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财政体制为中央集权制。地方财政收入、上解、留用，原则由户部决定。
民国初期沿清制。1925年（民国14年），国民政府划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收支范围，各级财政收支自行平衡。汶上自1926年行此制，上解、留用由省政府裁定。
抗日战争初期，各抗日根据地实行财政自筹自给。1943年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财政收入全部上缴，财政支出据实报销。军政人员生活品等实行定量供给。
建国后，财政体制因政治因素和国民经济情势变化而多次变革。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实行“统收统支”，除地方税收和零星收入抵充县级支出外，其他税收全部上缴；支出由中央统一审核后逐级下拨。1953～1957年，改行中央、省、县“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县内国营企事业收入、地方税收入和其他收入，均列为县财政收入；县企事业支出及行政管理支出列入县财政预算，报省政府核定。因地方积极性得到了较好调动，财政收支达到了自给有余。
1958年冬，一度将财权下放给刚刚建立的人民公社，试行所谓“以收定支”体制。结果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造成财政经济的巨大混乱和困难。
1959年国家重新收回财权，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汶上县分成比例为70%。1971年改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超收分成”。汶上县超收分成70%。1972年实行“总额分成，不搞包干”。汶上县总额分成仍为70%。1974年变为“收入固定留成比例”。汶上县固定留成比例为2.6%。1959～1977年先后实行的4种财政体制，都给地方财政留有一定自主权，但由于财政收支指标由国家控制，一年一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财政的积极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财政体制由“供给制”逐步向“经营制”过渡，国家对贫困县的财政补贴也改为定额制。1978～1979年，实行“超收分成，收支挂钩”。汶上县超留比例40%。1980年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产品税（工商税）全部上缴，其他税收归县留用，超收部分县有支配权。汶上县当年比市定基数超收103.9万元。1982年，在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基础上实行“收入总额分成，三年不变”。汶上分成比例为50%。多收县和国家都增加收入，少收县减少收入。1985年市对汶上仍实行收入总额五五分成。1986年汶上分成增至77%。1987年实行“收入全留，定额补助”，彻底铲除了财政体制上的“大锅饭”。
第一节 体制
清代财政体制为中央集权制。地方财政收入、上解、留用，原则由户部决定。
民国初期沿清制。1925年（民国14年），国民政府划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收支范围，各级财政收支自行平衡。汶上自1926年行此制，上解、留用由省政府裁定。
抗日战争初期，各抗日根据地实行财政自筹自给。1943年抗日根据地迅速扩大，财政收入全部上缴，财政支出据实报销。军政人员生活品等实行定量供给。
建国后，财政体制因政治因素和国民经济情势变化而多次变革。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家实行“统收统支”，除地方税收和零星收入抵充县级支出外，其他税收全部上缴；支出由中央统一审核后逐级下拨。1953～1957年，改行中央、省、县“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县内国营企事业收入、地方税收入和其他收入，均列为县财政收入；县企事业支出及行政管理支出列入县财政预算，报省政府核定。因地方积极性得到了较好调动，财政收支达到了自给有余。
1958年冬，一度将财权下放给刚刚建立的人民公社，试行所谓“以收定支”体制。结果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造成财政经济的巨大混乱和困难。
1959年国家重新收回财权，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汶上县分成比例为70%。1971年改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超收分成”。汶上县超收分成70%。1972年实行“总额分成，不搞包干”。汶上县总额分成仍为70%。1974年变为“收入固定留成比例”。汶上县固定留成比例为2.6%。1959～1977年先后实行的4种财政体制，都给地方财政留有一定自主权，但由于财政收支指标由国家控制，一年一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财政的积极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财政体制由“供给制”逐步向“经营制”过渡，国家对贫困县的财政补贴也改为定额制。1978～1979年，实行“超收分成，收支挂钩”。汶上县超留比例40%。1980年改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产品税（工商税）全部上缴，其他税收归县留用，超收部分县有支配权。汶上县当年比市定基数超收103.9万元。1982年，在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基础上实行“收入总额分成，三年不变”。汶上分成比例为50%。多收县和国家都增加收入，少收县减少收入。1985年市对汶上仍实行收入总额五五分成。1986年汶上分成增至77%。1987年实行“收入全留，定额补助”，彻底铲除了财政体制上的“大锅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