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音乐
清代以至民国，南旺蜀山等僧庙世代设有乐队，笙、管、笛、箫、筝、琴、木鱼俱全，主要供佛事、神祭和为富豪之家做道场演奏。后随佛教衰落而解散。此后以吹奏乐、打击乐、弦乐为主体的民间乐队纷纷问世，经久不衰。其乐器和曲目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有所变化。
器乐 传统弦乐器主要有板胡、二胡、三弦、月琴等。常用于戏剧伴奏或演奏民歌民调。吹奏乐器主要有唢呐、竹、笛、箫等，常与鼓、锣、钗等打击乐一同演奏，具有典型的民族风格。其传统曲牌甚多。代表作有抬花轿、一枝花、五字开门、六字开门、天下同、救驾等。民国年间，县城北佛店吹奏艺人张宪林（有传）、城西姬沟村艺人刘德玉（艺名掌印）等，均蜚声鲁西南。刘德玉年逾古稀仍能熟练记忆四合四、四锣锤、水锣音等30余首曲牌，门徒甚多。建国后，剧团学校等相继引进军乐器和风琴、6弦琴（俗名洋琴）等乐器，除配合演奏传统曲牌外，也吹奏戏剧和歌曲。
歌曲 民间流传的口头歌唱小调有《锯大缸》、《送情郎》、《七杯茶》等。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歌曲响彻城乡，激励广大青年和有志之士纷纷奔赴抗日战场。其中广为流传的有：《义勇军进行曲》、《打倒列强》，《松花江上》、《救亡进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以及利用旧歌曲改编和新编的民间抗日小调《七杯茶》、《八路军拉大栓》、《劝丈夫参军》、《送情郎》、《大五更》、《小五更》、《打东洋》、《打老姚》等。解放战争时期，《打济南》、《打到南京去》等歌曲，更成为鼓舞广大干群参军支前的战斗号角。
建国初，群众歌咏活动非常活跃。每有集会，学校之间、民兵之间必开展“拉歌”活动，气氛十分热烈。汶上一中、书院小学文工团分别演出的歌剧《苦女儿》、《马杏儿》、《识字班》等深受欢迎。1964年，赵双盈、董令钊、纪素英合作的《积肥忙》，参加了省、地会演，并由上海唱片厂灌片。“文革”期间，红卫兵和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遍及全县，《造反有理》等毛主席语录歌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不忘阶级苦》等歌曲，一度占据整个歌坛，对鼓动极左思潮起了很大作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尤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小学和社会青年中渐致盛行流行歌曲，其中包括部分思想内容空虚、贫乏的港台歌曲，而许多内容形式极佳的传统歌曲（包括革命歌曲），却多已被人遗忘。
现有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兼市音乐家指挥协会理事1人，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副教授1人，市音乐家指挥协会会员、副教授1人，市音乐家协会会员1人。
二、舞蹈
民间流行的舞蹈有狮子舞、闹龙灯、跑竹马、走旱船、摔鬼子、抬赃官、打闹头宵、蛤蚌精等20余种，多于春节或元宵节在街道上演出。
狮子舞 大致同于他地。一般有：双狮争球、斗狮、生儿育女等。表演时伴以锣鼓。狮之形貌、动静栩栩如生，甚得观众喜爱。1954年春康驿乡解庄村的狮子舞获济宁专署会演奖。
闹龙灯 渊源可溯至原始社会的龙图腾崇拜。用布和竹篾做成龙状烛灯，有9、11、13节不等。表演时，龙首前有一人举红灯（象征“宝珠”）上下舞动，斗龙戏珠；举龙头龙身者则以顺时针方向旋转追逐，带动龙身翻卷起舞。
走旱船 俗名“玩花船”。船以竹篾和红、绿绸布做成，四角柱竿上各挂一彩灯，船头置花束或纸扎花盆。表演时一女饰坐船者，一男饰艄公，在笛、笙、三弦伴奏曲中，坐船者随艄公娉娉云步，仿随波起伏、摇摆、缓急等状，轻歌曼舞，变化迭出。演唱多为柳子戏《游西湖》中的“锁南枝”等名曲。
蛤蚌精 由“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典故演变而来。蛤蚌精由姑娘饰演，粉面红唇，披五彩艳服，在牵动“蚌壳”（色纸扎成）张合中翩跹起舞。白鹤由男青年扮，银装粉面，冠以“鹤首”。二者于欢快锣鼓声中舞走圆场；白鹤逗蚌，蚌钳其首。在久持不下时，渔翁撒网，鹤、蚌同时被擒。情趣甚浓。
摔鬼子 俗名“二鬼子丢孙”。是仿效两人摔跤形式设计的木偶表演。将双袖相连的两青衫木偶置一架上（以青衫掩架为宜），使其腿各蹬木架一端。由一人潜入架内操纵木偶作摔跤打斗表演。观者常为之大呼“加油”助威。
抬赃官 是对贪官污吏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喜剧性民间舞蹈。饰赃官者翻穿肥大皮袄，持芭蕉扇，戴圆翅乌纱，坐于二人抬着的竹竿上（有的竿上置椅子），与抬竿者配搭合作时进时退、时倾时仰等滑稽表演，有时夹以自我表白。常令观者捧腹大笑。因多于元宵之夜上演，故又称“抬灯官”。
跑竹马 “马队”数量不限。表演者将披戴彩绸串铃、腹部留有方孔的竹马悬于腰际，一手端花灯，一手持马鞭，于锣鼓声中循序行进，并随锣鼓打击频率由慢而快，及至狂奔嘶嚣，尘土飞扬，铃声阵阵。奔走套路有剪子股、串花等形式。锣鼓过后，马队放慢，夹唱民间小调。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尽兴。此舞融狂放、悠雅于一体，睹来妙趣横生。
上述舞蹈在日军侵占汶上后一度中断。1948年解放后至50年代初，时常出现于庆祝集会。1958年后开展“兴无灭资”、“破除迷信”，复致中断。1978年落实“百花齐放”方针，部分村庄渐行恢复。
现有舞蹈家协会理事、会员各1人。
第四节 音乐 舞蹈
一、音乐
清代以至民国，南旺蜀山等僧庙世代设有乐队，笙、管、笛、箫、筝、琴、木鱼俱全，主要供佛事、神祭和为富豪之家做道场演奏。后随佛教衰落而解散。此后以吹奏乐、打击乐、弦乐为主体的民间乐队纷纷问世，经久不衰。其乐器和曲目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有所变化。
器乐 传统弦乐器主要有板胡、二胡、三弦、月琴等。常用于戏剧伴奏或演奏民歌民调。吹奏乐器主要有唢呐、竹、笛、箫等，常与鼓、锣、钗等打击乐一同演奏，具有典型的民族风格。其传统曲牌甚多。代表作有抬花轿、一枝花、五字开门、六字开门、天下同、救驾等。民国年间，县城北佛店吹奏艺人张宪林（有传）、城西姬沟村艺人刘德玉（艺名掌印）等，均蜚声鲁西南。刘德玉年逾古稀仍能熟练记忆四合四、四锣锤、水锣音等30余首曲牌，门徒甚多。建国后，剧团学校等相继引进军乐器和风琴、6弦琴（俗名洋琴）等乐器，除配合演奏传统曲牌外，也吹奏戏剧和歌曲。
歌曲 民间流传的口头歌唱小调有《锯大缸》、《送情郎》、《七杯茶》等。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歌曲响彻城乡，激励广大青年和有志之士纷纷奔赴抗日战场。其中广为流传的有：《义勇军进行曲》、《打倒列强》，《松花江上》、《救亡进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以及利用旧歌曲改编和新编的民间抗日小调《七杯茶》、《八路军拉大栓》、《劝丈夫参军》、《送情郎》、《大五更》、《小五更》、《打东洋》、《打老姚》等。解放战争时期，《打济南》、《打到南京去》等歌曲，更成为鼓舞广大干群参军支前的战斗号角。
建国初，群众歌咏活动非常活跃。每有集会，学校之间、民兵之间必开展“拉歌”活动，气氛十分热烈。汶上一中、书院小学文工团分别演出的歌剧《苦女儿》、《马杏儿》、《识字班》等深受欢迎。1964年，赵双盈、董令钊、纪素英合作的《积肥忙》，参加了省、地会演，并由上海唱片厂灌片。“文革”期间，红卫兵和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遍及全县，《造反有理》等毛主席语录歌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不忘阶级苦》等歌曲，一度占据整个歌坛，对鼓动极左思潮起了很大作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尤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小学和社会青年中渐致盛行流行歌曲，其中包括部分思想内容空虚、贫乏的港台歌曲，而许多内容形式极佳的传统歌曲（包括革命歌曲），却多已被人遗忘。
现有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兼市音乐家指挥协会理事1人，省音乐家协会会员、副教授1人，市音乐家指挥协会会员、副教授1人，市音乐家协会会员1人。
二、舞蹈
民间流行的舞蹈有狮子舞、闹龙灯、跑竹马、走旱船、摔鬼子、抬赃官、打闹头宵、蛤蚌精等20余种，多于春节或元宵节在街道上演出。
狮子舞 大致同于他地。一般有：双狮争球、斗狮、生儿育女等。表演时伴以锣鼓。狮之形貌、动静栩栩如生，甚得观众喜爱。1954年春康驿乡解庄村的狮子舞获济宁专署会演奖。
闹龙灯 渊源可溯至原始社会的龙图腾崇拜。用布和竹篾做成龙状烛灯，有9、11、13节不等。表演时，龙首前有一人举红灯（象征“宝珠”）上下舞动，斗龙戏珠；举龙头龙身者则以顺时针方向旋转追逐，带动龙身翻卷起舞。
走旱船 俗名“玩花船”。船以竹篾和红、绿绸布做成，四角柱竿上各挂一彩灯，船头置花束或纸扎花盆。表演时一女饰坐船者，一男饰艄公，在笛、笙、三弦伴奏曲中，坐船者随艄公娉娉云步，仿随波起伏、摇摆、缓急等状，轻歌曼舞，变化迭出。演唱多为柳子戏《游西湖》中的“锁南枝”等名曲。
蛤蚌精 由“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典故演变而来。蛤蚌精由姑娘饰演，粉面红唇，披五彩艳服，在牵动“蚌壳”（色纸扎成）张合中翩跹起舞。白鹤由男青年扮，银装粉面，冠以“鹤首”。二者于欢快锣鼓声中舞走圆场；白鹤逗蚌，蚌钳其首。在久持不下时，渔翁撒网，鹤、蚌同时被擒。情趣甚浓。
摔鬼子 俗名“二鬼子丢孙”。是仿效两人摔跤形式设计的木偶表演。将双袖相连的两青衫木偶置一架上（以青衫掩架为宜），使其腿各蹬木架一端。由一人潜入架内操纵木偶作摔跤打斗表演。观者常为之大呼“加油”助威。
抬赃官 是对贪官污吏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喜剧性民间舞蹈。饰赃官者翻穿肥大皮袄，持芭蕉扇，戴圆翅乌纱，坐于二人抬着的竹竿上（有的竿上置椅子），与抬竿者配搭合作时进时退、时倾时仰等滑稽表演，有时夹以自我表白。常令观者捧腹大笑。因多于元宵之夜上演，故又称“抬灯官”。
跑竹马 “马队”数量不限。表演者将披戴彩绸串铃、腹部留有方孔的竹马悬于腰际，一手端花灯，一手持马鞭，于锣鼓声中循序行进，并随锣鼓打击频率由慢而快，及至狂奔嘶嚣，尘土飞扬，铃声阵阵。奔走套路有剪子股、串花等形式。锣鼓过后，马队放慢，夹唱民间小调。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尽兴。此舞融狂放、悠雅于一体，睹来妙趣横生。
上述舞蹈在日军侵占汶上后一度中断。1948年解放后至50年代初，时常出现于庆祝集会。1958年后开展“兴无灭资”、“破除迷信”，复致中断。1978年落实“百花齐放”方针，部分村庄渐行恢复。
现有舞蹈家协会理事、会员各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