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汶上县的农税主要有5种。
田赋 清初按成熟地亩征银二分七厘六毫一丝九忽，征米五合六勺一抄四撮九圭，征麦六勺二抄一撮四圭。咸丰四年（1854），为筹集赔款，扩充军队，规定每田赋银一两，加征津贴一两。
人丁银 按应服役壮丁每人年征银九分七厘。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此后便以是年人丁额为定。雍正四年（1726），实行“地丁合一”，丁银摊入地亩征收。至清末，地丁银赋改行粮田不分等则，统一税率，一律以银两计征，实征额也比以前大增。
租课 向官田、学田、庙田征收地租。
额外课税银 主要用于运河道夫食俸。
养廉银 实为知县等官员的附加薪俸。嘉庆元年（1796），征收养廉银1400两。
除上述常税外，晚清另外加重征收润耗银、脚价银、米折银、盘费银和用于上解京师的麦豆类（谓之“漕粮”）。光绪三十三年（1907），计征脚价银114.46两，润耗银282.18两，米折银945.5两，盘费银19.84两，四项合计1361.98两。同年征漕粮达8525.79石。
民国时期，除将晚清附捐、漕米纳入田赋正税外，另外加增漕米和多种地方附捐、杂赋、兵差徭等，税率愈来愈高。1912年（民国元年），石米折钱1.38万文。1914年，银米折银元征收，两银折银元2.2元（内有附捐4角），石米折银元6元。1922年，两银折增加至4元。1925年，张宗昌主鲁，为扩充其军阀实力，不断巧立名目，相继加征所谓“善后特捐”、“讨赤特捐”等，总计年税目达54种之多。此外，他还采取“寅吃卯粮”办法，于1926年预征田赋至1929年。与此同时，其下属官僚部队也层层加码盘剥。1926年春，驻汶张军某团刘姓团长，向汶上农民每亩加征现洋6角，县知事章广铭也擅自每亩加征1角，终于激发了震惊全国的汶上红枪会大暴动。1930年，地丁银改称“上下忙”田赋，一年三征。上下忙征银，岁末征米。各年度附捐征收额，由县根据开支多少决定，报省批准后随正税征收。1932年，全县征农业附加税110014元，每亩应赋田实缴附捐2角1分4厘8毫，各级地方官从中摊派勒索数尚不在其内。1935年11月发行法币后，改征法币。
1938～1948年汶上县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的农税征收，略同前制，但税率不断增高。日伪政权另外加征“筹借”、“员役津贴”等临时附捐。1943年，实征田赋正捐17296元，附捐197483元，临时附捐1164160元，两项附捐合计为田赋正捐的8.73倍。1945年，伪县长姚学著，一次向全县派征每亩小麦10公斤，实征1385.01万公斤。1947年，货币贬值，农税由征钱改为征实，每亩折征小麦一市斗（50公斤）。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汶上县民主政府的农税，主要是在所辖地区征收公粮。1946年，汶上县第一次解放，一度实行省民主政府发布的五等户计征法，试行“累进比率征收制”。以全县农业人口人均占有农田为基数，将农户分成15级，一级（人均一亩以下）的免征农业税，15级（人均30亩以上）的亩征粮20公斤。全县每一负担亩（标准亩，单产75公斤）平均征粮9.75公斤。
1948年汶上解放后，人民政府废除了民国时期的种种苛捐杂税，仅向农民征收少量公粮。1952年，全县土地实行以标准亩（同上）折算计产，从每一负担人口计产中扣除50公斤免征额后，以20%的税率征收农业税，实际税率为15%。1958年，取消50公斤免征额规定，改按1952年常年产量的14%计征，并作为定制。1987年，亩产量增至540公斤，实征率为10.6%。由于受到“左”倾错误影响，1953年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后，往往于完成公粮任务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动员农民缴售数量较大的“余粮”、“爱国粮”，加之农工产品比价不合理，致农民长期未能解决温饱问题。1978年后，此种状况逐步得到纠正。但部分乡村仍有对农民承包土地滥加提留摊派的做法。
清代和民国时期，只有近于绝产的大灾害，才予免征或缓征捐税。建国后，国家对于受灾地区均酌情实行免征或减征。1952年，灾情社会减免公粮473764.5公斤。1957年和1964年，汶上秋作物遭受特大水灾，分别免征公粮597849.2公斤和386793.1公斤。1985年，灾情社会减征粮339700公斤。1979年起，实行起征点制，社员全年收入低于省规定的起征点（全年人均收入不足40元）者免征农业税。
第一节 农税
清代，汶上县的农税主要有5种。
田赋 清初按成熟地亩征银二分七厘六毫一丝九忽，征米五合六勺一抄四撮九圭，征麦六勺二抄一撮四圭。咸丰四年（1854），为筹集赔款，扩充军队，规定每田赋银一两，加征津贴一两。
人丁银 按应服役壮丁每人年征银九分七厘。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此后便以是年人丁额为定。雍正四年（1726），实行“地丁合一”，丁银摊入地亩征收。至清末，地丁银赋改行粮田不分等则，统一税率，一律以银两计征，实征额也比以前大增。
租课 向官田、学田、庙田征收地租。
额外课税银 主要用于运河道夫食俸。
养廉银 实为知县等官员的附加薪俸。嘉庆元年（1796），征收养廉银1400两。
除上述常税外，晚清另外加重征收润耗银、脚价银、米折银、盘费银和用于上解京师的麦豆类（谓之“漕粮”）。光绪三十三年（1907），计征脚价银114.46两，润耗银282.18两，米折银945.5两，盘费银19.84两，四项合计1361.98两。同年征漕粮达8525.79石。
民国时期，除将晚清附捐、漕米纳入田赋正税外，另外加增漕米和多种地方附捐、杂赋、兵差徭等，税率愈来愈高。1912年（民国元年），石米折钱1.38万文。1914年，银米折银元征收，两银折银元2.2元（内有附捐4角），石米折银元6元。1922年，两银折增加至4元。1925年，张宗昌主鲁，为扩充其军阀实力，不断巧立名目，相继加征所谓“善后特捐”、“讨赤特捐”等，总计年税目达54种之多。此外，他还采取“寅吃卯粮”办法，于1926年预征田赋至1929年。与此同时，其下属官僚部队也层层加码盘剥。1926年春，驻汶张军某团刘姓团长，向汶上农民每亩加征现洋6角，县知事章广铭也擅自每亩加征1角，终于激发了震惊全国的汶上红枪会大暴动。1930年，地丁银改称“上下忙”田赋，一年三征。上下忙征银，岁末征米。各年度附捐征收额，由县根据开支多少决定，报省批准后随正税征收。1932年，全县征农业附加税110014元，每亩应赋田实缴附捐2角1分4厘8毫，各级地方官从中摊派勒索数尚不在其内。1935年11月发行法币后，改征法币。
1938～1948年汶上县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的农税征收，略同前制，但税率不断增高。日伪政权另外加征“筹借”、“员役津贴”等临时附捐。1943年，实征田赋正捐17296元，附捐197483元，临时附捐1164160元，两项附捐合计为田赋正捐的8.73倍。1945年，伪县长姚学著，一次向全县派征每亩小麦10公斤，实征1385.01万公斤。1947年，货币贬值，农税由征钱改为征实，每亩折征小麦一市斗（50公斤）。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汶上县民主政府的农税，主要是在所辖地区征收公粮。1946年，汶上县第一次解放，一度实行省民主政府发布的五等户计征法，试行“累进比率征收制”。以全县农业人口人均占有农田为基数，将农户分成15级，一级（人均一亩以下）的免征农业税，15级（人均30亩以上）的亩征粮20公斤。全县每一负担亩（标准亩，单产75公斤）平均征粮9.75公斤。
1948年汶上解放后，人民政府废除了民国时期的种种苛捐杂税，仅向农民征收少量公粮。1952年，全县土地实行以标准亩（同上）折算计产，从每一负担人口计产中扣除50公斤免征额后，以20%的税率征收农业税，实际税率为15%。1958年，取消50公斤免征额规定，改按1952年常年产量的14%计征，并作为定制。1987年，亩产量增至540公斤，实征率为10.6%。由于受到“左”倾错误影响，1953年粮棉油实行统购统销后，往往于完成公粮任务后，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动员农民缴售数量较大的“余粮”、“爱国粮”，加之农工产品比价不合理，致农民长期未能解决温饱问题。1978年后，此种状况逐步得到纠正。但部分乡村仍有对农民承包土地滥加提留摊派的做法。
清代和民国时期，只有近于绝产的大灾害，才予免征或缓征捐税。建国后，国家对于受灾地区均酌情实行免征或减征。1952年，灾情社会减免公粮473764.5公斤。1957年和1964年，汶上秋作物遭受特大水灾，分别免征公粮597849.2公斤和386793.1公斤。1985年，灾情社会减征粮339700公斤。1979年起，实行起征点制，社员全年收入低于省规定的起征点（全年人均收入不足40元）者免征农业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