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考
有缗国考
我国的先秦时期,在鲁西南及豫东一带,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沼泽,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处在今山东巨野和嘉祥一带的大野泽。在大野泽与古泗水之间,就是著名的古“亢父之险”。这是先秦时期从山东的政治文化中心曲阜,走向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在这条从东北汶、泗流域,走向西南中原河、洛地区的交通路线上散布着一系列华夏化的东夷族所建立的国家。有缗国就是其中的一个。
有缗即缗国。缗音民,《谷梁传》作“闵”。
有缗国,姚姓,虞舜的后裔。历史学家雷学淇在《竹书记年义证》中有此说法。清同治元年的《金乡县志》谓:“缗国系舜子季禧所封。”当亦有所本。舜原属东夷族,史有记载并为学者公认。在汶河北岸的今肥城南部,至春秋时期尚有虞舜的后裔国遂国。从汶、泗流域往西南,舜的后裔国还有金乡县的缗国;河南省虞城县的虞国;淮阳县的陈国。史前时期,太皞、虞舜等所率领的东夷族,先后从汶、泗流域出发向西南挺进,在大野泽东南边上的交通要道上,留下济宁市东南的风姓有仍国;在济宁市南留下了妊姓邿国;在大野泽的东南边上的要道旁留下了姚姓有缗国;又往西南发展至孟诸泽的东边,留下了有虞国;再往西南至太皞故墟,今河南淮阳一带,又建立了陈国。东夷族先后多次挺进中原地区,参加了众多部族的大融合,对华夏族及华夏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条东夷族由东北向西南发展的路线,不仅有文献的记载,可寻的遗迹,而且得到近些年来,考古发掘研究的科学证明。所以,有缗国是华夏化的东夷古国。
有缗国是夏代就存在的古国。夏朝末年,夏桀的暴虐统治,遭到众属国的反对,为压服叛离的东夷众邦国,夏桀在有仍国召开一次盟会,结果激起了有缗国的反抗,夏桀费尽气力才战败了有缗国,但没能压服东夷诸国的叛离。在东夷诸国叛离夏桀的情况下,商汤和伊尹才敢于和能够出兵讨伐并推翻夏桀的统治。《左传》昭公四年(前538):椒举曰:“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杜预注:“仍、缗皆国名。”《韩非子·十过篇》:“昔者桀为有戎之会,而有缗叛之”;旧注:“有戎、有缗皆国名。”《史记·楚世家》伍举曰:“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贾逵注曰:“仍、缗,国名也。”《左传》昭公十一年(前531)晋国叔向对韩宣子曰:“桀克有缗,以丧其国。”上述史料证明:有缗确系夏代古国,并在夏桀举行有仍之会时,是个敢于首先公开反抗夏桀暴虐统治的古国。
有缗国的故城址,在今金乡县城东北二十五里高庄、邢庄、夏庄、东门屯之间的缗城堌堆。《三国志集解》注引﹝一统志﹞:“东缗故城在今山东济宁州金乡县东北二十里。”今学者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谓缗国故址在“今山东金乡县东北二十五里,旧名缗城阜。”在金乡县城东北也确实多年就存在一个缗城堌堆。所以,缗国故城在金乡县城东北二十五里,是比较明确的。
长期以来,有些史学者常将缗国故城址与缗邑城址、东缗县故城址相混,其实三者是不能混为一处的。夏代的缗国故城址在缗城堌堆已如上述。春秋、战国时期,在今金乡县境东部就建立了缗邑,先属于宋国,后属于齐国。其城址可能仍在缗国故城的缗城堌堆,也可能已迁至今金乡县城。因为战国时齐国大臣邹忌曾在缗邑城观望南边的宋国,缗邑城只能靠南,才能观望南边的宋国;再则苏秦游说六国时,只提到“亢父之险”而没提到缗邑,实则缗国故址正在“亢父之险”的南端,可能缗邑城已南迁菏水之南,所以,只提亢父,没提缗邑。秦时,在金乡县境东部设东缗县。秦二世三年,即公元前207年2月,刘邦的大将周勃“攻爰戚,东缗。”这证明秦时即已设东缗县。西汉时仍有东缗县。秦、汉时期在离缗国故城址北边十里的地方,设置了亢父县,不大可能在这样近的地方再设东缗县城。所以,秦、汉时的东缗县城也很可能就是在今金乡县城,而不是在缗国故城。东汉、三国时期,东缗县城都在今金乡县城,这是为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菏水注》中所具体证明了的。为此,《山东通志》明确记载:“东缗县故城即今金乡县治,春秋,宋缗邑,汉置县属兖州山阳郡。”
有仍、有缗不是一国。
《左传》及其注疏等文献,有关有缗、有仍两国的记载,自相矛盾,有时把有缗、有仍说成一国;有时则又把有缗、有仍说成两国。
说成一国的有:《左传》哀公元年:“伍员曰: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 ,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杜预注云:“后缗,有仍氏女。”《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有大致与此相同的内容。贾逵注曰:“缗,有仍之姓也。”又云:“有仍,国名,后缗之家。”读这些史料,知有缗、有仍是一国,缗是有仍国姓,有仍只是后缗的母家,至于有仍国的地望,没有说明。
说成两国的有:《左传》昭公四年“椒举曰:夏桀有仍之会,有缗叛之。”杜预注:“仍、缗皆国名。”《韩非子·十过篇》:“昔者桀为有戎之会,而有缗叛之。”旧注:“有戎、有缗,皆国名。”《史记·楚世家》伍举曰:“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贾逵在这里注云:“仍、缗,国名。”读这些史料,又知有缗与有仍,明显的是两个国家,有缗是另一国名,而不是有仍的国姓。
根据学习所得,我认为:有缗与有仍为两国,而不是一国。其根据:
一、文献材料足以证明是两国,而非一国。同是一部《左传》,同是一位著名学者杜预、贾逵,前后说法不一,自相矛盾。但都曾明白地说明有缗、有仍是两国。
二、有仍国即是后来的任国,直到战国时期,才被灭掉。仍、任字声相近,两字古时相互通用。《左传》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谷梁传》桓公五年“天王使任叔之子来聘。”同一时,同一事,同一人,而分用仍、任两个字,可见两字古时通用,仍国即任国。《汉书·地理志》“东平国,任城,故任国,太昊后,风姓。”《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唐司马贞所作的《索隐》中称:“案:<地理志>东平国有任县,盖古仍国。”《路史·国名记》载:“太昊后任国,或曰仍也。”史学家秦嘉谟的《世本辑补》;雷学淇的《竹书义证》;顾颉刚的《有仍国考》;一九七五年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都是以有仍国即后来的任国。
三、从两国现存的遗址看,也是两国。
有仍国故城址,据《汉书·地理志》、清朝的《山东通志·古迹》及今《中国历史地图集》都指明是在今济宁市东南四十里泗水边上的仲家浅。而有缗国的故城址,则自古以来就明确在今金乡县城东北二十五里的缗城堌堆,遗丘至今宛然犹在。有仍、有缗两国都在“亢父之险”的交通要道上,一个在“亢父之险”的北端,一个则在其南头,两者明显的不是一地而是两国。
关于有缗国的历史,可以暂做上述结论。但有关缗国的文献太少,甲骨、彝器更没发现,因之总感史证不足,结论无力。直到现在还没见到专论缗国的论文。此篇小文谨做引玉之砖,希望得到较多的指正和补充。
(苏廷光)
万福河史考
在今鲁西南和豫东地区的许多河流中,形成的时间最早,在历经沧桑之变而能够康保至今的唯一古河,就是万福河。
万福河是横贯鲁西南的一条干流。曾名柳林河,简称柳河,还有一些别名,古名菏水,相沿两千多年,直到明、清之际,文献上犹称“菏水”。
在鲁西南和豫东的水利建设及农业发展都已取得重大成就的现阶段,探讨古菏水的原来面貌,以及从菏水到五丈河、到柳河、到万福河的演变过程,对研究鲁西南平原的自然、经济、地理和今后的发展趋势,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史前时期就有菏水
大约在距今六千年左右,古黄河冲击扇向东发展,与来自沂蒙山区的泗、汶冲击扇接壤,构成巨大的黄淮平原。平原形成的初期,直到春秋时期,黄河没有完全的堤防,每年季节性的漫流泛滥,黄河从孟津东向直奔今鲁西南一带,再加地势一直是西高东低,自然形成一些东西向的河流,菏水就是其中留存下来的一条。所以,在史前时期,菏水就已形成。
史前的鲁西南、豫东地区,河流纵横,密如蛛网,湖泽众多,水域较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下游阶段的黄河起着重大的分洪、滞洪、放淤等调节水量的自然水库作用,对农田灌溉以及湿润气候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西边仰韶文化的戎羌族和东方大汶口文化的东夷族,都来到鲁西南和豫东这块肥美的平原上。长期的接触、交流、融合,孕育出著名的河南龙山文化和华夏族的前身——部族联盟。太昊、神农、黄帝、颛顼、尧、舜等,都是史前时期就活动在菏水流域及其附近的历史人物。
先秦时期的菏水
在夏朝时期,菏水的西端北岸就有三 国(在今定陶县北)(1),南岸有莘国(今曹县西北)(2)。菏水的东段北岸又有有缗国。这都是古文献明确记载的沿菏水而居的夏时方国。这些方国的位置证明菏水的客观存在,因古代部落、部落国、方国都是傍河水而居的。
在商朝时期,莘国、 国仍然存在,而在菏水东段北岸又有邿国(在今济宁市区南25公里的喻屯乡的张庄村北)。
西周时期,菏水南岸有曹国(在今定陶)、郜国(在今成武县郜村集)、茅国(在今金乡县西南部),都是新封的姬姓国,一条线式地分封在菏水南岸,说明菏水的存在、土地的肥沃和是东西向的水、陆交通要道,周王才把自已的子弟分封在这里。
以上是仅就有限的文献记载和当今地质学、考古学的研究成就,来论证菏水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和在史前时期就早已形成。《尚书·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潴,东源底平……浮于淮泗,达于菏”;又载济水“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导菏泽、被孟潴”。《史记》和《汉书·地理志》都肯定和重复了《禹贡》的上述记载。我认为《禹贡》的上述记载是符合三代,特别是西周时期的史实的。在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提到菏水和菏泽,并提到他们在河流系统中的地理位置。“浮于淮泗,达于菏”就是说包括今山东临沂地区和江苏北部的古徐州的许多方国,对中央王朝的贡赋是经由淮、泗入菏水,再经济水入黄河送往中原洛阳一带的。《禹贡》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它假托是夏禹治水时期的作品。《禹贡》虽非夏禹时期的作品,但记载的大都是夏朝,特别是西周时期的历史地理,保存了我国古代的重要地理资料,是权威性的著作。后来地志之书,自《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以及后来各代地理专著,无不以《禹贡》为依据。《禹贡》明确地告诉我们菏水在三代时期就已存在,其源是陶邑附近的菏泽;其流是东向流入泗水,其作用是运输徐州一带的贡赋至中原。
春秋末年的《国语·吴语》记载:“吴王夫差既杀申胥(即伍子胥),不稔於岁,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於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於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十八里桑园村)。”这是古文献中最早的关于菏水的具体记载。
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打败齐国以后,又企图与晋国争锋。当时的晋国在黄河以北,夫差想依靠水路运输他的军队北上争霸。刚刚疏浚过邗沟的吴国水工经过调查选择,发现菏水的西端济水出于黄河而东北流经定陶,菏水东头注入的泗水又东南流入淮河,菏水是处在黄、淮两大河系之间距离最近的河道,所经两岸都是平原,湖泽众多,水源充足,疏浚菏水是当时的最佳方案。大约在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将菏水深挖疏浚,放宽加深,成为东西畅流的航道。公元前482年,吴国的军队循着邗沟北上入淮、入泗由泗入菏西向,再由菏入济,到达济水岸边的黄池和晋定公会盟。从而使“浮於淮、泗,达于菏”的运输量迅速增加,南北交通很快改观,也立即促进了菏、济会合口上之陶邑的繁荣和发展。著名的政治家端木赐和陶朱公范蠡都到陶邑经商。端木赐经商于曹、鲁之间,就是来往于菏水及其南岸的水陆运输大道上,结果是家累千金(5)。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助越灭亡吴国后,离越入齐,又从齐到达菏水上游的陶邑,坐地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6)陶邑后来称定陶,是当时中原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就是依靠它北临济水,东向有菏水沟通泗、淮的地理条件形成的。战国时期,齐、秦、赵三大强国都曾想夺取定陶,后来秦国夺取了定陶作为权臣魏冉的封邑,后又扩大为包括整个菏水流域并沿“亢父之险”东北直到今宁阳县北的汶水南岸(7)的陶郡。汉朝初期又在菏水沿岸,先后建立了济阴国、山阳国、定陶国、昌邑国。菏水南岸各国相望,水甘土肥,人口稠密为全国之最,只辖有九个县的济阴郡,就有人口一百三十八万之多(8)。汉代三大纺织手工业中心,菏水流域就有两个,一个是菏水东边的亢父,一个是地处菏水上游的定陶。它们的丝织品,不仅畅销全国,而且沿“丝绸之路”而远销国外(9)。从春秋末年直到西汉文帝时,是菏水流域的黄金时代。
是黄河在史前时期造就了鲁西南的许多条河流和众多块湖泽;也是黄河用其泥沙,淤平了这些河、泽。菏水就是历经沧桑,硕果仅存的一个。“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帝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虽然不久就堵塞了决口,鲁西南广大地区却遭到严重水灾。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决於瓠子口,东南流入巨野泽,又流入淮、泗,往东南流去,今豫东、鲁西南及徐州周围广大地区都被黄水淹没。中间经历了23年之久没有堵塞决口,直到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亲临指挥,才堵塞了瓠子口,并建宣房宫于塞口上。汉武帝还为此作“瓠子之歌”二首,其末句是“宣房塞兮万福来(10)”,后人将菏水改称万福河,可能与此有关。
西汉平帝时,黄河、汴河都决口泛滥,济水、汴渠、菏水等河流都遭到严重破坏。决口不堵长期泛滥兖、豫等地。历经王莽、东汉光武时期,直到东汉明帝十三年(70)才完成堵塞决口,修浚河、汴分流工程。西汉武帝及汉平帝这两次黄河决口,将包括整个菏水流域在内的今豫东、鲁西南地区淹没将近九十年之久。不仅广大人民遭到严重的灾害,鲁西南、豫东的地貌亦遭到严重的改变。菏水也必然遭到严重的破坏,但菏水仍然存在,其西端的定陶,仍为济阴郡的首府;中游的昌邑不仅仍是山阳郡的首府,并且还是兖州刺史部的所在地;其下游则濒临著名的任城国。但人口大大减少了,每县由过去的十万多,减少为每县六万多。如从汉文帝三年(前179)算起至东汉明帝十三年(77),二百五十年期间,是菏水的第一个灾难时期。
经过汉明帝时著名的水利专家王景的治理,在今河南广武县的汴口,分黄河水流入汴水、济水、菏水。历经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六百多年没有发生大的黄河决口泛滥。这是菏水复苏和比较稳定时期。
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领兵伐北燕,自淮入泗,自泗入菏,由菏水西上于六月至今金乡城北,舍舟登陆,北上至当时的金乡县城(在今嘉祥县城南20公里的阿城铺)。时值六月,天旱水道不通,乃从亢父县城西(大约在今金乡县卜集乡以东地带)往西北挖河道150公里入北清河(济水)至今长清县与黄河相通,谓之桓公沟(或渎),使桓温五万大军舳舻数百里由淮、泗、菏、济入黄河,进军到枋头。这一史实证明当时的菏水在天亢旱,水道不通的旱季里,其下游犹可通航运输几万大军。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太尉刘裕西征后秦,还是将水军自淮、泗入清至河西上的,又一次疏凿过桓公渎和利用了菏水(11)。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宋将到彦之率水军攻魏,又沿这条水路自淮入泗,由泗入菏,从桓公沟北上,从4月到7月才走到须昌(12)(今山东东平县西北十五里)。这是第三次利用菏水运输大批军队。
《水经注》中关于菏水之记载
东汉桑钦的《水经》卷八:“济水又东至乘氏县西,分为二:其一水东流者,过乘氏县南,又东过昌邑县北,又东过金乡县南(旧县)又东过东缗县北,又东过方与县北,为菏水,菏水又东过湖陆县(在今微山县夏镇西北29公里,昭阳湖西,大沙河西岸张楼乡的城子庙)南,东入於泗水。”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卷八:“南为菏水,北为济渎……菏水分济于定陶东北,菏水又东过昌邑县故城北,《郡国志》曰山阳有金乡县,菏水过其故城南。菏水又东过汉平狄将军扶沟侯淮阳朱鲔冢。菏水又东过东缗县故城北(今金乡县城)。菏水东过重乡城南。菏水又东过武棠亭(今鱼台县谷亭镇西北10公里武台村西)北。菏水又东经泥母亭北。”
五代、北宋建都汴京(今开封),处四战之地,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大梁(即开封)舟车所会,便于漕运。北宋浚河三道通京师漕运曰:汴河、惠民、广济(五丈河)(13)。宋朝初年吴越王钱镠进贡宝犀带。宋太祖赵匡胤曰“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镠请宣示,上笑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钱镠大为愧服(14)。五丈河又名广济河,其广五丈故名。它包括古济水中段和整个菏水。
自从东汉王景治理黄河后,菏水、济水都与汴水一块在汴口承受黄河水为水源,虽保证了水源的供应,但水道也易为黄水泥沙所淤塞。早在东晋、南北朝初期,菏水水运就往往中断,唐朝初年济水中游就已断流(15)。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四年(957)、六年(959)先后三次疏浚五丈河,并于京城西引汴水入五丈河。北宋赵匡胤登基的第二年,建隆二年(961)正月遣使往定陶规度,发曹、单丁夫数万疏浚五丈河,并造架桥于京城西汴水之上,以引京、索、蔡河水入五丈河,以扩充其水源,为此赵匡胤还亲临施工现场视察。隔一年,乾德元年(963)赵匡胤又专下诏,向东疏浚菏水,以便漕运兵食,并于定陶镇设“发运务”机构,专门负责五丈河的漕运。开宝元年(968)又升级为“转运司”。开宝六年(973)改五丈河为广济河,太平兴国二年(977)又升定陶镇为广济军,以加强广济河的水运管理。(16)第二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正月,又下诏发近县丁夫再浚广济河(17)。在汴京四水中,广济河每年负责漕运粮六十二万石(18)。青、兖、徐三州的贡粮经汶、泗,入菏水,通广济运至汴京。我们可以想象菏水道上舳舻漕运繁忙的情况。这是菏水发展的鼎盛阶段,也是其第二个黄金时期。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天禧三年、四年(1020),三十多年内四次大的黄水泛滥,菏水河道及周围地区都遭到严重破坏(19)。但宋仁宗庆历中,又组织民夫修浚任城、金乡之间之大义河以通漕运(20)(今金乡县城北的大义集,可能与此有关,待考)。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赵济言:“河浅废运”。九年(1076)三月诏遣官修广济河坝闸,为启关之节,并诏依原额漕运。至元丰五年(1082)三月,又下诏罢除“广济军辇运司”(20)。这些看似矛盾的史料说明在几次大水灾后,广济河、菏水受破坏之严重,水源不足,水道不畅,统治者想废除,又还想利用。宋神宗元丰五年、七年(1084)大臣接连提议复修广济河,皇帝都表示同意。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都水监提出具体意见:“广济河以京、索河为源,转漕京东岁计。今欲依旧,即今於宣泽门外置槽架水,流入咸丰门里,由旧河道复广济河源,以通漕运”宋哲宗同意,经一番修浚,广济河及菏水又通行漕运。运输京东西两路的上贡物资(22)。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五月都城无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诸门皆城守”乃募人决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河(广济河),水流入梁山泺,汴京方得安居。这证明修浚后的广济河仍能通畅泄水(23)。南宋高宗,建炎初(1127)宗泽留守东京(开封)时,仍开浚五丈河,以通东北青、兖、徐等地对汴梁的供应和商旅的通道(24)。第二年南宋派杜充接任东京留守,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杜充闻有金兵南侵,乃派人在今滑县西南掘开黄河堤,使黄河改道流向东南经今曹县、单县、丰县,往东南流入泗水、经淮河入海,同时大水泛滥整个鲁西南地区,用以阻挡金兵。结果广济河、菏水全被淹没(25)。大水退后,菏水也失去水源,仅供雨水东流之用。所以史载:五丈河于金时,就已湮废。元朝多次黄河决口,更使五丈河诸流尽失故道,其可辨者无几。
沧海桑田,经过长期的多次的严重破坏之后,鲁西南的自然地理有了重大的变化,“江山”不可复识了。著名的济水、濮水、瓠子河、汜水等河流,著名的大野泽、雷夏泽、盟诸泽、菏泽以及后来的梁山泊等湖泽,都在地貌、地图上失去了。
菏水这个《禹贡》记载的史前古河,历经沧桑,仍然存在,虽失去固定的水源,依靠雨水径流,成为季节性河道,但至今还是鲁西南地区诸河的干流。《明·地理志》鱼台县条下记有“北有菏水,一名五丈沟,东入泗”。《清史稿·地理志》定陶县条下记有“菏水出西陶丘西南七里。”金乡县条下记有:“万福河,自巨野入,右会西沟,屈东北,左合柳林河,又东过苏家桥,右通涞水,合东沟,并东入鱼台”又载:“柳林河,古名菏水”。文献证明:明朝和清初,犹名菏水。只是在清朝时期才改名万福河或柳林河。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曾两次疏浚万福河。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也曾大规模地疏浚万福河诸河道。解放前的万福河、古菏水,都曾在水利上发挥其重要作用。但整个菏水流域在旧社会长年遭受天灾人祸,人民啼饥号寒,背井离乡,形成“涝洼荒坡盐碱窝,阴柳疙瘩碱蓬棵”,“旱天白茫茫,雨季水汪汪”。整个鲁西南的历史,就是一部天灾人祸史。
解放以后的万福河,经过系统全面的疏浚,增挖新河道,设置排灌站,深挖河床,引湖水西上,旱季从中提水,涝季往河里排水。万福河成为真正的万福之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流域的广大群众正在为古菏水赋写新的历史篇章。
(苏廷光)
注释
(1)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史记·殷本纪》、《后汉书·郡国志三》
(2)见《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吕氏春秋·本味篇》、《墨子·尚贤中篇》
(3)见《左传·昭公四年》、《韩非子·十过篇》、《史记楚世家》
(4)见《尚书·禹贡》及许慎的《说文解字》水部,菏字条
(5)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6)见《史记·越世家》、《史记·货殖列传》
(7)见《史记·穰侯列传》
(8)见《汉书·地理志》济阴郡
(9)见《山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10)见《汉书·沟洫志》1684页
(11)见《资治通鉴》卷102、卷118《晋书·桓温传》
(12)见《资治通鉴》
(13)见《读史方舆纪要》
(14)见孔平仲《谈苑》中的《事实类苑》
(15)见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
(16)见《太平寰宇记》卷十三,广济军
(17)见《读史方舆纪要》
(18)见《宋史·河渠三》2323页
(19)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20)见《读史方舆纪要》
(21)见《宋史·河渠四》2340页
(22)见《宋史·河渠四》2340页
(23)见《宋史·河渠四》2335页
(24)见《读史方舆纪要》
(25)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高宗纪》
二、旧志序
(康熙)金乡重修县志序
自来直省郡邑志必汇而上之,为《会典》、《一统志》及史馆之所采录,故上者奉旨,次亦奉宪,匪是勿轻言纂修,诚重之也。余待罪金乡已经八载,间考邑志创始于前朝万历七年邑令杨君楫。而本朝定鼎以来,康熙十二年傅君廷俊重修之。是时,承故大学士卫公周祚奏请敕下各省修志之后,奉宪檄修迄于今盖四十年矣。为问此四十年中,天道变于上,人事更于下,几岁时之赢歉、政事之兴除以及闾阎之幽潜轶事,指不胜屈。倘不及今搜讨,恐后遂遗忘,亦宰斯土者之责也。爰咨之荐绅先生暨子衿、耆老辈,询谋佥同,乃据揭词,申详各宪,并蒙准修。于是延请宿儒,开馆编辑,不敢因仍故事,务令考之正史,参之《通典》、《会典》诸书,旁搜近讨,阙疑存信。始于今春三月,迄于夏五月,自星野、建置、山川、风俗、户口、田赋、学校、官师、城池、仓库、祠庙、古迹暨宦仕、选举、人物、艺文,旧者增其未备,新者续其可传,分为十六卷,草定缮写,呈宪鉴定。蒙大中丞蒋公、学使陈公各手制大序,以光简策。渊不文,敢以芜词为貂续哉。独是承乏有年,早夜兢兢,仰体大宪为国为民至意,窃幸庶几一二,可告无罪。然又有事关民命心所欲行,而格于时势,姑存其端,以待后举者,则又乌容默焉而已乎。夫金乡最急者有二,一在复渠道,一在减赋额。其渠道之宜复,何也?金乡故有八河,其上流自曹、濮、定、郓、城、巨、嘉、单八州邑,而下流分注入济者十之一,入鱼者十之九,向使八河俱存,则源有所承,流有所泄,自不至于湮汩。所谓人事备而天下不能菑,金乡固沃壤矣。乃自金元迄明,类被淤塞,竟有失其故迹者。所存惟城南之新挑河与城北之石家桥河,而又苦于张家坝之堵筑,以截其流,势难顺达,一遇恒雨,灾祲辄告。四十八年春,民饥乏食,渊欲以掘河,令饥者食力于工,为一举两得之计,而无如下流之在鱼台者,藉口逼近运河,阻其议,屡请不得。于是,仅就城东南与城、单接流之周家桥迤南,别开支河一道,并疏浚渠家桥旧河,稍资宣泄,然水道究无全利。此其有待者一也。至于赋额,何以当减?金乡地惟中下二则,旧赋载在《会典》,中则每亩贰分壹厘零,下则每亩壹分零,自明万历四十六年与崇祯四年,以东事孔亟,兵饷不可支,先后议增,名曰“辽饷”,计中地每亩加银陆厘零,下地每亩加银叁厘零,此特一时权宜补苴,岂不曰事已仍复故额哉,无何而明祚已倾矣!我朝宽大开基,凡民情上达皆得蒙恩,独增赋一事失于请豁,积久相沿,遂为成额。然而膏血几何,菑祲时作,穷民之得存活者鲜矣。渊蒿目时艰少惄焉如捣,曾讨求增赋缘由陈请大宪,而究以相沿之久,不果允行。此其有待者二也。二者有待负疚实深,即力所可为者,不惮次第兴举,如缮城浚隍、建义学、筑备仓种种,诸务虽不无少补,要不若渠道、赋额之关于民命大也,则且存其说以俟之,知我罪我所不计已。若夫志之详核,则诸君子采辑之勤。倘他日奉旨纂辑通志,必将会粹郡县诸志以成之,曰此固足为先事之备也云尔。
康熙五十一年岁次壬辰五月既望山阴
沈渊书于邑署之
凝绿轩
(乾隆)金乡县重修县志序
粤自禹敷土奠川,疆域贡赋,靡不登载。爰是,后代图志率因之。志者,史之馀也。邑志者,又郡省志所藉以征信取裁者也。故韩昌黎核图经于韶郡,朱紫阳首询志于建康……。繇此观之,则志之攸关于政治岂浅鲜哉!”《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诚重之也。唯是,史者善恶并纪,昭法戒,著观惩;志则扬善隐恶,与史较异而,要之,因革损益之间,实亦多借镜焉。金邑地近邹、鲁,天垂房心,在汉为山阳郡,在春秋时为缗,山川、人物固蔚然,兖属名道也。披览旧志,不无缺略,傥弗亟为订讹补遗,其何以备太史之采风,供来许之征信乎?夫《天官》曰书,地理曰志,志从地也;从地则亲下,亲下则长民者事。方今圣天子稽古右文,时勤宵旰纂修续文献通考,业已告成;纲举目张,灿然大备,于是各宪仰体至意,胥以整修郡省志为急图,宁独兹下邑可听其残缺失次耶?窃考是邑之志,肇自前朝万历七年邑宰杨君楫。洎国朝定鼎以来,康熙十二年间,傅君廷俊重修之。越五十一年,沈君渊复重修之,距今盖五十余载矣。天道变,人事更,其间待增补者盖亦指不胜屈矣。余为掩卷者久之,因谋之是邑缙绅先生,而与孝廉孙君斟酌参稽,寻源于古,以求其端,证实于今,以尽其变,务期一一归于至当。俾无溢美、无支辞而后已。孙君力为主持,不少假借,盖规例多仿旧籍而略寓变通,惟于前之漏者补定之,后之逸者增入之,便纷者理焉,蔓者薙焉,舛讹者厘焉,庶几令展卷者了若指掌,灿若列眉,后有作者默以俟之而已。昔人尝言,作史有五难,志犹史也,其难正等。盖欲激励以植教化,则弗缘微贱而屏弃;欲甄别以审是非,则弗畏豪强而疑阻;泯仇怨之隙,绝请托之门;论断严而综核当,质之鬼神而无愧,庸曷恤夫人言?若兹志之修其诸信以传信者与!余甫承乏二载,政化未行,无以为志乘光,窃自愧也,聊以述夫作志之本旨与修志之巅末,其他已见于志中者,不复具论。是为序。
乾隆岁次戊子冬至日知金乡县事定襄王天秀书於四瑞堂之左轩。
(同治)金乡县志序
天下有隔数千里而声气遥相应者,有旷数十年而消息若相酬者,其数何自来,其兆何自起,是亦有化机生乎其间,荀卿氏所以始言缘也。道光初,余在辰中遇毗陵吴子讷士,见其先人礼石先生所作《金乡纪事》而心壮之,即于郡斋晤礼石所识拔士金乡寻君腾凤,时为溆浦令者,而心重之。于是,金乡常识于吾心。亡何,余传吴曹州,则余文中有金乡久之。迨咸丰七年,余由朝廊出而之河济,往来皆道金乡,则余辙迹有金乡矣。又岁余,余为卢子晓亭助校州志,乃与金乡故实相习,金乡常在耳目中。从新志得金乡表忠之作,因之知李固村能文而访其人,属其补缉邑乘,且为之觅海内志之至简者三数编与余所尝为永州志数十卷,纵之观览,论其得失,固村遂跃然以撰述自命,而金乡志略粗成。又恐其不能登诸枣梨而传之竹素也,更为告当事与欲延固村为子师者阙里孔宇华,多许助刊。辛酉冬,忽闻固村病于金乡练局,已不能起,其弟子来,余询之,曰:“先生但命致语,恐难相见,馀不更言。”余曰:“汝师岂无念乎志书耶?汝速返,谓志书余任其事,必为之刊行,以释其憾,倘不讳,当可瞑”。亡何,讣至,其弟子即抱志拜余于席间,求订正。余方权河道,丹墨案牍,丛集一手,以其暇郄辄取其十二略而遍阅之。可仍者仍其元稿,可补者补其逸文,于忠义节烈尤加之意,经三月馀而订定付剞劂。氏不烦佐史,不费抄录,而遗恨顿以纡,遗愿既以慰矣。余方悟:畴昔使余知金乡者,其缔结乃系乎是,岂非造化之所为,余手余心为所驱使然耶?济州牧周子翼庭,金乡令钱子仲和及其邑周、寻诸生等推余为序,即直叙其颠末如此。同治元年春分节运河兵备使者会稽宗稷辰序。
三、古今诗选
留别诸生
漫说河阳花似潘,满城幸种畹中兰。
阳春谁道希人和,明月偏来向我看。
壁府茫茫星斗远,书台寂寂典坟残。
范张千古情难断,何日重来旧雉坛。
别父老
来时骑竹去投钱,珍重缗民满道前。
岂把愁乡成乐土,那将苦井变甘泉。
五年浑似家为县,两舄谁言令是仙。
别后无能酬父老,祝天长远寿丰年。
(明·彭鲲化)
鸡黍城
千古论心地,山阳汝水头。
相看明月夜,犹是汉时秋。
桃园庄
十年重到听啼莺,犹有溪童识姓名。
共说种桃前度是,言寻采药旧时曾。
竹无题句羞君子,花有清尊对友生。
相视酩然欢不厌,柳笼明月快杯行。
(明·秦士奇)
柏风台
春风走马柏风台,台上春葩次第开。
日暮酒阑兴未已,紫藤花发可重来。
(明·李燧)
登魁楼感赋
九日登临一浩歌,尘缨濯处即行窝。
千章远籁鸣高柳,百尺长虹漾碧波。
知发临风防落帽,颓颜对酒易成酡。
黄花未吐深留意,晚节相依待杖过。
(明·郭东藩)
莎巅春晴
一夜东风报早春,晴光景物逐时新。
杏林日映红开锦,莎岭风梳绿展茵。
趁暖好音留倦鸟,乐游便卧恋行人。
王孙何处寻芳草,莫厌追欢向北频。
(周济川)
涞水朝烟
潆渟雷古渡,芳草自萋萋。
晓屿烟光乱,寒沙暗色迷。
柳垂溪水暗,天远野云低。
独立仓茫里,风前听鸣啼。
(周峙)
宝塔摩空
文峰增状色,矗起倚天空。
拔地排云雾,凌虚点泥濛。
影随河汉转,气与斗牛通。
绝顶谁能到,山川一望中。
(周峙)
寿河焕文
水光拥翠小桥横,一派源分洙四清。
绿绕宫墙新气象,晴看鸟雁待飞鸣。
文台对时供吟啸,诗阁东邻溢颂声。
应有神龙潜渊底,玉壶如洗碧波澄。
(周济川)
赠陈毅军长诗两首
(一)
平生读史爱名将,睹面相逢喜欲狂。
革命精神冲日月,题诗字句挟风霜。
八年抗战驱强敌,两次反抗收失疆。
领导斗争求解放,万军歌舞庆安康。
(二)
威震倭奴扬大名,军民到处树风声。
大江南北获安堵,表海工农欣更生。
致力攘夷同卫霍,运筹辅汉媲良平。
痛心内战督师旅,反动肃清好罢兵。
(杨汉章)
附录
一、文考
有缗国考
我国的先秦时期,在鲁西南及豫东一带,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沼泽,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处在今山东巨野和嘉祥一带的大野泽。在大野泽与古泗水之间,就是著名的古“亢父之险”。这是先秦时期从山东的政治文化中心曲阜,走向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在这条从东北汶、泗流域,走向西南中原河、洛地区的交通路线上散布着一系列华夏化的东夷族所建立的国家。有缗国就是其中的一个。
有缗即缗国。缗音民,《谷梁传》作“闵”。
有缗国,姚姓,虞舜的后裔。历史学家雷学淇在《竹书记年义证》中有此说法。清同治元年的《金乡县志》谓:“缗国系舜子季禧所封。”当亦有所本。舜原属东夷族,史有记载并为学者公认。在汶河北岸的今肥城南部,至春秋时期尚有虞舜的后裔国遂国。从汶、泗流域往西南,舜的后裔国还有金乡县的缗国;河南省虞城县的虞国;淮阳县的陈国。史前时期,太皞、虞舜等所率领的东夷族,先后从汶、泗流域出发向西南挺进,在大野泽东南边上的交通要道上,留下济宁市东南的风姓有仍国;在济宁市南留下了妊姓邿国;在大野泽的东南边上的要道旁留下了姚姓有缗国;又往西南发展至孟诸泽的东边,留下了有虞国;再往西南至太皞故墟,今河南淮阳一带,又建立了陈国。东夷族先后多次挺进中原地区,参加了众多部族的大融合,对华夏族及华夏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条东夷族由东北向西南发展的路线,不仅有文献的记载,可寻的遗迹,而且得到近些年来,考古发掘研究的科学证明。所以,有缗国是华夏化的东夷古国。
有缗国是夏代就存在的古国。夏朝末年,夏桀的暴虐统治,遭到众属国的反对,为压服叛离的东夷众邦国,夏桀在有仍国召开一次盟会,结果激起了有缗国的反抗,夏桀费尽气力才战败了有缗国,但没能压服东夷诸国的叛离。在东夷诸国叛离夏桀的情况下,商汤和伊尹才敢于和能够出兵讨伐并推翻夏桀的统治。《左传》昭公四年(前538):椒举曰:“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杜预注:“仍、缗皆国名。”《韩非子·十过篇》:“昔者桀为有戎之会,而有缗叛之”;旧注:“有戎、有缗皆国名。”《史记·楚世家》伍举曰:“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贾逵注曰:“仍、缗,国名也。”《左传》昭公十一年(前531)晋国叔向对韩宣子曰:“桀克有缗,以丧其国。”上述史料证明:有缗确系夏代古国,并在夏桀举行有仍之会时,是个敢于首先公开反抗夏桀暴虐统治的古国。
有缗国的故城址,在今金乡县城东北二十五里高庄、邢庄、夏庄、东门屯之间的缗城堌堆。《三国志集解》注引﹝一统志﹞:“东缗故城在今山东济宁州金乡县东北二十里。”今学者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谓缗国故址在“今山东金乡县东北二十五里,旧名缗城阜。”在金乡县城东北也确实多年就存在一个缗城堌堆。所以,缗国故城在金乡县城东北二十五里,是比较明确的。
长期以来,有些史学者常将缗国故城址与缗邑城址、东缗县故城址相混,其实三者是不能混为一处的。夏代的缗国故城址在缗城堌堆已如上述。春秋、战国时期,在今金乡县境东部就建立了缗邑,先属于宋国,后属于齐国。其城址可能仍在缗国故城的缗城堌堆,也可能已迁至今金乡县城。因为战国时齐国大臣邹忌曾在缗邑城观望南边的宋国,缗邑城只能靠南,才能观望南边的宋国;再则苏秦游说六国时,只提到“亢父之险”而没提到缗邑,实则缗国故址正在“亢父之险”的南端,可能缗邑城已南迁菏水之南,所以,只提亢父,没提缗邑。秦时,在金乡县境东部设东缗县。秦二世三年,即公元前207年2月,刘邦的大将周勃“攻爰戚,东缗。”这证明秦时即已设东缗县。西汉时仍有东缗县。秦、汉时期在离缗国故城址北边十里的地方,设置了亢父县,不大可能在这样近的地方再设东缗县城。所以,秦、汉时的东缗县城也很可能就是在今金乡县城,而不是在缗国故城。东汉、三国时期,东缗县城都在今金乡县城,这是为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菏水注》中所具体证明了的。为此,《山东通志》明确记载:“东缗县故城即今金乡县治,春秋,宋缗邑,汉置县属兖州山阳郡。”
有仍、有缗不是一国。
《左传》及其注疏等文献,有关有缗、有仍两国的记载,自相矛盾,有时把有缗、有仍说成一国;有时则又把有缗、有仍说成两国。
说成一国的有:《左传》哀公元年:“伍员曰: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 ,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杜预注云:“后缗,有仍氏女。”《史记·吴太伯世家》载有大致与此相同的内容。贾逵注曰:“缗,有仍之姓也。”又云:“有仍,国名,后缗之家。”读这些史料,知有缗、有仍是一国,缗是有仍国姓,有仍只是后缗的母家,至于有仍国的地望,没有说明。
说成两国的有:《左传》昭公四年“椒举曰:夏桀有仍之会,有缗叛之。”杜预注:“仍、缗皆国名。”《韩非子·十过篇》:“昔者桀为有戎之会,而有缗叛之。”旧注:“有戎、有缗,皆国名。”《史记·楚世家》伍举曰:“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贾逵在这里注云:“仍、缗,国名。”读这些史料,又知有缗与有仍,明显的是两个国家,有缗是另一国名,而不是有仍的国姓。
根据学习所得,我认为:有缗与有仍为两国,而不是一国。其根据:
一、文献材料足以证明是两国,而非一国。同是一部《左传》,同是一位著名学者杜预、贾逵,前后说法不一,自相矛盾。但都曾明白地说明有缗、有仍是两国。
二、有仍国即是后来的任国,直到战国时期,才被灭掉。仍、任字声相近,两字古时相互通用。《左传》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谷梁传》桓公五年“天王使任叔之子来聘。”同一时,同一事,同一人,而分用仍、任两个字,可见两字古时通用,仍国即任国。《汉书·地理志》“东平国,任城,故任国,太昊后,风姓。”《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唐司马贞所作的《索隐》中称:“案:<地理志>东平国有任县,盖古仍国。”《路史·国名记》载:“太昊后任国,或曰仍也。”史学家秦嘉谟的《世本辑补》;雷学淇的《竹书义证》;顾颉刚的《有仍国考》;一九七五年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都是以有仍国即后来的任国。
三、从两国现存的遗址看,也是两国。
有仍国故城址,据《汉书·地理志》、清朝的《山东通志·古迹》及今《中国历史地图集》都指明是在今济宁市东南四十里泗水边上的仲家浅。而有缗国的故城址,则自古以来就明确在今金乡县城东北二十五里的缗城堌堆,遗丘至今宛然犹在。有仍、有缗两国都在“亢父之险”的交通要道上,一个在“亢父之险”的北端,一个则在其南头,两者明显的不是一地而是两国。
关于有缗国的历史,可以暂做上述结论。但有关缗国的文献太少,甲骨、彝器更没发现,因之总感史证不足,结论无力。直到现在还没见到专论缗国的论文。此篇小文谨做引玉之砖,希望得到较多的指正和补充。
(苏廷光)
万福河史考
在今鲁西南和豫东地区的许多河流中,形成的时间最早,在历经沧桑之变而能够康保至今的唯一古河,就是万福河。
万福河是横贯鲁西南的一条干流。曾名柳林河,简称柳河,还有一些别名,古名菏水,相沿两千多年,直到明、清之际,文献上犹称“菏水”。
在鲁西南和豫东的水利建设及农业发展都已取得重大成就的现阶段,探讨古菏水的原来面貌,以及从菏水到五丈河、到柳河、到万福河的演变过程,对研究鲁西南平原的自然、经济、地理和今后的发展趋势,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史前时期就有菏水
大约在距今六千年左右,古黄河冲击扇向东发展,与来自沂蒙山区的泗、汶冲击扇接壤,构成巨大的黄淮平原。平原形成的初期,直到春秋时期,黄河没有完全的堤防,每年季节性的漫流泛滥,黄河从孟津东向直奔今鲁西南一带,再加地势一直是西高东低,自然形成一些东西向的河流,菏水就是其中留存下来的一条。所以,在史前时期,菏水就已形成。
史前的鲁西南、豫东地区,河流纵横,密如蛛网,湖泽众多,水域较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下游阶段的黄河起着重大的分洪、滞洪、放淤等调节水量的自然水库作用,对农田灌溉以及湿润气候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西边仰韶文化的戎羌族和东方大汶口文化的东夷族,都来到鲁西南和豫东这块肥美的平原上。长期的接触、交流、融合,孕育出著名的河南龙山文化和华夏族的前身——部族联盟。太昊、神农、黄帝、颛顼、尧、舜等,都是史前时期就活动在菏水流域及其附近的历史人物。
先秦时期的菏水
在夏朝时期,菏水的西端北岸就有三 国(在今定陶县北)(1),南岸有莘国(今曹县西北)(2)。菏水的东段北岸又有有缗国。这都是古文献明确记载的沿菏水而居的夏时方国。这些方国的位置证明菏水的客观存在,因古代部落、部落国、方国都是傍河水而居的。
在商朝时期,莘国、 国仍然存在,而在菏水东段北岸又有邿国(在今济宁市区南25公里的喻屯乡的张庄村北)。
西周时期,菏水南岸有曹国(在今定陶)、郜国(在今成武县郜村集)、茅国(在今金乡县西南部),都是新封的姬姓国,一条线式地分封在菏水南岸,说明菏水的存在、土地的肥沃和是东西向的水、陆交通要道,周王才把自已的子弟分封在这里。
以上是仅就有限的文献记载和当今地质学、考古学的研究成就,来论证菏水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和在史前时期就早已形成。《尚书·禹贡》:“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潴,东源底平……浮于淮泗,达于菏”;又载济水“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导菏泽、被孟潴”。《史记》和《汉书·地理志》都肯定和重复了《禹贡》的上述记载。我认为《禹贡》的上述记载是符合三代,特别是西周时期的史实的。在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提到菏水和菏泽,并提到他们在河流系统中的地理位置。“浮于淮泗,达于菏”就是说包括今山东临沂地区和江苏北部的古徐州的许多方国,对中央王朝的贡赋是经由淮、泗入菏水,再经济水入黄河送往中原洛阳一带的。《禹贡》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它假托是夏禹治水时期的作品。《禹贡》虽非夏禹时期的作品,但记载的大都是夏朝,特别是西周时期的历史地理,保存了我国古代的重要地理资料,是权威性的著作。后来地志之书,自《汉书·地理志》、《水经注》以及后来各代地理专著,无不以《禹贡》为依据。《禹贡》明确地告诉我们菏水在三代时期就已存在,其源是陶邑附近的菏泽;其流是东向流入泗水,其作用是运输徐州一带的贡赋至中原。
春秋末年的《国语·吴语》记载:“吴王夫差既杀申胥(即伍子胥),不稔於岁,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通於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於黄池(在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十八里桑园村)。”这是古文献中最早的关于菏水的具体记载。
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打败齐国以后,又企图与晋国争锋。当时的晋国在黄河以北,夫差想依靠水路运输他的军队北上争霸。刚刚疏浚过邗沟的吴国水工经过调查选择,发现菏水的西端济水出于黄河而东北流经定陶,菏水东头注入的泗水又东南流入淮河,菏水是处在黄、淮两大河系之间距离最近的河道,所经两岸都是平原,湖泽众多,水源充足,疏浚菏水是当时的最佳方案。大约在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将菏水深挖疏浚,放宽加深,成为东西畅流的航道。公元前482年,吴国的军队循着邗沟北上入淮、入泗由泗入菏西向,再由菏入济,到达济水岸边的黄池和晋定公会盟。从而使“浮於淮、泗,达于菏”的运输量迅速增加,南北交通很快改观,也立即促进了菏、济会合口上之陶邑的繁荣和发展。著名的政治家端木赐和陶朱公范蠡都到陶邑经商。端木赐经商于曹、鲁之间,就是来往于菏水及其南岸的水陆运输大道上,结果是家累千金(5)。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在助越灭亡吴国后,离越入齐,又从齐到达菏水上游的陶邑,坐地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6)陶邑后来称定陶,是当时中原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就是依靠它北临济水,东向有菏水沟通泗、淮的地理条件形成的。战国时期,齐、秦、赵三大强国都曾想夺取定陶,后来秦国夺取了定陶作为权臣魏冉的封邑,后又扩大为包括整个菏水流域并沿“亢父之险”东北直到今宁阳县北的汶水南岸(7)的陶郡。汉朝初期又在菏水沿岸,先后建立了济阴国、山阳国、定陶国、昌邑国。菏水南岸各国相望,水甘土肥,人口稠密为全国之最,只辖有九个县的济阴郡,就有人口一百三十八万之多(8)。汉代三大纺织手工业中心,菏水流域就有两个,一个是菏水东边的亢父,一个是地处菏水上游的定陶。它们的丝织品,不仅畅销全国,而且沿“丝绸之路”而远销国外(9)。从春秋末年直到西汉文帝时,是菏水流域的黄金时代。
是黄河在史前时期造就了鲁西南的许多条河流和众多块湖泽;也是黄河用其泥沙,淤平了这些河、泽。菏水就是历经沧桑,硕果仅存的一个。“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帝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虽然不久就堵塞了决口,鲁西南广大地区却遭到严重水灾。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黄河决於瓠子口,东南流入巨野泽,又流入淮、泗,往东南流去,今豫东、鲁西南及徐州周围广大地区都被黄水淹没。中间经历了23年之久没有堵塞决口,直到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亲临指挥,才堵塞了瓠子口,并建宣房宫于塞口上。汉武帝还为此作“瓠子之歌”二首,其末句是“宣房塞兮万福来(10)”,后人将菏水改称万福河,可能与此有关。
西汉平帝时,黄河、汴河都决口泛滥,济水、汴渠、菏水等河流都遭到严重破坏。决口不堵长期泛滥兖、豫等地。历经王莽、东汉光武时期,直到东汉明帝十三年(70)才完成堵塞决口,修浚河、汴分流工程。西汉武帝及汉平帝这两次黄河决口,将包括整个菏水流域在内的今豫东、鲁西南地区淹没将近九十年之久。不仅广大人民遭到严重的灾害,鲁西南、豫东的地貌亦遭到严重的改变。菏水也必然遭到严重的破坏,但菏水仍然存在,其西端的定陶,仍为济阴郡的首府;中游的昌邑不仅仍是山阳郡的首府,并且还是兖州刺史部的所在地;其下游则濒临著名的任城国。但人口大大减少了,每县由过去的十万多,减少为每县六万多。如从汉文帝三年(前179)算起至东汉明帝十三年(77),二百五十年期间,是菏水的第一个灾难时期。
经过汉明帝时著名的水利专家王景的治理,在今河南广武县的汴口,分黄河水流入汴水、济水、菏水。历经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六百多年没有发生大的黄河决口泛滥。这是菏水复苏和比较稳定时期。
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领兵伐北燕,自淮入泗,自泗入菏,由菏水西上于六月至今金乡城北,舍舟登陆,北上至当时的金乡县城(在今嘉祥县城南20公里的阿城铺)。时值六月,天旱水道不通,乃从亢父县城西(大约在今金乡县卜集乡以东地带)往西北挖河道150公里入北清河(济水)至今长清县与黄河相通,谓之桓公沟(或渎),使桓温五万大军舳舻数百里由淮、泗、菏、济入黄河,进军到枋头。这一史实证明当时的菏水在天亢旱,水道不通的旱季里,其下游犹可通航运输几万大军。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太尉刘裕西征后秦,还是将水军自淮、泗入清至河西上的,又一次疏凿过桓公渎和利用了菏水(11)。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宋将到彦之率水军攻魏,又沿这条水路自淮入泗,由泗入菏,从桓公沟北上,从4月到7月才走到须昌(12)(今山东东平县西北十五里)。这是第三次利用菏水运输大批军队。
《水经注》中关于菏水之记载
东汉桑钦的《水经》卷八:“济水又东至乘氏县西,分为二:其一水东流者,过乘氏县南,又东过昌邑县北,又东过金乡县南(旧县)又东过东缗县北,又东过方与县北,为菏水,菏水又东过湖陆县(在今微山县夏镇西北29公里,昭阳湖西,大沙河西岸张楼乡的城子庙)南,东入於泗水。”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卷八:“南为菏水,北为济渎……菏水分济于定陶东北,菏水又东过昌邑县故城北,《郡国志》曰山阳有金乡县,菏水过其故城南。菏水又东过汉平狄将军扶沟侯淮阳朱鲔冢。菏水又东过东缗县故城北(今金乡县城)。菏水东过重乡城南。菏水又东过武棠亭(今鱼台县谷亭镇西北10公里武台村西)北。菏水又东经泥母亭北。”
五代、北宋建都汴京(今开封),处四战之地,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大梁(即开封)舟车所会,便于漕运。北宋浚河三道通京师漕运曰:汴河、惠民、广济(五丈河)(13)。宋朝初年吴越王钱镠进贡宝犀带。宋太祖赵匡胤曰“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镠请宣示,上笑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钱镠大为愧服(14)。五丈河又名广济河,其广五丈故名。它包括古济水中段和整个菏水。
自从东汉王景治理黄河后,菏水、济水都与汴水一块在汴口承受黄河水为水源,虽保证了水源的供应,但水道也易为黄水泥沙所淤塞。早在东晋、南北朝初期,菏水水运就往往中断,唐朝初年济水中游就已断流(15)。五代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四年(957)、六年(959)先后三次疏浚五丈河,并于京城西引汴水入五丈河。北宋赵匡胤登基的第二年,建隆二年(961)正月遣使往定陶规度,发曹、单丁夫数万疏浚五丈河,并造架桥于京城西汴水之上,以引京、索、蔡河水入五丈河,以扩充其水源,为此赵匡胤还亲临施工现场视察。隔一年,乾德元年(963)赵匡胤又专下诏,向东疏浚菏水,以便漕运兵食,并于定陶镇设“发运务”机构,专门负责五丈河的漕运。开宝元年(968)又升级为“转运司”。开宝六年(973)改五丈河为广济河,太平兴国二年(977)又升定陶镇为广济军,以加强广济河的水运管理。(16)第二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正月,又下诏发近县丁夫再浚广济河(17)。在汴京四水中,广济河每年负责漕运粮六十二万石(18)。青、兖、徐三州的贡粮经汶、泗,入菏水,通广济运至汴京。我们可以想象菏水道上舳舻漕运繁忙的情况。这是菏水发展的鼎盛阶段,也是其第二个黄金时期。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天禧三年、四年(1020),三十多年内四次大的黄水泛滥,菏水河道及周围地区都遭到严重破坏(19)。但宋仁宗庆历中,又组织民夫修浚任城、金乡之间之大义河以通漕运(20)(今金乡县城北的大义集,可能与此有关,待考)。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赵济言:“河浅废运”。九年(1076)三月诏遣官修广济河坝闸,为启关之节,并诏依原额漕运。至元丰五年(1082)三月,又下诏罢除“广济军辇运司”(20)。这些看似矛盾的史料说明在几次大水灾后,广济河、菏水受破坏之严重,水源不足,水道不畅,统治者想废除,又还想利用。宋神宗元丰五年、七年(1084)大臣接连提议复修广济河,皇帝都表示同意。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都水监提出具体意见:“广济河以京、索河为源,转漕京东岁计。今欲依旧,即今於宣泽门外置槽架水,流入咸丰门里,由旧河道复广济河源,以通漕运”宋哲宗同意,经一番修浚,广济河及菏水又通行漕运。运输京东西两路的上贡物资(22)。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五月都城无故大水,浸城外官寺、民居……“诸门皆城守”乃募人决水下流,由城北注五丈河(广济河),水流入梁山泺,汴京方得安居。这证明修浚后的广济河仍能通畅泄水(23)。南宋高宗,建炎初(1127)宗泽留守东京(开封)时,仍开浚五丈河,以通东北青、兖、徐等地对汴梁的供应和商旅的通道(24)。第二年南宋派杜充接任东京留守,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杜充闻有金兵南侵,乃派人在今滑县西南掘开黄河堤,使黄河改道流向东南经今曹县、单县、丰县,往东南流入泗水、经淮河入海,同时大水泛滥整个鲁西南地区,用以阻挡金兵。结果广济河、菏水全被淹没(25)。大水退后,菏水也失去水源,仅供雨水东流之用。所以史载:五丈河于金时,就已湮废。元朝多次黄河决口,更使五丈河诸流尽失故道,其可辨者无几。
沧海桑田,经过长期的多次的严重破坏之后,鲁西南的自然地理有了重大的变化,“江山”不可复识了。著名的济水、濮水、瓠子河、汜水等河流,著名的大野泽、雷夏泽、盟诸泽、菏泽以及后来的梁山泊等湖泽,都在地貌、地图上失去了。
菏水这个《禹贡》记载的史前古河,历经沧桑,仍然存在,虽失去固定的水源,依靠雨水径流,成为季节性河道,但至今还是鲁西南地区诸河的干流。《明·地理志》鱼台县条下记有“北有菏水,一名五丈沟,东入泗”。《清史稿·地理志》定陶县条下记有“菏水出西陶丘西南七里。”金乡县条下记有:“万福河,自巨野入,右会西沟,屈东北,左合柳林河,又东过苏家桥,右通涞水,合东沟,并东入鱼台”又载:“柳林河,古名菏水”。文献证明:明朝和清初,犹名菏水。只是在清朝时期才改名万福河或柳林河。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曾两次疏浚万福河。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也曾大规模地疏浚万福河诸河道。解放前的万福河、古菏水,都曾在水利上发挥其重要作用。但整个菏水流域在旧社会长年遭受天灾人祸,人民啼饥号寒,背井离乡,形成“涝洼荒坡盐碱窝,阴柳疙瘩碱蓬棵”,“旱天白茫茫,雨季水汪汪”。整个鲁西南的历史,就是一部天灾人祸史。
解放以后的万福河,经过系统全面的疏浚,增挖新河道,设置排灌站,深挖河床,引湖水西上,旱季从中提水,涝季往河里排水。万福河成为真正的万福之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流域的广大群众正在为古菏水赋写新的历史篇章。
(苏廷光)
注释
(1)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史记·殷本纪》、《后汉书·郡国志三》
(2)见《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吕氏春秋·本味篇》、《墨子·尚贤中篇》
(3)见《左传·昭公四年》、《韩非子·十过篇》、《史记楚世家》
(4)见《尚书·禹贡》及许慎的《说文解字》水部,菏字条
(5)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6)见《史记·越世家》、《史记·货殖列传》
(7)见《史记·穰侯列传》
(8)见《汉书·地理志》济阴郡
(9)见《山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
(10)见《汉书·沟洫志》1684页
(11)见《资治通鉴》卷102、卷118《晋书·桓温传》
(12)见《资治通鉴》
(13)见《读史方舆纪要》
(14)见孔平仲《谈苑》中的《事实类苑》
(15)见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
(16)见《太平寰宇记》卷十三,广济军
(17)见《读史方舆纪要》
(18)见《宋史·河渠三》2323页
(19)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20)见《读史方舆纪要》
(21)见《宋史·河渠四》2340页
(22)见《宋史·河渠四》2340页
(23)见《宋史·河渠四》2335页
(24)见《读史方舆纪要》
(25)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高宗纪》
二、旧志序
(康熙)金乡重修县志序
自来直省郡邑志必汇而上之,为《会典》、《一统志》及史馆之所采录,故上者奉旨,次亦奉宪,匪是勿轻言纂修,诚重之也。余待罪金乡已经八载,间考邑志创始于前朝万历七年邑令杨君楫。而本朝定鼎以来,康熙十二年傅君廷俊重修之。是时,承故大学士卫公周祚奏请敕下各省修志之后,奉宪檄修迄于今盖四十年矣。为问此四十年中,天道变于上,人事更于下,几岁时之赢歉、政事之兴除以及闾阎之幽潜轶事,指不胜屈。倘不及今搜讨,恐后遂遗忘,亦宰斯土者之责也。爰咨之荐绅先生暨子衿、耆老辈,询谋佥同,乃据揭词,申详各宪,并蒙准修。于是延请宿儒,开馆编辑,不敢因仍故事,务令考之正史,参之《通典》、《会典》诸书,旁搜近讨,阙疑存信。始于今春三月,迄于夏五月,自星野、建置、山川、风俗、户口、田赋、学校、官师、城池、仓库、祠庙、古迹暨宦仕、选举、人物、艺文,旧者增其未备,新者续其可传,分为十六卷,草定缮写,呈宪鉴定。蒙大中丞蒋公、学使陈公各手制大序,以光简策。渊不文,敢以芜词为貂续哉。独是承乏有年,早夜兢兢,仰体大宪为国为民至意,窃幸庶几一二,可告无罪。然又有事关民命心所欲行,而格于时势,姑存其端,以待后举者,则又乌容默焉而已乎。夫金乡最急者有二,一在复渠道,一在减赋额。其渠道之宜复,何也?金乡故有八河,其上流自曹、濮、定、郓、城、巨、嘉、单八州邑,而下流分注入济者十之一,入鱼者十之九,向使八河俱存,则源有所承,流有所泄,自不至于湮汩。所谓人事备而天下不能菑,金乡固沃壤矣。乃自金元迄明,类被淤塞,竟有失其故迹者。所存惟城南之新挑河与城北之石家桥河,而又苦于张家坝之堵筑,以截其流,势难顺达,一遇恒雨,灾祲辄告。四十八年春,民饥乏食,渊欲以掘河,令饥者食力于工,为一举两得之计,而无如下流之在鱼台者,藉口逼近运河,阻其议,屡请不得。于是,仅就城东南与城、单接流之周家桥迤南,别开支河一道,并疏浚渠家桥旧河,稍资宣泄,然水道究无全利。此其有待者一也。至于赋额,何以当减?金乡地惟中下二则,旧赋载在《会典》,中则每亩贰分壹厘零,下则每亩壹分零,自明万历四十六年与崇祯四年,以东事孔亟,兵饷不可支,先后议增,名曰“辽饷”,计中地每亩加银陆厘零,下地每亩加银叁厘零,此特一时权宜补苴,岂不曰事已仍复故额哉,无何而明祚已倾矣!我朝宽大开基,凡民情上达皆得蒙恩,独增赋一事失于请豁,积久相沿,遂为成额。然而膏血几何,菑祲时作,穷民之得存活者鲜矣。渊蒿目时艰少惄焉如捣,曾讨求增赋缘由陈请大宪,而究以相沿之久,不果允行。此其有待者二也。二者有待负疚实深,即力所可为者,不惮次第兴举,如缮城浚隍、建义学、筑备仓种种,诸务虽不无少补,要不若渠道、赋额之关于民命大也,则且存其说以俟之,知我罪我所不计已。若夫志之详核,则诸君子采辑之勤。倘他日奉旨纂辑通志,必将会粹郡县诸志以成之,曰此固足为先事之备也云尔。
康熙五十一年岁次壬辰五月既望山阴
沈渊书于邑署之
凝绿轩
(乾隆)金乡县重修县志序
粤自禹敷土奠川,疆域贡赋,靡不登载。爰是,后代图志率因之。志者,史之馀也。邑志者,又郡省志所藉以征信取裁者也。故韩昌黎核图经于韶郡,朱紫阳首询志于建康……。繇此观之,则志之攸关于政治岂浅鲜哉!”《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诚重之也。唯是,史者善恶并纪,昭法戒,著观惩;志则扬善隐恶,与史较异而,要之,因革损益之间,实亦多借镜焉。金邑地近邹、鲁,天垂房心,在汉为山阳郡,在春秋时为缗,山川、人物固蔚然,兖属名道也。披览旧志,不无缺略,傥弗亟为订讹补遗,其何以备太史之采风,供来许之征信乎?夫《天官》曰书,地理曰志,志从地也;从地则亲下,亲下则长民者事。方今圣天子稽古右文,时勤宵旰纂修续文献通考,业已告成;纲举目张,灿然大备,于是各宪仰体至意,胥以整修郡省志为急图,宁独兹下邑可听其残缺失次耶?窃考是邑之志,肇自前朝万历七年邑宰杨君楫。洎国朝定鼎以来,康熙十二年间,傅君廷俊重修之。越五十一年,沈君渊复重修之,距今盖五十余载矣。天道变,人事更,其间待增补者盖亦指不胜屈矣。余为掩卷者久之,因谋之是邑缙绅先生,而与孝廉孙君斟酌参稽,寻源于古,以求其端,证实于今,以尽其变,务期一一归于至当。俾无溢美、无支辞而后已。孙君力为主持,不少假借,盖规例多仿旧籍而略寓变通,惟于前之漏者补定之,后之逸者增入之,便纷者理焉,蔓者薙焉,舛讹者厘焉,庶几令展卷者了若指掌,灿若列眉,后有作者默以俟之而已。昔人尝言,作史有五难,志犹史也,其难正等。盖欲激励以植教化,则弗缘微贱而屏弃;欲甄别以审是非,则弗畏豪强而疑阻;泯仇怨之隙,绝请托之门;论断严而综核当,质之鬼神而无愧,庸曷恤夫人言?若兹志之修其诸信以传信者与!余甫承乏二载,政化未行,无以为志乘光,窃自愧也,聊以述夫作志之本旨与修志之巅末,其他已见于志中者,不复具论。是为序。
乾隆岁次戊子冬至日知金乡县事定襄王天秀书於四瑞堂之左轩。
(同治)金乡县志序
天下有隔数千里而声气遥相应者,有旷数十年而消息若相酬者,其数何自来,其兆何自起,是亦有化机生乎其间,荀卿氏所以始言缘也。道光初,余在辰中遇毗陵吴子讷士,见其先人礼石先生所作《金乡纪事》而心壮之,即于郡斋晤礼石所识拔士金乡寻君腾凤,时为溆浦令者,而心重之。于是,金乡常识于吾心。亡何,余传吴曹州,则余文中有金乡久之。迨咸丰七年,余由朝廊出而之河济,往来皆道金乡,则余辙迹有金乡矣。又岁余,余为卢子晓亭助校州志,乃与金乡故实相习,金乡常在耳目中。从新志得金乡表忠之作,因之知李固村能文而访其人,属其补缉邑乘,且为之觅海内志之至简者三数编与余所尝为永州志数十卷,纵之观览,论其得失,固村遂跃然以撰述自命,而金乡志略粗成。又恐其不能登诸枣梨而传之竹素也,更为告当事与欲延固村为子师者阙里孔宇华,多许助刊。辛酉冬,忽闻固村病于金乡练局,已不能起,其弟子来,余询之,曰:“先生但命致语,恐难相见,馀不更言。”余曰:“汝师岂无念乎志书耶?汝速返,谓志书余任其事,必为之刊行,以释其憾,倘不讳,当可瞑”。亡何,讣至,其弟子即抱志拜余于席间,求订正。余方权河道,丹墨案牍,丛集一手,以其暇郄辄取其十二略而遍阅之。可仍者仍其元稿,可补者补其逸文,于忠义节烈尤加之意,经三月馀而订定付剞劂。氏不烦佐史,不费抄录,而遗恨顿以纡,遗愿既以慰矣。余方悟:畴昔使余知金乡者,其缔结乃系乎是,岂非造化之所为,余手余心为所驱使然耶?济州牧周子翼庭,金乡令钱子仲和及其邑周、寻诸生等推余为序,即直叙其颠末如此。同治元年春分节运河兵备使者会稽宗稷辰序。
三、古今诗选
留别诸生
漫说河阳花似潘,满城幸种畹中兰。
阳春谁道希人和,明月偏来向我看。
壁府茫茫星斗远,书台寂寂典坟残。
范张千古情难断,何日重来旧雉坛。
别父老
来时骑竹去投钱,珍重缗民满道前。
岂把愁乡成乐土,那将苦井变甘泉。
五年浑似家为县,两舄谁言令是仙。
别后无能酬父老,祝天长远寿丰年。
(明·彭鲲化)
鸡黍城
千古论心地,山阳汝水头。
相看明月夜,犹是汉时秋。
桃园庄
十年重到听啼莺,犹有溪童识姓名。
共说种桃前度是,言寻采药旧时曾。
竹无题句羞君子,花有清尊对友生。
相视酩然欢不厌,柳笼明月快杯行。
(明·秦士奇)
柏风台
春风走马柏风台,台上春葩次第开。
日暮酒阑兴未已,紫藤花发可重来。
(明·李燧)
登魁楼感赋
九日登临一浩歌,尘缨濯处即行窝。
千章远籁鸣高柳,百尺长虹漾碧波。
知发临风防落帽,颓颜对酒易成酡。
黄花未吐深留意,晚节相依待杖过。
(明·郭东藩)
莎巅春晴
一夜东风报早春,晴光景物逐时新。
杏林日映红开锦,莎岭风梳绿展茵。
趁暖好音留倦鸟,乐游便卧恋行人。
王孙何处寻芳草,莫厌追欢向北频。
(周济川)
涞水朝烟
潆渟雷古渡,芳草自萋萋。
晓屿烟光乱,寒沙暗色迷。
柳垂溪水暗,天远野云低。
独立仓茫里,风前听鸣啼。
(周峙)
宝塔摩空
文峰增状色,矗起倚天空。
拔地排云雾,凌虚点泥濛。
影随河汉转,气与斗牛通。
绝顶谁能到,山川一望中。
(周峙)
寿河焕文
水光拥翠小桥横,一派源分洙四清。
绿绕宫墙新气象,晴看鸟雁待飞鸣。
文台对时供吟啸,诗阁东邻溢颂声。
应有神龙潜渊底,玉壶如洗碧波澄。
(周济川)
赠陈毅军长诗两首
(一)
平生读史爱名将,睹面相逢喜欲狂。
革命精神冲日月,题诗字句挟风霜。
八年抗战驱强敌,两次反抗收失疆。
领导斗争求解放,万军歌舞庆安康。
(二)
威震倭奴扬大名,军民到处树风声。
大江南北获安堵,表海工农欣更生。
致力攘夷同卫霍,运筹辅汉媲良平。
痛心内战督师旅,反动肃清好罢兵。
(杨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