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土特产品丰富，商品率高，货源充裕，历来为经商采购者争相惠顾之地。清至民国时期，土特产品收购为私商经营，主要品种及年均收购量约为山茧5亿个左右，核桃150万斤，瓜子160万斤，生油15万斤，豆油130万斤，秫席万余领，粉条10万余斤，生猪万余头，茉莉花2万余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积极开展土特产品收购业务，并采取以物易物、存实赊购等措施，努力扩大收购。同时鼓励私商收购。1949年，收购总值310万元。1950年，供销合作社开始为国家代购棉花，是年收购190吨。1951年，供销社成立推销经理部，帮助农民推销土特产品，代国家收购粮油、棉花、黄烟等农产品，当年收购总值675万元。1954年，国营商业成立食品公司，经营生猪、菜牛、菜羊、禽蛋收购业务；供销合作社在各基层社设立农产品采购站，扩大土特产品收购业务。同年，棉花实行统一收购。是年，收购总值增加到1613万元。1956年，对生猪、禽蛋实行派购，对蚕茧、皮毛、中药材等实行统一收购。同年，药材公司设立收购门市部，专营中草药材收购业务。是年，收购棉花2045吨，生猪2.7万头，家禽1.6万只，鲜蛋515吨，蚕茧1.8万斤，中药材108吨，收购总值1517万元。1957年，生猪收购价格调高25％；棉花实行奖售政策，每售棉1担，奖励布票5尺。是年收购生猪4.9万头，棉花1045吨。“大跃进”期间，实行“大购大销”，在收购方法上采取强迫命令，致使收购过头，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9年，供销社成立棉花经理部，负责棉烟麻收购业务。1960年，收购黄烟实行奖励政策，每交售1D0斤烤烟奖售粮食20斤，化肥30斤，超购部分加价、加粮各50％，1960年后，土特产品收购量大幅度下降，1961年收购生猪仅4000头，为历史最低水平。1961年，生猪实行奖售政策，每交售1头生猪奖励布票2尺，每3斤生猪奖售饲料粮1斤；增加棉花奖售标准，每售棉1担奖售粮食35斤，化肥15斤。1962年，再次调整奖售标准，每担售棉奖励布票增加到10尺，奖售化肥增加到50斤；每交售100斤烤烟奖售粮食100斤，化肥30斤。1963年后，采取适当减少统购派购任务，扩大议购范围，实行奖售和换购政策，对完成统购派购任务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实行加价奖励等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特产品收购量大幅度增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限制集市自由贸易，调整奖售政策，提高收购价格，土特产品收购量持续上升。1966年，棉花收购价格每个衣分提高1.5分。1968年，将烤烟等12个品种退出奖售范围，保留生猪、棉花、蚕茧等32个奖售品种，奖售物资中减少了棉布和粮食，增加了化肥。1972年，供销社成立棉烟麻公司，以加强棉烟麻收购业务。同年，又行扩大奖售范围，提高奖售标准，生猪每2斤奖售粮食1斤，每头增加布票2尺；蚕茧每百斤奖售化肥150斤，增加布票40尺；烤烟恢复奖励，每百斤奖售化肥20斤。
1976年后，人民政府注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落实各项经济政策，使土特产品的品种不断增多，产量不断增长。1976年，供销社成立果品公司，以加强果品收购业务。1978年，提高棉花收购价格，标准级（327）皮辊棉每担由103.5元提高到115元。1979年，将生猪、鲜蛋、蔬菜等土特产品收购价格提高20％以上；标准级皮辊棉每担提高到138.25元，超购部分加价30％，同时实行斤棉斤粮、斤肥的奖励办法；果品被列入二类物资，实行派购。进入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农民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国家对部分土特产品收购价格进行调整提高。各经营部门亦在资金上给予扶持，在技术上进行指导，建立生产基地，发展专业户、重点户，使土特产品收购业空前活跃。1981年，烤烟收购价格上调20％。1982年，成立烟草支公司，专营烟草购销业务；国营商业成立水产蔬菜公司，加强水产蔬菜收购业务。1984年，棉花收购实行20％按牌价、80％加价政策。1985年，取消二、三类农副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同时，允许多渠道多方式收购，搞活了生产和流通，土特产品收购量大幅度增长。1987年，收购总值达32724万元。
第一节 土特产品收购
视图
诸城土特产品丰富，商品率高，货源充裕，历来为经商采购者争相惠顾之地。清至民国时期，土特产品收购为私商经营，主要品种及年均收购量约为山茧5亿个左右，核桃150万斤，瓜子160万斤，生油15万斤，豆油130万斤，秫席万余领，粉条10万余斤，生猪万余头，茉莉花2万余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积极开展土特产品收购业务，并采取以物易物、存实赊购等措施，努力扩大收购。同时鼓励私商收购。1949年，收购总值310万元。1950年，供销合作社开始为国家代购棉花，是年收购190吨。1951年，供销社成立推销经理部，帮助农民推销土特产品，代国家收购粮油、棉花、黄烟等农产品，当年收购总值675万元。1954年，国营商业成立食品公司，经营生猪、菜牛、菜羊、禽蛋收购业务；供销合作社在各基层社设立农产品采购站，扩大土特产品收购业务。同年，棉花实行统一收购。是年，收购总值增加到1613万元。1956年，对生猪、禽蛋实行派购，对蚕茧、皮毛、中药材等实行统一收购。同年，药材公司设立收购门市部，专营中草药材收购业务。是年，收购棉花2045吨，生猪2.7万头，家禽1.6万只，鲜蛋515吨，蚕茧1.8万斤，中药材108吨，收购总值1517万元。1957年，生猪收购价格调高25％；棉花实行奖售政策，每售棉1担，奖励布票5尺。是年收购生猪4.9万头，棉花1045吨。“大跃进”期间，实行“大购大销”，在收购方法上采取强迫命令，致使收购过头，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9年，供销社成立棉花经理部，负责棉烟麻收购业务。1960年，收购黄烟实行奖励政策，每交售1D0斤烤烟奖售粮食20斤，化肥30斤，超购部分加价、加粮各50％，1960年后，土特产品收购量大幅度下降，1961年收购生猪仅4000头，为历史最低水平。1961年，生猪实行奖售政策，每交售1头生猪奖励布票2尺，每3斤生猪奖售饲料粮1斤；增加棉花奖售标准，每售棉1担奖售粮食35斤，化肥15斤。1962年，再次调整奖售标准，每担售棉奖励布票增加到10尺，奖售化肥增加到50斤；每交售100斤烤烟奖售粮食100斤，化肥30斤。1963年后，采取适当减少统购派购任务，扩大议购范围，实行奖售和换购政策，对完成统购派购任务的一、二类农副产品实行加价奖励等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特产品收购量大幅度增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限制集市自由贸易，调整奖售政策，提高收购价格，土特产品收购量持续上升。1966年，棉花收购价格每个衣分提高1.5分。1968年，将烤烟等12个品种退出奖售范围，保留生猪、棉花、蚕茧等32个奖售品种，奖售物资中减少了棉布和粮食，增加了化肥。1972年，供销社成立棉烟麻公司，以加强棉烟麻收购业务。同年，又行扩大奖售范围，提高奖售标准，生猪每2斤奖售粮食1斤，每头增加布票2尺；蚕茧每百斤奖售化肥150斤，增加布票40尺；烤烟恢复奖励，每百斤奖售化肥20斤。
1976年后，人民政府注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落实各项经济政策，使土特产品的品种不断增多，产量不断增长。1976年，供销社成立果品公司，以加强果品收购业务。1978年，提高棉花收购价格，标准级（327）皮辊棉每担由103.5元提高到115元。1979年，将生猪、鲜蛋、蔬菜等土特产品收购价格提高20％以上；标准级皮辊棉每担提高到138.25元，超购部分加价30％，同时实行斤棉斤粮、斤肥的奖励办法；果品被列入二类物资，实行派购。进入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农民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国家对部分土特产品收购价格进行调整提高。各经营部门亦在资金上给予扶持，在技术上进行指导，建立生产基地，发展专业户、重点户，使土特产品收购业空前活跃。1981年，烤烟收购价格上调20％。1982年，成立烟草支公司，专营烟草购销业务；国营商业成立水产蔬菜公司，加强水产蔬菜收购业务。1984年，棉花收购实行20％按牌价、80％加价政策。1985年，取消二、三类农副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同时，允许多渠道多方式收购，搞活了生产和流通，土特产品收购量大幅度增长。1987年，收购总值达32724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