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前，微山县境内各私营商店的商品大都是由店主在当地购进，或者派专人到外地采购。
建县至1990年，商业系统工业产品的购进，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系统调拨 1953年建县后，国营商业公司的进货渠道，除购进当地产品外，主要由各专业公司(二级站)调拨。县级属三级企业和零售商店，一般均不外出采购。进货地点是按经济流向确定的，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变动。1956年后，商品经营一直按计划有组织地进货。凡定量供应和计划的商品，均由上级下达指令性的计划分期进货。平衡商品由上级公司根据库存、货源情况确定分配数量；小商品允许在计划总额控制下看样选购。1958年，曾出现采购员“满天飞”的现象，不久，即作纠正。1978年开始，在供应渠道不变的前提下，允许议价购货。同时允许零售企业直接到省内批发单位选购部分商品。1983年，“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形成后，除计划分配的商品外，县属三级批发单位和零售企业均可直接到省内外生产厂家、各级商业经营企业进货。
当地收购 建县初期，工业基础薄弱，地方工业产品极少。为了支援地方工业的发展，对地产地销工业品和手工业产品，根据“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供应”的方针，采取计划收购、定产包销、委托加工、协商定货、看样选购等方式进行收购。1978年后，工业企业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工业产品自销扩大，商业购进工业产品相对减少。
国营商业除了购进工业产品外，还在当地收购农副产品。
微山县建立后农副产品的经营几经变化，1963年4月，始交国营商业经营。至1990年，属国营商业管理的仅有食品行业。
农副产品的生产受自然条件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影响，各个时期收购的数量有增有减。“一五”期间，收购量逐渐上升。1957年，收购额为72万元。“二五”期间，收购量逐渐下降，经过3年调整后，收购量明显回升。1965年，收购额达到93.6万元，比1957年增长30%。“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有起伏，但变化不大。1975年为155.4万元。“五五”期间，有所增加。1978年为312.2万元，比1975年增加1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农副产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国营商业的收购额也大幅度地增长，1980年达498.5万元，比1978年增长59.7%。“六五”期间，收购额变化不大。“七五”期间，又有回升。1987年为755.9万元，比1985年增长73.6%。
收购生猪。生猪的生产与收购取决于粮食生产和养猪政策。1954年前，农村合作社和私人的家畜均可上市自由出售，国营商业收购量极少。1954年，仅收购生猪2119头。1955年开始，国家对生猪实行派养派购政策。其方法是：根据国家分配计划和本地销售情况，由县政府下达计划到业务单位，业务单位再将任务层层落实到社、队、户，并与之签订按期交售的合同，到期按时收购。1957年，贯彻“私养公助”的政策，全年收购生猪5794头，比1954年增长1.74倍。1959年，贯彻“私养公养并重”的政策，随之又改为“公养为主，私养为辅”的政策，各社队大搞养猪场，公养比重占全社会养猪的70%以上。由于三年经济困难，生猪存栏量减少，收购量也随之大幅度下降。1960年，收购1546头，比1957年少收4248头，下降275.9%，致使城乡肉食紧张。1961年，又改行“公养与私养并举”的政策。不仅提高了生猪的收购价格，而且实行预购、换购和工业品奖售的政策，生猪生产和收购量基本好转。1963年，收购10012头，比1960年增长5.5倍。1964年后，收购生猪坚持以计划收购为主，议价收购为辅，计划内外归口统一经营的原则，收购中采取“验质到圈，合格发证，定时定点，预约收购”的办法。并推行“以出肉率定等，以毛斤定价，按质论价”的价格政策，收购量大幅度增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收购量又呈现下降的趋势。1975年，收购13827头。1978年，县革委规定收购猪、羊、牛、鸡、鸭等，采取奖售饲养户化肥及工业品的办法。1979年，贯彻“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的方针，生猪生产量迅速上升，确保了国家收购计划的实现，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
1983年后，私人屠宰生猪户增多，出现了公私争购的现象。国营商业收购又有所减少。1985年，收购生猪14878头，比1978年减少85.5%，结果造成国营商业门市部缺肉，居民食肉主要靠农贸市场供应的局面。
收购鲜蛋。1953年，国营商业部门利用基层供销社点多面广的优势进行收购。1956年，县工商科在夏镇、韩庄设收购点收购。1961年，根据中央“目前农村收购工作中需要兼顾几项利益”的指示精神，结合县乡实际，县商业局制订相应的鲜蛋收购措施：即采取一年一定，分级安排，把鲜蛋落实到户的办法，以此保证了收购工作的完成。1965年，收购鲜蛋220吨，比1960年增加30倍。“文化大革命”期间，农副业生产受到限制，鲜蛋上市量减少，牌价与市场价悬殊过大，国营商业收购量减少。1975年，收购鲜蛋实行派购的办法。1976年，大力推广饲养良种鸡，促进了鲜蛋的生产，鲜蛋的收购量又连年增加。1978年，收购鲜蛋335吨，比1975年增加74.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保证松花蛋的出口，商业部门把收购鲜蛋的任务落实到乡镇，同时提高了奖售比例。1982年，收购鲜蛋578吨，超额完成年计划的77.7%。1983年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市场的开放，国营商业收购鲜蛋的数量低而不稳。1985年，收购353吨，1988年收购396吨，1989年收购402吨。
自由选购 1953～1978年，系统内调拨和当地收购的进货渠道较为固定。除1958年出现盲目的采购现象外，各级商业企业一般不外出自由采购。1979～1982年，自由选购商品逐渐增多，但所占比重不大，只作为正常进货渠道以外的补充。1983年后，系统内调拨除国家统一分配的商品外，多数商品虽然仍层层编报、核批计划，甚至签订供货合同，但往往不能保证实现供货计划。在此新形势下，商业企业只得逐步加强商品的采购工作，通过代批代销，厂店挂勾，工商联营，与外省工业企业横向联合等形式，采购商品冲破了原来固定的进货渠道和区域、行业、成分的界限，进行自由选购。
第一节 商品购进
新中国建立前，微山县境内各私营商店的商品大都是由店主在当地购进，或者派专人到外地采购。
建县至1990年，商业系统工业产品的购进，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系统调拨 1953年建县后，国营商业公司的进货渠道，除购进当地产品外，主要由各专业公司(二级站)调拨。县级属三级企业和零售商店，一般均不外出采购。进货地点是按经济流向确定的，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变动。1956年后，商品经营一直按计划有组织地进货。凡定量供应和计划的商品，均由上级下达指令性的计划分期进货。平衡商品由上级公司根据库存、货源情况确定分配数量；小商品允许在计划总额控制下看样选购。1958年，曾出现采购员“满天飞”的现象，不久，即作纠正。1978年开始，在供应渠道不变的前提下，允许议价购货。同时允许零售企业直接到省内批发单位选购部分商品。1983年，“三多一少”的流通体制形成后，除计划分配的商品外，县属三级批发单位和零售企业均可直接到省内外生产厂家、各级商业经营企业进货。
当地收购 建县初期，工业基础薄弱，地方工业产品极少。为了支援地方工业的发展，对地产地销工业品和手工业产品，根据“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供应”的方针，采取计划收购、定产包销、委托加工、协商定货、看样选购等方式进行收购。1978年后，工业企业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工业产品自销扩大，商业购进工业产品相对减少。
国营商业除了购进工业产品外，还在当地收购农副产品。
微山县建立后农副产品的经营几经变化，1963年4月，始交国营商业经营。至1990年，属国营商业管理的仅有食品行业。
农副产品的生产受自然条件和农村经济政策的影响，各个时期收购的数量有增有减。“一五”期间，收购量逐渐上升。1957年，收购额为72万元。“二五”期间，收购量逐渐下降，经过3年调整后，收购量明显回升。1965年，收购额达到93.6万元，比1957年增长30%。“文化大革命”期间，虽有起伏，但变化不大。1975年为155.4万元。“五五”期间，有所增加。1978年为312.2万元，比1975年增加1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农副产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国营商业的收购额也大幅度地增长，1980年达498.5万元，比1978年增长59.7%。“六五”期间，收购额变化不大。“七五”期间，又有回升。1987年为755.9万元，比1985年增长73.6%。
收购生猪。生猪的生产与收购取决于粮食生产和养猪政策。1954年前，农村合作社和私人的家畜均可上市自由出售，国营商业收购量极少。1954年，仅收购生猪2119头。1955年开始，国家对生猪实行派养派购政策。其方法是：根据国家分配计划和本地销售情况，由县政府下达计划到业务单位，业务单位再将任务层层落实到社、队、户，并与之签订按期交售的合同，到期按时收购。1957年，贯彻“私养公助”的政策，全年收购生猪5794头，比1954年增长1.74倍。1959年，贯彻“私养公养并重”的政策，随之又改为“公养为主，私养为辅”的政策，各社队大搞养猪场，公养比重占全社会养猪的70%以上。由于三年经济困难，生猪存栏量减少，收购量也随之大幅度下降。1960年，收购1546头，比1957年少收4248头，下降275.9%，致使城乡肉食紧张。1961年，又改行“公养与私养并举”的政策。不仅提高了生猪的收购价格，而且实行预购、换购和工业品奖售的政策，生猪生产和收购量基本好转。1963年，收购10012头，比1960年增长5.5倍。1964年后，收购生猪坚持以计划收购为主，议价收购为辅，计划内外归口统一经营的原则，收购中采取“验质到圈，合格发证，定时定点，预约收购”的办法。并推行“以出肉率定等，以毛斤定价，按质论价”的价格政策，收购量大幅度增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收购量又呈现下降的趋势。1975年，收购13827头。1978年，县革委规定收购猪、羊、牛、鸡、鸭等，采取奖售饲养户化肥及工业品的办法。1979年，贯彻“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的方针，生猪生产量迅速上升，确保了国家收购计划的实现，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
1983年后，私人屠宰生猪户增多，出现了公私争购的现象。国营商业收购又有所减少。1985年，收购生猪14878头，比1978年减少85.5%，结果造成国营商业门市部缺肉，居民食肉主要靠农贸市场供应的局面。
收购鲜蛋。1953年，国营商业部门利用基层供销社点多面广的优势进行收购。1956年，县工商科在夏镇、韩庄设收购点收购。1961年，根据中央“目前农村收购工作中需要兼顾几项利益”的指示精神，结合县乡实际，县商业局制订相应的鲜蛋收购措施：即采取一年一定，分级安排，把鲜蛋落实到户的办法，以此保证了收购工作的完成。1965年，收购鲜蛋220吨，比1960年增加30倍。“文化大革命”期间，农副业生产受到限制，鲜蛋上市量减少，牌价与市场价悬殊过大，国营商业收购量减少。1975年，收购鲜蛋实行派购的办法。1976年，大力推广饲养良种鸡，促进了鲜蛋的生产，鲜蛋的收购量又连年增加。1978年，收购鲜蛋335吨，比1975年增加74.4%。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保证松花蛋的出口，商业部门把收购鲜蛋的任务落实到乡镇，同时提高了奖售比例。1982年，收购鲜蛋578吨，超额完成年计划的77.7%。1983年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市场的开放，国营商业收购鲜蛋的数量低而不稳。1985年，收购353吨，1988年收购396吨，1989年收购402吨。
自由选购 1953～1978年，系统内调拨和当地收购的进货渠道较为固定。除1958年出现盲目的采购现象外，各级商业企业一般不外出自由采购。1979～1982年，自由选购商品逐渐增多，但所占比重不大，只作为正常进货渠道以外的补充。1983年后，系统内调拨除国家统一分配的商品外，多数商品虽然仍层层编报、核批计划，甚至签订供货合同，但往往不能保证实现供货计划。在此新形势下，商业企业只得逐步加强商品的采购工作，通过代批代销，厂店挂勾，工商联营，与外省工业企业横向联合等形式，采购商品冲破了原来固定的进货渠道和区域、行业、成分的界限，进行自由选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