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县内民事审判由知县署理。
民国初期，民事审判承袭旧制，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保护人民财产令》未得实施。民国10年（1921），北洋军阀政府所颁《民事诉讼条例》，维护上层阶级利益，继而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所颁的《民事诉讼法》，条文、程序累牍，诉讼费繁多，民事审判有名无实。
1945年诸城解放后，人民政府贯彻调解为主的原则审判民事案件。1949年，贯彻《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民事审判以婚姻案为最多，是年，审结婚姻案47起，其他民事案件3起。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禁止童养媳、买卖、包办等婚姻，全县婚姻案剧增。是年，审结婚姻案307起，审结其他民事案件51起。1952～1953年，贯彻《婚姻法》形成高潮，年审结婚姻案多达435起。此后2年间，民事审判共结案1001起，其中婚姻案522起。1956年起，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变革，民事审判中，财产、权益纠纷案增多。1959～1961年，民事审判案件急剧增长，年达401件。1962年起，民事案件逐年下降。1963年，贯彻全国第一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的“调查研究、就地解决”和“调解为主”的方针，民事纠纷多在基层调解中结案。至1964年，法院2年共受理民事案件205起。
“文化大革命”中，民事审判处于应付状态，时政法部设民事组，受理民事诉讼，至1972年，6年共审理民事案件415起，造成大量民事案件积压。1973年，民事审判组织恢复，开始清理积案。
1978年后，民事审判在拨乱反正中健康发展。1982年10月贯彻《民事诉讼法》后，民事审判纳入法制轨道，为强化民事判决、裁定、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于1983年增设执行庭。至1986年，共审结民事案件1138起。1987年，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民事审判网络覆盖全市35处乡镇，是年，审结民事案件563起。
附：民事调解
清末至民国时期，县内传统的封建宗法势力制约着城乡习俗，民事纷争多由宗族长者调停，少量的由乡约、地保裁处。
1945年后，城乡民事纠纷多由基层人民政权调解，少数诉诸司法机关排解。初步体现人民调解性质。1951年，贯彻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乡政府调解工作的指示》精神，部分区乡建立起调解委员会，在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开展调解工作。1954年2月，贯彻国家政务院颁布的《人民解调委员会组织通则》（暂行），全县区、乡两级政权建立调解委员会201个，调解委员1229人，形成全县人民调解网络，年调处民事纠纷达6690起。为建国初期的社会安定发挥了巨大作用。1956年，遵照山东省《乡调解委员会试行办法》（草案）的规定，全县的乡解调委员会均改为民政调解委员会，时全县共设有181个，成员598人，为群众排解纷争9550起。1958年，调解机构与治安保卫机构合并为治保调处委员会。同年，于行政村普设治保调处小组，全县专、兼职民事调处人员总数达6083人。1959年，调解机构与治安保卫机构分离。1964年，贯彻山东省《关于加强调解工作的通知》精神，全县调解工作出现新局面，党委、政府重视，网络布局合理，调解队伍充实，业务联系协调。是年，调结民事纠纷96］4件。
“文化大革命”前期，调解机构被视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产物”，在派性对立的环境下，无法开展工作。1973年后，恢复调解机构，全县调解工作重新展开，至1975年，城乡调解机构1268个，调解队伍6512人，年调结民事纠纷9000起。
1978年，贯彻《全国第八次司法会议》精神，公社配备司法助理，强化民事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1979年，各公社209个工作片增设调解网长，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遍建起调解组织，年调处民事纠纷9716起。
1980年底起，人民调解纳入司法行政管理轨道。翌年，先后贯彻《全国第一次人民调解工作会议》和省、地、县三级《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全县调解工作出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调解机构与群众组织紧密配合的新局面。1984年，司法局增设调解管理股（后改科），调解业务、工作关系进一步理顺。1986～1987年，调解工作贯彻“调解与预防相结合，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在组织、责任、制度、措施、考评五落实和提高调解质量的基础上，进入理论研讨、探求规律的阶段，为减少民事诉讼，稳定治安秩序，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发挥了巨大作用。两年间，受理民事纠纷8313起，调处8364起，调解率达98.2％，调解成功率97.4％，防止非正常死亡79人次，避免刑事案件109起。
第二节 民事审判
视图
清末，县内民事审判由知县署理。
民国初期，民事审判承袭旧制，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保护人民财产令》未得实施。民国10年（1921），北洋军阀政府所颁《民事诉讼条例》，维护上层阶级利益，继而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所颁的《民事诉讼法》，条文、程序累牍，诉讼费繁多，民事审判有名无实。
1945年诸城解放后，人民政府贯彻调解为主的原则审判民事案件。1949年，贯彻《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民事审判以婚姻案为最多，是年，审结婚姻案47起，其他民事案件3起。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禁止童养媳、买卖、包办等婚姻，全县婚姻案剧增。是年，审结婚姻案307起，审结其他民事案件51起。1952～1953年，贯彻《婚姻法》形成高潮，年审结婚姻案多达435起。此后2年间，民事审判共结案1001起，其中婚姻案522起。1956年起，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变革，民事审判中，财产、权益纠纷案增多。1959～1961年，民事审判案件急剧增长，年达401件。1962年起，民事案件逐年下降。1963年，贯彻全国第一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的“调查研究、就地解决”和“调解为主”的方针，民事纠纷多在基层调解中结案。至1964年，法院2年共受理民事案件205起。
“文化大革命”中，民事审判处于应付状态，时政法部设民事组，受理民事诉讼，至1972年，6年共审理民事案件415起，造成大量民事案件积压。1973年，民事审判组织恢复，开始清理积案。
1978年后，民事审判在拨乱反正中健康发展。1982年10月贯彻《民事诉讼法》后，民事审判纳入法制轨道，为强化民事判决、裁定、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于1983年增设执行庭。至1986年，共审结民事案件1138起。1987年，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民事审判网络覆盖全市35处乡镇，是年，审结民事案件563起。
附：民事调解
清末至民国时期，县内传统的封建宗法势力制约着城乡习俗，民事纷争多由宗族长者调停，少量的由乡约、地保裁处。
1945年后，城乡民事纠纷多由基层人民政权调解，少数诉诸司法机关排解。初步体现人民调解性质。1951年，贯彻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乡政府调解工作的指示》精神，部分区乡建立起调解委员会，在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开展调解工作。1954年2月，贯彻国家政务院颁布的《人民解调委员会组织通则》（暂行），全县区、乡两级政权建立调解委员会201个，调解委员1229人，形成全县人民调解网络，年调处民事纠纷达6690起。为建国初期的社会安定发挥了巨大作用。1956年，遵照山东省《乡调解委员会试行办法》（草案）的规定，全县的乡解调委员会均改为民政调解委员会，时全县共设有181个，成员598人，为群众排解纷争9550起。1958年，调解机构与治安保卫机构合并为治保调处委员会。同年，于行政村普设治保调处小组，全县专、兼职民事调处人员总数达6083人。1959年，调解机构与治安保卫机构分离。1964年，贯彻山东省《关于加强调解工作的通知》精神，全县调解工作出现新局面，党委、政府重视，网络布局合理，调解队伍充实，业务联系协调。是年，调结民事纠纷96］4件。
“文化大革命”前期，调解机构被视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产物”，在派性对立的环境下，无法开展工作。1973年后，恢复调解机构，全县调解工作重新展开，至1975年，城乡调解机构1268个，调解队伍6512人，年调结民事纠纷9000起。
1978年，贯彻《全国第八次司法会议》精神，公社配备司法助理，强化民事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1979年，各公社209个工作片增设调解网长，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普遍建起调解组织，年调处民事纠纷9716起。
1980年底起，人民调解纳入司法行政管理轨道。翌年，先后贯彻《全国第一次人民调解工作会议》和省、地、县三级《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全县调解工作出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调解机构与群众组织紧密配合的新局面。1984年，司法局增设调解管理股（后改科），调解业务、工作关系进一步理顺。1986～1987年，调解工作贯彻“调解与预防相结合，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在组织、责任、制度、措施、考评五落实和提高调解质量的基础上，进入理论研讨、探求规律的阶段，为减少民事诉讼，稳定治安秩序，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发挥了巨大作用。两年间，受理民事纠纷8313起，调处8364起，调解率达98.2％，调解成功率97.4％，防止非正常死亡79人次，避免刑事案件109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