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1957年，配合“肃反”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共受理公安提请批捕案件742起，呈分院批准逮捕462起，审查起诉466起，有罪判决386起，其中地、富倒算案占30%，反革命案占40%。
1958年，检察工作同公安等工作一样被迫制定“跃进指标”，规定审查批捕案件每人每日平均办理10起，并在24小时内完结；审查起诉案件每人每日办理3起，重大复杂案件在3日内完结。继为适应“更大跃进”需要，公、检、法联合成立“跃进办公室”，实行“鸣放办案”，大堂搬到工地上，大力推广“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一员代三员，一长代三长”的“成功经验”。这个所谓“成功经验”，实为一长专制、独家办案的“一锅煮”，打乱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的职能，取消了相互间的监督和制约作用。1959年“反右倾，鼓于劲”，检察工作“持续跃进”。10月，向全省兄弟县、市发出开展“三百”（上呈批捕案件批准率达到100%，起诉法院的案件100%的有罪判决，凡应出庭的案件100%的出庭支持公诉）友谊竞赛倡议书。两年共受理公安提请批捕案件1097起，呈分院批准逮捕的797起；受理公安移送起诉823起，审查起诉820起。由于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轻罪重判等失误不断发生。
1960～1963年，批捕、起诉案件改为“个人阅卷，集体研究，检察长审查，党委决定”的办案制度和“案案回头，月月复查，季季总结”的复查制度。其间，因受蒋介石叫嚣窜犯大陆的蛊惑，政治犯罪和刑事犯罪案有所上升，3年共受理公安提请批捕案犯1184人，其中反革命案犯591人，刑事案犯593人；呈分院批捕651人。同期受理公安移送起诉案犯618人，决定起诉591人。在月月复查中，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相对减少了失误。
1964～1966年，检察工作以保卫“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为中心，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依靠群众办案，实行群众专政”的“左”倾错误方针。汶上非“四清”重点县，受阶级斗争扩大化影响较小，3年受理公安提请批捕案犯197人，批准逮捕93人，受理起诉案犯76人，决定起诉75人。
“文革”期间，军管组统管办案，取消检察工作。1979年将批捕权还属检察院。1980年全面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逐步加强检察工作的侦察监督和审判监督作用。是年，号称“八大金刚”之一的罪犯赵新喜结伙盗窃一案，因同案犯多，作案时间长（1973～1980年），次数多，作案地点分散（3县1市20多个大队），每次作案人犯不同，公安认定被告6人，作案41次。经审查，发现有遗漏罪行和被告，火速配合公安局补充侦查，复查出被告2人，查清作案76次，对8人提出起诉，法院均作了有罪判决。1978～1981年，受理审查批捕案件107起、140人，批准逮捕81起，110人；受理起诉案件90起、116人，决定起诉80起、105人；出庭公诉65次，发表公诉词24份，向公安机关提出书面或口头纠正违法3件次，向法院提出抗诉2件次。
1982～1984年，先后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采取“四定一包”（定领导、定人员、定措施、定时间，一组包一案）办案责任制，提高了办案效率和质量。1983年8月20日～9月15日，李玉根等5人犯罪团伙连续抢劫16次，案情严重、复杂。由于从快深入案发地调查取证，4天办结起诉，法院依法从重作了判决。3年间，受理批捕案犯617人，批准逮捕485人；受理起诉案件317起、502人，起诉248起，394人；向公安机关提出书面或口头纠正违法64次。
1986～1987，刑事检察以7类刑事犯罪为重点。由于坚持参与现场勘验、公安预审、提前了解案情、疑难案件及时向上级汇报等办法，办案质量进一步提高。两年共受理批捕案件71起、91人，批准逮捕83人，占受理数的92%；受理起诉案件63起、76人，决定起诉55起、67人，起诉率为90%，且未出现一例漏捕、错捕。
第一节 刑事检察
1955～1957年，配合“肃反”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共受理公安提请批捕案件742起，呈分院批准逮捕462起，审查起诉466起，有罪判决386起，其中地、富倒算案占30%，反革命案占40%。
1958年，检察工作同公安等工作一样被迫制定“跃进指标”，规定审查批捕案件每人每日平均办理10起，并在24小时内完结；审查起诉案件每人每日办理3起，重大复杂案件在3日内完结。继为适应“更大跃进”需要，公、检、法联合成立“跃进办公室”，实行“鸣放办案”，大堂搬到工地上，大力推广“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一员代三员，一长代三长”的“成功经验”。这个所谓“成功经验”，实为一长专制、独家办案的“一锅煮”，打乱了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的职能，取消了相互间的监督和制约作用。1959年“反右倾，鼓于劲”，检察工作“持续跃进”。10月，向全省兄弟县、市发出开展“三百”（上呈批捕案件批准率达到100%，起诉法院的案件100%的有罪判决，凡应出庭的案件100%的出庭支持公诉）友谊竞赛倡议书。两年共受理公安提请批捕案件1097起，呈分院批准逮捕的797起；受理公安移送起诉823起，审查起诉820起。由于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轻罪重判等失误不断发生。
1960～1963年，批捕、起诉案件改为“个人阅卷，集体研究，检察长审查，党委决定”的办案制度和“案案回头，月月复查，季季总结”的复查制度。其间，因受蒋介石叫嚣窜犯大陆的蛊惑，政治犯罪和刑事犯罪案有所上升，3年共受理公安提请批捕案犯1184人，其中反革命案犯591人，刑事案犯593人；呈分院批捕651人。同期受理公安移送起诉案犯618人，决定起诉591人。在月月复查中，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相对减少了失误。
1964～1966年，检察工作以保卫“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为中心，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依靠群众办案，实行群众专政”的“左”倾错误方针。汶上非“四清”重点县，受阶级斗争扩大化影响较小，3年受理公安提请批捕案犯197人，批准逮捕93人，受理起诉案犯76人，决定起诉75人。
“文革”期间，军管组统管办案，取消检察工作。1979年将批捕权还属检察院。1980年全面实施《刑法》、《刑事诉讼法》，逐步加强检察工作的侦察监督和审判监督作用。是年，号称“八大金刚”之一的罪犯赵新喜结伙盗窃一案，因同案犯多，作案时间长（1973～1980年），次数多，作案地点分散（3县1市20多个大队），每次作案人犯不同，公安认定被告6人，作案41次。经审查，发现有遗漏罪行和被告，火速配合公安局补充侦查，复查出被告2人，查清作案76次，对8人提出起诉，法院均作了有罪判决。1978～1981年，受理审查批捕案件107起、140人，批准逮捕81起，110人；受理起诉案件90起、116人，决定起诉80起、105人；出庭公诉65次，发表公诉词24份，向公安机关提出书面或口头纠正违法3件次，向法院提出抗诉2件次。
1982～1984年，先后贯彻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采取“四定一包”（定领导、定人员、定措施、定时间，一组包一案）办案责任制，提高了办案效率和质量。1983年8月20日～9月15日，李玉根等5人犯罪团伙连续抢劫16次，案情严重、复杂。由于从快深入案发地调查取证，4天办结起诉，法院依法从重作了判决。3年间，受理批捕案犯617人，批准逮捕485人；受理起诉案件317起、502人，起诉248起，394人；向公安机关提出书面或口头纠正违法64次。
1986～1987，刑事检察以7类刑事犯罪为重点。由于坚持参与现场勘验、公安预审、提前了解案情、疑难案件及时向上级汇报等办法，办案质量进一步提高。两年共受理批捕案件71起、91人，批准逮捕83人，占受理数的92%；受理起诉案件63起、76人，决定起诉55起、67人，起诉率为90%，且未出现一例漏捕、错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