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国民政府即倡导以植物药杀虫。民国21年（1932），山东省政府实业厅训令全省各县建设局试种除虫菊，作为杀虫剂，以除虫害。同时，通令全省保护害虫天敌，民国22年（1933），省政府通令各县禁止扑蛙，以利农业。但由于旧政府对农事领导无力，未付诸实施，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听天由命”的状态。
建国后，随着植保科研工作的日益深入和化学农药的不断推广更新，有效地防止了农作物病虫害。50年代，提倡“防重于治”、“治早、治小、治了”的治虫方针，使虫害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60年代，坚持“以防为主，防治并举”的方针，建立病虫测报体系，为防治病虫害提供依据，赢得了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左”的路线干扰，专业技术人员靠不上，病虫害加剧。1967年，小麦锈病、粘虫，棉田二代棉铃虫大面积发生，致使小麦减产20％以上，棉花减产30％以上。1975年，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在开展化学防治的同时，大搞生物防治。进入80年代，植保工作有了新的进展。1983～1987年，中国科学院、农牧渔业部先后介绍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专家来诸城参观考察，对植保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
第五章 农作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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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期，国民政府即倡导以植物药杀虫。民国21年（1932），山东省政府实业厅训令全省各县建设局试种除虫菊，作为杀虫剂，以除虫害。同时，通令全省保护害虫天敌，民国22年（1933），省政府通令各县禁止扑蛙，以利农业。但由于旧政府对农事领导无力，未付诸实施，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听天由命”的状态。
建国后，随着植保科研工作的日益深入和化学农药的不断推广更新，有效地防止了农作物病虫害。50年代，提倡“防重于治”、“治早、治小、治了”的治虫方针，使虫害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60年代，坚持“以防为主，防治并举”的方针，建立病虫测报体系，为防治病虫害提供依据，赢得了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左”的路线干扰，专业技术人员靠不上，病虫害加剧。1967年，小麦锈病、粘虫，棉田二代棉铃虫大面积发生，致使小麦减产20％以上，棉花减产30％以上。1975年，贯彻执行“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在开展化学防治的同时，大搞生物防治。进入80年代，植保工作有了新的进展。1983～1987年，中国科学院、农牧渔业部先后介绍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专家来诸城参观考察，对植保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