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农村劳动力要离开土地在本县寻求生计，除极少数有相当文化或技艺者有机会受聘充当教职员或掌柜、管账、技工外，一般须直接或委托亲友向场店老板商求；无亲友可托者，则须找铺保或人保签订合同。工种一般有学徒工、勤杂工、跑外等。据调查，汶上县私营工商业者及其雇佣职工：1927年约计926人，1937年1042人。1938年日军侵占汶上，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1943年，职工降为882人。1948年6月降为425人。
1948年7月汶上解放后，县民主政府采取政府介绍就业和鼓励群众自行就业相结合方法，及时着手解决就业难问题。首先根据本县急需，吸收部分知识分子和具有专长的人参加了工作。1949年，建立国营汶上专酿专卖洒厂、百货经营组和粮食经营组，由政府招收职工140余人。此为汶上县全民职工队伍发展之始。1955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增长至2527人。在1956～1957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1692名私营工商业者及其雇佣人员，过渡为国家或集体正式职工。同年底，全民、集体职工发展至4712人。由于私营工商业者所存无几，此后就业方式完全转为政府统招统配。
1958～1959年，盲目追求“高指标”、“大跃进”，生产上搞人海战术，突击从农村招收工人，并将大批临时工转为正式工。1959年底，两种所有制单位职工骤增至7096人。
1962年整顿、纠偏。全县全民、集体企业职工精简为3050人。1963年后，经济出现好转势头，至1964年底，全民和集体职工回升到4290人，其中固定职工（即正式工，下同）4134人。
1966年上半年，拟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两种用工制度（即：固定工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并存），后因“文革”内乱而中断。在继之提出的“发展全民经济，限制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劳动就业继续实行由政府“统包统配”的单一形式，致使就业门路越走越窄，就业矛盾日趋尖锐。1970年始，不得不将招工对象限定在非农业户口的适龄青年范围内，而把广大农村青年排除于外。1968～1978年，动员本县“知青”406人到生产队插队，以变相加重农民负担的代价，换取了就业矛盾的暂时缓解。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插队知青竞相回城。为解决空前严重的就业矛盾，政府除扩大就业门路外，不得不迫使工商企业超编接受招工任务。1976～1978年，招工总数高达6680人，为前3年的2.8倍。其中招收返城知青2543人（包括外地插队知青）。有些干部职工不惜让子女退学，参加就业竞争。同时，由于“统包统配”难以照顾专业特长和个人志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青少年“读书无用”思想，致职工素质低下，生产效率低下问题长期未得改变。
1978年后，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经济体制改革方针，积极促进全民、集体、个体、联合体多种经济成分、经营方式的发展，迅速扩大了就业门路。在就业方法上，相应推行了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多种形式，逐步解决了由来已久的“就业难”问题。1979年始，全民和集体单位企业，实行由劳动局统一组织“公开招工，自愿报名，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招工办法，相对提高了招工质量。1981年4月，建县劳动服务公司（隶属劳动局），专司介绍就业、输送临时工、组织生产服务和职工培训等，至1983年，共安置城镇户口的待业青年1365人。1984～1987年，安置3543人。1985年始，工商企业推行合同工制度，初步打破了企业经营上的“大锅饭”、“铁饭碗”，提高了职工生产积极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职工队伍不断扩大。1987年，全县职工总计122252人，其中全民职工13997人、比1978年增长21%；集体职工7873人，比1978年增长99%；乡镇企业职工71220人，占58%；个体职工29162人，占24%。在全民和集体职工中，合同工3550人，占16.2%；临时工4433人，占20.3%。
第一节 劳动就业
解放前，农村劳动力要离开土地在本县寻求生计，除极少数有相当文化或技艺者有机会受聘充当教职员或掌柜、管账、技工外，一般须直接或委托亲友向场店老板商求；无亲友可托者，则须找铺保或人保签订合同。工种一般有学徒工、勤杂工、跑外等。据调查，汶上县私营工商业者及其雇佣职工：1927年约计926人，1937年1042人。1938年日军侵占汶上，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1943年，职工降为882人。1948年6月降为425人。
1948年7月汶上解放后，县民主政府采取政府介绍就业和鼓励群众自行就业相结合方法，及时着手解决就业难问题。首先根据本县急需，吸收部分知识分子和具有专长的人参加了工作。1949年，建立国营汶上专酿专卖洒厂、百货经营组和粮食经营组，由政府招收职工140余人。此为汶上县全民职工队伍发展之始。1955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增长至2527人。在1956～1957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1692名私营工商业者及其雇佣人员，过渡为国家或集体正式职工。同年底，全民、集体职工发展至4712人。由于私营工商业者所存无几，此后就业方式完全转为政府统招统配。
1958～1959年，盲目追求“高指标”、“大跃进”，生产上搞人海战术，突击从农村招收工人，并将大批临时工转为正式工。1959年底，两种所有制单位职工骤增至7096人。
1962年整顿、纠偏。全县全民、集体企业职工精简为3050人。1963年后，经济出现好转势头，至1964年底，全民和集体职工回升到4290人，其中固定职工（即正式工，下同）4134人。
1966年上半年，拟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两种用工制度（即：固定工和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并存），后因“文革”内乱而中断。在继之提出的“发展全民经济，限制集体经济，消灭个体经济”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劳动就业继续实行由政府“统包统配”的单一形式，致使就业门路越走越窄，就业矛盾日趋尖锐。1970年始，不得不将招工对象限定在非农业户口的适龄青年范围内，而把广大农村青年排除于外。1968～1978年，动员本县“知青”406人到生产队插队，以变相加重农民负担的代价，换取了就业矛盾的暂时缓解。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插队知青竞相回城。为解决空前严重的就业矛盾，政府除扩大就业门路外，不得不迫使工商企业超编接受招工任务。1976～1978年，招工总数高达6680人，为前3年的2.8倍。其中招收返城知青2543人（包括外地插队知青）。有些干部职工不惜让子女退学，参加就业竞争。同时，由于“统包统配”难以照顾专业特长和个人志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青少年“读书无用”思想，致职工素质低下，生产效率低下问题长期未得改变。
1978年后，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经济体制改革方针，积极促进全民、集体、个体、联合体多种经济成分、经营方式的发展，迅速扩大了就业门路。在就业方法上，相应推行了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多种形式，逐步解决了由来已久的“就业难”问题。1979年始，全民和集体单位企业，实行由劳动局统一组织“公开招工，自愿报名，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的招工办法，相对提高了招工质量。1981年4月，建县劳动服务公司（隶属劳动局），专司介绍就业、输送临时工、组织生产服务和职工培训等，至1983年，共安置城镇户口的待业青年1365人。1984～1987年，安置3543人。1985年始，工商企业推行合同工制度，初步打破了企业经营上的“大锅饭”、“铁饭碗”，提高了职工生产积极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职工队伍不断扩大。1987年，全县职工总计122252人，其中全民职工13997人、比1978年增长21%；集体职工7873人，比1978年增长99%；乡镇企业职工71220人，占58%；个体职工29162人，占24%。在全民和集体职工中，合同工3550人，占16.2%；临时工4433人，占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