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管理
清末，县衙户房、巡警局统管全县户籍，城乡户籍分由坊、练署理。民国时期，户籍相继由警察所（署）、公安局总理，城区范围由松古禅院、老母庙、三皇庙、姑子庙4个派出所署理，农村户籍由枳沟、相州、林家村、泊里4个公安分局通过区、乡（镇）、村、阊实施管理。民国24年（1935），农村以保、甲制取代村、闾制管理户籍。日军占据诸城期间，城乡户籍管理由日伪警察所保安系通过乡（镇）公所、保、甲署理。
解放后，户籍纳入人民政权管理轨道。1953年起，由县民政局实行区、乡、村三级户籍管理，按户设册。1956年，全国户口工作会议后，户籍由县公安局统一管理。1958年，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始行人口建卡，实现人口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的严格控制。1959年，县公安局设立户籍股，公社配备户籍员，管理全县户籍，1961年撤并，改由公安局治安股兼理，公社由民政助理专管。1984年，公安局恢复户籍股（同年改为六科），35处乡镇派出所和城区人民路派出所均配备专职户籍民警，全市城乡户籍管理日臻完善。
特种行业管理
民国时期，县政府即对旅栈业进行管理，住客秩序等由警察治安单位进行不定期检查。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行业门类增多。1951年起，公安部先后公布实施对旅栈业、印铸刻字业、无线电器材等行业及公共娱乐场所的管理条例，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条例，责成派出所、公安特派员对上述各业进行审查登记。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主要依靠行业系统各单位的党、政领导进行管理，公安机关配合对从业人员实施守法经营及控制犯罪知识的教育，并建立治保组织和规章制度。“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刻制公章须经公安局登记并介绍到指定地点刻制外，其余诸项由所属单位自行管理。1979年后，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特种行业管理面临多种经营成分，业务量剧增。公安局协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全县342处特种行业进行清理整顿和登记。1986年5月后，特种行业管理改为以废品、收购、旅栈、印铸刻字业为重点，为138户合法经营者核发了营业执照，有4户无证经营者被取缔，责令停业、转业者26户，对89处废品收购点和40处铸造业进行清理整顿，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落实防范措施，特种行业管理日趋完善。1987年，在特种行业管理中，抓获罪犯8名。
枪支及危险物品管理
民国23年（1934），县政府对民间枪支进行清查，烙印注册。
解放后，地方枪支管理适应人民政权建设需要，由人民武装部负责管理民兵武装用枪，由公安局负责管理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按规定配备的枪支，严格履行审批、备案、颁发“持枪证”等手续。1968～1970年，军管小组代公安局行使枪支管理权。1982年起，猎、汽枪始向社会销售，购买者须向公安机关申报、登记。1987年，公安机关对全市民用枪支实施验证、打轧钢印。全市民用枪支共3622支，其中汽枪99支，猎枪11支，土猎枪3461支，射击运动用枪51支。
1958年起，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县内同时实施制造、销售、储运，使用程序化、全过程管理，以专营手段和严格审批手续强化宏观控制，以落实使用常识和安全规程实现微观指导。1983年后，结合打击刑事犯罪，以爆炸物品为重点，在全县进行清查，共查获违章存放的炸药2078公斤，雷管585只，导火索288米，手榴弹11枚。并对全县储存、销售、使用爆炸物品的单位和个人审核登记、颁证，同时进行专业培训和业务考核。至此，全县危险物品管理纳入科学管理和法制轨道。1987年，诸城市共有爆炸物品销售点14处，储存点44个，配备保卫人员74人，爆破员250人；剧毒物品销售点36处，储存点36处，保管员108人。
禁毒·禁赌·禁娼
禁毒 1840年后，婴粟种植传入境内。城乡富豪、地痞多染吸毒恶习，清政府朝纲不振，屡禁不止。民国初期，县公署派巡警查禁毒品。民国17年（1928），由公安局二科再行查禁。民国21年（1932），县公署设“戒烟所”，对吸毒犯强制戒烟。民国23年（1934），县政府布告查禁婴粟种植，惩戒吸毒，颇有成效。民国27年（1938），日军侵占诸城后，于城内公开设“联友膏店”，于是吸毒之习盛行。
1945年，诸城解放，人民政府颁令禁毒。建国后，县人民法院于1951年依法判决制造、贩卖毒品犯3名，惩戒吸毒犯20余名，从此，境内吸毒恶习绝迹。
禁赌 境内历代均有赌博恶习，以掷骰子、拈红钱、押宝、看纸牌、推牌九诸种形式进行。清代，官场腐败，禁赌无力。民国元年（1912）至民国25年（1936），县政府多次发布告，派巡警查禁赌局，没收赌具，但屡禁无效。民国27年（1938），日军侵占诸城后，赌风大盛。
1945年诸城解放后，人民政权强令禁赌，惩处赌头、赌棍，赌博之风顿息，但明赌虽除，暗赌尚存。建国后，人民公安先后于1951、1957、1961年3次大规模侦缉、查处赌窝、赌犯，赌博之风基本刹住。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受“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腐朽思想侵蚀，赌博恶习一度再现。1983年后，不断开展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普法教育，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赌博现象得到有效控制。
禁娼 清代，境内无职业娼妓，但有暗娼。民国17年（1928），县公安二科曾予查禁。民国23年（1934），县政府布告驱逐娼妓，民国25年（1936），组织军警在全城搜缉暗娼300名，训诫后遽遣回籍。但由于时政陈腐，暗娼依然不绝。民国27年（1938），诸城沦陷，城内始有公开妓院，时有日本人办的“联友膏店”；伪县长陈瑞贞为迎合日军，从青岛购来妓女，设“仕民俱乐部”；西关唐七设“寮里馆”，内充妓女6名。
1945年，人民政权颁布法令取缔娼妓，对娼妓安置从良。从此，境内娼妓绝迹。建国后，禁娼列入国家成文法律，直至1987年，仍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内容之一。
破除迷信
境内迷信活动积习成弊，直至民国初期仍然盛行无敛。民国21年（1932），国民政府明令废除卜筮、星相、巫觋、堪舆等迷信活动，劝导从业者另谋生计，并派警员巡逻取缔，违者招保具结，以示警戒，但收效甚微。
解放后，人民政府宣传、教育群众破除迷信，群众自发地拆庙宇，废神像，摆脱几千年来的精神枷锁。1949～1951年，开展取缔神汉巫婆活动，迷信活动骤减。1957、1961、1977年春夏之间，境内白龙山、庙山、黑龙沟等地发生祈求“神水”、“神药”迷信骚动，神汉、巫婆以“降神、治病、免灾”惑众，骗取钱财。公安机关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发动强大的政治、科学攻势，揭穿迷信骗局，惩戒神汉、巫婆，使迷信骚动迅速得以平息。1978年后，随着城乡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迷信之风逐渐减少，但传统的迷信习俗依然存在。
监督改造“四类分子”
1949年后，人民政权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统称“四类分子”）进行监督改造，罪大恶极者逮捕法办，余者均由群众管制改造。1953年，贯彻公安部《管制反革命暂行办法》，管制改造“四类分子”工作日趋完善。1952年，结合选民登记，对“四类分子”在改造中的表现进行全面评审，对表现好的予以撤销管制，行使公民权利。1956年，在农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再次对全县的“四类分子”进行评审，规划入社，表现好的吸收为正式社员，表现较好的吸收为候补社员，表现差的继续接受管制改造。1958年底，第三次评审受管制改造的“四类分子”，又有一批人摘掉“帽子”，成为新人，其中，也有人因现行破坏罪被依法逮捕，还有的重新戴“帽”再行改造。此后，每年对“四类分子”例行一次评审。1976年后，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极“左”倾向造成的滥管、错管等混乱问题，对全县“四类分子”监督改造实施清查整顿，有一部分人得以纠正，恢复名誉。1979年，根据中央指示，经群众评议，对遵纪守法、老实接受改造者，一律摘掉“帽子”，全县戴“帽”管制者仅剩30人，至1983年改造期满，全部摘“帽”。
基层治安保卫
1944年，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贯彻山东省1943年冬召开的“锄奸会议”精神和中共滨海区党委1944年初发出的《关于限期设立区、村公安员的指示》，于解放区各村设公安员350余人，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控制敌情，锄奸防特，维护社会新秩序。至1945年底，全县有公安员1100余人。
1951年，城乡建起12个基层治保委员会，成员109人；治安保卫小组52个，成员246人。1952年8月后，贯彻公安部《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城乡基层治安保卫组织迅速发展，至1953年，全县基层治安保卫委员会达146个，治安保卫小组701个，总人数达3933人。在县公安局统一指导下，以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为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形成县、区、乡、村治安保卫网络。1958年后，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农村治安保卫委员会建在大队，总数达1244个，成员6776人，履行监督改造“四类分子”、“四防”（防火、防盗、防特、防灾害事故）、帮教违法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组织看坡护场和夜间巡逻等职责。同期，城乡企事业部门亦相应建立起治安保卫委员会、保卫科，以维护自身正常秩序、防止事故为中心，组织警卫、安全教育等治安保卫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城乡基层治安保卫组织处于瘫痪状态，由“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代行其职。1973年，基层治安保卫组织开始恢复。
1978年后，城乡基层治安保卫工作步入正规，并日趋完善。1984年，乡、镇、村体制建立后，全县1340个行政村均设治安保卫委员会，成员4373人，城乡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治安保卫组织797个，保卫科、股26个，专职保卫干部125人，成员4149人，全部落实岗位责任制，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经常化治安保卫网络。至1987年底，诸城市共有城乡基层治安保卫组织2439个，成员9950名。是年，预防可能发生的刑事案件191起，协助公安机关破案265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