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号
清道光年间，境内较大个体商户已开始启用商号，但大都为小本经营。民国初年，因屡遭战乱，商号损失过重，倒闭歇业者甚众，商业凋敝，民国4年（1915），县城仅存隆丰当店、丰利当店、裕泰钱号、双兴钱号、通利钱号、维丰钱号、永安钱号、瑞华春杂货铺、三合杂货铺等9家商号。民国23年（1934），境内较大商号发展到数百家，其中县城较大商号200余家，小本经营的字号百余家，最大者如邓金堂经营的“阜康茶庄”，有固定资金8万元（银元），年经销茶叶千余箱；焦子端经营的“宏祥茂”布庄，有固定资金2.5万元，年营业额80万元，年盈纯利1万元；百杂货业以胶州朱姓人经营的“天合胶州庄”、黄县人邹子臣经营的“文德泰”为最；张得进经营的“陆和春”为饮食业之魁。
日伪统治时期，多数商号或关门停业，或携资潜逃，天合、合记、文德泰、龙兴裕、阜康茶庄、宏祥茂布庄等30余家大商号则先在日寇侵占诸城前夕便已关门撤走。诸城解放后，较大商号已所剩无几。
商行
1938年后，日本侵略者为占领诸城商品市场，掠夺财物，推销日货，先后于县城建立6处商行，其中以大西商行、同元折冶商行、泰和商行为最大。
大西商行座落在所院街，主要经营诸城云母，并在桃林开办云母矿，专事掠夺诸城云母资源；同元折冶商行座落在西市街，专门收购掠夺金、银、铜、锡等有色金属；泰和商行地址亦在西市街，主要经营木材。各商行无一不做贩毒买卖，大肆贩卖鸦片、海洛因等毒品，毒害诸城人民。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县城6处商行同时倒闭。时诸城商业已陷入奄奄一息之境地。
个体商户
诸城地处莒、沂、安、高、胶、日等县交通之孔道，商贾往来，自昔称盛。以县城为商品集散之中心，四乡集市山会星罗棋布，私营商业比较发达。清光绪三十年（1904），境内个体经商者达12479人，其中外出青岛、烟台、奉天等地经商谋食者3248人。
民国初年，因屡遭兵燹，个体商户损失过巨，纷纷倒闭或关门停业，商业一度极形凋敝。此后，随着政局渐趋稳定，私营商业不断发展，至民国22年（1933），个体商户发展到545家。
日伪统治时期，私营商户因不堪勒索和劫掠而相继关门倒闭，店主携资潜逃。至1945年，境内个体商户、摊贩仅存百余家，商业处于瘫痪状态。
诸城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使商业得以复生，立即宣布免除各种苛捐杂税。1945年10月，山东北海银行发放10万元商业贷款，帮助36家无力继续经营之商户恢复营业，此后，人民银行亦相继发放小本贷款，使私营商业有了新的发展。
1949年，县城私营商户发展到208家，其中，百杂货110家，布业28家，药业11家，服装鞋帽15家，饮食业15家，肉铺9家，理发20家。1950年，贯彻党在恢复时期的经济政策，对资金不足的个体商户给予贷款，在经营方法上给予指导，在商品供应上给予照顾，促进了私营商业的发展。至1951年底，全县有证个体商户已达3334户，其中座商380户，行商537户，摊商2417户。1952年，在顺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基础上，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活跃城乡经济，采取调整税收、放宽贷款、扩大批零差价等措施，扶持私营商业，调动了私营商业户的经营积极性。是年，全县有个体商户3144户，其中座商360户，行商760户，摊商2024户。
1953年，贯彻中央对私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和赎买的办法，逐步将零售商业纳入计划轨道。11月，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禁止私营商户经营，饮食业户全部停止营业。1954年，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私营布业户停止营业，国营商业占领了批发阵地。是年，私营商户减少到2470户。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按照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经济改组的政策，对私营商业清产核资，折价入股，进行全行业改造。时全县有座商102户，从业人员309人，资本额4150.6万元，已改造59户，253人，资本额2585万元，未改造43户，56人，资本额310.5万元；有摊贩462户，从业人员482人，资本额1285.7万元，已改造357户，375人，资本额843.8万元，未改造105户，107人，资本额441.9万元。1957年，全县尚有私营商户1065户，从业人员1552人，经营上规定其使用进货手册，定点进货，按季核查，控制其经营数额，以达到改造之目的。1958年，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全部结束，对私营商业全部从业人员进行妥善安置，计1589人，除商转农475人外，余仍从事商业工作，其中一部分过渡到合作社，一部分守法经营且服务表现好的直接升级到国营商业。至此，私营商业已不复存在。
1961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商业部指示恢复“货郎担”，至1965年，全县恢复发展个体商业户共511户，从业人员616人，其中商业252户，292人，服务业144户，180人，饮食业115户，144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私营商业全部停止。
1979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商业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并存和少环节流通体系，私营商业得以恢复并迅速发展。商业、物资部门根据统筹兼顾、一视同仁的原则，将个体商业所需原材料、货源纳入计划，合理分配，统筹供应，并与国营、集体商业享受同样批发价格，允许自由购销鲜活商品、农副土特产品，个体商户资金困难，可向银行申请贷款；对发展个体商业所需场地、铺面、网点、摊位等，进行统筹规划，妥善安排。至1987年，全市有证个体商业发展到6793户，从业人员9384人；有证个体饮食业921户，从业人员1434人；有证个体服务业2004个，从业人员2554人。个体商业商品零售总额7068万元。私营商业的发展，填补了国营和集体商业网点不足之缺陷，在商品经营上起了拾遗补缺之作用，丰富了商品市场，活跃了城乡经济。
第一节 私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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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号
清道光年间，境内较大个体商户已开始启用商号，但大都为小本经营。民国初年，因屡遭战乱，商号损失过重，倒闭歇业者甚众，商业凋敝，民国4年（1915），县城仅存隆丰当店、丰利当店、裕泰钱号、双兴钱号、通利钱号、维丰钱号、永安钱号、瑞华春杂货铺、三合杂货铺等9家商号。民国23年（1934），境内较大商号发展到数百家，其中县城较大商号200余家，小本经营的字号百余家，最大者如邓金堂经营的“阜康茶庄”，有固定资金8万元（银元），年经销茶叶千余箱；焦子端经营的“宏祥茂”布庄，有固定资金2.5万元，年营业额80万元，年盈纯利1万元；百杂货业以胶州朱姓人经营的“天合胶州庄”、黄县人邹子臣经营的“文德泰”为最；张得进经营的“陆和春”为饮食业之魁。
日伪统治时期，多数商号或关门停业，或携资潜逃，天合、合记、文德泰、龙兴裕、阜康茶庄、宏祥茂布庄等30余家大商号则先在日寇侵占诸城前夕便已关门撤走。诸城解放后，较大商号已所剩无几。
商行
1938年后，日本侵略者为占领诸城商品市场，掠夺财物，推销日货，先后于县城建立6处商行，其中以大西商行、同元折冶商行、泰和商行为最大。
大西商行座落在所院街，主要经营诸城云母，并在桃林开办云母矿，专事掠夺诸城云母资源；同元折冶商行座落在西市街，专门收购掠夺金、银、铜、锡等有色金属；泰和商行地址亦在西市街，主要经营木材。各商行无一不做贩毒买卖，大肆贩卖鸦片、海洛因等毒品，毒害诸城人民。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县城6处商行同时倒闭。时诸城商业已陷入奄奄一息之境地。
个体商户
诸城地处莒、沂、安、高、胶、日等县交通之孔道，商贾往来，自昔称盛。以县城为商品集散之中心，四乡集市山会星罗棋布，私营商业比较发达。清光绪三十年（1904），境内个体经商者达12479人，其中外出青岛、烟台、奉天等地经商谋食者3248人。
民国初年，因屡遭兵燹，个体商户损失过巨，纷纷倒闭或关门停业，商业一度极形凋敝。此后，随着政局渐趋稳定，私营商业不断发展，至民国22年（1933），个体商户发展到545家。
日伪统治时期，私营商户因不堪勒索和劫掠而相继关门倒闭，店主携资潜逃。至1945年，境内个体商户、摊贩仅存百余家，商业处于瘫痪状态。
诸城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使商业得以复生，立即宣布免除各种苛捐杂税。1945年10月，山东北海银行发放10万元商业贷款，帮助36家无力继续经营之商户恢复营业，此后，人民银行亦相继发放小本贷款，使私营商业有了新的发展。
1949年，县城私营商户发展到208家，其中，百杂货110家，布业28家，药业11家，服装鞋帽15家，饮食业15家，肉铺9家，理发20家。1950年，贯彻党在恢复时期的经济政策，对资金不足的个体商户给予贷款，在经营方法上给予指导，在商品供应上给予照顾，促进了私营商业的发展。至1951年底，全县有证个体商户已达3334户，其中座商380户，行商537户，摊商2417户。1952年，在顺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基础上，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活跃城乡经济，采取调整税收、放宽贷款、扩大批零差价等措施，扶持私营商业，调动了私营商业户的经营积极性。是年，全县有个体商户3144户，其中座商360户，行商760户，摊商2024户。
1953年，贯彻中央对私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和赎买的办法，逐步将零售商业纳入计划轨道。11月，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禁止私营商户经营，饮食业户全部停止营业。1954年，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私营布业户停止营业，国营商业占领了批发阵地。是年，私营商户减少到2470户。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按照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经济改组的政策，对私营商业清产核资，折价入股，进行全行业改造。时全县有座商102户，从业人员309人，资本额4150.6万元，已改造59户，253人，资本额2585万元，未改造43户，56人，资本额310.5万元；有摊贩462户，从业人员482人，资本额1285.7万元，已改造357户，375人，资本额843.8万元，未改造105户，107人，资本额441.9万元。1957年，全县尚有私营商户1065户，从业人员1552人，经营上规定其使用进货手册，定点进货，按季核查，控制其经营数额，以达到改造之目的。1958年，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全部结束，对私营商业全部从业人员进行妥善安置，计1589人，除商转农475人外，余仍从事商业工作，其中一部分过渡到合作社，一部分守法经营且服务表现好的直接升级到国营商业。至此，私营商业已不复存在。
1961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商业部指示恢复“货郎担”，至1965年，全县恢复发展个体商业户共511户，从业人员616人，其中商业252户，292人，服务业144户，180人，饮食业115户，144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私营商业全部停止。
1979年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商业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渠道并存和少环节流通体系，私营商业得以恢复并迅速发展。商业、物资部门根据统筹兼顾、一视同仁的原则，将个体商业所需原材料、货源纳入计划，合理分配，统筹供应，并与国营、集体商业享受同样批发价格，允许自由购销鲜活商品、农副土特产品，个体商户资金困难，可向银行申请贷款；对发展个体商业所需场地、铺面、网点、摊位等，进行统筹规划，妥善安排。至1987年，全市有证个体商业发展到6793户，从业人员9384人；有证个体饮食业921户，从业人员1434人；有证个体服务业2004个，从业人员2554人。个体商业商品零售总额7068万元。私营商业的发展，填补了国营和集体商业网点不足之缺陷，在商品经营上起了拾遗补缺之作用，丰富了商品市场，活跃了城乡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