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汶上县居于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历史上商业一向较为发达。至清末民初，陕、晋、冀等外地富商在汶上城经营盐、铁、药材、当铺、酒馆者，仍达数十家。汶运沿岸各闸口、码头及重要村镇、集市，均有数家至十数家座商。城乡肩挑摊贩，多至无可计数。“倒袁运动”以后，军阀混战、日军侵华战争等接踵而至，加之官匪抢掠，物价暴张暴落，众多商号相继倒闭，城乡商业日趋衰落。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国营商业迅速兴起，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也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1955年社会商品零售额增至911.4万元，其中国营商业占10.7%，供销合作社商业占55.3%，私营商业占34.0%。
1958年后，商业经营经过精简机构、下放人员、撤店并店、店部升级和个体过渡反复折腾，到1960年底，由多种商业经济成份并存，变成了只有全民和供销合作社两种所有制商业，加之3年经济困难，一度造成商品供应严重短缺，直至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方逐年好转。1965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至2098万元，其中全民商业占43.1%。供销合作社商业占57.0%。不久“文革”内乱爆发，领导机关被冲垮，各级干部靠边站，管理制度被砸烂，生产经营遭破坏，商品供求再呈紧张。在破坏最严重的1967年，同1966年营业额相比，国营商业减少723.8万元，减少51.1%；供销社商业减少175万元，减少10.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引下，国营、集体、个体商业重新获得了蓬勃生机。1987年底，全县国营商业（包括商业、物资、外贸）计有18个公司、厂、站，72处门点，干部职工1230人，年销售总额2653万元，占社会商品销售总额18396万元的14%；供销合作社系统设各种购销网点222个，人员1990人，销售总额13896万元，占25.7%；个体有证商户发展至4199户，从业人员7764人，零售总额3276万元，占17.8%；其他销售额4831万元，占26.3%。
第十五编 商业
元明清三代，汶上县居于南北水陆交通要冲，历史上商业一向较为发达。至清末民初，陕、晋、冀等外地富商在汶上城经营盐、铁、药材、当铺、酒馆者，仍达数十家。汶运沿岸各闸口、码头及重要村镇、集市，均有数家至十数家座商。城乡肩挑摊贩，多至无可计数。“倒袁运动”以后，军阀混战、日军侵华战争等接踵而至，加之官匪抢掠，物价暴张暴落，众多商号相继倒闭，城乡商业日趋衰落。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国营商业迅速兴起，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也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1955年社会商品零售额增至911.4万元，其中国营商业占10.7%，供销合作社商业占55.3%，私营商业占34.0%。
1958年后，商业经营经过精简机构、下放人员、撤店并店、店部升级和个体过渡反复折腾，到1960年底，由多种商业经济成份并存，变成了只有全民和供销合作社两种所有制商业，加之3年经济困难，一度造成商品供应严重短缺，直至1962年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方逐年好转。1965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至2098万元，其中全民商业占43.1%。供销合作社商业占57.0%。不久“文革”内乱爆发，领导机关被冲垮，各级干部靠边站，管理制度被砸烂，生产经营遭破坏，商品供求再呈紧张。在破坏最严重的1967年，同1966年营业额相比，国营商业减少723.8万元，减少51.1%；供销社商业减少175万元，减少10.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改革、开放”总方针指引下，国营、集体、个体商业重新获得了蓬勃生机。1987年底，全县国营商业（包括商业、物资、外贸）计有18个公司、厂、站，72处门点，干部职工1230人，年销售总额2653万元，占社会商品销售总额18396万元的14%；供销合作社系统设各种购销网点222个，人员1990人，销售总额13896万元，占25.7%；个体有证商户发展至4199户，从业人员7764人，零售总额3276万元，占17.8%；其他销售额4831万元，占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