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由于蒋介石推行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方针，加之其高级将领大多腐败无能，造成国民党区战场大溃败局面。日军长驱直入，很快侵占华北大片领土。1937年12月24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驱10万大军不战而逃。27日济南沦陷。1938年1月10日，汶上县国民党县长陶一鸣见济宁危急，挟县大队部分武装仓惶而去。1月16日，日军200余人轻取了汶上县城。
随着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土崩瓦解，一些名曰抗日，实则趁火打劫的土匪、民团、地主武装等杂牌队伍，一时蜂拥而起，到处敲诈勒索。日军进城后，汉奸国贼乘势活动。他们派捐要粮，掳男霸女，为虎作伥，无恶不作。全县一时哀鸿遍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汶上人民，对日军法西斯暴行和汉奸走狗的罪恶行径，无不切齿痛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丧权辱国和杂牌武装的胡作非为愤慨万分。群众中蕴藏已久的抗日怒火急待引发，热血沸腾的抗日力量急待组织。时汶上县尚未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此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汶上县早期革命者陈伯衡、曹志尚、刘起等挺身而出，自觉肩负起组织汶上人民抗日雪耻的重任，并在共产党员刘星指导下，一举发动了永安寺起义，于鲁西南点燃起抗日烽火。
早在1929年前后，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陈伯衡、曹志尚、刘起等人，就曾于县内组织领导过农民协会、教职工联合会等进步群众团体，进行过一些革命活动，有的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和打击。1937年初，刘起任汶上县义务教育委员会文书兼会计，曹志尚任十区老僧堂小学教员。多年的社会周折磨炼了其革命意志，复杂的政治风云砥砺了其报国之心。他们利用在教育界的影响和工作之便，于汶上城西门路南集股成立了一个力生合作社，刘起任名誉社长，曹麟周任经理，经营一些文化学习用品。目的在联络各方志士，寻求救国道路。他们经常于此召集各区乡农协骨干、进步知识分子纵论时事，抒发爱国热忱，秘密酝酿组织抗日救亡问题。
1937年10月中旬，在济南齐光中学任教务主任的陈伯衡随师生南撤路过汶上，会见了挚友刘起、曹志尚。当他了解刘、曹组织抗日武装计划和联络情况后，毅然决定弃教从戎，与乡人挚友共举抗日义旗。此后，力生合作社和伯衡故里城西周村，便成了汶上县抗日救亡的联络点。为便于接纳组织同志，他们秘密成立了“民族解放社”（主要吸收爱国知识分子）和“农民福利会”（主要吸收进步农民），并很快发展到500余人。其中，张场小学校长张云峰，义桥乡农学校教育主任孟晓东，力生合作社经理曹麟周，杨集村的杨卓亭，崔辛庄的崔孝堂，齐岗村的齐刚，县城路街的路廉本，阙庄的王英如（后叛变），东平县的田怀显、田怀先等人，分别成为这两个组织的重要骨干。秘密联络点也由两处，逐步扩大到张楼小学、张场小学、双楼、杨集、梁宝寺、老僧堂、齐岗和东平县的田大店等10处。
随着组织力量不断扩大，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走的问题便尖锐提了出来。陈、曹、刘三人都曾于1928年前后加入过国民党，他们从各自经历和长期实践中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认定要想真正抗日救国，只有听从共产党领导；任何别的选择非但靠不住，而且很危险。统一意见后，大家公推陈伯衡去寻求共产党人来汶上领导抗日。
1937年11月初，陈伯衡通过民先队员孟晓东，两赴济宁，找到中共鲁西南地下工委成员江明。江明热情称赞了汶上义士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遣刚刚调济的三路军政训处干部、共产党员刘星，以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名义，协助陈伯衡等组织骨干，发动起义。
刘星详细听取汇报后，首先向领导骨干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钱出钱”，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和中共山东省委制订的抗日游击队十条纲领等，继之部署分赴各区进一步扩大动员，筹备枪支弹药，并决定将民族解放社、农民福利会合并为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
1938年1月14日，刘星、陈伯衡等于战湾村王相三洒店（此时力生合作社已由城内迁此）召开了部分领导骨干会议，决定了举行武装起义时间、地点及有关事项。
1938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六），汶上、东平两县爱国志士毅然放弃春节团聚，化装携带各自动员或买来的武器，冒着凛凛刺骨寒风，从四面八方奔向原汶上县老七区申垓村的永安寺，在鲁西南最先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因时局动荡，杂牌队伍骚扰，部分成员临阵产生观望情绪，没有按期到达起义地点。城东二、五区成员，因联络人柳梦英临时出走，也未能集合起来。至2月12日，陆续到达起义地点的仅100余人。其中，有教师、学生、青年农民、商人、手工业者，也有爱国的国民党溃兵。陈伯衡携其侄子陈允桐、陈允梅、陈允枫同时参加起义，自带长枪2支、短枪1支。
起义队伍正式命名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刘星分工政治工作，陈伯衡、曹志尚负责军事行政，刘起负责后勤。同年3月底，编为两个中队，一个宣传队。以后，随着队伍不断壮大和斗争需要，先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十支队挺进队、十支队东进梯队、六支队一团、东汶宁游击支队、汶郓巨嘉游击支队、鲁西区第八支队、八路军黄河支队三团等。自永安寺起义到三团南下，两年间，他们克服生活、装备上的种种困难，冲破日伪、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先后转战于汶上、东平、宁阳、肥城、泰安、东阿、长清、冠县、嘉祥、巨野、郓城、济宁等黄河两岸的十几个县、市，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给日本侵略军和汉奸伪军以沉重打击。
永安寺起义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由于蒋介石推行片面抗战和单纯防御方针，加之其高级将领大多腐败无能，造成国民党区战场大溃败局面。日军长驱直入，很快侵占华北大片领土。1937年12月24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驱10万大军不战而逃。27日济南沦陷。1938年1月10日，汶上县国民党县长陶一鸣见济宁危急，挟县大队部分武装仓惶而去。1月16日，日军200余人轻取了汶上县城。
随着国民党地方政权的土崩瓦解，一些名曰抗日，实则趁火打劫的土匪、民团、地主武装等杂牌队伍，一时蜂拥而起，到处敲诈勒索。日军进城后，汉奸国贼乘势活动。他们派捐要粮，掳男霸女，为虎作伥，无恶不作。全县一时哀鸿遍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汶上人民，对日军法西斯暴行和汉奸走狗的罪恶行径，无不切齿痛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丧权辱国和杂牌武装的胡作非为愤慨万分。群众中蕴藏已久的抗日怒火急待引发，热血沸腾的抗日力量急待组织。时汶上县尚未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此国难当头，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汶上县早期革命者陈伯衡、曹志尚、刘起等挺身而出，自觉肩负起组织汶上人民抗日雪耻的重任，并在共产党员刘星指导下，一举发动了永安寺起义，于鲁西南点燃起抗日烽火。
早在1929年前后，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陈伯衡、曹志尚、刘起等人，就曾于县内组织领导过农民协会、教职工联合会等进步群众团体，进行过一些革命活动，有的受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和打击。1937年初，刘起任汶上县义务教育委员会文书兼会计，曹志尚任十区老僧堂小学教员。多年的社会周折磨炼了其革命意志，复杂的政治风云砥砺了其报国之心。他们利用在教育界的影响和工作之便，于汶上城西门路南集股成立了一个力生合作社，刘起任名誉社长，曹麟周任经理，经营一些文化学习用品。目的在联络各方志士，寻求救国道路。他们经常于此召集各区乡农协骨干、进步知识分子纵论时事，抒发爱国热忱，秘密酝酿组织抗日救亡问题。
1937年10月中旬，在济南齐光中学任教务主任的陈伯衡随师生南撤路过汶上，会见了挚友刘起、曹志尚。当他了解刘、曹组织抗日武装计划和联络情况后，毅然决定弃教从戎，与乡人挚友共举抗日义旗。此后，力生合作社和伯衡故里城西周村，便成了汶上县抗日救亡的联络点。为便于接纳组织同志，他们秘密成立了“民族解放社”（主要吸收爱国知识分子）和“农民福利会”（主要吸收进步农民），并很快发展到500余人。其中，张场小学校长张云峰，义桥乡农学校教育主任孟晓东，力生合作社经理曹麟周，杨集村的杨卓亭，崔辛庄的崔孝堂，齐岗村的齐刚，县城路街的路廉本，阙庄的王英如（后叛变），东平县的田怀显、田怀先等人，分别成为这两个组织的重要骨干。秘密联络点也由两处，逐步扩大到张楼小学、张场小学、双楼、杨集、梁宝寺、老僧堂、齐岗和东平县的田大店等10处。
随着组织力量不断扩大，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走的问题便尖锐提了出来。陈、曹、刘三人都曾于1928年前后加入过国民党，他们从各自经历和长期实践中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认定要想真正抗日救国，只有听从共产党领导；任何别的选择非但靠不住，而且很危险。统一意见后，大家公推陈伯衡去寻求共产党人来汶上领导抗日。
1937年11月初，陈伯衡通过民先队员孟晓东，两赴济宁，找到中共鲁西南地下工委成员江明。江明热情称赞了汶上义士们的爱国主义精神，遣刚刚调济的三路军政训处干部、共产党员刘星，以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名义，协助陈伯衡等组织骨干，发动起义。
刘星详细听取汇报后，首先向领导骨干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钱出钱”，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和中共山东省委制订的抗日游击队十条纲领等，继之部署分赴各区进一步扩大动员，筹备枪支弹药，并决定将民族解放社、农民福利会合并为中华民族抗日解放先锋队。
1938年1月14日，刘星、陈伯衡等于战湾村王相三洒店（此时力生合作社已由城内迁此）召开了部分领导骨干会议，决定了举行武装起义时间、地点及有关事项。
1938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六），汶上、东平两县爱国志士毅然放弃春节团聚，化装携带各自动员或买来的武器，冒着凛凛刺骨寒风，从四面八方奔向原汶上县老七区申垓村的永安寺，在鲁西南最先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因时局动荡，杂牌队伍骚扰，部分成员临阵产生观望情绪，没有按期到达起义地点。城东二、五区成员，因联络人柳梦英临时出走，也未能集合起来。至2月12日，陆续到达起义地点的仅100余人。其中，有教师、学生、青年农民、商人、手工业者，也有爱国的国民党溃兵。陈伯衡携其侄子陈允桐、陈允梅、陈允枫同时参加起义，自带长枪2支、短枪1支。
起义队伍正式命名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队。刘星分工政治工作，陈伯衡、曹志尚负责军事行政，刘起负责后勤。同年3月底，编为两个中队，一个宣传队。以后，随着队伍不断壮大和斗争需要，先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十支队挺进队、十支队东进梯队、六支队一团、东汶宁游击支队、汶郓巨嘉游击支队、鲁西区第八支队、八路军黄河支队三团等。自永安寺起义到三团南下，两年间，他们克服生活、装备上的种种困难，冲破日伪、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先后转战于汶上、东平、宁阳、肥城、泰安、东阿、长清、冠县、嘉祥、巨野、郓城、济宁等黄河两岸的十几个县、市，历经大小战斗数十次，给日本侵略军和汉奸伪军以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