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供销合作商业
供销合作社初称合作社，最早出现于1932年，由民国县政府兴办，内设合作指导所（次年撤销）。
“七七”事变前后，爱国志士刘起（原名启文）、曹志尚、曹麟周、郭鹤村等，为掩护组织抗日救国活动，先后于城内集股创办鼎新商社、文林堂书社，力生合作社，主要经销文化教育用品。
汶上解放后，县民主政府于1949年5月建立汶上县合作推进社。6月，于城内开办机关学校消费合作社。8月于五区泗汶村建立第一个农村供销合作社。年底村社增至6处。1951年增至17处，社员23173人，入股金额26029万元（旧币）。1952年整顿合并为12处，下设零售店31处，附设加工生产单位（染坊、油坊）13处，社员增至42132人，入股金额51934万元（旧币）。1954年基层社复合并为8处（每区1处），定名为“汶上县第×区供销合作社”。下设零售店76处，接近实现每乡1店。1956年基层社改以驻地村（镇）命名。1972年5月基社增至15处（每公社一处），并于各公社驻地设综合门市部和生产资料门市部38个，采购站、加工厂22个，于较大村设中心店门市部46个，基本形成县、社、队三级商品流通体制。
建国以来，供销合作社始终贯彻了为生产、生活服务方针，担负着人民群众的产品收购和生产、生活资料供应。1949～1954年，为打击投机倒把，稳定物价，实行高收低售政策，同时大力开办了农副产品和主要工业品的代购代销业务。对私改造后，商品购销改按分配计划组织调拨。
1955年2月，县委县人委传达贯彻全国和全省第三次农村“私改”工作会议精神之后，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对分散经营百货、杂货、棉布、副食品、饭店、理发、修理等行业中的小型座商和固定商贩，先后组织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自负盈亏”的合作小组，或“统一领导、统一经营、共负盈亏”的合作商店。年底，合作店组发展到18处、153人，占私商人员总数的10.7%，占已改造人数22.6%。其中合作商店8处52人；合作饭店7处81人；合作饮食小组3处20人。1956年在私改高潮中，绝大部分私营商业（包括已改造的）加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仍有部分商户自愿组织了合作店组，年底计有280人。1957年增至374人，其中合作店（组）13处75人；合作饮食店（组）10处78人；合作服务店（组）8处21人；其他合作店（组）200人。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将上述店组大部纳进座地自守的国营商业和基层供销合作社。至1960年，合作店组从业人员仅余5人。为纠正其左倾错误给群众购销带来的诸多困难，1961年结合贯彻“商业40条”，先后从国、合内部过渡人员中转出76人，恢复合作店（组）。
1966年末，“文革”狂飙席卷汶上，已恢复的合作店组被斥为“所有制的大倒退”，迫使全部封门停业。
1958年，在对废旧物资收购中一度提出“翻箱倒柜、挖地三尺”等错误口号，甚至将社员正在使用的铜盆铁锅等金属器具，统统当作废料加以强行收购，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困难，给党和政府威信造成严重损害。
1961年，为帮助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农村经济，供销社在认真贯彻国家粮、棉、油（料）统购统销政策的同时，对主要农副产品和副食品实行物资奖售或换购政策。1962年9月起，开展议购议销业务达45个品种，年底购销总值181.2万元，对克服供需矛盾起了较大作用。“文革”期间，购销业务曾长期处于无人过问状态。1967年销售总额比1966年下降36.7%。1978年后，供销社在城乡经济中重新发挥了主渠道作用，经营形式、服务方法均有明显改进。尤其1983年恢复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后，乘全国市场开放搞活时机实行了“多渠道，少环节”的经营改革，相继开展了联营联销，联营分销业务，打破了传统的坐地经营，闭关自守局面。1987年，供销合作社系统设各种购销网点222个，人员1990人，商品销售总额13896万元，占全县销售总额的25.9%，实现利润291.4万元。
二、其他集体商业
1980年贯彻改革开放政策后，开始出现乡镇工业经营商业的经理部、展销部和零售门市部。1981年在“三多一少”（多种组织形式、多种经营成份、多条流通渠道、少经营环节）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相继涌现了一大批厂办、校办、村办商业。是年仅以县劳动服务公司名义、由部门主办的待业青年门市部即有9处，从业人员112人。1987年全县乡镇、村办商业增至92处，从业人员625人，销售额533万元。汶上镇柳杭村在县城开办商店1处，饭店1处。各单位办商业对搞活城乡经济，扩大劳动就业起到了一定辅助作用，但由于缺乏严格管理监督，也相应助长了以权谋私，牟取暴利，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
第三节 集体商业
一、供销合作商业
供销合作社初称合作社，最早出现于1932年，由民国县政府兴办，内设合作指导所（次年撤销）。
“七七”事变前后，爱国志士刘起（原名启文）、曹志尚、曹麟周、郭鹤村等，为掩护组织抗日救国活动，先后于城内集股创办鼎新商社、文林堂书社，力生合作社，主要经销文化教育用品。
汶上解放后，县民主政府于1949年5月建立汶上县合作推进社。6月，于城内开办机关学校消费合作社。8月于五区泗汶村建立第一个农村供销合作社。年底村社增至6处。1951年增至17处，社员23173人，入股金额26029万元（旧币）。1952年整顿合并为12处，下设零售店31处，附设加工生产单位（染坊、油坊）13处，社员增至42132人，入股金额51934万元（旧币）。1954年基层社复合并为8处（每区1处），定名为“汶上县第×区供销合作社”。下设零售店76处，接近实现每乡1店。1956年基层社改以驻地村（镇）命名。1972年5月基社增至15处（每公社一处），并于各公社驻地设综合门市部和生产资料门市部38个，采购站、加工厂22个，于较大村设中心店门市部46个，基本形成县、社、队三级商品流通体制。
建国以来，供销合作社始终贯彻了为生产、生活服务方针，担负着人民群众的产品收购和生产、生活资料供应。1949～1954年，为打击投机倒把，稳定物价，实行高收低售政策，同时大力开办了农副产品和主要工业品的代购代销业务。对私改造后，商品购销改按分配计划组织调拨。
1955年2月，县委县人委传达贯彻全国和全省第三次农村“私改”工作会议精神之后，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对分散经营百货、杂货、棉布、副食品、饭店、理发、修理等行业中的小型座商和固定商贩，先后组织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自负盈亏”的合作小组，或“统一领导、统一经营、共负盈亏”的合作商店。年底，合作店组发展到18处、153人，占私商人员总数的10.7%，占已改造人数22.6%。其中合作商店8处52人；合作饭店7处81人；合作饮食小组3处20人。1956年在私改高潮中，绝大部分私营商业（包括已改造的）加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仍有部分商户自愿组织了合作店组，年底计有280人。1957年增至374人，其中合作店（组）13处75人；合作饮食店（组）10处78人；合作服务店（组）8处21人；其他合作店（组）200人。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将上述店组大部纳进座地自守的国营商业和基层供销合作社。至1960年，合作店组从业人员仅余5人。为纠正其左倾错误给群众购销带来的诸多困难，1961年结合贯彻“商业40条”，先后从国、合内部过渡人员中转出76人，恢复合作店（组）。
1966年末，“文革”狂飙席卷汶上，已恢复的合作店组被斥为“所有制的大倒退”，迫使全部封门停业。
1958年，在对废旧物资收购中一度提出“翻箱倒柜、挖地三尺”等错误口号，甚至将社员正在使用的铜盆铁锅等金属器具，统统当作废料加以强行收购，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困难，给党和政府威信造成严重损害。
1961年，为帮助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农村经济，供销社在认真贯彻国家粮、棉、油（料）统购统销政策的同时，对主要农副产品和副食品实行物资奖售或换购政策。1962年9月起，开展议购议销业务达45个品种，年底购销总值181.2万元，对克服供需矛盾起了较大作用。“文革”期间，购销业务曾长期处于无人过问状态。1967年销售总额比1966年下降36.7%。1978年后，供销社在城乡经济中重新发挥了主渠道作用，经营形式、服务方法均有明显改进。尤其1983年恢复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后，乘全国市场开放搞活时机实行了“多渠道，少环节”的经营改革，相继开展了联营联销，联营分销业务，打破了传统的坐地经营，闭关自守局面。1987年，供销合作社系统设各种购销网点222个，人员1990人，商品销售总额13896万元，占全县销售总额的25.9%，实现利润291.4万元。
二、其他集体商业
1980年贯彻改革开放政策后，开始出现乡镇工业经营商业的经理部、展销部和零售门市部。1981年在“三多一少”（多种组织形式、多种经营成份、多条流通渠道、少经营环节）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相继涌现了一大批厂办、校办、村办商业。是年仅以县劳动服务公司名义、由部门主办的待业青年门市部即有9处，从业人员112人。1987年全县乡镇、村办商业增至92处，从业人员625人，销售额533万元。汶上镇柳杭村在县城开办商店1处，饭店1处。各单位办商业对搞活城乡经济，扩大劳动就业起到了一定辅助作用，但由于缺乏严格管理监督，也相应助长了以权谋私，牟取暴利，投机倒把等犯罪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