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情档案 AI 原始文本 文章:第三节 粮油贸易 资料库:诸城市地情资料库 章节:诸城市志 导航链接: 首页:https://shandong-chorography.org/ 根目录:https://shandong-chorography.org/toc.md 资料库:https://shandong-chorography.org/database/c7a/ 资料库目录:https://shandong-chorography.org/database/c7a/toc.md 章节:https://shandong-chorography.org/database/c7a/section/1/ 章节目录:https://shandong-chorography.org/database/c7a/section/1/toc.md 网页版本:https://shandong-chorography.org/database/c7a/section/1/article/277/ 本 TXT:https://shandong-chorography.org/database/c7a/section/1/article/277/index.txt ===== 原始正文(以下内容未经加工) ===== 第三节 粮油贸易
民间交易 清末,农民粮食除租赋之外,所剩无几,因生活急需,秋季还不得不贱卖些许以应支销,翌年春再贵买以度饥荒。富商小贩贱买贵卖,从中渔利。油坊、烧锅、豆腐坊、粉坊及面食业户所需粮油原料,亦多靠市场采购。清末全县有粮油交易的集市59处。城西关市场日上市量多达二三百石;地处诸、莒、沂三县交界的枳沟,为杂粮油料集散地,日上市量亦在百石以上;其余乡间小集,日上市量三五十石或二三石不等。市场交易,由买卖双方议价成交。计量单位为石、斗、升、合,以十进位,斗为基本单位。县内设有斗行,各市集均有行人(俗称斗子)把持。囤粮大户并不入市,卖粮时只在自家门口挂出“望子”(展有粮色粮样、标有出售数量和价格的木板)或出具“单子”(标有粮食品种和出售数量、价格的纸条),转交行人中介转销,价格高低均依行情随时变换。油行可先向油坊讲定价格,将油输出外地销售后,再付给油坊价款,称作借本营利。粮行除兼营高利贷外,还有买空、买青(乘农民用钱之急以低价定购农民粮食,收获后交粮)等各种手段,牟取利润。综计各业,县内每年粮油贸易量为4000万斤左右。其中民间调剂不过百万,粮商小贩经营300万斤左右,余者均为榨油、酿酒、粉坊等各加工作坊收购,加工成品行销,尤以油坊为大宗。清光绪年间,年行销豆油达240余万斤,生油20万斤,粮制粉条40余万斤。民国成立后,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变化,到民国21年(1932),原粮外输大量增加,年输销量达130余万斤,商贩短途买卖和其他粮米面食亦明显增多。豆油销量百万斤左右,花生油40余万斤,烧酒销量70万斤。民国22年(1933)起,国内粮米流通开禁,停止抽收粮米流通税捐,原粮外输销售骤增,是年向胶、高等邻县输出小麦1605万斤,占总产的25%,大麦707万斤,占总产的20%,大豆3750万斤,占总产的35%。 日军侵占诸城后,兵连祸接,币制杂乱,物价涨落异常,富户商号除依权势为靠山者尚事经营并高利放贷外,余多关门停业或携资外逃,唯豆腐、煎饼、火烧等小本熟食业户,串街走巷沿街叫卖,间或有小本商贩蹲集头,贱买贵卖,易时易地或耍称弄斗,或掺杂使假,从中牟利。民国28年(1939)春,因外输不畅,粮油滞销,集市生油斤价不到四分钱。民国30年(1941)后,因兵匪抢掠,集市贸易萧条,全县粮食交易市场不足40处,上市量不到400万斤。 解放初期,在同敌占区临近地区,粮食由工商局所辖之公营商店统一调剂,除在通向敌占区之主要通道设卡布哨、禁止向敌占区非法输送外,在内地则积极发展经济,增加贸易,活跃市场,粮食市场交易逐渐增加。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大城市的解放,粮油贸易流通范围日广,富户囤集、私商投机又趋活跃。人民政府曾采取“卖粮自由入市,买粮限额登记交费”等措施,以引粮入市,稳定市场,保证供求调节。到1951年,粮油年交易量回升到730万斤。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分别于1953年10月~1955年10月和1957年9月~1959年底两度关闭农村粮食市场,禁止私人自由交易。1958年,吃饭不要钱、粮食市场频于消失。三年经济困难期间,粮油匮缺,价高无常,且几无粮食上市。1963年后,逐步恢复正常,年交易量达到312万斤,1965年上升到1039万斤。其余年份,除征购入库期间统购品种不得上市交易外,其余时间实行国家管理下的自由交易,私人购粮数额则根据形势变化进行必要的限制。1976年,受“左”的影Ⅱ向,集市贸易管制过严,甚至曾一度取消粮食集市贸易。1977~1980年间,市场粮食成交量降至二三百万斤。1981年2月起,除农村社队及国营农业生产单位的集体粮油在完成国家征购入库任务前不准上市外,社员个人的粮食和油脂油料,允许自由交易。到1983年,粮食市场全部开放,自由交易,外贸、供销、商业等国营、集体、个体都投入市场从事粮食经营,成交量成倍增长。1984年粮食成交量达到2500万斤,油品成交量达到230多万斤。1986年后,粮食年交易量达2.4亿多斤,油脂油料达2700多万斤。 平抑粮价 解放初期,市场秩序混乱,物价时有波动。为了掌握粮价,稳定物价,安定民心,保障军政供给,支援解放战争,自1946年起,人民政府的公营商店本着“以收助售、以售助收、大购大销、吞吐结合、不惜亏本”的原则,积极投入粮食贸易,进行供求调剂。在新粮登市、粮价暴降时,以牌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青黄不接、粮价激涨时压价抛售,限制和打击商业投机,保证人民群众正常的供求调剂。1949年,7月份比6月份粮价上涨20.5%,生油上涨90%。9月份新粮上市,粮价比8月份下跌61.2%,油价下跌51.3%,10月份复又暴涨,粮价比9月份上升166%,油价上升195%。国营贸易公司随着市场需要,或大购大销,或低价抛售,1951~1952两年中,全县收购3566万斤,销售量达4025万斤。 1953年6月,夏粮登市,收购无几,销量达367万斤。9月份秋粮登市,全县收购186万斤,销量却达500万斤。10月份全县仅收购67万斤。为了抑制粮价上涨,稳定市场,本县粮源不足,国家从东北调入高粱米834万斤,从内蒙古调入小米20万斤,谷子21万斤,是年全县收购粮食1755万斤,销售3294万斤,购销差1539万斤,亏损30.1万元。 议购议销 1962年,商业供销部门根据市场情况,议价收购粮油,制成食品销售。1963年7月起,改由粮食部门统一经营,称为“议购议销”,通过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调剂余缺,平抑市场粮价,打击投机倒把,活跃城乡经济,方便群众生活。议购粮源,一是生产好,留粮标准高,完成国家包购任务后,仍有余粮要卖的生产队或个人。凡出售议价粮的单位,同一年度不予返销粮;二是落市粮,即在农贸集市上,收购农民余缺调剂之后的剩余粮油。议销则量入为出,首先弥补本地城乡人民的口粮不足部分和行业用粮,当地剩余部分,由上级粮食部门协商划转调拨异地销售。是年议购粮食195万斤,油品10万斤,油料41万斤,议销粮食14万斤。1965年,粮食议购量达2037万斤,议销142万斤。1966年,粮食议购量为1700万斤,油脂油料11万斤,议销粮食353万斤,油脂油料3万斤。1967年议购粮食降到581万斤,油料5万斤,议销粮食262万斤。1968年后,议购议销活动时断时续,直到1978年的11年间,共议购粮食928万斤,油脂油料82万斤,议销粮食751万斤,油脂油料5万斤。1979年4月开始,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粮油议购议销工作迅速恢复和发展,当年粮食议购850万斤,议销2860万斤,油脂油料议购154万斤,议销184万斤。1983年后,随着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粮油商品率迅猛上升,粮油贸易改为多渠道经营,议购议销的主要任务由控制粮源、稳定市场、保障供给,转变为发挥主渠道作用,疏通渠道,搞活粮油流通,支持商品粮油生产,为国家粮食商业减亏增盈。1985年,议购粮食9910万斤,油脂油料1757万斤,议销粮食13667万斤,油脂油料961万斤。1987年,议购粮食达10359万斤,油脂油料2062万斤,议销粮食11120万斤,油脂油料1533万斤。 议购议销价格,总的原则是高进高出,购得进,销得出,保本微利。收购在省定价最高限额以内,随行就市,而略低于市价,先让群众调剂余缺,然后进行收购。1980年,夏粮市价低于超购价,生产队出售的议价粮,全以超购价收购。议销价格原则上随行就市,略低于市价,并在季节间保持合理差价,幅度在5~15%以内,但不高于市价。1983年起,省不再下达粮价限额,县内遵循价值规律,随着市场情况有升有降,积极参加市场调剂,在多渠道经营中发挥主渠道作用,既活跃市场流通渠道,又掌握粮源,平抑粮价,购销结合,灵活吞吐。 粮油出口 诸城自古以来以农为业,主产粮油,除自给外,尚须外输一部分,以交换其他生产、生活用品,外输种类数量及途径随时而易。清光绪年间,由私人资本之存庄、商号经营,年输出豆油130余万斤,生油15~16万斤,瓜籽150余万斤,粉丝10余万斤,生饼30余万斤。随着农作物种植和运输条件的变化,生油和原粮输出增多,到民国21年(1932),输出生油130万斤,花生45万斤,大豆20余万斤,小麦20多万斤,杂粮36万斤。抗日战争爆发后,外输受阻,唯日人高桥,在诸城设“泰和商事”,凭日本汽车输出粮食(以高粱、瓜干为主),年输出百万斤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粮油出口由国家统一经营,依据国家政治经济和国内外市场需求情况调整变化。1955年出口杂粮27万斤,生仁120万斤。1957年出口杂粮150万斤,生仁452万斤,生油36万斤。到1959年,出口小麦408万斤,杂粮191万斤,大豆1423万斤,生仁43万斤,生油111万斤。1960~1964年,国家粮油紧缺,出口减少,5年共出口小麦40万斤,杂粮57万斤,大豆277万斤,生仁66万斤,生油34万斤,豆油25万斤。1965年,粮油出口特别是油料出口增加,是年出口杂粮150万斤,生仁466万斤,生果27万斤,生油65万斤,棉籽油67万斤。1967年,出口小麦778万斤,杂粮191万斤,生仁19万斤。此后的十余年中,粮食出口时断时续,年出口粮食最多二三百万斤,油料不足300万斤,1974年最少,出口不足1万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在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粮油出口迅速增加。1980年出口瓜干1017万斤,生仁231万斤,生果21万斤。1983年后,出口粮源除国库拨交外,外贸部门可以向市场自行采购,出口量大增。到1986年,创历史最高纪录,共出口玉米3258万斤(其中由国库拨交605万斤),瓜干1295万斤,生油420万斤,生仁50万斤,棉籽油29万斤,生饼324万斤。受粮油生产消费形势的影响,1987年出口量下降,是年出口玉米2662万斤(其中由国库拨交289万斤),生油302万斤,生仁322万斤,生饼226万斤,麸皮144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