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汶上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东临兖州、宁阳，西连梁山、嘉祥，南据三湖同济宁市郊接壤，北枕汶水与肥城、东平县相望。地跨北纬35°31′～35°56′与东经116°18′～116°40′。最大纵距58公里，最大横距25公里。总面积877.2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85.11万亩。辖12个乡，3个镇，559个行政村。1987年，总人口618096人（汉族占99.8%），平均每平方公里705人。总人口占济宁市各县（市）区第三位，人口密度居第二位，高于山东省和全国平均密度。
县境东北部多山丘，西南部多湖洼，中间大部为平原。整个地势自东北微倾西南。大运河、大汶河流经西、北二界，泉河、小汶河因势北南，支流迂回交织，水系完整，为全县主要排灌河道。境内多年平均气温13.3摄氏度，降水613.9毫米，夏秋雨热集中，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地下水资源较丰富，适于农牧林业发展，尤宜于棉花、小麦、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矿产资源主要有煤、铅、铁、金、石英、花岗岩等，前三者分布、储量均较可观，有待开采。药材资源计有104科，259种。其中泗汶一带所产汶香附、蔓荆子，向以品质佳美而驰名全国。
汶上之域古属大野泽、梁山泊东畔，位居水陆交通要冲；县城座落于县境中心，与鲁西南重镇济宁和津浦铁路要站兖州，恰成鼎足之势（各相距40余公里），为攻守二城之桥头堡；元明清三代，“西御道”、大运河分别经由城中城西，且置4驿站和运河枢纽工程于境内，历史上素称战略交通要塞。春秋鲁桓公3次会宋公等国君于此，并嘱死后葬之西境。其后鲁之庄、闵、僖、文、宣、成、襄、昭8公，相继循序葬于其下（南），史称“鲁九公墓”。明燕王朱棣、武宗朱厚照，清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总兵陈国瑞等，均曾长期陈兵汶上。据不完全统计，东周以降，仅于境内发生的著名战役、战斗，即达16次之多。如春秋齐鲁平陆之战、东汉桃乡之战、后唐同光元年（923）九至十月与梁将王彦章部的中都大战、明崇祯十五年至清顺治八年（1642～1651）农民义军领袖李青山等坚持9年之久的游击战、清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五年（1861～1866）捻军与驻汶清兵的5年运动战及重创清兵的大古墩之战、1930年蒋介石嫡系部队同阎锡山部的百日争夺汶城战、1938年2月11日国民党81师官兵夜袭汶城日军战、1940年12月中共泰西军分区司令员刘贤权指挥的汶南战役、1947年12月冀鲁豫军区部队会同地方武装发动的摧毁国民党“运河防线”战等，均发生于县城或附近。本世纪30年代后期，济南～济宁、汶上～平阴、汶上～宁阳、汶上～郓城等公路相继铺筑过境，会交县城，建国后陆续纳入国道北（京）珠（海）公路和省道蒙（阴）馆（陶）公路、济（宁）梁（山）公路三大干线，汶上仍为战略交通要地之一。
（二）
汶上县经济开发和政治、文化发展历史悠久。槚柏等古遗址出土文物资料表明：早在一万五千年前，即已有华夏部落在此繁衍生息，并已使用细石器，迄今为国内平原地区所仅见；早在六七千年前，便已有了原始的农业、渔业、畜牧业，并已掌握了原始的缝纫、建筑、水利等技术。至商代（一说夏代），境内置厥国。周代置郕国、鲁中都邑、阚邑（下邑），并曾以孔子为中都宰。西汊置县，沿革至今，先后名东平陆县、平陆县、乐平县、平陆县、中都县、汶阳县、汶上县。3500余年来，历代均于此设有政治机构。南朝宋至北魏（420～479），并曾侨置阳平郡于境。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尤其唐宋至清代中叶，汶上人民曾以其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了在当时堪称发达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其间，汶上人民不仅较早地开发了境内大部分土地，发明创造了小麦、玉米、谷子、黍子、大豆、高梁、棉花、花生、芝麻、桑麻等等种植栽培技术，而且精心培育了汶上白莲藕，汶上大荸荠，战湾黄瓜，泗汶西瓜，槚柏甜瓜，云尾、夏村烟叶，以及鲁西黄牛、小尾寒羊、汶上青山羊、汶上芦花鸡等地方名优品种。虽经无数沧桑，但其上述品种历久不衰，代有改良，至今犹造福于乡人及邻封。
由于历史上水陆交通较发达，地表水资源丰富，宋元以后，汶上商业、饲养业、酿造业、手工纺织编造业等，均曾获得较大发展。宋代于鹅河一带设“鹅鸭厂”，“供奉京师”（明编《汶上县志》）。金元二代，专设有“汶上商酒使”（同上书），可知时商酒业发达之状。元代开通西御道、大运河后，尤其明永乐年间于汶上筑建引汶济运系统工程后，汶城及御道两侧之程村站、杨柳店、沙河站等重要驿站，南旺分水口及运河两岸之大店子、小店子、开河镇、袁口镇等重要口岸，均曾商点林立，热闹非凡。“漕（运河）之间里（巷）列庐比，仰食机利”，以致“无籍少年斗鸡呼庐，佚游群欢，不事生产”（同上书）。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发展。加之明清前期，均曾采取“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致县境东部“负山而居者谨寄桑麻之业，其于瘠土亦勤于稼。而濒汶一带，擅水土之饶，转羡（卖）粟（粮）以致巨资气盈……再西则地宜木棉，纺车之声相闻”（同上书）。
伴随经济发展，古代汶上的教育、科技等文化事业，也曾获得较大进步，并曾造就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政治家、教育家、创造发明家、著述家、书画家等。孔子宰中都创立实施的“养生送死之节”等政治措施，受到鲁定公及司马迁等人高度评价，并曾为“四方则（效法）之”，在两千余年汶上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追思孔子宰中都而设立的“圣泽书院”等，汉魏以降，世代相承，先后培养了万千学子。明清二代，县内较大村镇，均开办有以尊孔读经为宗旨的私塾学校。受其教育、影响脱颖而出者，代不乏人。如元初水利家马之贞，“以国事为念”，创始策建了济州河、会通河及济宁分水枢纽工程，使濒于消亡的古代京杭大运河，以崭新的雄姿，重新出现于世界的东方。明代平民出身的水利家白英，则进一步总结了其经验，上策增建了更为科学的南旺枢纽及庞大完整的辅助工程，从而保证了大运河500余年间畅通无阻，为中国南北物资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它如汉代太医院令衡方；宋代文学家穆修、王质；元代兵、刑部尚书张昉，翰林院侍讲兼著述家曹元用；明代汶上籍四尚书路迎、吴岳、王杲、郭朝宾，汶上知县史诚祖、张惟诚；清代诗人兼书法家路衍淳，知县兼书画家松年，教育家兼著述家马焕奎等，均曾在政治、经济或文化建设方面做出较大贡献，并多已名垂青史。迄今健在或部分遗存的晚唐建筑宝相寺塔，元代建筑关帝庙，明清孔庙建筑群、南旺汶运分水口建筑群、白石乡卧佛山建筑群等，充分显示了古代汶上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技术和文化工艺水平，千百年来吸引了大批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来此观赏，并留下其珍贵墨迹。如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诗人李白、高适；北宋真宗皇帝赵恒；南宋右丞相文天祥；元代按察使胡祗道；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大学士杨士奇；清代尚书兼文学家王士祯等。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4次南巡，乾隆皇帝弘历6下江南，每次均登临南旺等地观览，先后题诗留言多篇。
古代人民，尤其劳动人民为开发建设汶上及其对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它使后代儿孙们引为骄傲，引为自豪，并鞭策其不倦奋进。但，由于长期受到保守、封闭、僵化、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政治体制的束缚与压抑，总的看，汶上古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文化发展是缓慢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停滞、倒退的（如汉、唐、宋、元、明朝末年的大动乱时期）。占人口95%以上的广大个体农民，始终未能摆脱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和牛耕、手锄、镰刀砍的落后生产方式。1840年后，尤其日军入侵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疯狂掠夺，统治阶级加倍搜刮，加之清末大运河漕运废止，泉河和大小汶河长年失修，战争、匪乱、灾荒频仍，致汶上经济文化遭到严重摧残，几度陷于全面崩溃边缘。据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编写的《山东兖州府汶上县现行简明赋役全书》载：是年“旧管原额不分等则一例人丁”，仅余70571丁；而被“除豁”的“逃亡优免人丁”，却高达67518丁。可以想见，这些被豁免交纳人丁税者，绝大部分当为破产流亡农民和工商业者。
清末民初，统治阶级一度推行某些改良措施。汶上经济文化曾相应得到微许复苏，如相继开办了规模稍大的近代工业——汶上工艺局、汶上平民工厂和十数家酒坊、油坊等。同时，陆续兴办了一批高、初等小学堂。1919年，城乡较大商号恢复至130余家。
不久，军阀混战迭起，张宗昌弄权肆虐，“鸡狗鹅鸭都拿钱（税）”，逼使汶上近10万名红枪会众揭竿而起并受到血腥镇压，惨致六七万无辜农民无家可归，大片土地荒无人迹，全县学校停课达3年之久！
1930年后，社会局势相对稳定。主鲁军阀韩复榘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一度于部分县区（包括汶上）推行其“剿匪励农”、“乡村建设教育”、“小学义务教育”等“新政”，客观上促进了汶上经济文化恢复。至30年代中期，粮棉亩产量曾分别达到100公斤和30余公斤；较大酒坊、油坊等，增至数十家之多；适龄儿童入学率一度上升至16%，创整个民国统治时期最高纪录。
1938年1月，日军侵占汶上，疯狂推行其“扫荡”、“蚕食”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继之，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重点进攻”，复使汶上经济文化遭到浩劫和破坏。1942年前后，县内工业唯余部分手工木铁业；商业唯余91家小商号，合计资本不足1300元（伪币）。同期，全县多数小学再次停课达三四年之久。1938～1947年，粮棉亩产降至50余公斤、5公斤左右，农民人均年收人降至30元左右（折合人民币）。据调查，1928～1947年20年中，长年流浪县外的破产农民年均高达近2万人；短期外流者则多至无法数计。另据南旺镇普查：1947年，全镇地主人均占有粮食17105公斤，而贫农人均仅占有88.5公斤。是年，逃荒要饭的1385户，占全镇总户数的31.1%；卖儿卖女的117户，占2.6%；因破产而为人充当长工者2026人，约占劳力总数的36%。
（三）
汶上人民富有光荣革命传统。为摆脱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先后进行了无数次反抗和斗争。如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田斌夫妇发动的白莲教农民起义；清咸丰六年（1856），捻军将领胡四、杨六于县境西部领导的农民起义；同年舞首教首领侯曰贤领导的农民起义；清宣统二年（1910）郗家河农民“砸教堂、赶洋人”反侵略斗争；1926年，汶上县10万红枪会农民大暴动；1930年春，曹志尚率县警备队发动的抗捐“兵谏”等。上述斗争，均曾给反动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但因没有先进政党和科学社会理论的指导，无不以惨烈失败而告终。
1938年2月，日军入侵不久，汶上早期革命者陈伯衡、曹志尚、刘起文（后改名刘起）等，便拍案而起，在中国共产党鲁西南工作委员会和共产党员刘星指导下，率先于县境西部发动起义，组建了第一支地方抗日民主武装——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这支部队克服生活、装备上的种种困难，先后转战汶上、东平、宁阳、肥城等黄河之滨的十几个县市，为鲁西地区的民族民主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1939年5～6月，在八路军115师帮助下，县境西部与东部先后建立中共汶上县委、中共汶东工委和县级政权机构，并相继组建了县武装、区武装、村支部及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和20余处抗日小学。从此，汶上人民的革命斗争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广大军民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除霸、减租减息、参军支前、土地改革等运动，并先后配合地方主力部队和野战军，粉碎了日伪军的一次次“扫荡”，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次进攻，终于于1945年8月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于1948年7月迎来了全县解放。据不完全统计，在8年抗日战争中，汶上军民计歼灭敌人2400余人；有3750余名汶上优秀儿女志愿投身人民军队。在3年解放战争中，全县做军鞋1.5万双（此仅支援淮海战役一次数字），为前线碾米磨面上百万公斤，先后出动民兵、民工68556人次，大小车辆4144辆，担架1636副，船69只。南旺镇36名民兵小车队，荣获华东军区奖旗一面。冯村26名民兵担架排，获华东支前委员会授予的“英勇担架排”称号，和泰西专署授予的“支前优胜”红旗一面。同期，2260余名优秀青年加入解放军。在1938～1948年10年壮烈、曲折的战斗历程中，先后有482名中共党政军人员和大批革命群众，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另有许多人因战斗负伤而致终生残废。他们的英名和事迹永将与日月争晖，同天地共存！
（四）
1948年解放后，根据中央、省地（市）指示和汶上实际，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深入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而，促进各项事业获得较快发展。
至1987年，全县有505个行政村用上了电（建国前无一村用电），占90.3%；农业机械总动力由建国前的零千瓦增至256646千瓦，平均每个行政村459千瓦。是年，实现机耕面积69.9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2.2%；有效灌溉面积80.55亩，占94.6%；旱涝保丰收面积70.1万亩，占82.4%；施用化肥量53449吨，亩均62.3公斤；粮棉单产增至619公斤、74公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9.32倍、13.8倍；牲畜存养量65159头，生猪存养量151179头，家禽存养量190.18万只，分别比1949年增长1.28倍、11.08倍、3.75倍。全县农村经济已开始由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转化。同期，工业由建国时的一家红炉作坊和数百个个体手工业者，发展至143处现代化的中小型工厂（不包括村办及以下工业），形成了以纺织工业为龙头，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体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已创出一批名优产品，有的已打入国际市场。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至5.8亿元，比1949年增长13.7倍，年均递增7.3%，大致等同全国年均递增率而远高于日本、美国和印度。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7倍，年均递增5.6%；工业总产值翻7.5番，年均递增14.8%，比全国递增率高约3.3%，比世界发达国家高约10.6%。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3%增至47.1%。
伴随工农业生产发展，交通、邮电、商业、饮食业以及教育、卫生等事业，均获得了长足进步。1987年，实现乡乡（镇）通汽车，村村通邮政，36%的行政村通电话。同年，商业社会商品零售额比1949年增长近32倍，年均递增9.69%；各类学校由1949年的155处增至445处，在校学生由1万人增至11万余人，适龄儿童入学率由20%提高至97%；医疗卫生机构由1处增至52处，病床床位由空白增至670张，专职医疗卫生人员由3人增至1114人。文化体育、财政金融、科学技术等，均有巨大提高与发展。
建国后，尤其1978年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38年间，全县人口净增255989人，增长70.7%，而农民人均年收入比1949年增长16倍，年均递增7.8%；职工人均年收入增长3倍，年均递增3.7%。自行车、缝纫机、计时表、收音机、大衣柜等，已基本普及每个家庭；电视机、电风扇、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等，与日俱增。
数千年历史尤其近百年历史雄辩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救汶上，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振兴中国、振兴汶上。
由于搞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经验可鉴，加之受到国内外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影响，汶上县在建国后的革命、建设征途中，尤其在经济建设方面，也曾出现过一些失误，走过一些弯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继续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采取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和经济文化政策，仅用不到一年时间，便领导恢复了因战争破坏而倒闭的城乡工商业和交通、邮电、文化教育等事业；仅用2年时间，便基本完成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土地改革，并将工农业生产恢复至建国前的最高水平；仅用3年时间，便基本完成对农业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一度出现求之过急，方法过于粗放等缺点，但因其顺乎潮流，合乎民意，得到大多数翻身农民和工商业者拥护，仍较快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1956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增至4769万元，比1949年增长26.2%，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同期增建小学133处，中学1处，在校学生比1949年增加25800余人，增长2.35倍。囿于传统农业经济意识，此期对工业生产相对促进不足，尤其1953年国家对粮棉实行统购统销后，未能及时对当时占据汶上工业主导地位的粮棉加工业和食品工业，采取相应保护措施，致工业总产值连续四年出现滑坡。
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胜利，使一些领导人开始变得不谨慎起来。1957年后，指导工作中连续出现重大失误。1958年1月，县委相继发动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整风反右”运动，由于受到全国“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错误影响，将210余名提批评意见的党政企事业干部职工，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同年下半年至1960年，出于急切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良好愿望，自上而下发动了以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结果，导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五种不正之风大蔓延，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困难。全县工农业生产，一度倒退至建国初期水平。学校教育质量也因发展过速、参加劳动过多而显著下降。
1961～1964年，贯彻中共“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有关文件精神，逐步纠正了上述错误。同时认真调整了全县工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广泛开展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技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建设，推动工农业生产较快恢复和发展。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1年增长1.67倍。同年，开发植棉11万亩，亩产皮棉103斤，创全国北方棉区第一个单产皮棉过百斤县。汶上代表光荣出席了全国棉花生产经验交流会，并荣膺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与赞扬。经过整顿，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均有明显提高。
1966年冬，“文化大革命”席卷汶上，致原有各级领导班子陷于瘫痪，再次给经济工作和各项事业造成重大损害。全县中小学因卷入派性斗争，在现代史上造成第三次长达三年之久的大停课。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17.6%。后因广大干部群众奋力抵制，才使生产重新获得发展，并继续保持了棉花生产在全国北方棉区的先进地位，继于1968、1969、1974、1979年4次出席全国棉花生产工作会议。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县政府克服长期形成的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等阻力，果断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口号，带领全县人民逐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轨道。在认真组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的同时，先后于全县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和以目标管理、承包经营为主要形式的企业生产（经营）责任制，初步纠正了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和“大锅饭”、“铁饭碗”等弊端，从而大大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使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事业出现空前飞跃。1987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3亿元，比1978年增长1.6倍。其中第一产业（农业）2.8亿元，增长1.4倍；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7899万元，增长2.7倍；第三产业（一、二产业之外的其他各业）7046万元，增长1.3倍。在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饮食业等流通部门总经营额2502万元，增长1.8倍。是年，人均国民收入620元，比1978年增长1.9倍，年均递增12.5%。同期，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事业，均进行了重大改革，并取得显著成就。
在建国后3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先后涌现出众多先进模范人物和党的优秀干部。原县委书记景锡莱、于亚民、刘殿金等躬亲农业，果断决定并相继主持大面积开发棉花生产，为发展汶上经济作出重大贡献。原县委书记赵志浩、李广汉、崔广禄，副书记兼县长吕俊连等继往开来，在带领全县人民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振兴汶上工作中，先后发挥了重要主导作用。郭仓乡原友爱高级社副社长、全国妇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崔俊英，悉心集体，在建国初期落后生产条件下，带领社员艰苦奋斗，开创亩产皮棉82.5公斤新纪录，为汶上棉花生产开发闯出了路子，树立了样板。县棉办主任张广厚、副主任刘惠民等，数十年如一日，为研究、组织棉花技术开发指导致志不倦。其主持实验总结的“麦棉套种”新技术，已被县内外大面积推广，为夺取粮棉双高产开拓了新蹊径。据初步统计，38年间，仅荣获省、部、军级以上奖励者，即有67人。另有9名科技工作者，荣获市、县“专业科学技术拔尖人才”称号；有近40名汶上籍干部，走上地专（厅、师）级以上领导岗位；有23名在县外工作的汶上优秀儿女，分别于不同战线上做出重大贡献。如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郭延礼，人口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路遇；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统计师、研究员乔迁；天津大学数学系副主任，中国数学会理事何庆芝；枣庄市文联副主席、现代作家李向春；中国汽车工业销售服务公司信息处副处长、副译审蔡素云（女）等。他们为振兴汶上、振兴中华而忘我工作、勇于探索的精神，将永远受到全县人民的尊敬与弘杨。
近50年来，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汶上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革命、建设成就，是辉煌壮丽的，是过去任何时代均无法比拟的。更可宝贵的是：经过数十年奋斗与求索，终于同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起，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县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便是1978年以来跨步腾飞并不断开拓前进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道路。虽然某些改革尚有待进一步完善，现实中也还存在一些严峻问题，诸如少数人利用改革开放之机投机倒把、以权谋私问题，部分企业实行经营承包后出现拼设备等短期行为问题，部分乡村向农民提留、摊派过多问题等，但久经革命锻炼考验的汶上人民深信：航向既已开通，彼岸必可达到。只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安定团结，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方针，就一定能够排除任何困难和问题，赢得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和未来。
概述
（一）
汶上县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东临兖州、宁阳，西连梁山、嘉祥，南据三湖同济宁市郊接壤，北枕汶水与肥城、东平县相望。地跨北纬35°31′～35°56′与东经116°18′～116°40′。最大纵距58公里，最大横距25公里。总面积877.22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85.11万亩。辖12个乡，3个镇，559个行政村。1987年，总人口618096人（汉族占99.8%），平均每平方公里705人。总人口占济宁市各县（市）区第三位，人口密度居第二位，高于山东省和全国平均密度。
县境东北部多山丘，西南部多湖洼，中间大部为平原。整个地势自东北微倾西南。大运河、大汶河流经西、北二界，泉河、小汶河因势北南，支流迂回交织，水系完整，为全县主要排灌河道。境内多年平均气温13.3摄氏度，降水613.9毫米，夏秋雨热集中，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地下水资源较丰富，适于农牧林业发展，尤宜于棉花、小麦、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矿产资源主要有煤、铅、铁、金、石英、花岗岩等，前三者分布、储量均较可观，有待开采。药材资源计有104科，259种。其中泗汶一带所产汶香附、蔓荆子，向以品质佳美而驰名全国。
汶上之域古属大野泽、梁山泊东畔，位居水陆交通要冲；县城座落于县境中心，与鲁西南重镇济宁和津浦铁路要站兖州，恰成鼎足之势（各相距40余公里），为攻守二城之桥头堡；元明清三代，“西御道”、大运河分别经由城中城西，且置4驿站和运河枢纽工程于境内，历史上素称战略交通要塞。春秋鲁桓公3次会宋公等国君于此，并嘱死后葬之西境。其后鲁之庄、闵、僖、文、宣、成、襄、昭8公，相继循序葬于其下（南），史称“鲁九公墓”。明燕王朱棣、武宗朱厚照，清钦差大臣僧格林沁、总兵陈国瑞等，均曾长期陈兵汶上。据不完全统计，东周以降，仅于境内发生的著名战役、战斗，即达16次之多。如春秋齐鲁平陆之战、东汉桃乡之战、后唐同光元年（923）九至十月与梁将王彦章部的中都大战、明崇祯十五年至清顺治八年（1642～1651）农民义军领袖李青山等坚持9年之久的游击战、清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五年（1861～1866）捻军与驻汶清兵的5年运动战及重创清兵的大古墩之战、1930年蒋介石嫡系部队同阎锡山部的百日争夺汶城战、1938年2月11日国民党81师官兵夜袭汶城日军战、1940年12月中共泰西军分区司令员刘贤权指挥的汶南战役、1947年12月冀鲁豫军区部队会同地方武装发动的摧毁国民党“运河防线”战等，均发生于县城或附近。本世纪30年代后期，济南～济宁、汶上～平阴、汶上～宁阳、汶上～郓城等公路相继铺筑过境，会交县城，建国后陆续纳入国道北（京）珠（海）公路和省道蒙（阴）馆（陶）公路、济（宁）梁（山）公路三大干线，汶上仍为战略交通要地之一。
（二）
汶上县经济开发和政治、文化发展历史悠久。槚柏等古遗址出土文物资料表明：早在一万五千年前，即已有华夏部落在此繁衍生息，并已使用细石器，迄今为国内平原地区所仅见；早在六七千年前，便已有了原始的农业、渔业、畜牧业，并已掌握了原始的缝纫、建筑、水利等技术。至商代（一说夏代），境内置厥国。周代置郕国、鲁中都邑、阚邑（下邑），并曾以孔子为中都宰。西汊置县，沿革至今，先后名东平陆县、平陆县、乐平县、平陆县、中都县、汶阳县、汶上县。3500余年来，历代均于此设有政治机构。南朝宋至北魏（420～479），并曾侨置阳平郡于境。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尤其唐宋至清代中叶，汶上人民曾以其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了在当时堪称发达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其间，汶上人民不仅较早地开发了境内大部分土地，发明创造了小麦、玉米、谷子、黍子、大豆、高梁、棉花、花生、芝麻、桑麻等等种植栽培技术，而且精心培育了汶上白莲藕，汶上大荸荠，战湾黄瓜，泗汶西瓜，槚柏甜瓜，云尾、夏村烟叶，以及鲁西黄牛、小尾寒羊、汶上青山羊、汶上芦花鸡等地方名优品种。虽经无数沧桑，但其上述品种历久不衰，代有改良，至今犹造福于乡人及邻封。
由于历史上水陆交通较发达，地表水资源丰富，宋元以后，汶上商业、饲养业、酿造业、手工纺织编造业等，均曾获得较大发展。宋代于鹅河一带设“鹅鸭厂”，“供奉京师”（明编《汶上县志》）。金元二代，专设有“汶上商酒使”（同上书），可知时商酒业发达之状。元代开通西御道、大运河后，尤其明永乐年间于汶上筑建引汶济运系统工程后，汶城及御道两侧之程村站、杨柳店、沙河站等重要驿站，南旺分水口及运河两岸之大店子、小店子、开河镇、袁口镇等重要口岸，均曾商点林立，热闹非凡。“漕（运河）之间里（巷）列庐比，仰食机利”，以致“无籍少年斗鸡呼庐，佚游群欢，不事生产”（同上书）。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发展。加之明清前期，均曾采取“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致县境东部“负山而居者谨寄桑麻之业，其于瘠土亦勤于稼。而濒汶一带，擅水土之饶，转羡（卖）粟（粮）以致巨资气盈……再西则地宜木棉，纺车之声相闻”（同上书）。
伴随经济发展，古代汶上的教育、科技等文化事业，也曾获得较大进步，并曾造就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政治家、教育家、创造发明家、著述家、书画家等。孔子宰中都创立实施的“养生送死之节”等政治措施，受到鲁定公及司马迁等人高度评价，并曾为“四方则（效法）之”，在两千余年汶上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为追思孔子宰中都而设立的“圣泽书院”等，汉魏以降，世代相承，先后培养了万千学子。明清二代，县内较大村镇，均开办有以尊孔读经为宗旨的私塾学校。受其教育、影响脱颖而出者，代不乏人。如元初水利家马之贞，“以国事为念”，创始策建了济州河、会通河及济宁分水枢纽工程，使濒于消亡的古代京杭大运河，以崭新的雄姿，重新出现于世界的东方。明代平民出身的水利家白英，则进一步总结了其经验，上策增建了更为科学的南旺枢纽及庞大完整的辅助工程，从而保证了大运河500余年间畅通无阻，为中国南北物资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它如汉代太医院令衡方；宋代文学家穆修、王质；元代兵、刑部尚书张昉，翰林院侍讲兼著述家曹元用；明代汶上籍四尚书路迎、吴岳、王杲、郭朝宾，汶上知县史诚祖、张惟诚；清代诗人兼书法家路衍淳，知县兼书画家松年，教育家兼著述家马焕奎等，均曾在政治、经济或文化建设方面做出较大贡献，并多已名垂青史。迄今健在或部分遗存的晚唐建筑宝相寺塔，元代建筑关帝庙，明清孔庙建筑群、南旺汶运分水口建筑群、白石乡卧佛山建筑群等，充分显示了古代汶上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技术和文化工艺水平，千百年来吸引了大批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来此观赏，并留下其珍贵墨迹。如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诗人李白、高适；北宋真宗皇帝赵恒；南宋右丞相文天祥；元代按察使胡祗道；明代永乐皇帝朱棣，大学士杨士奇；清代尚书兼文学家王士祯等。清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4次南巡，乾隆皇帝弘历6下江南，每次均登临南旺等地观览，先后题诗留言多篇。
古代人民，尤其劳动人民为开发建设汶上及其对国家经济文化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它使后代儿孙们引为骄傲，引为自豪，并鞭策其不倦奋进。但，由于长期受到保守、封闭、僵化、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政治体制的束缚与压抑，总的看，汶上古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文化发展是缓慢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停滞、倒退的（如汉、唐、宋、元、明朝末年的大动乱时期）。占人口95%以上的广大个体农民，始终未能摆脱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和牛耕、手锄、镰刀砍的落后生产方式。1840年后，尤其日军入侵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疯狂掠夺，统治阶级加倍搜刮，加之清末大运河漕运废止，泉河和大小汶河长年失修，战争、匪乱、灾荒频仍，致汶上经济文化遭到严重摧残，几度陷于全面崩溃边缘。据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编写的《山东兖州府汶上县现行简明赋役全书》载：是年“旧管原额不分等则一例人丁”，仅余70571丁；而被“除豁”的“逃亡优免人丁”，却高达67518丁。可以想见，这些被豁免交纳人丁税者，绝大部分当为破产流亡农民和工商业者。
清末民初，统治阶级一度推行某些改良措施。汶上经济文化曾相应得到微许复苏，如相继开办了规模稍大的近代工业——汶上工艺局、汶上平民工厂和十数家酒坊、油坊等。同时，陆续兴办了一批高、初等小学堂。1919年，城乡较大商号恢复至130余家。
不久，军阀混战迭起，张宗昌弄权肆虐，“鸡狗鹅鸭都拿钱（税）”，逼使汶上近10万名红枪会众揭竿而起并受到血腥镇压，惨致六七万无辜农民无家可归，大片土地荒无人迹，全县学校停课达3年之久！
1930年后，社会局势相对稳定。主鲁军阀韩复榘为巩固其统治地位，一度于部分县区（包括汶上）推行其“剿匪励农”、“乡村建设教育”、“小学义务教育”等“新政”，客观上促进了汶上经济文化恢复。至30年代中期，粮棉亩产量曾分别达到100公斤和30余公斤；较大酒坊、油坊等，增至数十家之多；适龄儿童入学率一度上升至16%，创整个民国统治时期最高纪录。
1938年1月，日军侵占汶上，疯狂推行其“扫荡”、“蚕食”和“烧光、杀光、抢光”政策。继之，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重点进攻”，复使汶上经济文化遭到浩劫和破坏。1942年前后，县内工业唯余部分手工木铁业；商业唯余91家小商号，合计资本不足1300元（伪币）。同期，全县多数小学再次停课达三四年之久。1938～1947年，粮棉亩产降至50余公斤、5公斤左右，农民人均年收人降至30元左右（折合人民币）。据调查，1928～1947年20年中，长年流浪县外的破产农民年均高达近2万人；短期外流者则多至无法数计。另据南旺镇普查：1947年，全镇地主人均占有粮食17105公斤，而贫农人均仅占有88.5公斤。是年，逃荒要饭的1385户，占全镇总户数的31.1%；卖儿卖女的117户，占2.6%；因破产而为人充当长工者2026人，约占劳力总数的36%。
（三）
汶上人民富有光荣革命传统。为摆脱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先后进行了无数次反抗和斗争。如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田斌夫妇发动的白莲教农民起义；清咸丰六年（1856），捻军将领胡四、杨六于县境西部领导的农民起义；同年舞首教首领侯曰贤领导的农民起义；清宣统二年（1910）郗家河农民“砸教堂、赶洋人”反侵略斗争；1926年，汶上县10万红枪会农民大暴动；1930年春，曹志尚率县警备队发动的抗捐“兵谏”等。上述斗争，均曾给反动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但因没有先进政党和科学社会理论的指导，无不以惨烈失败而告终。
1938年2月，日军入侵不久，汶上早期革命者陈伯衡、曹志尚、刘起文（后改名刘起）等，便拍案而起，在中国共产党鲁西南工作委员会和共产党员刘星指导下，率先于县境西部发动起义，组建了第一支地方抗日民主武装——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这支部队克服生活、装备上的种种困难，先后转战汶上、东平、宁阳、肥城等黄河之滨的十几个县市，为鲁西地区的民族民主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1939年5～6月，在八路军115师帮助下，县境西部与东部先后建立中共汶上县委、中共汶东工委和县级政权机构，并相继组建了县武装、区武装、村支部及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和20余处抗日小学。从此，汶上人民的革命斗争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广大军民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奸除霸、减租减息、参军支前、土地改革等运动，并先后配合地方主力部队和野战军，粉碎了日伪军的一次次“扫荡”，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次进攻，终于于1945年8月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于1948年7月迎来了全县解放。据不完全统计，在8年抗日战争中，汶上军民计歼灭敌人2400余人；有3750余名汶上优秀儿女志愿投身人民军队。在3年解放战争中，全县做军鞋1.5万双（此仅支援淮海战役一次数字），为前线碾米磨面上百万公斤，先后出动民兵、民工68556人次，大小车辆4144辆，担架1636副，船69只。南旺镇36名民兵小车队，荣获华东军区奖旗一面。冯村26名民兵担架排，获华东支前委员会授予的“英勇担架排”称号，和泰西专署授予的“支前优胜”红旗一面。同期，2260余名优秀青年加入解放军。在1938～1948年10年壮烈、曲折的战斗历程中，先后有482名中共党政军人员和大批革命群众，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另有许多人因战斗负伤而致终生残废。他们的英名和事迹永将与日月争晖，同天地共存！
（四）
1948年解放后，根据中央、省地（市）指示和汶上实际，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人民深入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而，促进各项事业获得较快发展。
至1987年，全县有505个行政村用上了电（建国前无一村用电），占90.3%；农业机械总动力由建国前的零千瓦增至256646千瓦，平均每个行政村459千瓦。是年，实现机耕面积69.9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2.2%；有效灌溉面积80.55亩，占94.6%；旱涝保丰收面积70.1万亩，占82.4%；施用化肥量53449吨，亩均62.3公斤；粮棉单产增至619公斤、74公斤，分别比1949年增长9.32倍、13.8倍；牲畜存养量65159头，生猪存养量151179头，家禽存养量190.18万只，分别比1949年增长1.28倍、11.08倍、3.75倍。全县农村经济已开始由自然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转化。同期，工业由建国时的一家红炉作坊和数百个个体手工业者，发展至143处现代化的中小型工厂（不包括村办及以下工业），形成了以纺织工业为龙头，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体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已创出一批名优产品，有的已打入国际市场。198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至5.8亿元，比1949年增长13.7倍，年均递增7.3%，大致等同全国年均递增率而远高于日本、美国和印度。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7倍，年均递增5.6%；工业总产值翻7.5番，年均递增14.8%，比全国递增率高约3.3%，比世界发达国家高约10.6%。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3%增至47.1%。
伴随工农业生产发展，交通、邮电、商业、饮食业以及教育、卫生等事业，均获得了长足进步。1987年，实现乡乡（镇）通汽车，村村通邮政，36%的行政村通电话。同年，商业社会商品零售额比1949年增长近32倍，年均递增9.69%；各类学校由1949年的155处增至445处，在校学生由1万人增至11万余人，适龄儿童入学率由20%提高至97%；医疗卫生机构由1处增至52处，病床床位由空白增至670张，专职医疗卫生人员由3人增至1114人。文化体育、财政金融、科学技术等，均有巨大提高与发展。
建国后，尤其1978年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38年间，全县人口净增255989人，增长70.7%，而农民人均年收入比1949年增长16倍，年均递增7.8%；职工人均年收入增长3倍，年均递增3.7%。自行车、缝纫机、计时表、收音机、大衣柜等，已基本普及每个家庭；电视机、电风扇、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等，与日俱增。
数千年历史尤其近百年历史雄辩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救汶上，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振兴中国、振兴汶上。
由于搞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经验可鉴，加之受到国内外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影响，汶上县在建国后的革命、建设征途中，尤其在经济建设方面，也曾出现过一些失误，走过一些弯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继续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采取了正确的政治方针和经济文化政策，仅用不到一年时间，便领导恢复了因战争破坏而倒闭的城乡工商业和交通、邮电、文化教育等事业；仅用2年时间，便基本完成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土地改革，并将工农业生产恢复至建国前的最高水平；仅用3年时间，便基本完成对农业和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一度出现求之过急，方法过于粗放等缺点，但因其顺乎潮流，合乎民意，得到大多数翻身农民和工商业者拥护，仍较快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1956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增至4769万元，比1949年增长26.2%，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同期增建小学133处，中学1处，在校学生比1949年增加25800余人，增长2.35倍。囿于传统农业经济意识，此期对工业生产相对促进不足，尤其1953年国家对粮棉实行统购统销后，未能及时对当时占据汶上工业主导地位的粮棉加工业和食品工业，采取相应保护措施，致工业总产值连续四年出现滑坡。
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胜利，使一些领导人开始变得不谨慎起来。1957年后，指导工作中连续出现重大失误。1958年1月，县委相继发动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打退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整风反右”运动，由于受到全国“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错误影响，将210余名提批评意见的党政企事业干部职工，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同年下半年至1960年，出于急切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良好愿望，自上而下发动了以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结果，导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生产瞎指挥风”五种不正之风大蔓延，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困难。全县工农业生产，一度倒退至建国初期水平。学校教育质量也因发展过速、参加劳动过多而显著下降。
1961～1964年，贯彻中共“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有关文件精神，逐步纠正了上述错误。同时认真调整了全县工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广泛开展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业科技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建设，推动工农业生产较快恢复和发展。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1年增长1.67倍。同年，开发植棉11万亩，亩产皮棉103斤，创全国北方棉区第一个单产皮棉过百斤县。汶上代表光荣出席了全国棉花生产经验交流会，并荣膺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与赞扬。经过整顿，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均有明显提高。
1966年冬，“文化大革命”席卷汶上，致原有各级领导班子陷于瘫痪，再次给经济工作和各项事业造成重大损害。全县中小学因卷入派性斗争，在现代史上造成第三次长达三年之久的大停课。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17.6%。后因广大干部群众奋力抵制，才使生产重新获得发展，并继续保持了棉花生产在全国北方棉区的先进地位，继于1968、1969、1974、1979年4次出席全国棉花生产工作会议。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县政府克服长期形成的思想僵化、因循守旧等阻力，果断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口号，带领全县人民逐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轨道。在认真组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的同时，先后于全县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和以目标管理、承包经营为主要形式的企业生产（经营）责任制，初步纠正了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和“大锅饭”、“铁饭碗”等弊端，从而大大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促使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事业出现空前飞跃。1987年，全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3亿元，比1978年增长1.6倍。其中第一产业（农业）2.8亿元，增长1.4倍；第二产业（工业、建筑业）7899万元，增长2.7倍；第三产业（一、二产业之外的其他各业）7046万元，增长1.3倍。在第三产业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商业饮食业等流通部门总经营额2502万元，增长1.8倍。是年，人均国民收入620元，比1978年增长1.9倍，年均递增12.5%。同期，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事业，均进行了重大改革，并取得显著成就。
在建国后38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先后涌现出众多先进模范人物和党的优秀干部。原县委书记景锡莱、于亚民、刘殿金等躬亲农业，果断决定并相继主持大面积开发棉花生产，为发展汶上经济作出重大贡献。原县委书记赵志浩、李广汉、崔广禄，副书记兼县长吕俊连等继往开来，在带领全县人民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振兴汶上工作中，先后发挥了重要主导作用。郭仓乡原友爱高级社副社长、全国妇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崔俊英，悉心集体，在建国初期落后生产条件下，带领社员艰苦奋斗，开创亩产皮棉82.5公斤新纪录，为汶上棉花生产开发闯出了路子，树立了样板。县棉办主任张广厚、副主任刘惠民等，数十年如一日，为研究、组织棉花技术开发指导致志不倦。其主持实验总结的“麦棉套种”新技术，已被县内外大面积推广，为夺取粮棉双高产开拓了新蹊径。据初步统计，38年间，仅荣获省、部、军级以上奖励者，即有67人。另有9名科技工作者，荣获市、县“专业科学技术拔尖人才”称号；有近40名汶上籍干部，走上地专（厅、师）级以上领导岗位；有23名在县外工作的汶上优秀儿女，分别于不同战线上做出重大贡献。如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郭延礼，人口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路遇；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统计师、研究员乔迁；天津大学数学系副主任，中国数学会理事何庆芝；枣庄市文联副主席、现代作家李向春；中国汽车工业销售服务公司信息处副处长、副译审蔡素云（女）等。他们为振兴汶上、振兴中华而忘我工作、勇于探索的精神，将永远受到全县人民的尊敬与弘杨。
近50年来，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汶上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革命、建设成就，是辉煌壮丽的，是过去任何时代均无法比拟的。更可宝贵的是：经过数十年奋斗与求索，终于同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起，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县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便是1978年以来跨步腾飞并不断开拓前进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道路。虽然某些改革尚有待进一步完善，现实中也还存在一些严峻问题，诸如少数人利用改革开放之机投机倒把、以权谋私问题，部分企业实行经营承包后出现拼设备等短期行为问题，部分乡村向农民提留、摊派过多问题等，但久经革命锻炼考验的汶上人民深信：航向既已开通，彼岸必可达到。只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安定团结，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方针，就一定能够排除任何困难和问题，赢得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