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界调整形成的人口变动 清乾隆三年(1738)、五十六年，两次将县境西部621平方公里土地、104407人划属邻县。1944～1948年，民主政府先后将县境西部约502.7平方公里土地、167281人划属梁山、嘉祥、东平等县。1956年，济宁县的五区（驻刘楼）、六区（驻南旺）约96平方公里土地、52432人划入汶上县。同年将袁口、刘口、开河三村7.4平方公里土地、4827人划属梁山县。1958年11月，将济宁县康驿公社67.5平方公里土地，34681人划入汶上县。1959～1961年，县境西部及北部曾频繁变动，但不久各回原属，故不详述。
移民 明洪武十二年至永乐十四年(1379～1416)，明政府曾多次由山西洪洞县移民汶上县。今20代左右的居民先祖多为此期移入。为支援边疆开发建设，1956～1958年，先后移民500户，9710人至黑龙江省密山县定居；1959年，1100名男女青年志愿赴新疆、内蒙工作；1960年，1500户、30047人迁往辽宁省清源县安家落户。多数移民做出较大贡献。部分人因不服当地水土等原因，“文革”后陆续自行返回故里。1965～1966年，为落实“备战备荒”、“疏散城市人口”政策，汶上县先后接收济宁市下乡居民117户、524人；接收济南市下乡居民82户、321人。1980年后，按国家规定，两市移民先后转回原籍。
外流 晚清及民国时期，因统治阶级不关心人民死活，每遇战乱、灾疫，均有众多人逃往东北（主要是黑龙江省）等地。光绪二十二年(1896)编写的《山东省兖州府汶上县现行简明赋役全书》载：是年“旧管原额不分等则一例人丁”只有70571丁，而被“除豁”交纳丁税的“逃亡优免人丁”则高达67518丁。可以想见，其中绝大多数当为破产农民和工商业者。据城关镇阙庄（平原区）、次邱乡枣杭（平原区）、寅寺乡胡楼（涝洼区）、白石乡贾村（山区）四个村庄典型调查，1928～1947年20年中，长期流落外地谋生者127人，约占四村同期总人口的50‰。以此推算，全县长期流落外地者约为1.8万人。至于短期外流者，则远远高于此数。解放后，其中少数人陆续转回故土，多数人定居当地。建国初期，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救灾工作，但因农民家底贫薄，遇有重大灾荒，仍有部分人流入他地谋生。1949年连遭水旱两灾，同年7～11月，先后流入他县谋生者计4867人（引见1949年12月12日《泰西专区生产工作报告》）。1957年发生特大洪水后及三年困难时期，也曾出现较多人口外流东北等地。随着城乡经济状况逐步好转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增强，外流人员愈见减少。1980年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大批长期外流人员返还故里。
迁出迁入 建国前，汶上县未实行过户口迁移管理，出入县境任职、经商并须长住者（人数甚少），只须到当地政府机关备案。建国后，合法迁出者以参军、出县就读、与外地任职家人团聚者占多数。1976年，迁出7559人，迁入6070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汶上县人民的收入成倍增长，许多因过去生活困难迁往东北等地者陆续迁回原籍。1982年迁入4868人，其中，由省外迁入的3222人。同年迁出县外的仅2613人。1984年下半年起，出现外出经商热。1987年迁出10314人，迁入9319人。
第二节 机械变动
县界调整形成的人口变动 清乾隆三年(1738)、五十六年，两次将县境西部621平方公里土地、104407人划属邻县。1944～1948年，民主政府先后将县境西部约502.7平方公里土地、167281人划属梁山、嘉祥、东平等县。1956年，济宁县的五区（驻刘楼）、六区（驻南旺）约96平方公里土地、52432人划入汶上县。同年将袁口、刘口、开河三村7.4平方公里土地、4827人划属梁山县。1958年11月，将济宁县康驿公社67.5平方公里土地，34681人划入汶上县。1959～1961年，县境西部及北部曾频繁变动，但不久各回原属，故不详述。
移民 明洪武十二年至永乐十四年(1379～1416)，明政府曾多次由山西洪洞县移民汶上县。今20代左右的居民先祖多为此期移入。为支援边疆开发建设，1956～1958年，先后移民500户，9710人至黑龙江省密山县定居；1959年，1100名男女青年志愿赴新疆、内蒙工作；1960年，1500户、30047人迁往辽宁省清源县安家落户。多数移民做出较大贡献。部分人因不服当地水土等原因，“文革”后陆续自行返回故里。1965～1966年，为落实“备战备荒”、“疏散城市人口”政策，汶上县先后接收济宁市下乡居民117户、524人；接收济南市下乡居民82户、321人。1980年后，按国家规定，两市移民先后转回原籍。
外流 晚清及民国时期，因统治阶级不关心人民死活，每遇战乱、灾疫，均有众多人逃往东北（主要是黑龙江省）等地。光绪二十二年(1896)编写的《山东省兖州府汶上县现行简明赋役全书》载：是年“旧管原额不分等则一例人丁”只有70571丁，而被“除豁”交纳丁税的“逃亡优免人丁”则高达67518丁。可以想见，其中绝大多数当为破产农民和工商业者。据城关镇阙庄（平原区）、次邱乡枣杭（平原区）、寅寺乡胡楼（涝洼区）、白石乡贾村（山区）四个村庄典型调查，1928～1947年20年中，长期流落外地谋生者127人，约占四村同期总人口的50‰。以此推算，全县长期流落外地者约为1.8万人。至于短期外流者，则远远高于此数。解放后，其中少数人陆续转回故土，多数人定居当地。建国初期，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救灾工作，但因农民家底贫薄，遇有重大灾荒，仍有部分人流入他地谋生。1949年连遭水旱两灾，同年7～11月，先后流入他县谋生者计4867人（引见1949年12月12日《泰西专区生产工作报告》）。1957年发生特大洪水后及三年困难时期，也曾出现较多人口外流东北等地。随着城乡经济状况逐步好转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增强，外流人员愈见减少。1980年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大批长期外流人员返还故里。
迁出迁入 建国前，汶上县未实行过户口迁移管理，出入县境任职、经商并须长住者（人数甚少），只须到当地政府机关备案。建国后，合法迁出者以参军、出县就读、与外地任职家人团聚者占多数。1976年，迁出7559人，迁入6070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汶上县人民的收入成倍增长，许多因过去生活困难迁往东北等地者陆续迁回原籍。1982年迁入4868人，其中，由省外迁入的3222人。同年迁出县外的仅2613人。1984年下半年起，出现外出经商热。1987年迁出10314人，迁入9319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