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诸城无专门物价管理机构，官方对物价无指令性规定，市场多以粮食作比价进行交易，物价随市场余缺而自由浮动、涨跌，加之官方税目繁多，市场秩序混乱。1937年，国民党政府又在境内滥发法币，致使通货膨胀。1943年秋，境内孟疃、马庄一带先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人民政府发行北海币，限制法币流通，局部市场物价稳定。1945年秋，全县解放，人民政府对市场的支配能力尚薄弱。翌年，加强以投入粮食贸易为主的市场管理，保障军政供给，支援解放战争，稳定市场秩序。1950年2月，县政府设立工商科，负责管理物价，采取发展生产、控制货币投放、打击投机粮商、国营商业集中商品投放市场等措施，使境内物价趋向平稳。1951年，县政府在发展国营和合作社商业中，一方面给予低率贷款，一方面按照兼顾商品产、运、销三者利益的原则，对零售商品实行相应的差价、比价政策。1953～1954年，对粮食、油料、棉布实行统购统销，生猪、烟、麻、茶等主要物资纳入国家收购计划，并两次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下调部份生活日用工业产品价格。1956年，城乡工农业生产发展，职工工资增加，社会购买力提高，商品一度供不应求。为遏制物价上涨，根据上级指示，及时上调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产品如卷烟、纸张、食糖、呢绒等价格，降低以矿产为原料的工业产品如晶体管收音机、塘瓷制品等价格。1958年，粮食市场消失，集市贸易萧条。1959年后连续3年经济困难，物价大幅度上涨。1961年，根据中央坚决稳定人民生活必须品价格的指示，对食盐、火柴、煤油、煤、纸张等18类生活必须品价格保持稳定，对粮食、棉布、絮棉、糖、针棉织品、肉等物品实行凭票证计划供应，对糕点、糖果、名酒、手表、自行车等10种商品高价销售。同时，分别提高粮、棉、猪的收购价格。到1964年，集市贸易商品价格与国家牌价差距缩小到40％。1965年，商品恢复平价销售。“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秩序混乱，物价管理工作处于失控状态。为了稳定市场物价，减少损失，1967年8月开始，县革委贯彻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指示》，冻结了物价。1971年，又下调农药、化肥、柴油等生产资料价格。10年间，由于长期冻结物价，阻碍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后来合理调整物价带来很大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价格管理逐步由原单一计划价格形式改为“以计划价格为主导”的多种形式，国家对价格管理采取直接管理和间接控制相结合的原则，实行国家定 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3种价格形式。对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和价格管理不断进行改革。1979年，在粮食收购价格提高20％、油料收购价格提高50％的同时，肉、禽、蛋等8类副食品价格也相应提高，国家给每个职工每月增发5元副食品价格补贴。1982年，根据国务院“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的指示精神，对市场调节企业定价的9类379种六小商品价格范围，作了具体规定。1984年6月，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对境内价格体系管理采取多种形式，小商品价格全部放开。1987年，适度提高合同定购内的玉米、瓜干、花生等13种农产品收购价；拉开烤烟质量差价，提高上、中等烤烟收购价，降低下、低等烤烟收购价；棉花收购比例由“倒四六”改为“倒三七”。对地方工业产品销价实行调放结合，对市直国营、集体企业生产的播种机、木器家具等9种产品价格进行调整，对其余95种产品价格严格控制管理；乡镇企业产品价格，在协调管理中全部放开。已放开的小商品价格，允许批零兼售，根据市场供应情况，企业自行调整定价。对计划外购进的工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价格申报制度，经营单位可按进货价格加实际运杂费及分类的综合差率，申报价格，由市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