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经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社、高级农业社和人民公社等发展阶段，土地私有制逐步转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济宁市城郊走上了农村集体化道路。土地改革之后，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耕畜、农具、房屋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农业仍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许多农户的耕畜、农具仍不齐全，生产困难，难以抗御自然灾害。
1952年，济宁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领导分得土地的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是年春，刘庄村村民杜汝宾联合3户贫农组成第一个互助组，到麦季，18.5亩小麦，亩产75.5公斤，比单干农民亩产高10%。1953年秋，刘庄村互助组发展到4个，入组农民85户。1954年，境内多种形式的互助组已发展到115个，入组农民783户。1954年，济宁市委贯彻山东省委互助合作会议精神，提出有计划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划，并派出工作组，在第三区刘庄村办起第一个光明初级生产合作社。之后，“新生”、“新发”、“新新”等初级农业合作社相继建立，入社农民170余户。至1955年春，初级农业合作社已发展到22个。初级社社章规定：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土地入股，大牲畜、大农具折价入股归公（没有大牲畜、农具的贫雇农交股金）。在收益分配上，实行地四劳六分红，劳力按实际劳动实行实分活评，年终分配。财务实行民主管理，每月一公布，一季一张榜，年终分配时，从总收入中扣留1%公益金用于社员福利事业，扣留3%公积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在生产管理上，实行“四小”作业，即小段计划、小组作业、小段定额、小段验收。小段包工完成后，进行检查、验收，再予记工分。是年，小麦由互助组时的亩产75.5公斤提高到175公斤。1955年，在大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高潮推动下，22个初级社发展到5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入社农民2212户。高级社宣布土地公有，取消土地分红，实行按劳分配、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费用、超产奖励），四固定（固定土地、固定劳力、固定牲畜、固定农具）的承包责任制。高级社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广泛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是年，小麦亩产由初级社时的175公斤增长到205公斤；蔬菜由只种大白菜、水萝卜的单一季节菜发展到常年细菜；劳动工值（10分制）达到1元4角，户平均收入现金200余元。
1958年9月，济宁市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精神，在高级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济宁市红旗（城关）人民公社。下设耕作区、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实行公社所有制，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乃至一些小生活资料都属公社所有。劳动力由公社统一调动，搞大兵团作战，按班、排、连、营编制，行动军事化。白天红旗招展，夜间挑灯会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开展大协作，打破村与村、社与社的界限。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实行供给制，村村队队办公共食堂，以生产大队为单位，把分配给社员的口粮和现金交公共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1959年，多种灾害并发，粮食减产，加之收割不及时，浪费现象严重，农民生活困难，公共食堂被迫撤销。1962年，中共中央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之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有所收敛。1962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进行体制调整，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土地、耕畜、农具固定到生产队使用，劳力由各队自行安排，实行按件记分和“四小”（小段计划、小段作业、小段包工、小段检查验收）制度，多劳多得，生产管理逐步纳入正轨。
“文化大革命”时期，生产管理体制遭受破坏，改三级所有为两级所有，把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变为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1970年后，推行大寨“评工记分法”，自报公议，不看劳动好坏，只讲政治表现，评所谓“思想分”、“政治分”。把“按劳分配”作为“资产阶级法权”进行批判，以致出现“出工一窝蜂，干活稀拉松”和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思想，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