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摊派捐税，内战失败，物价大幅度上涨。30年代初，微山湖区每公斤小麦0.07元(银元)，1936年，每公斤0.96元(法币)，1947年，每公斤涨到4360元(法币)，比1936年上涨数千倍。
解放后，为了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人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平抑粮、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1953年11月，国家对粮食价格实行统一管理。1954年，微山县粮食的购销价(平均)分别为：小麦统购价格每公斤0.192元(新人民币、下同)，统销价格为0.20元；玉米的统购价为0.134元，统销价为0.146元；大豆的统购价为0.172元，统销价为0.182元；谷子的统购价为0.13元，统销价为0.14元；高粱统购价为0.132元，统销价为0.142元；荞麦统购价为0.12元，统销价为0.13元；小米统购价为0.178元，统销价为0.188元；地瓜干统购价为0.096元，统销价为0.104元。1955年，微山县粮食价格在1954年水平上基本没动。1957年，全县芝麻统购价格在1956年的基础上平均上调29.11%，即统购价0.475元/公斤，统销价0.561元/公斤，差率18%。1957年，原煤由1952年的36元/吨，降为19.8元/吨；食糖由1952年的1.34元/公斤，降为1.14元/公斤；肥皂由1952年的0.40元/条，降为0.37元/条。1957年，全县共调整商品价格328种，其中调高的167种，调低的161种；农副产品收购价提高32种，调低4种；日用工业品零售价提高104种，调低123种；食品类零售价提高20种，调低11种；生产资料供应价提高11种，调低23种。集市鲜活贸易价比市场牌价约高45%左右。
1958年，由于受极左思想影响，持续大搞“大跃进”，“五风”泛滥，物资短缺，市场价格与牌价差距很大。地方生产的土化肥、土农药价格平均上升30%左右。小农具、小商品价格比计划价格上升3～5倍。黑市白酒斤价高达8元，黑市小麦斤价3元左右，比计划价格高出几十倍，出现了“七级工、八级工不赶社员一沟葱”的比价失调现象。1961年，为了恢复发展粮食生产和增加供应，全面大幅度的提高粮油统购价。提高后的价格为：小麦每公斤0.234元，小米每公斤0.222元，玉米每公斤0.164元，高粱每公斤0.164元，大青豆每公斤0.29元，地瓜干每公斤0.132元，银坊稻每公斤0.186元，花生果每公斤0.362元，花生米每公斤0.596元，芝麻每公斤0.64元，花生油每公斤1.424元，豆油每公斤1.406元，芝麻油每公斤1.61元。购价提高后销价未相应提高，购价大于销价，因购销倒挂发生的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不增加消费者的负担。1961年还对糖果、糕点、自行车、钟表、名酒等工业品实行高价供应(高出原牌价的1～4倍)。1962年以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市场的开放，上市商品的增多，市场价格呈逐年下降趋势，至1965年已基本降到合理比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对农用木材按牌价实行优待供应外，仅对部分农产品的购销价进行调整。1966年，从夏粮征购开始提高粮食统购价格，8月1日起，提高销售价格。这一时期购销价格拉平，实行粮食购销一价的粮食政策。小麦由23.4元/百公斤调为27.2元/百公斤，上调率为16.24%；高粱由16.4元/百公斤调为18.6元/百公斤，上调率为13.41%；玉米由16.4元/百公斤调为19元/百公斤，上调率为15.85%；谷子由16.12元/百公斤调为18.8元/百公斤，上调率为16.63%；大豆由25.6元/百公斤调为28.4元/百公斤，上调率为10.94%(为粮食的最低上调率)；地瓜干由13.54元/百公斤调为15.4元/百公斤，上调率为13.74%；米大麦由17.4元/百公斤调为21.6元/百公斤，上调率为24.14%；大豌豆由17.2元/百公斤调为22元/百公斤，上调率为27.91%(为粮食的最高上调率)。1970年，将议购小麦价调为44元/百公斤。1971年，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结合山东省的情况，照顾到与临省平衡，下发了关于提高油料油脂收购价格的217号文件。收购价格调整后，销售价格不变。新规定价格从9月1日起执行。花生米由59.976元/百公斤调为76元/百公斤(大花生仁每百公斤外加8元)，芝麻由64.032元/百公斤调为84元/百公斤，大豆由28.4元/百公斤调为31元/百公斤，油菜籽由50元/百公斤调为56元/百公斤，棉籽由13.4元/百公斤调为14元/百公斤，花生果由37.028元/百公斤调为48元/百公斤，蓖麻籽由62元/百公斤调为80元/百公斤，花生油由144元/百公斤调为180元/百公斤，豆油由152元/百公斤调为180元/百公斤，香油由172元/百公斤调为184元/百公斤，菜籽油由148元/百公斤调为170元/百公斤，蓖麻油由164元/百公斤调为180元/百公斤。1972年，将皮棉的收购价由90元/担调为104元/担。1975年，将议购玉米价调为36元/百公斤，高粱30元/百公斤，瓜干24元/百公斤。日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虽然冻结，但由于物资匮乏，商店有价无货的现象较为普遍，集贸市场的价格浮动较大。
1978年，从新大豆上市起，大豆的收购价由31元/百公斤调为40元/百公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对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进行了全面改革，全县在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多次大幅度地调整物价。1979年，上调粮食、棉花、油脂、油料、生猪、菜羊、鲜蛋、水产品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其中粮、油、生猪、禽蛋等提高20～25%。粮食超购加价幅度由30%提高到50%。小麦由27.2元/百公斤调为33.4元/百公斤，提高29.4%；花生米由76元/百公斤调为96元/百公斤，提高26.3%；玉米由19元/百公斤调为23.4元/百公斤，提高23.2%；谷子由18.8元/百公斤调为23.2元/百公斤，提高23.4%；春瓜干由15.4元/百公斤调为18.8元/百公斤，提高22%；生猪由96元/百公斤调为126元/百公斤，提高31.25%；棉花由230元/百公斤调为276元/百公斤，提高20%。同年11月，又提高猪肉、羊肉、牛肉、禽、鱼、鲜蛋、牛奶、蔬菜等8类副食品的销售价格，其中猪肉提高33%，鲜蛋提高32%，牛羊肉提高35%，水产品提高25.2%，解决了农副产品收购价低于销售价的“倒挂”问题。副食品销售价格提高后，对职工实行了补贴(粮食销价一律不动)。1980年10月，国产和进口黑白电视机平均下调27%。1981年8月1日起，将大豆、豆油收购价格又进行上调，退出超购加价的范围，实行全国一价。同年，对各种涤纶混纺织品平均降价18%。1982～1984年，3次调低各种手表的销售价格，平均下调26%。1983年，涤棉织物再次降价，幅度为30.1%。由于纺织工业的迅速发展，国务院决定从1983年底停止执行长达几十年的纺织品凭票供应制度，对纺织品免收布票，敞开供应。1983年，将碳酸氢铵的销售价格由247元/吨降为195元/吨。农机、农药、塑料薄膜等农用物资的价格也都有所降低。1985年，国家取消粮、棉、油统购政策，实行合同定购。对合同内定购的小麦、玉米、稻谷的收购价格改按“三七”比例价(三成按收购价、七成按超购价)；对合同定购数量以外的小麦、玉米、稻谷和不实行合同定购的粮食一律实行自由上市、议价购销。农民可以按照社会需要自由安排生产，同时国家还把返销农村的粮油销价，提到比例收购价的水平，实行购销同价。1988年，国家再次对化肥、农药、农膜、部分农机等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进行调整。1980年元月1日，国务院决定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生产资料实行专营，除用于“三挂钩”的化肥继续实行平价外，其余均改为综合平均价。1990年，农膜价格再次降低，地膜由9100元/吨降为7600元/吨，微膜由9550元/吨降为8000元/吨，农膜由8900元/吨降为7360元/吨，大棚膜由9100元/吨降为7490元/吨。小化肥和农用薄膜实行季节差价。1988～1989年，国家按照“微调”的方针，再次提高合同定购的粮食、油料、棉花、红麻、蚕茧等10余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小麦由48.26元/百公斤调为51.66元/百公斤，棉花由392.84元/百公斤调为472.84元/百公斤，花生米由144元/百公斤调为153.6元/百公斤，玉米由33.2元/百公斤调为35元/百公斤。经过多次价格调整，1990年比1978年农产品的收购价平均提高70%左右。1988年，食糖由1.62元/公斤调为2.4元/公斤，1990年由2.4元/公斤又调为3.54元/公斤。1989年，食盐由0.28元/公斤调为0.46元/公斤。同年，铁路客运票价平均提高112%，水运客运票价提高98%，航空票价上调77%。1990年，邮政资费信函邮票由0.08元调为0.20元，函件挂号费由0.12元调为0.30元。这一时期还放开了13种名烟酒价格。1990年，国家根据原材料涨价的实际情况，虽然适当提高了棉纺织品的厂销价格，但在市场疲软的约束下，计划提价并未到位。按规定，纯棉布的涨幅为14.5%，实际涨价幅度为8.4%；涤棉布规定提高幅度为14%，实际涨价幅度为9.8%；针织品规定涨幅为29%，实际上升幅度仅4.9%。
第三节 物价演变
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摊派捐税，内战失败，物价大幅度上涨。30年代初，微山湖区每公斤小麦0.07元(银元)，1936年，每公斤0.96元(法币)，1947年，每公斤涨到4360元(法币)，比1936年上涨数千倍。
解放后，为了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人民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平抑粮、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1953年11月，国家对粮食价格实行统一管理。1954年，微山县粮食的购销价(平均)分别为：小麦统购价格每公斤0.192元(新人民币、下同)，统销价格为0.20元；玉米的统购价为0.134元，统销价为0.146元；大豆的统购价为0.172元，统销价为0.182元；谷子的统购价为0.13元，统销价为0.14元；高粱统购价为0.132元，统销价为0.142元；荞麦统购价为0.12元，统销价为0.13元；小米统购价为0.178元，统销价为0.188元；地瓜干统购价为0.096元，统销价为0.104元。1955年，微山县粮食价格在1954年水平上基本没动。1957年，全县芝麻统购价格在1956年的基础上平均上调29.11%，即统购价0.475元/公斤，统销价0.561元/公斤，差率18%。1957年，原煤由1952年的36元/吨，降为19.8元/吨；食糖由1952年的1.34元/公斤，降为1.14元/公斤；肥皂由1952年的0.40元/条，降为0.37元/条。1957年，全县共调整商品价格328种，其中调高的167种，调低的161种；农副产品收购价提高32种，调低4种；日用工业品零售价提高104种，调低123种；食品类零售价提高20种，调低11种；生产资料供应价提高11种，调低23种。集市鲜活贸易价比市场牌价约高45%左右。
1958年，由于受极左思想影响，持续大搞“大跃进”，“五风”泛滥，物资短缺，市场价格与牌价差距很大。地方生产的土化肥、土农药价格平均上升30%左右。小农具、小商品价格比计划价格上升3～5倍。黑市白酒斤价高达8元，黑市小麦斤价3元左右，比计划价格高出几十倍，出现了“七级工、八级工不赶社员一沟葱”的比价失调现象。1961年，为了恢复发展粮食生产和增加供应，全面大幅度的提高粮油统购价。提高后的价格为：小麦每公斤0.234元，小米每公斤0.222元，玉米每公斤0.164元，高粱每公斤0.164元，大青豆每公斤0.29元，地瓜干每公斤0.132元，银坊稻每公斤0.186元，花生果每公斤0.362元，花生米每公斤0.596元，芝麻每公斤0.64元，花生油每公斤1.424元，豆油每公斤1.406元，芝麻油每公斤1.61元。购价提高后销价未相应提高，购价大于销价，因购销倒挂发生的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不增加消费者的负担。1961年还对糖果、糕点、自行车、钟表、名酒等工业品实行高价供应(高出原牌价的1～4倍)。1962年以后，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市场的开放，上市商品的增多，市场价格呈逐年下降趋势，至1965年已基本降到合理比价。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对农用木材按牌价实行优待供应外，仅对部分农产品的购销价进行调整。1966年，从夏粮征购开始提高粮食统购价格，8月1日起，提高销售价格。这一时期购销价格拉平，实行粮食购销一价的粮食政策。小麦由23.4元/百公斤调为27.2元/百公斤，上调率为16.24%；高粱由16.4元/百公斤调为18.6元/百公斤，上调率为13.41%；玉米由16.4元/百公斤调为19元/百公斤，上调率为15.85%；谷子由16.12元/百公斤调为18.8元/百公斤，上调率为16.63%；大豆由25.6元/百公斤调为28.4元/百公斤，上调率为10.94%(为粮食的最低上调率)；地瓜干由13.54元/百公斤调为15.4元/百公斤，上调率为13.74%；米大麦由17.4元/百公斤调为21.6元/百公斤，上调率为24.14%；大豌豆由17.2元/百公斤调为22元/百公斤，上调率为27.91%(为粮食的最高上调率)。1970年，将议购小麦价调为44元/百公斤。1971年，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结合山东省的情况，照顾到与临省平衡，下发了关于提高油料油脂收购价格的217号文件。收购价格调整后，销售价格不变。新规定价格从9月1日起执行。花生米由59.976元/百公斤调为76元/百公斤(大花生仁每百公斤外加8元)，芝麻由64.032元/百公斤调为84元/百公斤，大豆由28.4元/百公斤调为31元/百公斤，油菜籽由50元/百公斤调为56元/百公斤，棉籽由13.4元/百公斤调为14元/百公斤，花生果由37.028元/百公斤调为48元/百公斤，蓖麻籽由62元/百公斤调为80元/百公斤，花生油由144元/百公斤调为180元/百公斤，豆油由152元/百公斤调为180元/百公斤，香油由172元/百公斤调为184元/百公斤，菜籽油由148元/百公斤调为170元/百公斤，蓖麻油由164元/百公斤调为180元/百公斤。1972年，将皮棉的收购价由90元/担调为104元/担。1975年，将议购玉米价调为36元/百公斤，高粱30元/百公斤，瓜干24元/百公斤。日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虽然冻结，但由于物资匮乏，商店有价无货的现象较为普遍，集贸市场的价格浮动较大。
1978年，从新大豆上市起，大豆的收购价由31元/百公斤调为40元/百公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对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进行了全面改革，全县在保持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多次大幅度地调整物价。1979年，上调粮食、棉花、油脂、油料、生猪、菜羊、鲜蛋、水产品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其中粮、油、生猪、禽蛋等提高20～25%。粮食超购加价幅度由30%提高到50%。小麦由27.2元/百公斤调为33.4元/百公斤，提高29.4%；花生米由76元/百公斤调为96元/百公斤，提高26.3%；玉米由19元/百公斤调为23.4元/百公斤，提高23.2%；谷子由18.8元/百公斤调为23.2元/百公斤，提高23.4%；春瓜干由15.4元/百公斤调为18.8元/百公斤，提高22%；生猪由96元/百公斤调为126元/百公斤，提高31.25%；棉花由230元/百公斤调为276元/百公斤，提高20%。同年11月，又提高猪肉、羊肉、牛肉、禽、鱼、鲜蛋、牛奶、蔬菜等8类副食品的销售价格，其中猪肉提高33%，鲜蛋提高32%，牛羊肉提高35%，水产品提高25.2%，解决了农副产品收购价低于销售价的“倒挂”问题。副食品销售价格提高后，对职工实行了补贴(粮食销价一律不动)。1980年10月，国产和进口黑白电视机平均下调27%。1981年8月1日起，将大豆、豆油收购价格又进行上调，退出超购加价的范围，实行全国一价。同年，对各种涤纶混纺织品平均降价18%。1982～1984年，3次调低各种手表的销售价格，平均下调26%。1983年，涤棉织物再次降价，幅度为30.1%。由于纺织工业的迅速发展，国务院决定从1983年底停止执行长达几十年的纺织品凭票供应制度，对纺织品免收布票，敞开供应。1983年，将碳酸氢铵的销售价格由247元/吨降为195元/吨。农机、农药、塑料薄膜等农用物资的价格也都有所降低。1985年，国家取消粮、棉、油统购政策，实行合同定购。对合同内定购的小麦、玉米、稻谷的收购价格改按“三七”比例价(三成按收购价、七成按超购价)；对合同定购数量以外的小麦、玉米、稻谷和不实行合同定购的粮食一律实行自由上市、议价购销。农民可以按照社会需要自由安排生产，同时国家还把返销农村的粮油销价，提到比例收购价的水平，实行购销同价。1988年，国家再次对化肥、农药、农膜、部分农机等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进行调整。1980年元月1日，国务院决定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生产资料实行专营，除用于“三挂钩”的化肥继续实行平价外，其余均改为综合平均价。1990年，农膜价格再次降低，地膜由9100元/吨降为7600元/吨，微膜由9550元/吨降为8000元/吨，农膜由8900元/吨降为7360元/吨，大棚膜由9100元/吨降为7490元/吨。小化肥和农用薄膜实行季节差价。1988～1989年，国家按照“微调”的方针，再次提高合同定购的粮食、油料、棉花、红麻、蚕茧等10余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小麦由48.26元/百公斤调为51.66元/百公斤，棉花由392.84元/百公斤调为472.84元/百公斤，花生米由144元/百公斤调为153.6元/百公斤，玉米由33.2元/百公斤调为35元/百公斤。经过多次价格调整，1990年比1978年农产品的收购价平均提高70%左右。1988年，食糖由1.62元/公斤调为2.4元/公斤，1990年由2.4元/公斤又调为3.54元/公斤。1989年，食盐由0.28元/公斤调为0.46元/公斤。同年，铁路客运票价平均提高112%，水运客运票价提高98%，航空票价上调77%。1990年，邮政资费信函邮票由0.08元调为0.20元，函件挂号费由0.12元调为0.30元。这一时期还放开了13种名烟酒价格。1990年，国家根据原材料涨价的实际情况，虽然适当提高了棉纺织品的厂销价格，但在市场疲软的约束下，计划提价并未到位。按规定，纯棉布的涨幅为14.5%，实际涨价幅度为8.4%；涤棉布规定提高幅度为14%，实际涨价幅度为9.8%；针织品规定涨幅为29%，实际上升幅度仅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