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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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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战争频仍,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作品甚寡。只有少数进步知识分子借以抒发忧国情思,宣传民主思想,抨击黑暗时弊。清末民初,栓庄马锡龄(有传)著《秋笛轩文稿》4卷。其骈体文曾烩炙人口,诗歌多具有积极浪漫主义色彩。抗日战争前夕,汶上早期革命者陈伯衡(有传)先后于济南《齐光中学校刊》发表《鲁迅先生的战绩和思想》、《目前教育的危机》、《又一个教育上的严重问题》、《青年在学校》等杂文,作品凝聚着强烈的民主性、革命性。其中《鲁迅先生的战绩和思想》、《关于“数”》二文,迄今仍不失其科学价值和战斗光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抗日反奸和反封建、求解放为内容的民歌、民谣等短小精悍的战斗文艺作品应运而生,如《打东洋》、《不留根》、《打老姚》、《劝郎参军》等,均曾广为流传。
建国后,在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文学创作日趋发展繁荣。50年代,众多业余文艺团体配合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自编演唱材料。小戏剧、小曲艺、诗歌、快板等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1952年县组织文艺会演,徐村业余剧团自编的《组织起来力量大》,南站业余剧团自编的小戏剧《巫婆出丑记》,沟头业余剧团自编的快板书《唱唱俺的互助组》等获好评。1953年,董令钊撰写的报告文学《科学种田的尖兵——记白马河团支部组织青年实行玉米人工授粉》、小说《铺路石子》,先后在《大众日报》上发表。1956年2月参加县文艺会演的42个节目中,有12个获奖。1958年12月,13个代表队会演的65个节目中,有24个获奖。是年下半年,在“大跃进”形势鼓动下,一度开展“千篇文章,万首诗”群众性创作运动,内容多系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和浮夸风的,成功之作甚少。1960~1966年,计有26人在省、市以上报刊发表文学作品89件。李文琛、胡明德等创作的剧本《临湖巨变》、《一只小羊》、《朱承学忘本回头》,曲艺《烈火金钢》、《雷锋的家》、《王杰》,先后被搬上舞台并参加济宁地区会演。
10年“文革”期间,文学作品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之一,文学创作一度濒临绝境。其间虽有少量作品问世,但大都打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公式化印记。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迎来文艺创作的春天。同年,县文化馆创办《汶上文艺》(后改为《汶上文化》),至1981年奉文停刊,计出版36期,刊载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曲艺、杂文、歌曲等作品1245件,其中在省、市以上报刊发表和参加省、市级会演获奖作品333件。
其后小说、诗歌等创作方兴未艾。至1987年,县内作者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小说25篇,诗歌230余首。贺庆轩的《不卷刃的钢刀》,1978年收入《济宁地区革命斗争小说选》。田利红的小说《对门冤家》,报告文学《闪光的团徽》,1984年收入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火红的战旗》。何敬伦的散文《大主编和他的编委们》,获1986年团中央举办的“奋飞的头雁”征文一等奖。次邱乡东温口小学教师李恩光创作的《村侠与少女》、《人猿奇侠》,1988年分别由华夏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汶上县中长篇小说创作空白。
同期,创作各类剧本23个。其中,由县以上剧团演出和参加省市会演的12个,获奖8个。这些剧本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郭永果的新编古装剧《酒家女》,1984年参加泰安地区戏剧会演,获剧本奖。同年,田利红、郭永果合作的现代剧本《银海金珠》获全国农村业余创作三等奖。田利红的电影文学剧本《棉花白又白》,1982年发表于北京《丑小鸭》杂志,填补了济宁地区电影文学创作空白。
随着文学创作队伍不断发展,1975年县文化馆建创作小组,定期对作者进行培训指导,并注意于学校、工厂、农村培养发展业余作者。至1987年,计建有中心创作组1个,基层创作组18个;有专业作者4人,业余作者120人,省作家协会会员1人,市作家协会会员4人,市文联委员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