么，三年后，杀他个片甲不回！”一日，秦大文等在巨野县城北关饮马歇息时，被追兵发现，经全力拼杀，最后被捕，英勇就义。
郭信珠（1888～1974） 号玉堂，汶上镇东关人。生于木工世家。10余岁起跟父兄学艺，20岁出头，即承揽了县天主教堂和县衙的木建工程。1910年，应德国传教士招募，漂洋过海，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进修谋生。
由于他善于学习，8年后，不仅木工技艺大有长进，而且进一步掌握了建筑设计、施工管理等多种本领。1918年，为报效乡国，他毅然抛弃优厚的生活待遇，辗转日本回国。
此后，他的足迹踏遍汶上、枣庄、滕县、平阴、巨野、济宁、兖州等地。经他设计建筑的学校、医院、工厂等难以计数。
30年代初，他应北平（北京）辅仁大学之聘，设计建修了附属女子中学和大学女生部宿舍。后者原为清代恭亲王住宅。当时，一白俄工程师意欲承揽，并提出将原有建筑推倒重建的所谓“省工省时”计划。郭信珠闻之，一反往日的沉稳与冷静，几次向校董事指出：推倒重建，不仅会造成极大浪费，还会严重破坏这一设计不凡的古建筑群风格。他提出“保持原貌，托梁换柱，加固其基础”的修缮方案，终于赢得校方认可。在他精心设计指挥下，这座恭亲王府很快加固整修一新，并完好地保住了其固有风格。建国后，此古建筑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解放后，郭信珠被安排为北京市房管局建筑公司技术骨干。1954年，公司决定让他指挥大修天安门。66岁的郭信珠青春焕发，激动不已。他早起晚睡，日夜操劳，将众多施工人员安排得有条不紊，使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维修工程，得以提前完工。
郭信珠工作到70岁退休。1974年，以86岁高龄，病逝于在呼和浩特市工作的长子家中。
白观化（1889～1955） 字育普，南旺镇白庄村人。白英（有传）20代孙；白氏最后一任世袭八品官。1927年，经人引荐，出任安徽省肖县县长。时肖县巨富朱大瞎（外号）之次子朱德恩（肖县二区区长），勾结匪首高彦田等作恶多端，经常致死人命。白到任不久，便率部击毙了高匪，并将朱大瞎、朱德恩拘捕入狱。呈请上峰，回话是：“你要发财，可以放人；你要留名，就以严惩。”白果断表示：“我要主持正义，为民伸冤！”他拒绝了连城厚礼和达官说情，很快将朱德恩斩首示众。
1928年，北伐军攻占安徽后，白观化弃职返乡。出于其地主阶级本能，曾对陈伯衡、曹志尚、刘起文等领导的农民运动持消极抵抗态度，成为汶上保守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略暴行激起了其爱国热忱。他慷慨变卖家产，脱去长衫，于1938年底拉起了二百余人的抗日队伍。随后，一些杂牌军（包括曾被韩复榘收编的侯宪明部）慕名归附，至1939年春，已拥兵六七百人。
流亡中的国民党省政府见白之队伍迅速壮大，遂加紧拉拢扶持，并委以宁（阳）滋（阳）汶（上）三县抗日自卫总团长兼汶上县长。白对国民党不战而退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早就心怀不满，故虽接受其委任状，却拒绝其派员插手部队。相反，当八路军115师派工作队至其驻扎的白马山庄一带时，他却表示欢迎与合作，并恳请为其士兵上政治课。听说工作队要奉命离去，他再三请求队长黄主一留下。115师和中共鲁西区委接受其请求后，他十分信任地任命黄主一为自卫总团政治部主任，并于多次重大军事行动中与共产党军队密切配合。如在梁山战役中，他率部外围接应，为全歼日伪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冬，日伪军向活动于南旺一带的白育普部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部队损失严重，人心浮动。他本人也因寒夜涉水身患重病。接连的打击，动摇了其抗日到底的初衷，遂再三要求共产党接管其县政权和部队，并于同年11月办完交接工作后离队休养，退出了抗日战场。
1947年，国民党重占汶上后，他被举任汶上县参议会临时参议长。1948年7月，随国民党南逃。后落户于蚌埠。1955年病逝。
陈宫（1892～1968） 原名陈绪诰，字绍文，汶上镇南门人。出身地主之家，早年于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供职于国民党政府机关，曾任江西某县县长。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弃暗投明，先后任汶上县民主政府司法科科员、科长和泰安地区法院审理员等。1952年调山东省文物保管会泰安分会。当时文管分会仅有4人，任务却十分艰巨。对散乱堆积的文物，他和同事们先是一件件按年代进行排队，再一件件摆放到陈列室，撰写出说明书。4人之中，有一法号洒固澄的和尚，虽入佛门多年，却对唐内文物怀觊觎之心，于1952年秋行窃陈列室。陈宫马上报案，并协助公安机关收审了洒固澄，追回了被盗之宝。固澄怀恨在心，于夜间持刀闯入陈宫住所，将其头部及其妻背部各砍一刀。伤愈后，陈宫对文管工作仍一往情深。1954年，被任命为文管会（后改文管所）副主任。闻城内居民阎张氏保存有一宗价值连城的文物，经市分管领导允准后，他数次登门，苦口婆心，终于动员阎张氏将其古瓷、古陶、古字画、古檀木家俱等全部献出。这套文物，至今仍保存于岱庙东御座展室。其间，他还四处奔波，多次组织开展文物搜集保护工作。如被视为无价之宝的衡方碑、张迁碑等，就是他亲自组织人力从汶上、东平移往岱庙的。之后，他悉心致力于泰山风景区开发。虽已年过花甲，但登山爬岭，从不叫累。后石坞是很难到达的地方，为开辟此风景区，他步行上下10余次。他看到经石峪遭到人为和自然力破坏，痛心疾首，呼吁社会“保护国宝经石峪！”并很快筹资凿改了流水渠道，装上了石栏，有效地保住了这一独具特色的北齐摩崖石刻。
1960年，年近70岁的陈宫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文管所，受命去泰安市政协，当了一名驻会常委。1968年寿终。
李文远（1895～1976） 原籍滕县。18岁来汶上，拜著名柳子戏艺人姚天机为师。后被姚招为孙婿，定居于南站镇何楼村。
他生就了一副好嗓子，加上勤学苦练，从师不久，即以“小鞋”艺名倾倒一方。尤其与名生刘云驷（艺名“小桃”）搭当，更若天作地设，锦上添花。在二人合演的《陈琳抱盒子》一剧中，他出色塑造了寇承御机智勇敢，与陈琳肝胆相照，共成大事的少女形象。他唱腔圆润，声声入耳，听众称之“一绝”。在东平镇演出时，获“一锭金”美称。
1952年，他积极响应政府大力提倡文艺活动的号召，亲手组织起柳子剧团，活跃于邻近数县。此时，他已年过半百，嗓音却一如当年。1954年，在山东省第一届戏曲会演中，他所扮演的《陈琳抱盒子》中寇承御唱段，被录制成唱片。后来，山东省柳子剧团请他去参加研究古剧目，他欣然前往，无私地将拿手戏《兴国》、《四郎探母》、《秦英征西》、《双岭关》、《高老庄》、《东吴入赘》等奉献出来，使之得以流传和完善。
李文远为人耿直忠厚，和善热情。虽半生浪迹剧坛，但未染半点恶习。熟悉他的人除赞扬其演技外，多还称道其人品。
何文芝（1897～1972） 字斐卿，杨店乡沟头村人。著名开明士绅。早年求学济南等地，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继承家业后，时常向佃户、贫民提供资助。“七·七”事变后，目睹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和国民党军界的腐败无能，他冒着坐牢危险，将自己北平大学毕业的儿子送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1942年春，日伪“扫荡”和天灾使汶上北部十室九空，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何文芝出于民族大义，除留下自家口粮外，将其余1万余公斤粮食，全部开仓济贫：凡讨饭者，供以熟食；要粮者，视家庭人口多少，发给3～8升。邻村曹营几户人家，觉得无亲无故，不好意思受人接济，要求立字借用，秋后归还。他即刻应允。但未及秋收，他便向大伙声明：我放出去的粮食，一不图报答，二不须归还，并当众销毁了字据。
建国后，他被选为历次县人大代表，直至1972年寿终。
赵培真（1898～1969） 南站镇董王庄人。自幼家贫如洗。为谋生计，10余岁即与童养媳一齐，拜岗上渔鼓艺人王尚志为师，立志在渔鼓说唱上，搞出一番名堂。
王尚志待弟子热情而严格。半生的说唱，使他悟出：一个渔鼓艺人，最重要的是天赋和基本功。他耐心将此经验传授给弟子，使对艺术朦胧无知的赵培真霍然开朗。培真兴奋地对媳妇说：“爹娘给我们的这副嗓子，是没法变了，可这功夫，是自己练出来的啊！”
出身的贫寒，造就了一个不怕吃苦的性子。每天，他早早起床，脸顾不上洗，抓起渔鼓就练；晚上，他常和媳妇一块，轻声咏唱到深夜。有时，唱起来如痴如醉，多次忘了弟子该尽的义务。王教师非但不加责备，反而当着众弟子夸奖：“我这帮弟子，数赵培真最有出息。”
仅18岁，他便出师说唱了。起初，他偕同媳妇，活动于张吾、义桥、南站等集镇，并不为人注意。可演出不过10场，人们便刮目相看了！赵培真清晰的吐字，顿挫有致的赶板夺词，令人耳目一新。戏迷们纷纷发出赞叹：“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呀！”
至30年代初，赵培真便成了鲁西南一带颇有名气的艺人了。一年春天，在汶城关帝庙内设场月余，听众不减当初。听说要撤场，戏迷们推出代表，再三挽留。直至麦收开始方罢。
有了名气，使他收入大增。但他并未就此止步。相反，更加珍视声誉，力求不断有所创新。他视同行如手足，经常与之砌磋技艺，交换剧目，从而愈以丰富了演唱内容，在山东渔鼓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赵培真为代表的汶上流派。其特点是：在道情五鼓三板（拍五下鼓打三下板）基础上，吸收柳子戏流水板上韵和柳琴戏大甩腔。唱腔高昂，节奏明快，陈辞慷慨激扬且富有浓厚的韵味。
解放后，他致力于对自己艺术的总结与传授。60年代初，县文化馆聘请他为曲艺队指导。时虽年事已高，但乐此不疲，为这一传统剧目流传作出了贡献。
吕少良（1899～1972） 在1962年山东省手工业产品评比鉴定会上，吕少良打的菜刀一举夺魁；他本人也被授予优秀红炉技师称号。从此，人们对这位铁匠出身的工人佩服之余，又多了几分崇敬。
吕少良系山东章丘县人。自幼从父学习铁器打造。20余岁时，随全家流落到汶上，后定居义桥村。由于天资聪惠，学习刻苦，不久便掌握了父亲的全部技艺。但他不满足。闻知义桥一王姓师傅对打锄板有一套绝技，便常去观察学习。王师傅思想保守，常常借故停炉。吕少良多次碰壁而不馁，终于感动了王师傅，将部分技艺传授给他。他从中大受启发，进而对其技艺进行了一系列改进发挥。其后10余年，他打造的镰刀、斧头、锄板和成套剁刀、砍刀、片刀，在当地成了抢手贷。并批量销行宁阳、兖州、东平、济宁等地。
1955年2月，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携四弟等人，带着工具和部分资金，到南站铁业社入了户。他一如既往，不断探索。铁业社一刘姓师傅，铲头打得特好，吕少良虚心求教，尽得其秘诀。
在打制的众多器具中，其菜刀以轻巧、不夹灰、不卷刃、不断钢、不出豁口、不断把活束而倍受人们青睐。刀刃前段和末段呈微三棱形，中间刃薄而平滑，可备前砍、后剁、中间片多种功用。在打制方法上，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路子：下料稍重于成品，主要靠过硬的冷锻功夫成型；淬火一概用油，绝不用水；成型后，用抢子抢而不用砂轮磨；最后投入生石灰水中浸泡。
吕少良在南站铁业社（后改为农具厂）初主红炉车间，后任副厂长，被定为七级工。对于自己的技术，他从不保守。亲自带出的徒弟就有40余人。其技艺在当地得到广泛流传。
1972年冬，吕少良病逝。南站公社派专人购置了棺木，并护送其至老家安葬。
曹志尚（1903～1940） 字凌云，原汶上十区大曹庄（今属嘉祥县）人。自幼聪颖，喜勇好强。在汶上书院高小读书时，常携同学到校外游玩，于城墙上演练飞身跃垛口等惊险动作，每每博得墙下同学惊呼、喝彩。他崇拜班超，钦敬岳飞，每与同窗好友论其挥戈救国事迹，常激动不已。18岁考入郓城乡村师范学校，未及毕业，即离校从军。1925年，升奉军某连连长。1926年转入国民革命军，任副营长。
1929年春，他随北伐军路经汶上，志愿留任国民党汶上县农民协会干事兼县警备大队副队长。曾与旧友陈伯衡密切合作，发动各乡组建了农民协会，并领导农民斗争了二区区长房子健，迫使封建势力作了某些让步。
1930年春，国民党汶上县长祁庆墀无视刘起文、曹志尚等强烈反对，无端决定向农民增加捐税。志尚十分愤慨，当即与肖元丰（中队长）带警备队包围了县政府，并散发了《请看祁庆墀的罪状十九条》油印传单，逼使其弃职逃走。而志尚等也因此遭到国民党省政府通缉。此一事件，使为民请命的曹志尚十分震惊。从此，他与国民党一刀两断，决心寻求新的救国救民之路。
在朋友们的掩护帮助下，他当上了乡村小学教员。不久即秘密联络城内进步力量，同汶上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展开了斗争。他参与了进步知识分子刘起文、曹麟周等以化名形式开展的“告状”活动，多次向国民党省政府和南京政府检察院，揭露国民党县长及其帮伙的贪赃枉法劣迹，先后迫使两任县长下台。
1936年底，为粉碎国民党政府以停拨经费等手段扼杀农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的阴谋，他协助刘起文、曹麟周等在教育、工商界采取集股办法，相继开办了鼎新商社、力生合作社，并以此为据点，进一步联络、团结各界进步人士，广泛传播抗日民主思想，为后来发动永安寺起义培养了骨干，准备了力量。
武装起义计划决定后，曹志尚辞去教师职务，于1937年11～12月间，率先收缴了马村、孟姑集两处乡农学校枪支，于县西部边境组织起抗日民主解放先锋队。至起义时，他领导的“先锋队”，已有30余人、20余支枪。
永安寺起义后，他分工协助陈伯衡做军事工作。因多数队员未受过军事训练，他从射击最基本动作开始，认真传授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常常是一身泥土伴一身汗水。随着起义部队不断壮大、整编，曹志尚相继担任范筑先部十支队东迸梯队副大队长、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一团参谋长兼一营营长、中共鲁西军区第八支队队长。他作战沉着冷静、机智勇敢，每次战斗，总是亲临前沿。1938年4月6日拂晓，他果断而机智地指挥了迎击日军偷袭白塔驻地的战斗，巧妙掩护这支新生的部队撤离险境。同年8月，他率队成功袭击了汶上县伪五区区部，活捉区长以下30余人。1939年10月，六支队一团编属115师独立旅。之后，他与刘星率两个连，大战郓城县黄堆集，全歼日伪军4个连，拔除其据点。12月26日，他率部由梁宝寺急行军25公里，一举攻克日伪长沟据点，歼敌百余名，获步枪50余支。战后，新华社华北分社发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八路军鏖战鲁西》报道，高度评价了其战绩。
在运用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团结其他抗日武装方面，他也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初，他说服、收编了地方武装李承彦部60余人。11月，他受命率精干力量，将成分复杂的白育普（有传）部队整编为鲁西军区第八支队。1940年春，为争取被伪区长李健德操纵的红枪会共同抗日，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亲自带两名战士赴响水口谈判，不料遭李暗算，为李唆使的打手们乱枪刺杀于土坑中。
曹志尚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彻底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尚行动，实践了自己的入党誓言。
张宪林（1905～1943） 郭仓乡佛店人。著名民间吹奏艺人。自幼从师于父，十几岁时，唢呐、笙、笛便得心应手。尤其唢呐，不但能吹奏柳子戏、梆子戏、京剧等各种调门，还能仿奏生、旦、净、丑各种角色。其吐字之清晰，模仿之准确，几可以假乱真。他吹奏的《百鸟朝凤》，令人耳目一新，如坠山林。26岁时，其张大娃乳名便不胫而走。嘉祥、东平、宁阳、滋阳（兖州）等县前往拜师学艺者络绎不绝。后被推为数县艺人领袖。其间，县政府每有大的庆典，必请他去奏乐；本县及邻县大户婚丧喜庆，也以能请到张宪林为荣。张宪林不吹不擂，不摆架子。闻本村或邻村贫家有事，他多是不请自到，且不索钱，不受赏，常常义务吹奏。
惜方至中年，染肺痨而逝。
陈伯衡（1906～1939） 原名宪璇，汶上镇南周村人。幼时家庭较富裕，得以私塾启蒙。16岁考入城内书院高小。因学习勤奋，成绩优秀，且为人谦和磊落，深得同学赞佩。后就读于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和北平（京）大学。动荡的年代，造就了他关心国家大事的思想性格。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控制汶上后，他利用学校停课之机，积极参与汶上县党部工作，同曹志尚（有传）等同学旧友一起，发动农民斗倒了作恶多端的二区区长房子健。同年，他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加入国民党。
1931年，考入北大经济系不久，就与进步师生有所接触。“九一八”事变后，他为大片国土沦陷和蒋介石集团的卖国行径痛心疾首，踊跃参加了赴国民党南京政府请愿示威活动。之后，他通读了《资本论》等进步书刊，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1935年北大毕业，他被济南齐光中学聘为教务主任，革命思想更加活跃。他介绍北大同学、共产党员杨启哲到齐光中学当代课教师。当杨受到反动当局注意后，他及时帮助其离开学校。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伯衡怀着极大悲痛，主持《齐光校刊》编发悼念鲁迅专号，并亲笔撰写了1.3万余言的《鲁迅先生的战绩和思想》一文，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精辟阐述了鲁迅思想风格的形成及其伟大战斗实绩。这篇慧眼独具、风格近乎鲁迅的全面介绍和歌颂鲁迅的杂文，不仅在当时堪称屈指可数，今天看来，也不失其科学价值和战斗光辉。在这期校刊上，他还以沉恸高昂的笔触，为鲁迅题写了一副百字挽联，深切表达了他决心发扬鲁迅精神，誓同侵华日寇和汉奸走狗血战到底的豪情壮志——
横世噩噩，尽是阿Q相；端赖阔斧大笔净吾华族魂与血，孰料竟而散手以去，呐喊摇旗恐绝绪，吁嗟，彷徨……！彷徨？更须挥泪思奋发。
举目滔滔，遍地汉奸踪；正待冷潮热骂诛彼丑类鬼蜮心，不意从此“埋掉拉倒”，“打狗落水”复属谁？呜呼，而己……！而已？只得偷暇哭先生。
在此前后，他还于《齐光校刊》上发表了《目前教育的危机》、《青年在学校》和《关于“数”》等文章。前两文尖锐批判了教育界严重存在的官僚化、八股复活等时弊，后一文则通过对“数”的概念形成、发展和“数”与“量”的辩证关系等论述，巧妙而深刻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世界观，表明了此期的陈伯衡不仅是一个爱国者，而且已是一个接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西安半月记》及在南京机场《对张杨训话》二文。国民党教育部通令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停授国文课，以此二文为教材。陈伯衡佯若不闻，照常讲授国文课。1937年初，胡风根据鲁迅生前授意和中共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撰写的《文学与生活》一书出版后，他立即带头在高年级中讲授。1937年10月，日军逼近济南，齐光中学举校南迁。经汶上时，他听说旧友刘起文、曹志尚等准备组织抗日队伍，遂产生强烈共鸣。毅然决定留汶举义，共赴国难。
当时，起义筹备者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举什么旗，跟谁走。陈伯衡以其固有威望和崭新革命思想，很快统一了大家认识：坚决依靠共产党！他通过种种关系，两赴济宁，终于找到中共鲁西南工委，要求负责人江明派人指导。江明热情赞扬了汶上义士们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委共产党员刘星以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名义，协助陈伯衡等组织骨干、发动起义。此后，他和刘星、曹志尚、刘起文等分头行动，走村串户，从人员、枪支、钱财等方面，做了大量动员筹备工作。
1938年2月5日，他同刘星等于永安寺正式领导起义，在鲁西南一带率先拉起了有共产党员指导参加的抗日队伍——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同年5月，自卫队编为范筑先部第十支队挺进队，陈伯衡任队长；10月，与东平地方武装合编为十支队东进梯队，他任司令员；12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一团，他任团长。他和战士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冬睡草窝，夏宿野地。凭着一腔热血和大智大勇，带领战友们克服生活、装备上的种种困难，冲破敌人层层封锁，先后转战于汶上、东平、平阴、聊城、冠县等黄河之滨的十几个县，一次次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自卫队成立之初，未建立党的组织，一度与中共领导机关失去联系。究竟如何带好这支新生的抗日队伍，同强大的敌人进行有效斗争，开始并不十分明确。他一面向曹志尚等有军事经验者请教，一面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和《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描写战争的名著，以其聪慧的悟性和卓越的指挥才干，带领战友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当时，由于受到日伪和国民党双方钳制，生存处境十分困难。为粉碎敌人相互勾结的罪恶阴谋，争取各种力量联合抗日，他在带领战友深入发动群众的同时，向流亡中的国民党汶上县政府开展了统战工作。一次，他带领几名精干战士赴沙河站同国民党县长崔百朋磋商避免磨擦、共同抗日问题，因发生争执，双方卫兵忽地抽枪对峙起来。崔百朋吓呆了，不知所措。陈伯衡却镇静如常。他以沉稳威严的大将风度向双方卫兵命令道：“都把枪收起来！我们是来谈问题的，不是来干仗的！”一句话稳住了局势，使谈判得以继续进行，并取得初步成果。
1938年部队进驻东平县苇子河村。侦察员扣留了一名受日军收卖、传递假情报的邮差。不少人主张将其就地正法。陈伯衡劝阻说：“他是一时受敌人蒙蔽的穷苦百姓，我们要争取让他为我们服务。”他继之做了一番分析，使在场同志茅塞顿开。经过教育，邮差果然痛改前非，向部队提供了不少日军情况。
陈伯衡领导的这支起义部队，很快受到东平县地下共产党负责人万里的重视。1938年春，他派杜子俭到自卫队，帮助建立党的组织。陈伯衡异常兴奋地表示：“我们很欢迎你来！”之后，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忘我地学习和工作。当年秋天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1939年3月22日，他奉命率部赴东平郑海一带阻击日军。日军倚恃装备精良，骄狂直进。他抓住敌人这一弱点，利用地利人和有利条件，一接火，就将敌先头部队打了个落花流水。敌人恼羞成怒，动用迫击炮、重机枪疯狂顽抗。激战持续了5个多小时。下午17时许，伯衡亲临迫击炮阵地，指挥炮手发起最后反击，不幸中敌枪弹，牺牲了。
战斗结束后，中共鲁西区党委和115师师部，为其召开了万人追悼大会。指出：他的牺牲，对六支队一团乃至整个抗日战场，都是一个重大损失。
李缙卿（1912～1976) 1938年10月，李缙卿带匣枪一支，红马一匹，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陈伯衡等领导的抗日队伍。他初被安排做募捐工作，经常活动于汶上、东平两县交界地区。不久，派他回故里次邱乡东温口村建立秘密抗日联络点。他凭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灵活的工作方法，除继续为部队募捐枪支、钱财外，先后动员孙口、沈堂等村一批青年参加抗日队伍。1939年秋，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1942年，日伪连续发动“大扫荡”，抗战形势不断恶化。为及时掌握敌人动向，他同崔轸、张良弼三人接受党组织派遣，巧妙打入汶城敌人内部，机智地传送出大量情报。1943年冬，八路军115师敌工干部展庆浩，指令他搞出一批枪支装备部队。李缙卿积极活动，通过伪县中队长曹×关系，结识了伪宪兵队长苗松全，很快搞到10支步枪，然后让拥护抗日、见义勇为的妻子张传芝以走娘家为名，将枪支藏入马车，通过盘查，送往抗日部队。1944年夏，他进一步结识上层，搞到匣枪两支，让妻子化装乞丐送出城外。同年冬，他受命重返部队，做民运和后勤工作。
1948年，党组织在山东观城开展“三查三整”①，李缙卿因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怕挨整，未去参加，从此脱党。
解放后，他被安排到邹县搞税务工作。1976年病逝。
张寿椿（1913～1941） 原名张篯，杨店乡张楼人。生于开明士绅家庭，自幼喜与穷家子弟玩耍，并同吕氏长工，亲如手足。
10岁入塾就读。1928年考入汶上十字会育德小学。2年后奔赴泰安，入山东省第三中学深造。先后参加了兖州卧轨索车晋京（南京）请愿抗日爱国运动，和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打倒用武力办教育的高其冰（校长）”学潮活动。学潮中，他的好友有的被捕，有的被开除。这使寿椿深深感到了社会的黑暗，对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1934年毕业后，一度在家闲住。1936年，结识了在张楼小学教书的共产党员李又村（有传）、乔海秋等，得以读到《救亡言论集》、《由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等进步书籍，从而进一步了解了国内外形势，树立了革命思想。
“七·七”事变后，张寿椿参加了汶上县永安寺起义的酝酿、发动与筹备。起义前，他带领佃户深入郗家河、大小王楼、刘古墩及五区乡农学校等处，筹得长短枪10余支，动员起义人员30余名。
汶上县抗日自卫队建立后，他被安排做民运工作。每到一地，便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等抗日统一战线主张，使这支部队较快扎下根基。有几家佃户，担心男人从军后难以生活，他便同父亲商定：将出租的30余亩土地，无偿送给佃户耕种。此期，他先后动员50余人参加抗日队伍。
1939年，他加入共产党不久，伪五区区长迫于革命形势而弃职。经中共汶上县工委批准，张寿椿成为县内第一位共产党员区长。恰在此时，妻子受日军烧杀惊吓，病死在娘家。寿椿闻讯于夜间料理了妻子的丧事，把母亲和独生女托付给亲戚，便急忙回到区上。
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更多人力财力支援抗日部队。他利用各种关系，采取种种办法，将五区抗日救亡工作搞得轰轰烈烈。一次在泗汶村演讲，感动了在场的数百听众，当场募得大宗钱财。
1940年春，日伪军为扑灭迅速发展的革命烈火，对五区一带发动了疯狂的拉网“扫荡”，并乘机安插据点，派遣特务。抗日工作被迫转入地下。一天夜里，他偕同区部工作人员麻成宪、张培如躲至东平伪六区区长张昌俊家（张在寿椿家避过难，且系本家）。不想很快被其堂兄张昌顺侦知，报告了与张昌俊有隙的区队长。三人一同被捕，先后被押送东平日本宪兵队、汶上日本宪兵队。不久转送兖州，从此下落不明。
李又村（1913～1966） 原名丁九荣，
①三查三整：指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土地改革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即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又名丁景宇，城关镇东门人。生于富裕之家。自幼得到饱读儒书的祖父、父亲及具有爱国思想的伯父的指点和影响，较早铸成了爱学习、求上进的精神品格。
1928年，他考入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喜尚与同学议论国家大事。“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了赴京请愿活动，受到学校地下共产党组织的关注培养，得以读到《红旗》、《土地革命纲领》等党内书刊，懂得了更多革命道理。1932年春，由同学乔海秋介绍，加入共产党。同年，班内建党支部，他任宣传委员。之后，他以更大的热情致力于抗日救亡和党员发展工作，并曾以学校消费合作社主任身份，赴上海、保定购买进步书刊，在校内广为推荐。
1934年底毕业回乡。1936年初就教于汶上城内孔庙小学。时汶上县尚无共产党组织。他利用职业之便，向师生传播进步思想，独立开展工作。不久，他到五区张楼小学任校长，聘请乔海秋、单绍曾前往任教，很快活跃了学校空气。音乐课上，他教唱《渔光曲》、《义勇军进行曲》、《满江红》等爱国歌曲；历史课上，侧重选讲爱国斗争事件和爱国英雄人物，公开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出卖国土的滔天罪行，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种子。“七·七”事变后，他的许多学生勇敢奔赴抗日战场，不少人成为革命队伍的中坚。
1937年底，日军侵占汶上，学校被迫停课。面对现实，他想到作为共产党员，首要任务应是宣传动员人民拿起武器，将侵略者赶出中国。他向五区乡农学校校长讲明自己的想法，动员他领导乡农学员武装抗日。不料，胆小如鼠的校长杨××，竟于夜间带人携枪而逃。之后，他与乔海秋直赴济宁军官训练队作动员，因其很快解体，未能成事。困惑之际，李又村找到汶上县抗日自卫队，走上了武装抗日的第一线。
入伍不久，他相继被委以民运工作队队长、鲁西军区第八支队参谋处股长、115师某连指导员、营代教导员，并于1939年重新加入共产党（因一度失去组织关系）。1942年，经上级党组织审查批准，承认其以前的党龄。
1942年底，调115师情报处，化名李又村。集训后，他带领3名助手，携电台前往徐州，秘密建立起徐州——连云港——兖州情报站，担任党支部书记兼站长。日军投降后，情报站并入原新四军情报部，他任外勤股长、副科长。之后，随军转战济南、徐州等地，负责清理敌特工作。淮海战役打响后，他携电台赶赴战场，风餐露宿，日夜工作，保证了军事联络的畅通无阻。
建国后，他被任命为战略重镇徐州市公安局局长、市委委员，出色领导了清除国民党潜伏特务和“镇反”等工作。其间，他几乎每天工作至深夜。警卫人员提醒他这么晚回去有危险。他含笑说：“这总不比枪林弹雨中危险更大吧？”1952年，徐州市公安局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和上级公安部门通令嘉奖。
1953年，调济南任市委委员、市公安局长。两年后，相继升任济南市副市长、市长。职位高了，其为人的谦虚和气及工作热情却一如既往。他常说：“我虽然是老党员，但对地方工作，还是个新兵，是个学生。”是年体检，发现患有心脏病。组织上建议他离职休养。他回答：“我感觉不错，不用什么休养。”硬是带病坚守工作岗位。
1956年，改任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济南市政协副主席。后改任济南市委副书记，分管政法和城建工作。当他确知济南城市建设处于落后地位时，便决心改变这一状况。趵突泉公园改造，他多次参与规划研究。大明湖西南门设计方案，由他最后审查拍板。在其督促指导下，济南市城市建设后来居上，走进全国前列。
1963年，济南市委决定大力发展区县工业，将基础薄弱的电子工业翻身硬仗，交由他来指挥。李又村知难而进，马上率考察团赴北京第四机械工业部和电子管厂参观请教。后又派人去南京、上海学习里弄创办电子工业经验，有计划地将一批不景气的企业改建转产。至1966年初，济南市电子工业跃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可与同期日本电子工业媲美。
正当他雄心勃勃地领导电子工业腾飞之时，“文革”运动骤然而至。起初，他并没想到会给自己带来灾难，每天照常工作在第一线上。8月，他一手组建起来的电子工业枢纽——电子研究所闹事，请他去处理。他当即前往，一番苦口婆心，问题很快得以缓解。继之，城建局负责人，以个人恩怨，借“大辩论”名义，要他去“讲清楚”。他很气愤，一度病情加重。家人劝他休息。可此时的市委，只有少数几人在支撑，岂忍离开？12月20日，大字报贴到市委，将他在电子研究所劝告群众恢复生产的言论，列为压制群众的“罪状”。当天下午，李又村被迫前去解释。结果被围攻至晚22时许。23时，李又村病情猝然加重，逝世于家中。
张辛铭（1913～1985） 山东文登县人。生于中农之家。1929年考入曲阜师范学校。系统的科班学习，奠定了他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基础。73岁人生生涯，48载倾注于教坛。1984年，以厅（局）级待遇，离休于济宁教育学院，次年死于肺癌。
他于1956年冬，离开亲手创办的济宁二中，来汶上一中担任校长。上任不久，全校师生便深切领略到其与众不同的治校风格。他常不打招呼就提前步入教室，以真实了解每个教师的授课水平，并常常直率地指出其不足。对个别授课质量特差的教师，气愤之余，常是夺过教鞭，“你坐后边去，听我讲！”整个校园迅即呈现一丝不苟的备课教学气氛。由于历史原因，一中骨干教师多出身剥削家庭。鉴于当时政治气候，有人劝他使用时要慎而又慎。张辛铭一笑了之，“我这里是学校，要造就一代知识人才，不用他们，用谁们！”有一个时期，一中理化教学较薄弱，经再三分析，病根在于师资。他很快物色到水平较高的理化教师，千方百计调来一中，同时还选拔部分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赴大学深造，很快改变了局面。对学生，他一向关怀备至，严慈并施。三年困难时期，学生洗脸多用自备的廉价瓦盆，毕业离校时，往往随手丢弃或摔破。他发现后，严肃加以劝诫，并予约法三章。1958年，他看到过多平调学生参加生产“大跃进”，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和健康发育，便置被“拔白旗”的风险于不顾，多次借故婉绝，以至向县委书记“讨价还价”。1962年12月，济宁地区召开完中田径运动会，他亲自差人购置器具衣物，亲自过问训练，一举夺得总分第三，重塑了汶上一中的体育形象。
张辛铭秉性好学。即便在校务缠身的日子里，也不忘插空研读。他藏书中，有200余元一套的《二十四史》，有传世稀少的宋本典籍，有带古乐谱的元曲和明清文集、笔记、小说等。渊博的学识和刚正的性格，注定了他观察问题的深刻和评判问题的犀利。1960年，在一次批判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会议上，他公开承认自己说过“喜循序渐进，不喜跃进”，并曾将批判彭德怀与朱元璋杀戮功臣相提并论。“文革”中，他一度“靠边站”，并受到批斗。但是，这些打击，始终未动摇他献身教育事业的意志。在其任职15年间，汶上一中教育质量，一直走在济宁地区同类完中的前列。
李广友（1914～1947） 郭楼乡大李庄人。生长于贫苦之家。1940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他率先成为村里革命中坚。1945年加入共产党。1946年，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他作为民兵班长，第一个在“动参会”上发言，带领全班22名民兵集体参加了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
在部队，他初任炮兵班长。几次战斗，他感到火炮没有机枪打得直接、打得过瘾，经再三要求，被编入6纵17旅51团1营3连2排，任机枪班长。1947年7月初，中共第二野战军巧渡黄河，决定发起鲁西南战役。14日，他随军急行300余里，及时赶至金乡县羊山集，参加了围歼国民党整编66师的战斗。战斗从傍晚打到半夜，敌人以整连兵力4次向他们把守的西山口突围，均未得逞。李广友的机枪班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次日拂晓，他们同兄弟部队同时冲上山顶，全歼敌66师。
同年农历十二月初八，为打乱敌人兵力部署，再挫敌人士气，部队发动了攻打金乡县城的战斗。李广友所在营主攻县城北关。受命后，他火速爬上房顶，居高临下，有效控制了敌人火力，掩护战友们一举俘敌百余名。继之，他们营奉命去城西李寨迎击河南省援兵。李广友带领机枪班首批到达李寨西北角。一阵冲杀扫射，将一个整营的敌人围在三个大院里。他借着月光，从一个房顶跃到另一个房顶，一次次寻找合适的角度痛击敌人，全然忘记个人危险。敌人见机枪是突围的最大障碍，便集中火力向他扫射。胜利在望之际，李广友不幸头部中弹。牺牲时，他手指仍然紧扣扳机，右肩紧抵机枪肩板，头颅微垂在枪身之上，一双眼睛怒视着前方。
战斗结束后，李广友被追记一等功。
毛云瑞（1917～1940） 1941年1月25日，《大众日报》全文刊登了八路军115师教导队干部周乐亭的《悼毛云瑞同志》。悼词说：“毛云瑞同志是英勇的、模范的共产党员。他这种威武不屈的精神和在残酷拷打下的顽强性，是值得敌人丧胆，是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的。”
毛云瑞生于郭楼乡毛庙村一个中产农民之家。先后就学于杨集小学、汶上县师范讲习所。1933年，受全国抗日大潮鼓舞，16岁即辍学从军，以展抗日救国之志。但是，目睹国民党军队的作为，未出一年，便愤然返回故里，并亲手将“尚武精神”条幅悬于堂中，以待正义之师到来。
1938年初，他背着自家的“汉阳造”，踊跃参加了陈伯衡领导的抗日队伍，并很快成为部队骨干。3月下旬，勇敢参加了攻克张楼维持会据点的战斗。4月，自卫队在白塔遭日军偷袭，他大胆沉着，协助曹志尚（有传）带一小队断后，出色完成了任务。很快被提升为排长。同年8月，队伍于聊城改编后回汶上、东平一带活动，他被任命为新兵连长。他一心扑到新兵教育、训练上，先后向战场输送合格队员百余名。
1939年春，组织上选送他去115师教导队深造。他除刻苦学习钻研政治军事理论外，还主动要求参加战斗。年底，参加智取泰安薛家骏伪区部战斗，俘敌70余人。1940年1月，他以优秀考绩完成学业，被留校任教。5月调支队部任教育参谋。
9月5日，毛云瑞奉命带一个步兵班赴郯城县参加阅兵，在距郯城10余里处，遭到当地“自卫团”鸣枪拦截。敌人声言：要想通过此地，必须派代表交涉。为减少牺牲，他决定一人前去谈判。奸诈的敌人不待毛云瑞开口，便蜂涌而上，将他绑架而去。
“自卫团”头目滕芝知道其身分后，如获至宝。对云瑞百般诱降拷打，但他始终只有一句话：“要杀，快点杀。要口供，休想！”敌人黔驴技穷，最后杀害了他。
时毛云瑞年仅24岁。
徐又彬（1918～1968） 原名育彬，义桥乡徐学庄人。16岁考入山东滋阳乡村师范学校，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3年后，他联合进步同学创办《抗敌小报》，一度影响到校内外。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民族危亡迫在眉睫。适逢国民党武汉炮校招生，他便毅然放弃未竟学业，决定前往投考。录取后，他一边学习专业知识，一边阅读《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密切关注时局变化。1938年3月，他偕同学4人，毅然脱离国民党炮校，径奔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被安排到青年训练班干部队学习。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组织上派他到国民党38军（原西北军）从事策反工作。他利用“国共联合抗日”的合法条例，热情教唱抗日歌曲，深入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同时鼓动士兵闹经济公开，反对连长贪污，很快受到士兵们的信赖和爱戴。
1939年春调任38军教导队第二队副队长、地下党小组长。他将“抗大”方针引入教学，利用私下接触向队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一年秘密发展党员40余人，为以后起义培养了骨干。
1944年，国民党加紧了吞并、同化38军活动。这时，徐又彬担任17师50团迫炮连连长、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他根据上级党决定，与另两名同志组成工委，迅速调整了地下党组织，灵活开展对敌斗争，有效阻止国民党的阴谋。
1945年1月，他升任副营长。同年夏天，国民党对17师共产党的活动有所察觉，决定撤换连以上军官。形势十分严峻。报经上级批准后，又彬等决定伺机发动起义。当时他任起义地下党工委副书记，主要分工17师直属单位和50团、51团的组织联络工作。他深知此举意义重大，昼夜进行谋划部署。7月17日，起义一举成功，他和战友们胜利将部队开到豫西。党中央毛主席向起义将士发了贺电。
部队改编时，27岁的徐又彬以年轻、资浅为由，志愿提出到团里锻炼，被任命为51团政委。他结合上级部署和本团实际，及时开展了向老部队学习、民主评选英模和反奸诉苦等活动。在上党、白晋等战役中，51团勇猛向前，并利用自己部队的特殊经历，及时发动政治攻势，一次次取得重大战绩。1948年9月，51团奉命参加淮海战役，出色完成了阻击、增援等任务。战后，他被调任57师政治部主任。
1950年，调任空军第一预科学校政治部主任，后任政委。1955年，调任空军直属政治部主任。由于他虚心好学，注重调查研究，在空直机关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方面，积累、创造了许多好经验。不少经验被全军推广或被总政总参采纳。
“文革”中，他遭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于1968年9月含冤逝世。1981年，空军党委予以平反昭雪。
任心会（1920～1969） 在汶上县辉煌的棉花开发种植史上，任心会是一个光彩的名字。
1955年春，身为任仓初级社社长的任心会，听到上级号召种棉，异常兴奋。这位从15岁起就同棉花结下不解之缘的弹花匠，当即表示：如果上级相信俺，俺愿意多种些试试。同年，他随县里干部赴省参加了棉花生产会议，看到了棉花开发潜力，增加了信心。可当时一般亩产皮棉只有10余公斤，提倡种棉谈何容易！思来想去，他决定先试种一年，用事实说话。他顶着一些人的冷嘲热讽，在大田中选出2亩多肥力好、浇水方便的地块作基地，严格按照上级密植要求，将亩株留到2500多。继之他组织了棉花管理小组，自任组长，适时抓了修苗、浇水、除虫、打叉、剪枝等几个环节，黑天白日泡在棉田。秋天一到，打算“看好戏”的人们都服气了：老辈子种棉花，哪见过这么多这么稠的棉桃！
当年，他们创亩产皮棉40余公斤高产，在全县遥遥领先。
1956年，任仓初级社与附近7个初级社合并为友爱高级社（现属郭仓乡），他被推选为社长。带着往年高产丰收的喜悦，他将棉花面积扩种至80余亩，居全县人均面积之首。但，传统种植习惯仍顽固束缚着部分人的思想。孙村一领导人宣扬：“大肥大水，稀点也一样高产。”任心会马上找上门去，坚定明确地要求：“事实已证明合理密植高产，为了集体利益，你必须密植！不的话，我处理你！”之后，他将往年经验和科学种植要求传授给各植棉小组，并经常亲临各棉田指导，使80余亩棉花获得亩产皮棉27.7公斤好收成，其中18亩亩产53.5公斤，有2亩高达87.5公斤。这一年，友爱社被评为植棉先进单位。任心会作为先进单位代表，先后出席了省和全国的表彰大会。
面对荣誉，任心会十分冷静。他认为，荣誉是虚的，作为农民，多产粮食棉花，才是实的。其后10余年间，他一直担任任仓党支部书记。任仓村的粮棉产量，也一直保持在全县先进行列。
1969年，任心会积劳成疾。在他弥留之际，还念念于全村生产规化与发展。不幸于12月29日去世。
刘学奎（1921～1987） 汶上镇柳杭村人。1953年，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带头组织互助组，任组长。由于工作勤恳，办事公道，相继被推选为初级社、高级社社长。1956年，他赴阳谷县参观了集体养猪，回来后立即筹集资金，决定以发展集体养猪促进粮食生产。3天后，他带人奔泗水购得仔猪80余头，星夜兼程往回赶运。3个人每天只支出生活费两三角钱，晚上连个小店也舍不得住。
1957年冬，受“大鸣大放”影响，高级社生出一股回潮势力。史庄村领导人黄某提出要分财产、分牲口。为此，他与黄某发生冲突。黄某手拎木棍，将他逼到墙角，大声问：“分还是不分？说个不字，砸断你的腿！”刘学奎想，如果妥协，势必导致重新单干，于是斩钉截铁答道：“不分就是不分。要分办不到，要命有一条。”硬是把这股回潮势力顶了回去。
之后，他组织全村社员掀起整地改土、挖井找水热潮。他带头拆除香台等捐献砖料。一个春天挖砌砖井20余眼，大大改善了灌溉条件。这一年，全村小麦亩产110公斤，居全县之首。
1957年秋，他与村支部成员做了提高粮食产量、大搞工副业的长远计划。惜为继之而来的“跃进”之风打乱。但由于农业基础已打牢，粮棉生产仍居全县先进行列。1958年，他先后出席了省和全国召开的先进集体代表会议。
“文革”中，他和多数农村干部和先进人物一样，遭到无休止的揪斗和迫害。少数别有用心者甚至欲置之于死地。有人暗暗劝他出去躲躲，他说：“干革命十几年，偷偷离开岗位，不是背叛吗？”
从互助组长到支部书记，前后达30余年。对集体财产，从未动过一分一毫。他没吃过谁家的一顿便饭，甚至没吸过谁的一支纸烟。不少村民说：“他这个人，对自己想得太少，对集体和群众想得太多。这样的好领导人，再多几个才好哩。”委婉的语气中，隐含着对他崇高精神的赞美与呼唤。
王世英（1922～1947) 南站镇齐高村人。因家境贫困，16岁入日伪汶上县大队当兵。1939年秋于梁山战斗中被八路军俘虏，经教育迅速觉悟，志愿要求反正抗日。
起初，他被安置在鲁西南军区工作。一年后入党，调中共兖州县第一武装队任指导员。时抗战处于困难阶段。为揭穿日伪政权的政治骗局，动员人民起来抗日，他深入农户，以现身说法教育农民，在发动建立农会组织的同时，先后动员齐高、北店、石村一带20余名青壮年参加了抗日队伍。
1945年春，经过细致侦察，他率队于夜间潜入济宁戴庄德国天主教堂医院，巧妙“盗”出大批医药器械，使地方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同年秋，兖州邢村据点的一连伪军，依仗炮楼坚固、装备充足而拒不投降。王世英受命拔除这颗钉子。他先将一连兵力进行周密部署，然后亲率4名战士装扮伪军混入据点，以内外夹攻战术，一举将其全部歼灭，大大推动了当地抗日民主工作开展。战斗结束后，他被记为二等功。不久，升任军区独立团二营营长。
解放战争开始后，他按照上级部署，先后率部打济宁、征泰肥、战泗水，屡获战绩。1947年在泗水老山寨战斗中，他指挥全营连续8次对敌发起冲锋，终于占领制高点，取得了战斗胜利。在山顶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
王国福（1922～1969） 义桥乡孙汪人。生于三代扛活的贫农之家。12岁讨荒北京，后定居大兴县红星公社金星大队大白楼生产队。建国后，先后任互助组长，生产队长。与同时代人相比，他的一生可谓平凡而又平凡。但，当他1969年8月被癌症夺去生命时，却立即引起大白楼社员的一片哭声。很快，北京市革委会调查组、北京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联合进行了调查采访。1970年元月，《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纸，均以显著位置登载了报导其事迹的多达2万余字的长篇通讯《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接着，他的事迹被选入小学课本；两年后，著名作家浩然以他为原型，写出了风行全国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不久被搬上银幕。一时，王国福的名字响遍了整个中国。那带有强烈时代色彩的赞语，一时成了激励人们“大干社会主义”的响亮口号。而今，时过境迁，他的事迹渐渐被人淡忘了，甚至有的人因其为“文革”宣传的典型而讳莫如深。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剔除原报道中恣意夸大的成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王国福，仍不失为一个建国初期老一代农民创业者的典型形象。
1952年，他带领两户贫农，人拉犁，小驴套车，组织起全乡第一个互助组。
1955年，他同贫下中农一道，击退了退社风，夺取了合作化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以实际行动保卫了集体经济。
到1969年春，全村31户人家，30户由他操心盖上了新房。他却仍然住着土坯砌墙、花秸搭顶、连根椽也没有的“长工屋”。别人劝他盖房，他笑笑说：“咱们要讲对国家的贡献，不能比阔气、讲排场。”
一次，公社干部派人送给他一条2.5公斤多重的鲤鱼，说在公社池塘打捞的。他问：“社员有吗？”“没有。”他说：“这是搞特殊化，咱不要！”1961年的一天，他到大队开会，进屋见摆了一桌酒席，转身就走，说：“这样的会，咱开不起。”
1968年7月7日，他撮了点队里的麦糠，让会计过秤记账。会计说：“别人用点麦糠都不记账，你就算了。”他却严肃地说：“集体的便宜，咱丝毫不能沾。”结果还是称了，记了帐。一次，他遇到队里一位干部在集体瓜田里吃瓜，当即进行了批评，并使那位干部认了错。
他平时锨不离手，外号“万年劳”。他带领社员大养其猪，治碱治硝，苦干巧干，粮食连年增产。1969年，亩产由建国初几十公斤增至362.5公斤，人均超过千余。同时达到每人饲养一头猪。
病重弥留之际，他对已失去母亲的年幼子女未做什么安排，却嘱咐在场的干部：“一定听毛主席的话……艰苦奋斗……整好党，掌好权。”
商承业（1924～1947） 次邱乡孔庄人。1946年1月汶上县第一次解放后，22岁的商承业一改给人佣耕养成的沉默寡言性子，异常活跃地领导村农会分了地主土地，斗争了民愤极大的地主赵宪朴。
1947年春，国民党卷土重来，商承业积极参加了四区组织的联防队，任班长。是年冬某夜，他奉命同一名队员过小汶河，去岸东侦察敌情。时寒风呼啸，齐腰深的河水已结冰凌。为争取时间，他带头淌水渡河，分头奔自己村上询访。
狡猾的地主还乡团分子赵宪朴，对商承业怀恨在心，常常躲在暗处窥视商承业家里动静。发现商承业还家后，急忙勾引反动乡长徐相坤，逮捕了他。
“你说了我们不记旧账，放你回去。”敌人故作姿态，妄图得到他这次行动的目的及联防队情况。
“杀就杀吧。从我这里，你们什么也得不到！”
敌人见软的不行，当即将他带到李岗，绑在树上，轮番拷打。商承业毫不畏惧，以大骂和唾液来表示对敌人的仇恨与蔑视。
这伙怀着疯狂阶级报复之心的地主还乡团，最后想出了更为恶毒的办法。他们用绳子拴住他的双腿，另一端套在马上。“说不说？不说，就这样拉死你！”
商承业目眦尽裂。“你们这帮畜牲，拉死我，你们也多活不了几天！”
敌人凶狠地抽动了马匹。商承业忍着剧痛，大骂不止，直至昏死过去。
敌人无计可施了，要活埋他。面对掘好的土坑，商承业十分坦然。他满怀深情地向联防队驻地方向望了最后一眼，从容跳了下去……
这一年，商承业仅23岁。
贺建清（1926～1987） 1962年2月11日，《大众日报》以《贺建清勤俭节约社员夸》为题，长篇报道了汶上县郭仓公社（乡）杨庄大队（村）党支部书记贺建清的事迹。其一说，1961年秋，全村57辆单轮车和16辆双轮车，多数需要维修，他到集市上一打听，修一辆得七八块钱，心里直念叨“太贵，太贵”。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奔县城买来扳手，成立起自己的修配组。其二云，大队成立条编组，许多人主张将破旧的运粪抬筐、车篓换成新的。他说：“编一个用多少条子？补一个用多少条子？咱们是盛粪，又不是盛油！”一句话说服了在场的人。为此，社员们送他一个“铁耙子”外号。这外号，伴随着杨庄的迅速发展，很快传遍全县。
贺建清出身贫寒，旧社会饱尝了阶级压迫之苦。1945年，他还不满20岁，就在村里带头组织了农救会、青救会、儿童团等，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政权建设，第二年便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建国后，他先后为毛坦乡党支部委员兼乡长，生产互助组长，初、高级社社长，1958年改任杨庄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集体事业的一片深情，带领全村农民艰苦奋斗20余年，逐步将一个穷乡僻壤的旧村庄，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农村的先进典型。其领导特点是：纪律严明，一丝不苟，开拓创新，不断进取，在积极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充分兼顾群众福利。1959年春，他看到群众饲养的鸡鸭等大部分被1958年的“共产风”吞掉，果断决定开办孵化场。同时以给落户、给高工分的条件，从阳谷县聘来师傅。孵化开始，他同师傅昼夜守在暖房，生怕出了漏子。雏鸡孵出，他亲自派社员去卖，并严格规定：按市价不准多卖或少卖；若有死亡的，除讲明原因外，要拿回鸡腿报账。时值“三年暂时困难”初期，他凭农民的直觉感知将有一场灾难降临。于是他发动群众办起油坊、豆腐坊、条编、砖窑及铁木副业，同时成立畜牧领导班子，力促发展集体、家庭饲养，努力增加集体、个人收入。另一方面，带领社员加大农业措施，开荒扩种。从而保证了全村在那场大灾难中无一人因受饿死亡。到1962年，全村农副业生产，双双跃居全县先进行列：全年交售粮食12.5万公斤，拥有大牲畜138头，猪405头，羊524只（户均1.4只）。1963年，集体积累达50余万元。由此，他与支部一班人果断决定：以机井代替土井，搞好水利设施配套。是年冬，他们从济宁请来打井队，一气打出机井40余眼，成为全县第一个机井全面浇灌的村队。1964年，一季交售小麦11万公斤，创全县人均贡献之最。
“文革”中，他遭到“造反派”的冲击。白天“劳动改造”，晚上关在窑场“反省”。一天外出劳动，他见几个青年爬到集体树上砍伐，很气愤，马上过去制止。青年们慑于其余威，灰溜溜地跑了。随后有人问他：“你已罢了官，还有心管那闲事？”他回答说：“只要活着，就得管。我虽罢了官，但我还是党员。”
1971年恢复职务后，他一边为破坏殆尽的工副业设施而痛心，一边重整旗鼓，恢复起条编、砖瓦、木工、孵化等业。从此，“铁耙子”的外号又重被喊响。他“铁耙子”式的管理方式，使各项副业很快有了盈余。第二年，他见学校原有规模已不能满足全村儿童就学，决定另辟新址，重建校舍。是秋，64间宽大校舍平地而起，受到有关部门的嘉奖。
1979年，他以蒸蒸日上的工副业为靠山，又作出了一个宏大计划：将住宅杂乱的杨庄搬迁至肥力低下的沙滩上去。一来解决群众房宅安排的难题，二来可腾出近千亩良田。他深情地说：“我干不了几年了。干好这件事，算我最后一个交待吧。”经请示、论证，计划很快实施。他们将砖以每千块20元的低价卖给村民，不到5年，一个整齐崭新的村庄，便落成了。
工作30余年间，党和政府给了他不少荣誉。他出席过全国群英会，3次出席省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个人也被评为省级劳模。同时还担任过两届县委委员，一届县政协委员。
1987年12月28日，他不幸逝世于癌症。全村大小干部，为他守灵3天！全村社员群众，为他涕泪涟涟。之后，杨庄村为他召开了有市县乡三级领导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以表对他的深切怀念。
王恩谱（1931～1973） 汶上镇疃里村人。13岁、14岁两次闯荡关东，吃尽了人间沦落之苦。15岁于长春参加共产党游击队，次年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通讯班长，副排长，连、营政治指导员，航空兵2615部队飞行大队长、团长等职。
战场上，他英勇无畏，曾立三等功2次。在部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不遗余力，奋发向前。1959年，他以营长职，受命赴河北静海县西翟庄人民公社蹲点，支援农村建设。当时，不少生产队被“大跃进”、“共产风”搞得人无粥食，牛无草料，生产遇到极大困难。王恩谱见此情景，十分难过，便拿出省吃俭用积下的1000元钱捐献给所在村队。群众问他钱款何来，他笑着说是上级拨发的救济款。后来，邻村社员向上级询问救济款时，才弄清了真相。
1973年，驾驶技术精湛、升任空军团长的王恩谱，主动挑起了对改进飞机进行高难度试飞的重任。飞机从武清县升空后，一切正常。至宝坻县上空，发动机突然熄火。这是飞行中最为可怕的故障。王恩谱临危不惧，一边报告地面，一边进行故障排除。一番努力后，未能奏效，然而飞机已滑落至低空。地面指挥命令他火速跳伞。但这时飞机正滑翔在3处村庄上空，若弃机而逃，将会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害。于是他毅然架机滑过村庄。可他却因此失去了跳伞机会，只能随机坠落于地……
空军2615部队为他召开了隆重追悼大会，在悼词中高度评价了“他团结同志，爱护战士，待人诚恳，平易近人。革命28年，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而工作”的高尚精神品质。
夏本勤（1947～1972） 白石乡夏村人。为人正直憨厚，20岁出头就被选为生产队保管员，后兼任基干民兵班长。他作风正派，任劳任怨，廉洁奉公，很得社员信任。
1972年4月12日，指挥抗旱劳动的本队生产队长夏本丁，不慎落入深井。夏本勤听到呼救声，飞步奔至井边，即跳下去相救。由于井水很深，井壁直立无着，他几次将夏本丁托出水面，都又沉了下去。最后在井上社员协助下才抢救成功。可是，他本人却因体力耗尽，溺死于井中。根据他生前的表现和要求，中共汶上县委追任他为中共党员，山东省军区给他追记一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