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县位于山东半岛西部，胶莱平原。总面积为1605.5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39.28万亩；总人口为788069。全县设11镇、18乡，共953个自然村。1980年由国务院定为沿海开放地区。
高密县历史悠久。境内现已查明的古文化遗址近20处，其中龙山文化遗址9处。据考古证明，远在5000年以前，这里就有人聚居。春秋为莱夷维邑。战国已有高密之名。秦置高密县，属齐、胶东郡。汉属胶西郡、高密国。晋属城阳郡。北齐夷安（夷维）并入高密。隋属高密郡等。唐、宋属密州。元属胶州。明属莱州。清始沿明制，后属胶州。民国时期属胶东、莱胶道。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政区多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划全县为高密、胶高等县。新中国建立前夕，胶高县撤销。此后，县先后属滨北、胶州、昌潍专区、潍坊地区和潍坊市。
高密名人会萃。齐国晏婴，辅政40年，直言敢谏。勤政清廉，使楚不辱君命，成为齐国一代名相而闻名古今中外。东汉大司农郑玄，毕生致力于经学研究，著书立说，以经学大师著称于世。清代名臣刘墉，金石学家李士模、郑文焯、单仰等，皆为后人留下宝贵文化遗产。
（一）
高密先民在刀耕火种的时代里挣扎了几千年，缓慢地发展着生产力，创造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境内出土的单孔石刀、双孔石镰，夏商的鬲，是原始社会晚期、奴隶制社会初期的生产，生活用具。周代铜戈、汉代铁犁，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耕牛和冶铁工具的出现，使农猎生产获得较大发展。据《太平寰宇记》载，汉代众民赖夷安泽、潍水造塘灌田。元代，挖筑沟洫台田。明清开挖河道，大者有胶莱河、周官河等十余条。此间，百脉湖、东都泺渐趋干涸；四方之民纷至，垦荒耕稼；人口、耕地大增。明末棉花传入，清代棉田进一步扩大。从此，高密成为山东粮棉重要产区之一。
鸦片战争之后，地处交通要冲的高密，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重点地区之一。长期遭受剥削压迫、生活艰难的高密人民，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重灾难之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更加激发了高密人民的反抗精神，迫使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斗争。1898年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胶澳租借条约》以后，德国侵略者修筑胶济铁路至高密境。德军奸淫掳掠、强占民房的灾难降到高密人民头上；同时，修筑铁路、堵塞河道，必将造成连年水灾。高密人民不畏强暴，于1899年掀起震惊中外的抗德阻路斗争。西北乡108村农民在农民英雄孙文率领下，奋起拔路桩、拆窝铺、浴血奋战。抗德斗争迫使筑路工程中断一年。尽管孙文及数百民众被夺去生命，但德国侵略者不得不做出增设桥涵、补偿迁建房费等让步。1900年，许多县民踊跃加入义和团，练拳习武，英勇地进行抗德反教斗争。
辛亥革命中，高密的许多志士仁人投身于革命。同盟会员刘冠三，不避艰险，创办公学，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同盟会员。并于1909年在清廷对其追捕甚急的情况下，推起独木轮车，历经两年，奔波六省，宣传革命。1912年，同盟会员王麟阁筹划高密独立，驱逐清知县。1919年县立中学学生罢课游行，投入“五四”运动；火车站工人、县城商家积极声援学生的正义行动。1925年，高密火车站工人参与胶济铁路大罢工，投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高密人民为反帝反封建作出英勇牺牲，但革命屡遭挫折，人民大众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
正当高密人民在黑暗中探求光明之路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高密地方组织庄严诞生。1925年7月，高密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傅书堂，由青岛秘密回县发展党员；8月，建立党支部。次年，中共高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党的组织逐步扩大，至1927年，党支部发展到十余个。新生的党组织积极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1928年的潍河秋收暴动震憾全省，使地主豪绅惊恐万状；张家官庄一带千余民众痛击高桂亭匪徒，予匪军以沉重打击。同年，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刘子久来夏庄，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中共“六大”精神。1929年，斗争异常复杂，形势恶化，党组织遭破坏，党的活动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觉醒的高密人民，在白色恐怖下不屈不挠，坚持斗争。1931年秋，柿子园贫民会同地主开展斗争。1934年春，大迟家村民众激战两昼夜，击退刘桂堂部匪军，保村庄、抗捐粮获胜。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于1938年1月侵占县城，组织“维持会”，建立伪政权；肆意烧杀掳掠，狂轰滥炸；拼凑汉奸武装分驻县境，为非作歹，鱼肉百姓。高密遭受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此间，全县被抓华工数千名。井沟镇草泊村民刘连仁被抓遣送日本。为求生路，冒死逃出，潜居深山老林，过着非人生活，苦度14春秋，死里逃生回国。便是日伪罪行的一个见证。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共高密地下组织燃起抗日救亡之火。集聚热血青年108名，号称一百单八将，组成一支抗日先锋队。并先后在刘家村、王干坝、县立中学、崇实小学和西注沟等地设立党的秘密联络点，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共产党员程云祥组织铁路爆炸队，铁路沿线三千民众，连续展开破路斗争，数度切断日军运输线。1939年中共诸胶高工委、高昌平工委、高密县委先后建立，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军。1940年春，高密县委书记孔楚白、宣传部长李亶均在斗争中惨遭伪军杀害。1943至1944年秋，高北抗日武装屡创日伪军，威震敌胆的王干坝被誉为高北的“小莫斯科”，为胶高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45年秋，高密县民主政府在中岭诞生，潍东（旋改高密）县委成立。至此，高密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用智慧和鲜血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结束后，境内的人民武装力量和解放区空前壮大。高密、胶高民主政府和人民武装两千余人，分守县境边沿解放区。国民党军抢先进城，与伪军残部合流，屡向解放区进犯。县委书记江涛及方平区干部被害；中岭区多数干部遇难；西北乡军民数百名惨遭杀害。国民党为实现内战部署，玩弄阴谋，破坏和谈。1946年4月，驻蔡家庄站国民党军，炮击执行公务的军调部高密小组中共代表武可久上校。5月，又暗杀高密小组中共代理代表辛冠吾中校。高密人民武装怒不可遏，配合胶东主力部队，继全歼原伪一团张竹溪部后，于6月13日一举攻克县城，毙伤俘敌1500余。国民党军不甘心失败，掩土重来，于9月12日又抢占县城。1947年3月2日，国民党军弃城东逃，县城再次解放。7月2日，县城又陷敌手。外逃地主、恶霸分子组成“还乡团”，乘机向翻身农民疯狂报复。以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翻身农民、婴儿三千多名。在这腥风血雨的日子里，高密、胶高人民武装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与敌周旋，相机歼灭敌人。西乡，县委副书记李彬率部坚持边区斗争。南乡，地方武装配合向明部拔除张家墩敌据点，歼敌一营。北乡，八寨、崔家集区中队在佟家寨战斗中，歼灭反动武装百余人，救出被捉的翻身农民40余名。大孙家、大迟家干部群众配合区中队，抗击国民党军两个团的进攻，毙敌70余，荣获南海军分区“钢铁联防”锦旗。东北乡，河崖区中队坚持反“清剿”。高密人民愈战愈勇，终于是年11月27日，配合韦国清部攻克县城，歼敌2300余。解放战争期间，全县有千余名热血健儿为国捐躯，万余民工奔赴淮海等地支援前线。战后，全县人民在党与政府的领导下，恢复发展生产，战胜困难，奋勇直前，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三）
新中国建立，全县人民步人社会主义大道，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在历经曲折中发展。人们在实践中真正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建国后的头三年，高密县着力经济恢复工作。在农业战线上，进行结束土改工作，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全县农民人均占有土地为解放前夕的2.6倍。此后，组织农业互助组、合作社，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在工商业战线上，建起县合作总社、高密联运站等数十家工商企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顺利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从而，铺平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道路。1952与1949年相比，财政收入翻一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8.1％，农民人均收入增加59.4％。
1953至1956年，全县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互助组相继转并为初、高级农业合作社；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90％以上。私营工商业先后组成合作社、公私合营工厂和合作商店。“三大改造”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为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1957与1949年相比，财政收人增加1.86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71.7％，工业总产值（含村及个体工业产值，下同）增加10.21倍，农业总产值增加66.6％。但是，由于脱离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过分限制个体生产经营，94家私营工业解体，限制了生产力发展速度。
1957年夏季，在农村就“农业合作化好不好”、“粮食统购统销该不该”等问题。开展“大辩论”，使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受到批判。同年夏至1958年春，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全县有394名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
1958年，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流传全县。一月内建起16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大办集体食堂，社员吃饭食堂化；强令农民砸锅卖铁，砍伐林木，组织数千人上阵用土炉炼钢炼铁；硬性办起师生集体食宿的“共产主义小学”133处；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一批反对穷折腾的干部、群众受到批判，甚者被诬为资产阶级“白旗”而拔掉。“大跃进”导致社会生产元气大伤，人民生活秩序一度混乱。
1959至1961年间，全县出现严重经济困难。粮、棉减产，口粮紧缺。人们营养不足，体质下降，浮肿、干瘦等病严重，人口死多生少。三年间，加之人口外流、计划移民，全县人口减少6万余。1960年底，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县纠正“五风”，开展生产救灾，成立生产救灾指挥部，强调保人保畜。各行各业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压缩基建投资，撤、并、转工商企业。同时，着手落实人的政策。至1962年，为全县受批判的2238名党员、干部甄别，恢复名誉。
在“大跃进”和经济困难面前，全县人民顾全大局，知难而进，坚持生产。先后建成王吴、马旺、李家庄、拒城河等水库，同昌邑、安丘等县人民共同完成峡山水库修建任务，还建起小（二）型水库、塘坝数十座，使全县有效灌溉面积增至15.99万亩。增强了发展农业后劲。
1963至1966年间，高密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较为迅速。各行各业先后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向焦裕禄学习”活动，促进了建设事业的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干部中清出的问题一律“上纲”（上阶级斗争的纲）分析，“上线”（上路线斗争的线）认识，又打击许多基层干部。此间，“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活动取得一定成效。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建起梯田、沟洫条田各10余万亩；兴修水利，打机井百余眼，完成峡山、王吴等水库部分灌区配套工程。灌溉面积增至18.4万亩。工厂增至36家。1965同1962年相比，全员劳动生产率增加90.5％，工农业总产值增加60.65％，工业总产值增加69.75％，农业总产值增加58.03％。粮食亩产增加30.29％，棉花亩产增加1.4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32.7％，农民年人均收入增加41.7％。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高密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66年6月起，在全县批判所谓“三家村黑店”（指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学作品）；中学生走向社会“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古建筑、文物，烧旧书、家谱。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下达后，运动愈来愈凶。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张贴大字报，矛头指向学校领导和教师。多数中小学领导干部顿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遭到戴纸帽、游校院示众的折磨。同年冬，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赴全国各地“大串连”。各行各业群众也纷纷成立“红卫兵”，建立名目繁多的“战斗队”。一度打砸抢盛行，停工停产“闹革命”。党政机关被冲击，许多领导干部被戴上“走资派”帽子，游街示众。全县生产、工作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袭入本县，“造反派”层层夺权，领导干部靠边站。3月18日，县“造反派”联合夺了县委、县人委的党政领导权，成立高密县革命委员会。各公社革委会也相继成立。党组织被破坏。从此，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内战不休，无政府主义泛滥。5月4日，“东方红”组织百余人到县革委门前“静坐示威”，扬言誓死砸烂“三凑合”县革委，揪复辟“黑干将”。1968年3月5日，又重新建立县革命委员会。此后“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主持工作。忠于毛主席的“早请示”、“晚汇报”，大跳“忠字舞”、大唱“忠字歌”的狂热活动，遍及城乡。
1968年4月始，在全县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一批机关干部、教师、医生和群众被揪斗。1970年，又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活动。城乡大办所谓“学习班”，搞逼供信，使全县数百名干部、群众成为打、反、清对象，蒙受冤屈。继而进行的“整党建党”，使一部分党员被“吐故”，一部分“造反派”“火线纳新”，破坏了党的组织建设。
1971年3月，复建中共高密县委员会。全县各项生产、工作始趋正常。同年冬始，全县人民愤怒声讨林彪反党叛国罪行，干部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但是，由于开展所谓“基本路线教育”、批判“唯生产力论”，给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1974年初，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运动。部分学生派性复发，大批“师道尊严”，反教育“回潮”。少数“造反派”借“批林批孔”之机，揪斗单位负责人，致使机关工作复处瘫痪。
1975年，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有关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指示，着手对工业、交通运输业及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1976年初，开展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虽遭大多数干部、群众的抵制，但又破坏了刚刚出现的好形势。同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全县干部群众热烈祝贺这一历史性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其反党纂权的滔天罪行。
十年“文革”祸及行行业业，生产增长缓慢，人民收入增加甚微。1965至1975年与1962至1964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递增率减少6.9％。1975与1965年相比，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增2元。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被破坏践踏，许多干部群众遭到错误批判，造成一批冤假错案。打砸抢恶风盛行，导致“文革”后青少年犯罪率大增。知识分子受打击，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计划生育失控，人口剧增。但是，此间由于不少干部、群众对“文革”的抵制，坚持生产、工作，建设事业获得一定发展。县办工厂增加10家；新办乡镇工厂65家；电力年供应量增长8.24倍。10万余人上阵挖成北胶新河；机井、大口井增长32倍；有效灌溉面积增长2.7倍。高密县还成为全省第一个亩产皮棉百斤县。
(四）
十年“文革”积重难返，百业待举。全县人民在拨乱反正基础上，以改革总揽全局，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各业日趋兴旺。
自1976年底始，县委组织全县干部群众深入揭批“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罪行，批判“左”的路线，清除“左”的影响，肃清“文化大革命”的余毒，拨乱反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围绕党的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加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落实政策等一系列政治工作。1980年，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撤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县人民政府。恢复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活动。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战斗力。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错划右派分子改正平反；纠正“四清”和“文革”中的全部错案，对所有因受错案“牵连”的亲属，给予平反恢复名誉。为原地、富、反、坏分子摘帽。深入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等活动。1985年，全县发案率由1982年的万分之二点一八七下降到万分之一点二一三。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前提下，进行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在农业生产上，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大力发展家庭副业，全县组织23％的农业劳力投入他业生产。在工商等业，改部分国营工厂为集体所有制工厂；积极发展乡镇村办企业；大力倡导开办个体工商企业。改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在国营、集体企业中，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和招工合同制。对经营运转机制改封闭型为开放型，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发展企业集团。通过多条渠道与外商建立贸易往来，扩大中外合资经营，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在宏观调控方面，逐步进行计划、投资、物资、金融、外贸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初步加强财政、税收、银行、物价、审计、工商行政等方面的管理。与此同时，还相应进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改革。
改革、开放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高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注入新的活力。1987比1978年，全县在各个方面都发生显著变化。
生产力发展较快。改革、开放使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各项工作的着眼点。全县人民的政治、文化、业务素质大为提高。工业设备、技术日趋现代化。10年间，仅从国外引进现代化设备即500余台（套），生产能力达到新水平。供电量增至18595万度，增长2倍。农业动力机械大量增加，总动力达290487瓩，增长1.9倍。150余项新科学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工作；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大增。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社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增长2.6倍；国民收入增长2.4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5倍，年均递增15％；出口商品收购总值增长9倍，年均递增29.1％。
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由52.1％降为49.2％，第二产业的比重由24.9％升为31.9％；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比重由53.8％升为65％；在农业总产值中，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产值之比由73∶27变为63∶37；国民收入使用额积累率由25.2％升为34.2％；消费率由74.8％降为65。8％。
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每个社会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增长2.3倍；工业企业实现利税额增长1.7倍；财政收入增长1.9倍；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52％；万元产值耗能平均每年降低6.8％。
多种经济成份全面发展，单一的公有制结构被多种所有制结构所代替。在城镇劳动者中，集体所有制职工和个体劳动者所占比重由44％升到64％。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的比重下降14.2％。其他集体所有制、个体经济等的比重上升14.2％。
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县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由外延性的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向内涵性的扩大再生产。在总投资额中，基本建设投资额比重由92.6％降为67％，更新改造比重由很小上升到33％。在基建投资中，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由1978年前的92.3％降为29.1％（10年平均数）。在固定投资总额中，全民投资额比重由92.6％降为78.2％。
横向联合有较快发展。共引进经济技术协作项目82项，引进各类工程技术人才750名，外地代培人才1456名。协作内容由物资协作为主，转向技术、资金、人才、物资四位一体。发展有90多个单位参加的大型企业集团3个，并有110个单位与外地搞联合或参加外地企业集团。先后有23种产品荣获省优产品，3种荣获部优产品。70余种产品销往世界30多个国家或地区。
交通运输邮电业长足发展。新建和拓宽道路260.1公里，其中沥青路面占89.8％，乡乡镇镇通班车。日客运量增长28％，年货物运输量和周转量分别增长1.18％和4.6倍。全县邮路总长达2811公里，年实现业务量增长2.2倍。
科技、教育、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科技教育卫生事业投资增长1.3倍。全县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6835人，增长2.27倍。共取得科研成果135项，其中19项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培养各类大中专毕业生和农民技术人才数千人。投资3029万元，新建和改建校舍17653间。本县被命名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民间艺术“三绝”——泥塑、剪纸、扑灰年画数度晋京或出国展出。青年作家莫言创作的《红高粱》、《高粱酒》等作品蜚声国内；参与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国际金熊大奖。体育运动成绩优异。124人（次）获市级以上运动会第一名。南关村女子篮球队两次荣获省农民丰收杯篮球赛冠军、全国农民丰收杯篮球赛亚军。本县被命名为全国体育运动先进县。新闻广播事业又上新台阶。先后建成电视差转台、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县乡（镇）有医院（卫生院），村村设卫生室（所），增设一批现代化的医疗设备。进行了以防氟改水为重点的地方病防治工作。自古严重危害人身健康的氟中毒，始得基本控制。人口控制成绩可喜。1980至1985年，年均自然增长率为6.06‰。两次被评为省计划生育红旗县和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加5.2倍，职工年人均工资增长2.03倍。城乡居民年末储蓄余额增长22.3倍。全县人均居住面积增加78.2％。现代化家具始进农家。
改革正处艰难阶段，政策尚未完善；消费热、经济热、通货膨胀等弊端亦在干扰着改革的深入进行。
认识县情，深化改革。高密盛产棉花，所居国家优质棉生产基地县、省商品棉出口基地县的地位，是发展商品棉生产，建立棉类系列化生产的良好条件；棉籽皮年产千万斤，转产食用菌增值潜力颇大；一批中外注目的“拳头”工业品，是扩展外向型经济的可靠支柱；钠长斑岩、重晶石、湖沙储量丰富，是工艺、化工、建材生产的天然资源；淮香附等数十种中药草，是药材生产的廉价原料；农村富余劳力7万余，是发展乡村工、商、建筑、服务诸业，加速乡村城镇化的人力因素；四通八达的运输线路，是广开横向联系，活跃内外贸易的得力“先行官”。诚然，高密亦有水源不足、能源欠缺、人增地减、资金短紧、环境污染诸短，当应采取措施，转弊为利。认识县情，深化改革，实为高密振兴的唯一出路。
概述
高密县位于山东半岛西部，胶莱平原。总面积为1605.5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139.28万亩；总人口为788069。全县设11镇、18乡，共953个自然村。1980年由国务院定为沿海开放地区。
高密县历史悠久。境内现已查明的古文化遗址近20处，其中龙山文化遗址9处。据考古证明，远在5000年以前，这里就有人聚居。春秋为莱夷维邑。战国已有高密之名。秦置高密县，属齐、胶东郡。汉属胶西郡、高密国。晋属城阳郡。北齐夷安（夷维）并入高密。隋属高密郡等。唐、宋属密州。元属胶州。明属莱州。清始沿明制，后属胶州。民国时期属胶东、莱胶道。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政区多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划全县为高密、胶高等县。新中国建立前夕，胶高县撤销。此后，县先后属滨北、胶州、昌潍专区、潍坊地区和潍坊市。
高密名人会萃。齐国晏婴，辅政40年，直言敢谏。勤政清廉，使楚不辱君命，成为齐国一代名相而闻名古今中外。东汉大司农郑玄，毕生致力于经学研究，著书立说，以经学大师著称于世。清代名臣刘墉，金石学家李士模、郑文焯、单仰等，皆为后人留下宝贵文化遗产。
（一）
高密先民在刀耕火种的时代里挣扎了几千年，缓慢地发展着生产力，创造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境内出土的单孔石刀、双孔石镰，夏商的鬲，是原始社会晚期、奴隶制社会初期的生产，生活用具。周代铜戈、汉代铁犁，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耕牛和冶铁工具的出现，使农猎生产获得较大发展。据《太平寰宇记》载，汉代众民赖夷安泽、潍水造塘灌田。元代，挖筑沟洫台田。明清开挖河道，大者有胶莱河、周官河等十余条。此间，百脉湖、东都泺渐趋干涸；四方之民纷至，垦荒耕稼；人口、耕地大增。明末棉花传入，清代棉田进一步扩大。从此，高密成为山东粮棉重要产区之一。
鸦片战争之后，地处交通要冲的高密，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重点地区之一。长期遭受剥削压迫、生活艰难的高密人民，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重灾难之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更加激发了高密人民的反抗精神，迫使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斗争。1898年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胶澳租借条约》以后，德国侵略者修筑胶济铁路至高密境。德军奸淫掳掠、强占民房的灾难降到高密人民头上；同时，修筑铁路、堵塞河道，必将造成连年水灾。高密人民不畏强暴，于1899年掀起震惊中外的抗德阻路斗争。西北乡108村农民在农民英雄孙文率领下，奋起拔路桩、拆窝铺、浴血奋战。抗德斗争迫使筑路工程中断一年。尽管孙文及数百民众被夺去生命，但德国侵略者不得不做出增设桥涵、补偿迁建房费等让步。1900年，许多县民踊跃加入义和团，练拳习武，英勇地进行抗德反教斗争。
辛亥革命中，高密的许多志士仁人投身于革命。同盟会员刘冠三，不避艰险，创办公学，向学生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同盟会员。并于1909年在清廷对其追捕甚急的情况下，推起独木轮车，历经两年，奔波六省，宣传革命。1912年，同盟会员王麟阁筹划高密独立，驱逐清知县。1919年县立中学学生罢课游行，投入“五四”运动；火车站工人、县城商家积极声援学生的正义行动。1925年，高密火车站工人参与胶济铁路大罢工，投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高密人民为反帝反封建作出英勇牺牲，但革命屡遭挫折，人民大众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二）
正当高密人民在黑暗中探求光明之路的时刻，中国共产党高密地方组织庄严诞生。1925年7月，高密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傅书堂，由青岛秘密回县发展党员；8月，建立党支部。次年，中共高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党的组织逐步扩大，至1927年，党支部发展到十余个。新生的党组织积极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1928年的潍河秋收暴动震憾全省，使地主豪绅惊恐万状；张家官庄一带千余民众痛击高桂亭匪徒，予匪军以沉重打击。同年，中共山东省委巡视员刘子久来夏庄，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中共“六大”精神。1929年，斗争异常复杂，形势恶化，党组织遭破坏，党的活动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觉醒的高密人民，在白色恐怖下不屈不挠，坚持斗争。1931年秋，柿子园贫民会同地主开展斗争。1934年春，大迟家村民众激战两昼夜，击退刘桂堂部匪军，保村庄、抗捐粮获胜。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于1938年1月侵占县城，组织“维持会”，建立伪政权；肆意烧杀掳掠，狂轰滥炸；拼凑汉奸武装分驻县境，为非作歹，鱼肉百姓。高密遭受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此间，全县被抓华工数千名。井沟镇草泊村民刘连仁被抓遣送日本。为求生路，冒死逃出，潜居深山老林，过着非人生活，苦度14春秋，死里逃生回国。便是日伪罪行的一个见证。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共高密地下组织燃起抗日救亡之火。集聚热血青年108名，号称一百单八将，组成一支抗日先锋队。并先后在刘家村、王干坝、县立中学、崇实小学和西注沟等地设立党的秘密联络点，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共产党员程云祥组织铁路爆炸队，铁路沿线三千民众，连续展开破路斗争，数度切断日军运输线。1939年中共诸胶高工委、高昌平工委、高密县委先后建立，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军。1940年春，高密县委书记孔楚白、宣传部长李亶均在斗争中惨遭伪军杀害。1943至1944年秋，高北抗日武装屡创日伪军，威震敌胆的王干坝被誉为高北的“小莫斯科”，为胶高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45年秋，高密县民主政府在中岭诞生，潍东（旋改高密）县委成立。至此，高密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用智慧和鲜血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结束后，境内的人民武装力量和解放区空前壮大。高密、胶高民主政府和人民武装两千余人，分守县境边沿解放区。国民党军抢先进城，与伪军残部合流，屡向解放区进犯。县委书记江涛及方平区干部被害；中岭区多数干部遇难；西北乡军民数百名惨遭杀害。国民党为实现内战部署，玩弄阴谋，破坏和谈。1946年4月，驻蔡家庄站国民党军，炮击执行公务的军调部高密小组中共代表武可久上校。5月，又暗杀高密小组中共代理代表辛冠吾中校。高密人民武装怒不可遏，配合胶东主力部队，继全歼原伪一团张竹溪部后，于6月13日一举攻克县城，毙伤俘敌1500余。国民党军不甘心失败，掩土重来，于9月12日又抢占县城。1947年3月2日，国民党军弃城东逃，县城再次解放。7月2日，县城又陷敌手。外逃地主、恶霸分子组成“还乡团”，乘机向翻身农民疯狂报复。以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翻身农民、婴儿三千多名。在这腥风血雨的日子里，高密、胶高人民武装坚持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与敌周旋，相机歼灭敌人。西乡，县委副书记李彬率部坚持边区斗争。南乡，地方武装配合向明部拔除张家墩敌据点，歼敌一营。北乡，八寨、崔家集区中队在佟家寨战斗中，歼灭反动武装百余人，救出被捉的翻身农民40余名。大孙家、大迟家干部群众配合区中队，抗击国民党军两个团的进攻，毙敌70余，荣获南海军分区“钢铁联防”锦旗。东北乡，河崖区中队坚持反“清剿”。高密人民愈战愈勇，终于是年11月27日，配合韦国清部攻克县城，歼敌2300余。解放战争期间，全县有千余名热血健儿为国捐躯，万余民工奔赴淮海等地支援前线。战后，全县人民在党与政府的领导下，恢复发展生产，战胜困难，奋勇直前，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三）
新中国建立，全县人民步人社会主义大道，国民经济和其他各项事业，在历经曲折中发展。人们在实践中真正体会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建国后的头三年，高密县着力经济恢复工作。在农业战线上，进行结束土改工作，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全县农民人均占有土地为解放前夕的2.6倍。此后，组织农业互助组、合作社，生产力进一步得到解放。在工商业战线上，建起县合作总社、高密联运站等数十家工商企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顺利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从而，铺平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道路。1952与1949年相比，财政收入翻一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8.1％，农民人均收入增加59.4％。
1953至1956年，全县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互助组相继转并为初、高级农业合作社；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90％以上。私营工商业先后组成合作社、公私合营工厂和合作商店。“三大改造”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为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1957与1949年相比，财政收人增加1.86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71.7％，工业总产值（含村及个体工业产值，下同）增加10.21倍，农业总产值增加66.6％。但是，由于脱离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过分限制个体生产经营，94家私营工业解体，限制了生产力发展速度。
1957年夏季，在农村就“农业合作化好不好”、“粮食统购统销该不该”等问题。开展“大辩论”，使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受到批判。同年夏至1958年春，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全县有394名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不幸的后果。
1958年，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流传全县。一月内建起16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大办集体食堂，社员吃饭食堂化；强令农民砸锅卖铁，砍伐林木，组织数千人上阵用土炉炼钢炼铁；硬性办起师生集体食宿的“共产主义小学”133处；农业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一批反对穷折腾的干部、群众受到批判，甚者被诬为资产阶级“白旗”而拔掉。“大跃进”导致社会生产元气大伤，人民生活秩序一度混乱。
1959至1961年间，全县出现严重经济困难。粮、棉减产，口粮紧缺。人们营养不足，体质下降，浮肿、干瘦等病严重，人口死多生少。三年间，加之人口外流、计划移民，全县人口减少6万余。1960年底，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县纠正“五风”，开展生产救灾，成立生产救灾指挥部，强调保人保畜。各行各业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压缩基建投资，撤、并、转工商企业。同时，着手落实人的政策。至1962年，为全县受批判的2238名党员、干部甄别，恢复名誉。
在“大跃进”和经济困难面前，全县人民顾全大局，知难而进，坚持生产。先后建成王吴、马旺、李家庄、拒城河等水库，同昌邑、安丘等县人民共同完成峡山水库修建任务，还建起小（二）型水库、塘坝数十座，使全县有效灌溉面积增至15.99万亩。增强了发展农业后劲。
1963至1966年间，高密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较为迅速。各行各业先后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向焦裕禄学习”活动，促进了建设事业的发展。但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干部中清出的问题一律“上纲”（上阶级斗争的纲）分析，“上线”（上路线斗争的线）认识，又打击许多基层干部。此间，“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活动取得一定成效。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建起梯田、沟洫条田各10余万亩；兴修水利，打机井百余眼，完成峡山、王吴等水库部分灌区配套工程。灌溉面积增至18.4万亩。工厂增至36家。1965同1962年相比，全员劳动生产率增加90.5％，工农业总产值增加60.65％，工业总产值增加69.75％，农业总产值增加58.03％。粮食亩产增加30.29％，棉花亩产增加1.4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加32.7％，农民年人均收入增加41.7％。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高密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1966年6月起，在全县批判所谓“三家村黑店”（指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学作品）；中学生走向社会“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古建筑、文物，烧旧书、家谱。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下达后，运动愈来愈凶。学生成立“红卫兵”组织，张贴大字报，矛头指向学校领导和教师。多数中小学领导干部顿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遭到戴纸帽、游校院示众的折磨。同年冬，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赴全国各地“大串连”。各行各业群众也纷纷成立“红卫兵”，建立名目繁多的“战斗队”。一度打砸抢盛行，停工停产“闹革命”。党政机关被冲击，许多领导干部被戴上“走资派”帽子，游街示众。全县生产、工作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袭入本县，“造反派”层层夺权，领导干部靠边站。3月18日，县“造反派”联合夺了县委、县人委的党政领导权，成立高密县革命委员会。各公社革委会也相继成立。党组织被破坏。从此，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内战不休，无政府主义泛滥。5月4日，“东方红”组织百余人到县革委门前“静坐示威”，扬言誓死砸烂“三凑合”县革委，揪复辟“黑干将”。1968年3月5日，又重新建立县革命委员会。此后“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主持工作。忠于毛主席的“早请示”、“晚汇报”，大跳“忠字舞”、大唱“忠字歌”的狂热活动，遍及城乡。
1968年4月始，在全县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一批机关干部、教师、医生和群众被揪斗。1970年，又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活动。城乡大办所谓“学习班”，搞逼供信，使全县数百名干部、群众成为打、反、清对象，蒙受冤屈。继而进行的“整党建党”，使一部分党员被“吐故”，一部分“造反派”“火线纳新”，破坏了党的组织建设。
1971年3月，复建中共高密县委员会。全县各项生产、工作始趋正常。同年冬始，全县人民愤怒声讨林彪反党叛国罪行，干部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但是，由于开展所谓“基本路线教育”、批判“唯生产力论”，给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1974年初，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运动。部分学生派性复发，大批“师道尊严”，反教育“回潮”。少数“造反派”借“批林批孔”之机，揪斗单位负责人，致使机关工作复处瘫痪。
1975年，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有关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的指示，着手对工业、交通运输业及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1976年初，开展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虽遭大多数干部、群众的抵制，但又破坏了刚刚出现的好形势。同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全县干部群众热烈祝贺这一历史性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其反党纂权的滔天罪行。
十年“文革”祸及行行业业，生产增长缓慢，人民收入增加甚微。1965至1975年与1962至1964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递增率减少6.9％。1975与1965年相比，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增2元。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被破坏践踏，许多干部群众遭到错误批判，造成一批冤假错案。打砸抢恶风盛行，导致“文革”后青少年犯罪率大增。知识分子受打击，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计划生育失控，人口剧增。但是，此间由于不少干部、群众对“文革”的抵制，坚持生产、工作，建设事业获得一定发展。县办工厂增加10家；新办乡镇工厂65家；电力年供应量增长8.24倍。10万余人上阵挖成北胶新河；机井、大口井增长32倍；有效灌溉面积增长2.7倍。高密县还成为全省第一个亩产皮棉百斤县。
(四）
十年“文革”积重难返，百业待举。全县人民在拨乱反正基础上，以改革总揽全局，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各业日趋兴旺。
自1976年底始，县委组织全县干部群众深入揭批“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罪行，批判“左”的路线，清除“左”的影响，肃清“文化大革命”的余毒，拨乱反正。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围绕党的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加强政权建设、党的建设、落实政策等一系列政治工作。1980年，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撤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县人民政府。恢复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活动。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战斗力。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错划右派分子改正平反；纠正“四清”和“文革”中的全部错案，对所有因受错案“牵连”的亲属，给予平反恢复名誉。为原地、富、反、坏分子摘帽。深入开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等活动。1985年，全县发案率由1982年的万分之二点一八七下降到万分之一点二一三。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前提下，进行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在农业生产上，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大力发展家庭副业，全县组织23％的农业劳力投入他业生产。在工商等业，改部分国营工厂为集体所有制工厂；积极发展乡镇村办企业；大力倡导开办个体工商企业。改单一的公有制结构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在国营、集体企业中，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和招工合同制。对经营运转机制改封闭型为开放型，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发展企业集团。通过多条渠道与外商建立贸易往来，扩大中外合资经营，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在宏观调控方面，逐步进行计划、投资、物资、金融、外贸等方面的体制改革，初步加强财政、税收、银行、物价、审计、工商行政等方面的管理。与此同时，还相应进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改革。
改革、开放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高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注入新的活力。1987比1978年，全县在各个方面都发生显著变化。
生产力发展较快。改革、开放使发展社会生产力成为各项工作的着眼点。全县人民的政治、文化、业务素质大为提高。工业设备、技术日趋现代化。10年间，仅从国外引进现代化设备即500余台（套），生产能力达到新水平。供电量增至18595万度，增长2倍。农业动力机械大量增加，总动力达290487瓩，增长1.9倍。150余项新科学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工作；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大增。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社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增长2.6倍；国民收入增长2.4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5倍，年均递增15％；出口商品收购总值增长9倍，年均递增29.1％。
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的比重由52.1％降为49.2％，第二产业的比重由24.9％升为31.9％；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比重由53.8％升为65％；在农业总产值中，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产值之比由73∶27变为63∶37；国民收入使用额积累率由25.2％升为34.2％；消费率由74.8％降为65。8％。
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每个社会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增长2.3倍；工业企业实现利税额增长1.7倍；财政收入增长1.9倍；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52％；万元产值耗能平均每年降低6.8％。
多种经济成份全面发展，单一的公有制结构被多种所有制结构所代替。在城镇劳动者中，集体所有制职工和个体劳动者所占比重由44％升到64％。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的比重下降14.2％。其他集体所有制、个体经济等的比重上升14.2％。
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县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由外延性的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向内涵性的扩大再生产。在总投资额中，基本建设投资额比重由92.6％降为67％，更新改造比重由很小上升到33％。在基建投资中，生产性建设投资比重由1978年前的92.3％降为29.1％（10年平均数）。在固定投资总额中，全民投资额比重由92.6％降为78.2％。
横向联合有较快发展。共引进经济技术协作项目82项，引进各类工程技术人才750名，外地代培人才1456名。协作内容由物资协作为主，转向技术、资金、人才、物资四位一体。发展有90多个单位参加的大型企业集团3个，并有110个单位与外地搞联合或参加外地企业集团。先后有23种产品荣获省优产品，3种荣获部优产品。70余种产品销往世界30多个国家或地区。
交通运输邮电业长足发展。新建和拓宽道路260.1公里，其中沥青路面占89.8％，乡乡镇镇通班车。日客运量增长28％，年货物运输量和周转量分别增长1.18％和4.6倍。全县邮路总长达2811公里，年实现业务量增长2.2倍。
科技、教育、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科技教育卫生事业投资增长1.3倍。全县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6835人，增长2.27倍。共取得科研成果135项，其中19项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培养各类大中专毕业生和农民技术人才数千人。投资3029万元，新建和改建校舍17653间。本县被命名为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民间艺术“三绝”——泥塑、剪纸、扑灰年画数度晋京或出国展出。青年作家莫言创作的《红高粱》、《高粱酒》等作品蜚声国内；参与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获国际金熊大奖。体育运动成绩优异。124人（次）获市级以上运动会第一名。南关村女子篮球队两次荣获省农民丰收杯篮球赛冠军、全国农民丰收杯篮球赛亚军。本县被命名为全国体育运动先进县。新闻广播事业又上新台阶。先后建成电视差转台、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县乡（镇）有医院（卫生院），村村设卫生室（所），增设一批现代化的医疗设备。进行了以防氟改水为重点的地方病防治工作。自古严重危害人身健康的氟中毒，始得基本控制。人口控制成绩可喜。1980至1985年，年均自然增长率为6.06‰。两次被评为省计划生育红旗县和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加5.2倍，职工年人均工资增长2.03倍。城乡居民年末储蓄余额增长22.3倍。全县人均居住面积增加78.2％。现代化家具始进农家。
改革正处艰难阶段，政策尚未完善；消费热、经济热、通货膨胀等弊端亦在干扰着改革的深入进行。
认识县情，深化改革。高密盛产棉花，所居国家优质棉生产基地县、省商品棉出口基地县的地位，是发展商品棉生产，建立棉类系列化生产的良好条件；棉籽皮年产千万斤，转产食用菌增值潜力颇大；一批中外注目的“拳头”工业品，是扩展外向型经济的可靠支柱；钠长斑岩、重晶石、湖沙储量丰富，是工艺、化工、建材生产的天然资源；淮香附等数十种中药草，是药材生产的廉价原料；农村富余劳力7万余，是发展乡村工、商、建筑、服务诸业，加速乡村城镇化的人力因素；四通八达的运输线路，是广开横向联系，活跃内外贸易的得力“先行官”。诚然，高密亦有水源不足、能源欠缺、人增地减、资金短紧、环境污染诸短，当应采取措施，转弊为利。认识县情，深化改革，实为高密振兴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