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组织 1951年奉山东省人民政府指示，于各区、乡、村建立民事调解组织，发展调解人员598名。1962年底，调解人员增至1675人（其中男1450人，女225人）。1965年对全县15处公社450个调解委员会进行了组织整顿。其中组织较健全、发挥作用较好的有400个，占89%。年底各级调解人员增至3150人。“文革”动乱中，调解工作被诬为“搞阶级调和”，多数调解组织陷于瘫痪。
1978年后，基层调解委员会逐步恢复发展至692个。其中公社15个，管区95个，工厂34个，大队547个，居委会1个。调解人员增至3380人。1983年，对基层调解委员会进行了整顿，并为调解人员落实了待遇，较好地调动了积极性。1987年，全县建调解委员会559个，有调解人员2224人，培训调解人员2743人（次）。全县设调解干部的企业有17处共24人。一类调解委员会为209个，二类调解委员会为329个，三类调解委员会为21个。全县评选先进集体79个，先进个人58人。
调解工作 基层调解组织建立之初，主要协助司法人员调解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1952年后，区、乡调解委员会调处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大量民事纠纷，巩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1962年，调处“大跃进”、“共产风”造成的各种民事纠纷5417件，增强了人民内部团结。1963年1～10月，在甄别平反工作中调处各类民事纠纷3804件，相当同期受理民事案件的16倍多。1978年后，农民要求落实房权、树权、宅基、荒片使用权的案件增多。1979年，全县发生民事纠纷842起，由公社、管区、大队调处607起，占72%。1980～1983年农村逐步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争田、争水、争打轧、争牲畜、争农机具的季节性“五争”纠纷剧增，先后调处1921件，巩固并促进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1984年，调处涉及“两户一体”（重点户、专业户、经济联合体）的纠纷748件，较好地保护了城乡商品生产的合法权益。1983～1987年，在“严打”和“经打”斗争中，民事调解防止了大量矛盾的激化和转化，并向有关部门调查提供了犯罪事实和线索。
1981～1987年民事纠纷受理调处情况表
第二节 民事调解
调解组织 1951年奉山东省人民政府指示，于各区、乡、村建立民事调解组织，发展调解人员598名。1962年底，调解人员增至1675人（其中男1450人，女225人）。1965年对全县15处公社450个调解委员会进行了组织整顿。其中组织较健全、发挥作用较好的有400个，占89%。年底各级调解人员增至3150人。“文革”动乱中，调解工作被诬为“搞阶级调和”，多数调解组织陷于瘫痪。
1978年后，基层调解委员会逐步恢复发展至692个。其中公社15个，管区95个，工厂34个，大队547个，居委会1个。调解人员增至3380人。1983年，对基层调解委员会进行了整顿，并为调解人员落实了待遇，较好地调动了积极性。1987年，全县建调解委员会559个，有调解人员2224人，培训调解人员2743人（次）。全县设调解干部的企业有17处共24人。一类调解委员会为209个，二类调解委员会为329个，三类调解委员会为21个。全县评选先进集体79个，先进个人58人。
调解工作 基层调解组织建立之初，主要协助司法人员调解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1952年后，区、乡调解委员会调处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大量民事纠纷，巩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1962年，调处“大跃进”、“共产风”造成的各种民事纠纷5417件，增强了人民内部团结。1963年1～10月，在甄别平反工作中调处各类民事纠纷3804件，相当同期受理民事案件的16倍多。1978年后，农民要求落实房权、树权、宅基、荒片使用权的案件增多。1979年，全县发生民事纠纷842起，由公社、管区、大队调处607起，占72%。1980～1983年农村逐步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争田、争水、争打轧、争牲畜、争农机具的季节性“五争”纠纷剧增，先后调处1921件，巩固并促进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1984年，调处涉及“两户一体”（重点户、专业户、经济联合体）的纠纷748件，较好地保护了城乡商品生产的合法权益。1983～1987年，在“严打”和“经打”斗争中，民事调解防止了大量矛盾的激化和转化，并向有关部门调查提供了犯罪事实和线索。
1981～1987年民事纠纷受理调处情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