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福
黄福（1362～1440），字如锡，昌邑县黄家辛戈人。明洪武甲子科入贡，出仕至户部尚书，进位少保，赠太保，谥号忠宣。
黄福幼读经书，22岁为贡生，入太学，始任项城主簿，不久改任清源知县，因政绩显著，致官升本卫。一次，黄福向朝廷奏论治国大计，被太祖赏识，破格提升为工部右侍郎。太宗即位后，升为工部尚书，永乐三年（1405年），改北京行部尚书(见注1)。任职期间，开源节流，努力减轻人民负担，深孚众望。
是时，南方交趾动乱，朝廷派军征伐，命黄福去两广治军。动乱平息后，朝廷在边境设立郡县行政机构，命黄福以尚书兼掌其政。黄福实施爱民政策，处处尊重当地民族习俗，保护多数人的利益。他一面告诫所属郡县官吏，严格执行爱抚政策。另一方面，凡朝中被贬谪到此的官吏，黄福都如对待同僚旧友一样照护，发挥其专长，令其为边疆建设献策献力。从此，交趾大治，人心悦服，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成为明朝有名的新治之邦，黄福声望日高。
黄福在边疆为官19年，仁宗皇帝凋其回京，离别时，交趾人民扶老携幼前往送行，依依不忍分离。
宣德元年，留守边疆的官吏，实施暴政，交趾人又起而反抗，朝廷再次命黄福去平息，黄福仍主张施行仁政以慰交趾人心，但遭到当时武将的反对。结果在武力讨伐时明军战败被歼，黄福也同时被交趾人俘获。但当交趾人得知所俘系黄福时，立即下马跪拜，黄福一面安抚他们，一面申明大义，交趾人对黄福说：“若不是黄公离开我们，也不会促使我们这样动武”，说罢，顿首痛哭，最后以礼送黄福归朝廷。
黄福回朝以后，奉命与平江伯陈瑄经理江南粮运事，他提出足食、足兵、省役三点建议，皇帝采纳之，既完成粮运任务，又减轻军民负坦，遂改任户部尚书。
几年以后，皇帝念黄福年事已高，久劳在外，就改任他为南京陪都兵部尚书，后进荣禄大夫、少保仍兼尚书。黄福在此期间，协助南京守备处理政务，并建议改革学校、田赋、钞法、盐法、官俸等不合理规定，致使南京陪都政肃民安，经济繁荣。皇帝为此又重赐黄福，授光禄大夫，加赠三代。
正统四年（1439年）冬，年已77岁的黄福仍抱病处理公务。次年正月，病死南京。朝廷敕赐祭葬，葬在昌邑城西黄家辛戈村西。同朝僚友大学士杨士奇为其撰写碑铭。
黄福终生从政50年，从小官到一品，忧国忧民，廉洁奉公，死后家产甚少，为后人称道。
注：①《明史》校勘记载：“行部尚书黄福 行部，原作‘刑部’，据本书卷一一一《七卿年表》、又本卷《黄福传》、《太宗实录》卷三四永乐三年四月癸未条改。按其时刑部尚书为吕震，黄福已改行部尚书。”
黄元御
黄元御（1705～1758），名玉璐，字元御，另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昌邑县黄家辛戈人。是清朝乾隆年间名医，医术精湛，声望素著，所著《黄氏八种》等医著，至今在国内外广为流传。
元御出身诗书家庭，勤奋好学，颖悟异人，“百家诸子之论，率皆过目冰销，入耳瓦解”。他少负大志，常欲跻身青云，学成旷世之才，为一代名相治国济世。不料30岁时，因患眼病，为庸医所误，左目失明。五官不正，无路仕进，黄元御于绝望中另辟新径，立志学医。他发愤说：“不为良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
黄元御首先精心研读《素问》、《灵枢》、《难经》，继而研读《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他治学态度十分严谨，读书穷本溯源，不惜时间与心血，“杜门谢客，罄心渺虑……三载而悟”。由于他学习书本知识和前人的经验，不仅能发微探幽，勤奋不倦，且从不囫囵吞枣，拘泥于一孔之见，从而集众人之智，成一家之言，学问深湛，知识宏富。在学医的第六个年头上，就颇有见解地写出了他的第一部医著《素灵微蕴》。以后毕其一生，除了行医治病，便是从事医学理论著述。仅记于《清史稿》的就有医书11种，计98卷，凡数十万言。其中《素灵微蕴》、《四圣心源》、《长沙药解》、《伤寒说意》、《玉楸药解》、《伤寒悬解》、《金匮悬解》、《四圣悬解》，习称“黄氏医书八种”。此外，江南等地还流传有《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及《瘟疫痘诊》等医著。这些医著，解说前人之莫解，立其独见之明，名冠医林，影响深远。昌邑周围数百里之为医者，不读黄氏医书，自感学识不高，医理欠明，亦有不习医者，见其文章精美，读后使人余香满口，争相传阅，引为快事。全国其他地区的从医者得到黄氏医书，亦如获至珍，藏为秘本。黄氏医书不仅在国内深受欢迎，而且已于清术传入日本、朝鲜及南洋各国。
元御一生行医，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富贵不淫，贫贱不欺。有一次，有3人同来请医，1人坐轿，1人骑驴，1人步行。元御见步行者衣衫褴缕家道贫寒，知道不是十分危重的病情，不会轻易请医。他首先随步行者前往诊治，其次才是骑驴、坐轿者，事后，邑人交口称赞，传为佳话。
1750年，黄元御行医北京，适遇乾隆皇帝病重。太医院与京城名医多方调治无效，帝疴渐沉，百医束手。当时宫中有一宦官为昌邑玉皇庙人，深知元御医术高超，荐于朝廷，遂诏进宫。据传乾隆欲试其医术高低，故虚设一帐，令宫女卧其内，只露一手于帐外，让元御诊脉。诊毕退出，太监请处方，元御道：“龙体凤脉，乃不治之症。”乾隆闻言，心悦诚服，即令御诊。诊后帝问：“朕得何病，应用何方治疗？”元御道：“万岁之病是三分药毒，一分病毒，服二剂先去药毒，一剂去病毒。”果服药三剂而愈，皇帝大喜，封以高官，赐以重金，黄皆坚辞弗受说：“吾非为官为钱，愿为社稷治病救人。”皇帝遂命他在太医院为御医，并赐其楸木棋盘，玉石棋子一副，常与对弈，遂号玉楸子。1751年2月，乾隆帝南巡，黄元御奉诏侍从，随驾武林（杭州），沿途为人治病屡验，著方调药皆神效，皇帝感其学识，亲书御匾“妙悟岐黄”，悬于太医院门首。
黄元御身在朝廷，心忧天下。他一方面为宫廷内穷奢极欲，尔虞我诈的腐败现象而愤慨，一方面为不能拯救天下苍生，难以实现自己“为名医济人”的夙愿而忧郁。最后，终以省亲为由辞返故里，结束了为期四年的御医生活。返乡不久，帝诏回京，元御以病故复命，断然拒绝。此后，他便潜赴苏杭。其后半生多数时间，一直避居江南民间，行医研著，为穷苦百姓治病，声望极高。当时随他学医者甚多，桃李遍苏杭。
黄元御行医治病的理论，受张仲景影响较大。他提出的“扶阳抑阴”以祛病延年和主温重阳的观点，独居医家一宗。他关于《伤寒论》理论的探索，对瘟疫、痘疹发病机.理的认识，尤为独创之见解。
1758年，他从江南返里，继续为家乡人民治病，于9月17日在昌邑县南隅村病逝，时年53岁。1924年，乡人仰慕潜德，议请入乡贤祠，并捐金竖碑，颂其功德。碑文曰：“医书八种，遍于宇内，迄今近二百年，神效日彰，举民爱戴”。
黄元御毕生潜心医学，不求闻达，以济世救人为乐事。他秉性清高，不堕流俗，生前曾做《咏风筝》诗一首，以抒其怀，诗曰：
命薄如纸数里该，
姻缘全凭一线来，
平生不爱云和雨，
惟喜春风抱满怀。
傅振邦
傅振邦（1814—1883），字维屏，号梅村，昌邑县虫埠村人。一生为清廷忠实鹰犬，残酷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曾获皇室诰封“健威”将军，并赐满名“绰克托巴图鲁勇”。
傅振邦出身武门，7岁读经书，10岁习骑射，20岁中武举，22岁中武进士。清咸丰二年（1852年），被授为桂林游击衔，随广西提督向荣镇压太平义军，窜奔11省，残杀义军无算，清廷称其为常胜将军，赐戴花翎。
1853年傅振邦率部赴南京，攻占太平军城东据点数处，为建立清军“江南大营”立下“汗马功劳”。1855年，张洛行率捻军攻打徐州，击败清军。清廷急调“勇敢得力”大员傅振邦署徐州镇总兵。傅振邦即率兵攻打捻军防地，残杀捻军首领纪学中、李天伦等多人。傅振邦来后，又奉命至皖，东征西剿，曾伤病复发，仍带病随军调度。
1859年，清廷任命傅振邦督办鄂豫皖三省剿捻事宜，并令其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事。傅振邦受宠若惊，以死复命，在作战不利时，竞下马坐地，以示必死，驱赶士兵为朝廷卖命。1860年，傅因镇压捻军有功，被任命为云南提督。
1861年，傅振邦伤病再发，奏准回原籍昌邑养病。时捻军首领刘天福、刘天祥率5万兵马进入昌邑。清廷命傅振邦督办莱、登、青3府团练，阻击捻军。他与州县官吏相勾结，组民团，筑围圩，企图一鼓歼灭捻军。同时，傅振邦还伙同昌邑县令聂莹思，以阴谋手段镇压了县内“金顶山农民起义”，杀害了起义组织者白云彩等人。
1862年，傅振邦伤病未愈，又被奏荐帮办皖豫军事，后为山东奏准留鲁，随僧格林沁统兵攻淄川，镇压了白莲教起义。接着，又率兵增援蒙城，打败张宗禹部。嗣后，再驰赴河南应山，打败太平军余部，截获义军粮米数十万斛。在此期间，他还带领炮队办理河防、团练，四路防剿义军。傅振邦因此补授直隶提督。1880年，又调任湖北提督。
1883年，傅振邦因年老病弱辞职同籍，当年病死，时年70岁。傅振邦作为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双手沾满了义军的鲜血，从而深受朝廷青睐。死后，清皇朝赐祭赐葬，为其建祠竖碑，赐谥刚勇，大力宣扬他镇压农民起义的“赫赫功绩”，并封其子为“荣禄大夫”。
宋占魁
宋占魁（1845—1906），原名兆法，字捷臣，又字冠杰，号梅村，昌邑县王珂村人，县内历史上唯一的武状元，曾任太原总兵。
宋占魁出身贫寒，幼时全家以卖粉、劈柴为生。他身材魁伟，力大超群。年轻时常推着400斤重的木轮车到昌邑城赶集卖粉。一次，他路过铁匠营，为武术教师夏胜魁所赏识，遂订下师徒之约。从此，每逢二、七集日，占魁上午卖粉，下午习武，寒暑不易，风雨无阻。几年后，遂学成一身坚实的武功。
清同治十年（1871年），他初试武科，考中生员。1882年，考中武举。事业上的成就，更激发了他习武报国的决心。他闻鸡而起，日落不息，勤学苦练，朝夕拼搏，终于练得十八般兵器件件精通。1886年，宋占魁借钱赴京应试。当马、步箭试毕，试舞大刀，一柄180斤重的超号大刀，占魁舞起来，驾轻就熟，得心应手。谁知就在即将结束时，不慎失手，大刀落地，他急中生智，飞起一脚，将刀踢起，用手接住，继续进招，反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主考官问他所用何功，答曰“燕子点水”。主考官甚为称赞，点为丙戌武状元，慈禧太后亲赐花翎，封为御前头等侍卫，赐名“占魁”，并御赐“庆延云扔”匾额。
1893年宋占魁被选任为山西平阳府参府正堂。1895年2月改任太原总兵。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宋占魁义愤填膺，上奏朝廷，主张武力抵抗，反对妥协投降，更反对慈禧溃逃西安的行为，婉然拒绝慈禧让他护驾的圣命。
对宋占魁的行为，慈禧太后极为不满，对他不仅不再信任，而且处处刁难。宋占魁报国无门，抑郁成疾，1906年病逝于太原，时年61岁。
宋占魁秉性耿直忠厚，居官清正廉洁。在任20余年，很少私人积蓄。死后家产几无，仅为后人留下生前所用盔甲、刀枪，他亲手书写的“清、平、如、意、虎、豹、龙、寿”等8个字及盖有状元印章的8联条幅。
刘瀛海
刘瀛海（1855～1912），原名焕斗，字镜寰，昌邑县北孟村人。曾任县视学兼劝学员长。一生致力教育事业，为清末昌邑兴办学堂的发起人之一。
刘瀛海豁达睿智，品学兼优，为省内各地知识贤人所赞赏。早年，他受戊戌维新和同盟会的影响，即决心兴办教育，宣传新政。1907年，带领其子及其他热心教育者，在北孟村西的宝林寺古庙内，搬神拆墩，创办起一所两等小学堂。后来，因学生日多，校舍不够，刘瀛海主动捐资建教室10间，仍不够，又将自己的5间房屋和以前备下的5间房料全部献出，因以“破产兴学”而闻名全县。他常说：“教育沦丧，身家莫保，这是我最大的忧虑，比我因无饭吃，无衣穿，冻死饿死还要难过”。
几年后，在校学生已达170余人，规模之大，教学成绩之突出，均为全县之魁。然而刘瀛海并不满足，又相继创办了简易识字学塾、女校、乙种实业学校，一时传为美谈，八方观者络绎不绝。1910年，县令亲临参观，甚为钦佩，赞誉“刘瀛海实为昌邑县之教育家”，并荐举任县视学兼劝学员长。1911年6月，刘瀛海奉命赴省汇报，得到省教育部门褒奖，赞扬他“为人正直，品行诚实，办学热心，业务熟练，能够胜任县视学兼劝学员长及两等小学和实业学校校长职务”。
刘瀛海一生博学多才，爱好艺术，尤善书法。他写的各种碑文和字画，流传甚广，当时号称“鄙南写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瀛海衷心拥护，积极参加县参事会议事会的活动，大力提倡新政，改革官府恶习，劝导人民剪辫放足，从而为清术封建遗老遗少所不容。在1912年“五·一八”惨案中，被县内反动势力残酷杀害于城隍庙内。消息传开，北孟附近数十个村庄自动集合了1000多人，誓为刘瀛海报仇。当他的遗体殡葬时，昌邑县县长、县议事会、参事会、商会、农会及县内知名人士敬送挽帐数十架。
李长庚
李长庚（1869～1912），字亦白，号莲坡，昌邑县渔洞埠村人，清末廪贡生，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昌邑县议事会议长。
李长庚出身诗书家庭，自幼嗜学，精通经史。他立志创办教育，培养贤人，改革旧制，救国救民，先后在本村、玉皇庙、西下湾等村办学。
1904年清廷废科举制，李长庚大力倡办学堂。他曾与于思波、齐洛亭、张子佩等创建育秀小学并亲任教员，后又去济南师范速成科读书。1906年在济南师范由刘冠三介绍加入同盟会。从济南回县后，他一面办学，一面进行民主革命活动。他常说：读尽万卷书，无实用，不谓识字；养成四方志，能自立，才是大丈夫。启发学生走向社会，与民众结合，增长知识，为革命作贡献。辛亥革命前，昌邑县成立议事会和参事会，两会议员都是县内抱有救国救民思想的知名人士，李长庚被选为县议事会议长。他在主持县议事会期间，积极推行新政，为民兴利除弊。制订的议案有：一、戒鸦片，禁赌博；二、取消盐场官吏对农民小贩额外加税的陋规，三、取消衙役下乡传案索取出差费和跑腿钱，改为按里程给予合理补资；四、取消县衙过堂先交各种差费，然后才能呈案候审的勒索恶习。这些议案的实施，深得群众拥护，吏役豪绅却恨之入骨。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李长庚倡导县议、参两会议员，捐款资助陈干等人去安徽组织淮泗讨虏军，推动革命。
1912年5月，李长庚积极配合省宣传员彭仲豪、周振声二人在昌邑宣传“共和”，推行新政。他们在县衙门前扎台宣传，李长庚亲自上台演讲，揭露清朝统治之种种流弊，劝导人民剪辫放足。这些举动，使县内劣绅视若仇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后来，在他们发动的“五·一八”惨案中不幸遇难。
李长庚遗体安葬时，自动参加送葬的群众达500余人。陈干、宋逵升等知名人士为其立碑题词，以示悼念。
肖兰池
肖兰池（1882～1912），字香坡，昌邑县双台乡肖家埠人，曾任清末县视学员，为县内早期民主革命活动者之一。
兰池自幼嗜学，善思索。从小学、中学直到山左农林学校，一贯勤奋努力，刻苦读书。
戊戌变法后，兰池受其影响，开始萌生变革思想。1904年清廷废科举，兴学校，他积极响应，在家乡极力倡办学堂，推行语体文、新学制。后来，他于山左农林学校毕业后，正值昌邑设立劝学所，即被推荐为县视学员。在济南授职时，适逢武昌起义，遂联络孙仲廉、王玉可、蓝玉昌、臧庚文，刘溥霖等革命同仁，准备在火车站刺杀张勋，不慎事机泄漏，肖兰池被捕入狱，虽经严刑拷打，却始终守口如瓶，威武不屈。他怒视敌人，凛然说道：“我要为民族雪耻，反清反帝，创建共和。要问我们多少人，言其多四亿同胞皆是，言其少，仅我一人而已”。不久，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建立，肖兰池获释。
出狱后，肖兰池立即动身前往徐州，参加了陈干的讨虏民军。在军中辅佐陈干，进行各方面的革命工作。
1912年，肖兰池返里，积极参加宣传民主革命，实行民主政体的活动。后在“五·一八”惨案中不幸遇难，时年32岁。
肖兰池秉性刚毅，却寡言爱静，含威不露，素以长厚见称乡里。他被难后，乡邻同事皆痛心疾首，嗟叹不己。陈干、宋逵升、王默轩等人为其撰文立碑3座，至今尚存。
陈干
陈干（1880—1927），字明侯，昌邑县白塔村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一生为推翻清朝统治，创建民主共和奔走呼号，南征北战，殊多贡献。历任山东民军统领，三十九混成旅旅长，国民革命军军部参议等职，曾被授予陆军少将、中将军衔。
陈干自幼能言善辩，胸有大志。儿时曾独自站在野外高处，把千万株高粱作听众，进行“演讲训话”，显示了机敏的辩才和不凡的见识，在乡里一时传为佳话。因家贫不能就学，尝偷听校外，入耳不忘。后为县令胡师孝所重，荐至县书院读书。在此期间，目睹社会上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黑暗现象，遂矢志“驱除民贼，以雪国耻”，在心灵深处埋下了革命救国的种子。16岁随乡亲去东北谋生，临行时曾书《怀亲》诗曰：“孺子降生日，中原多难时，老亲留一嘱，恢复属男儿”。
1901年，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国民愤慨，陈干更是义愤填膺，毅然投笔从戎。四年的京师步卒生活，使他深感清军腐败，便私为《京话日报》撰文，揭露了毅军、常备军的种种弊病，从而激怒了军中长官，遭受申斥，被迫离营。
1905年陈干去东北锦州当演说员，在演讲中，充分展示了他的雄辩之才，纵横捭阖，慷慨激昂，内容多是抵御外侮，提倡革命之辞。同时，还创办了“讲报社”和“八旗学堂”。以宣传革命为己任，尝曰：“陈干不死，中国不亡”。
1906年，陈干东渡日本，往东京访章太炎。后经丁惟汾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黄兴、宋教仁、李烈钧等人在小石川召开的会议，不久，受孙中山委派到东三省进行秘密活动。从此，陈干如鱼得水，为革命日夜奔波，虽多次入狱，却矢志不渝。
1907年，陈干由东北秘密潜回山东，继续宣传革命，并以鲁省同盟会负责人身份，积极发展同盟会员，邑人李长庚、陈希孟、肖香坡等，皆由其介绍入盟。
为培育人才，策动革命，陈干于1908年在青岛创办“震旦公学”，名为学校，实则山东同盟会革命活动的重要机关。后因组织学生游行，发动工人罢工，反对清廷卖国行径而被查封，然而陈干于清廷四方缉捕的白色恐怖中，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陈干被陆军总长黄兴任为山东民军统领，并为南京临时政府授为第一任少将。南北议和告吹，陈干奉命率民军（后改称准泗讨虏军，陈干任司令）自凤阳起兵，会各军北伐，大败清军张勋部。先后攻下濉溪、萧县，收复徐州，连战皆捷，军威远震，大大推动了全国的反清浪潮。徐州光复后，淮泗讨虏军改编为陆军第三十九混成旅，陈干任旅长，驻守云龙山。不久，袁世凯窃夺大总统职位，对革命军队采取了限制、离间、分化政策。陈干一时陷入困惑之中，误以为革命已经成功，遂于1913年上书大总统，功成不居，急流勇退，辞去旅长职务，解甲归田。
后来，袁世凯阴谋称帝，与日签定卖国条约，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陈干义愤填膺，怒火中烧，遂与章太炎等人密谋讨袁，为袁世凯所察，悬重赏缉捕。而陈干毫不畏惧，一日数次更衣换帽，秘密外出活动。1921年3月14日，孙中山任命陈千为非常大总统府咨议。1922年，中国政府任命陈于为“鲁案中日协定联合委员会”委员，与王正廷等四人为中日谈判正式代表。陈干坚决主张立即收回青岛，激烈反对王正廷关于青岛暂由日人管理的妥协态度。在谈判中，他据理力争，终使日本当局理屈词穷，于1922年12月1日，将青岛交还中国。为此，康有为曾称誉陈干为“鲁案砥柱”，并题词相赠。
1925年，因不满统治集团的卖国媚外和张宗昌在山东的军阀统治，陈干再次辞职，回到家乡白塔。乡居期间，为乡亲们做了两件好事。一是带头集资，挖掘了一条20里长的河渠，改变了当地百姓食用湾塘污水的状况；二是倡导在潍河两岸筑堤防洪，以防河水漫溢为灾，从而深受乡民爱戴。河渠开成之后，康有为亲笔题名“新开河”，并立碑以志。
1926年，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陈干被任命为军部参议。1927年，陈干调任第二支队司令，挥师北上。他身冒矢石，指挥若定，很快击败了张宗昌部，连克韩庄、枣庄、兖州、直捣泰安。然而，就在这革命军节节进击，捷报频传的时候，却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尖锐，互相倾轧，陈干不幸被构陷遇害。死前，他怀着一腔愤慨和不白之冤，写下了“莫须有”三字。
陈干一生，不仅能治军旅，兼擅外交，而且热爱教育事业，赞助妇女运动。他治学严谨，才华横溢，工诗文，善书法，多才多艺，章太炎称其“天性敦厚，志趣高旷”，“诗近晚唐，字仿颜鲁公”。毕其一生，于戎马倥偬之间，劳碌奔波之余，总是勤奋著述，甚至在监狱里也不稍懈怠。所留遗著有：《倥偬集》、《欧战拾遗》、《旅大问题汇纂》、《鲁案》、《成案》、《青岛案》、《诗集》、《庭语》、《家庭琐言》、《选订经国文钞》、《六经碎语》等数十卷。
于培绪
于培绪（1901～1928），字赞之，又名茂宁，化名伯涛，昌邑县饮马村人，是县内最早的共产党人之一。
培绪小学毕业后考取潍坊文华教会中学。因在校内创办《醒华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传播爱国思想，学校当局迫其退学。1924年秋，于培绪又考取济南齐鲁大学文理学院。翌年，经关向应、丁君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齐鲁大学第一个学生党员。
1926年，为发动工农支援北伐战争，于培绪深入济南鲁丰纱厂开展宣传活动，到山东南部各地进行巡视和发动，后又去泰安开辟工作，并担任中共泰安支部组织委员。
1927年9月，泰安支部扩大为泰莱县委，于培绪任县委书记。不久，他参加了省执委在潍县乐道院养正小学召开的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贯彻省委“要急速进行武装”指示的会议。他根据泰莱一带村村是寨，并有土炮等有利条件，决定在这里组织农民暴动。10月，县委首先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发动贩盐商人对付反动盐巡，捣毁官办盐店，使盐价低落，从而教育争取广大农民群众。11月，于培绪向省执委做出《泰莱暴动计划》的报告，准备发动农民攻打“口子”，然后“里应外合再去占据县城”。但由于形势发生变化，于培绪又接受了新的任务，计划未来得及实现。1928年4月，红枪会在鲁北一带发展很快。省执委从泰莱调于培绪到鲁北任特委委员，他深入农村，组织“红团”，镇压各村恶霸地主，枪杀各处不法盐巡，声势震动了鲁北各县。特委决定5月4日举行暴动，由于计划被异己分子泄露，暴动未能成功。
不久，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工农运动又进入低潮。于培绪从鲁北回到济南，省执委指示他和张干民向学生和工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疯狂残杀我国军民的滔天罪行，号召广大群众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他们以复习功课报考大学的身份，隐蔽在一个警察家里。于培绪同志以满腔热情和充沛精力，夜以继日地印刷宣传材料，到各处散发。
1928年，在南北军阀混战中，地处胶莱潍河走廊的昌邑县成为军阀各残部流窜奔命的通道。在抗缴军阀给养、苛捐杂税的斗争中，昌邑各地农民纷纷成立红枪会组织。为发展大好形势，1928年6月5日，省委派于培绪回饮马镇领导这场斗争。
回乡第二天，于培绪便在天齐庙演讲，宣传党的“八七”会议制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号召贫苦农民组织贫民会，于培绪和黄复兴、黄世伍等人，首先发动农民进行抗缴给养的斗争。8月初，军阀王自成勾结饮马豪绅诈取过兵费数千元，每亩地摊铜钱40吊，群众无力缴纳，怨声鼎沸。于培绪认为这是争取和组织群众的好机会，他们立即深入贫苦农民中，进行宣传发动，提出了“加入贫民会，不纳捐和税”、“快入贫民会，一辈子不受罪”的口号，深得群众拥护。一天夜里，贫民会成立，当晚报名人会者就有72户，不久发展到150户。附近各村农民纷纷要求入会，甚至昌邑城、高密、平度、安丘等地也都派代表前来联系。贫民会声势日张，上豪劣绅威风扫地，军阀部队不敢过境，抗缴过兵费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贫民会的发展，为组织农民武装打下了基础。以贫民会的活动分子为骨干，饮马镇红枪会迅速成立，并和杨家桥等村组织了联生会。在于培绪的主持下，红枪会的联合组织一直发展剑平度县的白里和高密县的坡子等42个村庄。10月16日，以杨家桥等村为主的红枪会200多人，围攻南逃到石埠的土匪高老七残部，歼敌100余人，匪首高老七被击毙，依附高匪的县长齐杞南仓皇逃往泰安。
在斗争中，于培绪他们从贫农骨干中发展了一批党员，于10月份成立了饮马党支部。不久，于培绪在饮马召开了全县党员会议，确立了斗争任务，研究了活动方针，使全县的农民斗争置于党领导之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于培绪领导农民先后斗争了恶霸地主于维清和于德深，强迫他们交出高利贷帐和贪污粮款，缴获了地主张孟合藏在家中的枪支弹药。这些行动，不仅触怒了土豪劣绅，也使自己的父亲十分担忧和惊恐，千方百计阻挠培绪的行动，将他反锁在家中，不让出门。于培绪大义凛然地对他说：“你不过有几十亩地，你无权干涉我的信仰”，并在家中墙上写满了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同时，还通过家中长工，从窗口传递信件，发出指示，领导农民运动。后来，其父贴出启事，声明与培绪断绝父子关系，逐出家门。早就背叛了这个家庭的于培绪，对此漠然置之，革命意志毫不动摇。他住在岳父家，置身农民中，继续领导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农民斗争如暴风骤雨，令地主土豪胆战心惊，他们勾结军阀黄凤岐，围歼饮马红枪会。12月24日，黄凤歧部下团长王禄全率部来到饮马，见红枪会有所警备，便使用极端卑鄙的阴谋手段，诈称借道去北孟，麻痹了部分红枪会员。次日凌晨，又突杀回马枪，偷袭饮马，残酷地杀害了4名红枪会负责人，于培绪、黄复兴亦不幸被捕，押到昌邑城后，于当晚10时许壮烈牺牲，时年仅27岁。
王兴选
王兴选（1906～1931），字俊升，太保庄乡新河头村人，昌邑县早期共产党员。
王兴选出身富裕农民家庭，自幼秉陛刚直，见义勇为，少年时曾因奋力抢救落水儿童而博得乡亲好评。
1924年，王兴选考取齐鲁大学中文系。在学习期间，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因而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军阀、反贪官污吏的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经同学于培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兴选人党后，更积极投身革命工作。在学校里，他是学生运动的带头人之一，经常写文章、印传单，到处散发。有时亲自登台演讲，宣传革命真理。同时，他利用学校放假机会，在农村积极传播革命火种。每次回家，他都从学校带回一些传单和小册子，在周围村庄和群众中散发，号召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与封建势力作斗争。农民壬敬良的菜园屋子成了他活动的主要阵地，很快把王敬良、王述文、王兴遵等贫农组织起来，为成立“贫民会”培养了骨干。
1927年夏，他根据党组织指示，舍弃了即将毕业取得的齐鲁大学文凭，又报考了济南铁路职工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到胶济铁路昌邑县境内的蚱山火车站任“车务司事”，担负起了省委“交通联络站”的重任，以岞山站车务司事的合法身份，传递着省委的重要情报和指示，掩护党的重要领导人来往。同时，秘密地作铁路工人和蚱山站周围村庄农民的思想工作。
不久，王兴选与于培绪、黄复兴等取得联系，成立了昌邑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昌邑县岞山支部，王兴选任支部书记。他在铁路工人和附近农民中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力量，与饮马暴动相策应。1928年12月，饮马暴动失败，于培绪、黄复兴等遇难，王兴选主动承担起了领导昌邑县党组织的重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叛变投敌后，以党组织的名义，通知王兴选等同志到蚱山站接受“省委指示”，并亲自带人将王兴选等骗捕，押往济南监狱。
在狱中，王兴选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诱惑，不能软化他的意志，种种严酷刑罚，不能动摇他的信仰。他团结狱中同志，多次组织越狱，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黔驴技穷，干1931年2月，在饭菜里加入毒药，将王兴选秘密杀害，时年仅25岁。
季方华
季方华（1905～1938），原各鹿效曾，又名鹿省三，党内通信化名秋阳，山东省莱芜县西牛王泉村人。1929年冬，他于济南正谊中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多年从事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先后担任过全国学联主席团委员，中共莱芜县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工委宣传部长，中共鲁东工委书记等重要职务。1937年冬，他受山东省委委派，到昌潍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和开展革命活动。为了唤醒民众，他舍生忘死，终日奔走在昌北、潍北广大农村，宣传党的政策，培养抗日骨干，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组织。1938年2月，在他亲自领导下，“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于瓦城创建。从此，他带领这支抗日的队伍，转战于潍县、昌邑的北部沿海，同日伪及反动的地主武装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正当人民革命风起云涌，抗日烽火越烧越旺的时候，鲁东工委书记季方华，不幸于1938年4月7日，被叛徒金炎刺杀，时年仅33岁。
季方华一生谦虚谨慎，光明磊落，革命意志坚韧不拔。他为革命建立的丰功伟绩，使人们永志不忘。
王炳亮
王炳亮（1913—1940），又名朱兴华，字淑铭，昌邑县夏店村人。
年轻时王炳亮曾先后就读于山东省第九中学和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并毅然参加了山东省学生请愿团，跋涉千里，奔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示威请愿。
1937年春，他秘密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创办“抗战剧团”，组建“抗战歌咏队”，并亲自参加抗日救亡演出。中共昌邑县委成立“昌邑县抗日教育动员委员会”时，他任委员和宣传部长。
1938年3月，王炳亮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任中共昌邑县四区委宣传委员，8月任四区委书记，9月任中共昌潍联合县委宣传部长，年底又任中共胶北特委宣传部长。
1939年7月，张智忠同志被捕，革命形势恶化。胶北特委机关和已暴露的党员暂时撤往胶东，留下王炳亮继续坚持斗争。
王炳亮临危受命，以身许党。他送走战友以后，立即冒着生命危险，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披星戴月，走村穿巷，逐个支部进行安排，并身入虎穴，到敌占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瓦解敌军。1939年9月，他被任命为昌潍中心县委书记。他在昌北、潍北大地上终日跋涉，风餐露宿，忘我地工作着。1940年1月17日，王炳亮由瓦城、龙池一带去潮海、火道、曹家店等地开展工作，路经青阜村西门外，突遭杨新元汉奸队四五十人的袭击。他拔枪射击，奋勇抵抗，终囚敌众我寡，壮烈牺牲。为悼念烈士，寄托哀思，战友们赋诗一首：
只身挥枪战群奸，为国捐躯敌胆寒；
潍水呜咽万民泣，千秋俎豆荐先贤。
于恩波
于恩波（1884～1941），字沐尘，昌邑县于家郜人，与陈千同为昌邑县民主革命的开拓者，是县内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他一生为宣传革命，发展教育，改善民生而殚精竭虑，奔走操劳。
于思波幼读经史，博览群书。十七、八岁时受“康梁变法”影响，遂于家中开设教馆。1903年，他弃教去莱州府中学求学。后经刘冠三介绍加入同盟会。1906年与张书绅等人，在于家郜创办了育秀小学堂，成为当时废私塾、兴学堂的榜样，同时积极在教师学生中发展同盟会员，培养革命骨干，使学校成为同盟会在昌邑早期活动的摇篮。
1908年，于恩波被选拔到山东省优级师范学堂，专学史地科。1910年毕业留校，翌年春，学部复试，因其成绩优异，授予师范科举人，并任学部司务，后又为山东提学使司委任作省视学。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于恩波与陈干一起去徐准地区组织准泗讨虏军，与清军作战，每战必捷，皆得其赞划之力。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山东省临时议会甫立，于思波被选为议员。12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成立国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于亦被选为议员。1915年，于恩波因极力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险遭杀害，遂回原籍，联络革命同仁，积极响应蔡锷的讨袁运动，并于1916年赴沪，亲身参与讨袁军事和恢复国会的活动。1918年，于恩波等原国会150余名议员集会广州，举行“非常国会”，共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1922年，驻广州湾海军哗变，于恩波奉孙中山密令，劝服鱼雷队长温树德（山东人），率众夺取了“海坼”、“海琛”、“肇和”诸舰，孙中山任命温树德为海军司令，于恩波为秘书长。不久，陈炯明叛变，非常国会解散，于恩波即去职。
1922年9月，国会恢复北迁，于恩波重赴北京，继续担任国会议员。1923年冬，黎元洪倒台，曹锟贿选总统，以五千块银元一张选票收买于恩波。恩波义正辞严，断然拒绝，并于当夜设计脱身，潜往广州，孙中山称赞他是“仗义疏财的好同志”。
1924年，孙中山命于恩波与山东著名国民党人丁惟汾、陈干等回山东整理党务，于恩波任山东临时党部执行委员。不久，曹锟倒台，段祺瑞临时执政，于恩波被任命为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他对发展山东教育事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曾捐巨款，在家乡育秀小学的基础上，又创办了昌邑县第一所中学——育秀中学，并亲自兼任校长。1925年4月，军阀张宗昌窃据山东军政大权，国民革命政策无法实施，于恩波遂辞去教育厅厅长职务，去南方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于恩波被任命为山东省党部改组委员、战地党务委员会委员。1828年国民党军队到达山东，于即被任命为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府委员兼农矿厅厅长。在此期间，他兴利除弊，对发展山东农业、工业、矿业生产作出一定成绩。
1930年，于恩波又改任国民党安徽省党务整理委员、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3年被调任国民党中央司法院行政法院评事兼第＝庭长。抗日战争期间随国民政府迁往四川，1941年2月在巴县歇马场病逝。
张智忠
张智忠（1908～1943），东冢乡集东村人，中共昌邑县委第一任书记。
张智忠出身于农民家庭，1928年到烟台“先志中学”求学，193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中国学院”教育专修科。在校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积极投身抗日救国学生运动。1932年，张智忠集资在青岛开设了“荒岛书店”，当时，闻一多、洪琛、臧克家等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经常涉足其店。
1934年，山东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白色恐怖下，“荒岛书店”砥柱中流，曾掩护进步作家肖军等人脱险，不少地下党员经常以购书为名，于店中接头活动，中共青岛市委有时也在书店楼上召开秘密会议，“荒岛书店”成了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基点。同年，经过严峻斗争的考验，张智忠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秋，根据形势需要，组织决定“荒岛书店”停业，张智忠奉命回昌邑继续开展工作。
同年冬，张智忠任中共昌邑县委书记，为便于活动，同医生周伯安在东冢街办起了“文化书店”，秘密宣传马列主义。1937年9月，张智忠又联络进步青年王炳亮、王绍洛等在集东村创办了“后方医院”（对外叫“红十字会”），一面为当地群众治病，一面为抗日队伍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械。同时，还创办了“新文化训练班”，以学习拉丁文为掩护，共商抗日救国大事。随后，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张智忠兼任“民先”领导人。由于他频繁活动，广泛宣传，“民先”组织迅速扩展到全县。
1937年10月，根据鲁东工委指示，张智忠首先在“民先”队伍中发展党员，然后以党员为骨干建立抗日武装。几天后，他发展了董书香等3人入党，并成立了昌邑县西董村党支部。11月下旬，张智忠在天成店村主持召开了全县党员会议，改选了县委，因张智忠身份已暴露，主动要求担任宣传部长。这年冬天，张智忠顶风冒雪，到处传播革命火种，至1938年春节前后，昌邑北部的20多个村庄都先后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
1938年4月，季方华主持成立了中共昌潍县委，张智忠任书记。后因七、八支队离开昌邑，地方反革命势力猖獗，对抗日工作成胁很大，为了打开局面，张智忠决定扩大抗日武装。他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带领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收集枪支、弹药，很快组织起60多人的抗日队伍，展开了革命武装斗争。
在对敌斗争中，张智忠还十分注意作敌军的瓦解分化工作。当时驻在东冢的国民党四区队有100多人，武器精良，但不抗日，专门糟践百姓。张智忠通过关系，作好了两个分队长的思想工作，1938年7月，由两个分队长带领59人，带枪来归，削弱了敌人，壮大了革命力量。
1939年7月，张智忠不幸被捕，押在昌城监狱。敌人使用了种种酷刑，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却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在狱中，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教育其他被捕的同志坚持党的气节。
1939年9月，敌人为了“放长线钓大鱼”，将张智忠秘密押往潍县，安排在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城里南寺庙维新小学当教员。
在维新小学，张智忠秘密团结穷苦校工学生，发展党员，开展革命活动。他千方百计与地下党组织接头联系，终于成功。1940年9月，按照上级党组织指示，张智忠从潍县城内购到了一架石印机，安全转运到解放区。
1941年2月，张智忠要求回家探母，日本特务企图顺藤摸瓜，准其探家，暗派7个便衣特务秘密跟踪，并与驻东冢的特务队联合监视。然而张智忠机智地通过内线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经过巧妙安排，在他回潍途中，以被“县大队”劫走的假象，逃出了虎口。
张智忠脱险后即去胶东，先后担任西海各救会民训、文协主任等职。同年11月，在反扫荡斗争中不幸再次被捕。
在敌人的刑场上，张智忠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他被绑在招远城北十里堡附近一根电线杆上，一面痛骂敌人，一面高呼“共产党万岁”。残忍的敌人割去了他的舌头，又向他全身猛刺几刀，张智忠英勇牺牲。
曹爱华
曹爱华（1886～1947），昌邑县北孟乡曲家七沟村人，是1947年土改复查时有名的“昌南妇女领袖”，人称曹大娘。
曹大娘自幼家贫，丈夫曲之敬因早年给地主扛活病累而死。曹大娘大半辈子受贫苦孤寡生活的熬煎，对旧社会怀有深仇大恨。1945年秋，家乡解放，但因这里属敌我割据边沿，反动势力还十分猖獗，拥护共产党的群众积极分子经常遭到暗杀。曹大娘面临着敌特势力的种种威协、恫吓，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昌南县南孟区的区干部经常在他家吃饭、住宿，曹大娘对这些同志总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照顾。久而久之，她家成了南孟区机关的接待处。
1946年，曹大娘担任了曲家七沟村妇救会长，并负责七沟联防工作，七沟联防成了当时南孟区的“红色根据地”。
1947年2月，曹大娘担任了区妇救会长，县、区贫农翻身委员。她经常骑着小毛驴奔走在各个山会、集场、亲戚朋友之间，进行土改宣传，并深入到贫苦农民家中，作细致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虽然时刻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但曹大娘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哪里恶势力猖獗，她就在哪里出现。有一次，敌人杀害了住在朱家七沟村的两名妇女干部，并传信威胁她，她毫不畏惧，十分坚定地说：“我信的是真理，求的是广大穷人解放，不怕地主、特务逞凶发狂！只要穷苦兄弟姐妹不翻身得解放，我死也闭不煞眼。”她虽然年过半百，脚小，身弱，但终日奔波在铁路沿线各个村庄，使昌南各村迅速建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妇小队，斗地主，打恶霸，组织参军支前，搞得轰轰烈烈。曹大娘被县、区领导和群众称赞为“昌南妇女领袖”。
1947年秋，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昌南形势恶化，曹大娘组织广大干部和翻身农民，往东山转移，但最后因河水猛涨，自己没能及时过河，立即决定留下来坚持斗争，在斗争中不幸被地主还乡团抓去。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未能使曹大娘屈服，在刑场上，曹大娘视死如归，怒斥敌人，慷慨就义，终年62岁。
王小法
王小法（1935～1947），石埠镇埠头村人。自幼家贫，父母靠乞讨为生，不久相继去世。王小法靠祖母养活，八岁就给地主放牛，挨打受骂，过着非人的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对地主老财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45年家乡解放后，他翻了身，上了学，家庭生活得到改善。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他勇敢地加入了儿童团，任儿童团长，带领儿童团员，站岗放哨，盘查坏人，监视地富分子的活动，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1946年夏天，他曾带领儿童团员在村头抓住了一个在押潜逃的坏人。
1947年秋，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昌邑被敌人占领，党组织迅速安排革命干部和翻身农民向东转移，王小法坚决留下与敌人开展斗争。“还乡团”窜回村后，对革命群众进行反攻倒算和残酷迫害。在斗争中，王小法不幸被“还乡团”捉住。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后又用软的手法企图诱迫他供出革命组织的秘密。王小法虽然年小，但坚贞不屈，怒视敌人而只字不吐。敌人无奈，便决定将王小法连同他叔父、祖母一起杀害。在去刑场的路上，他唱起了自己平日最爱唱的歌：“同志们呀个个要听真，咱为了救人民参加了八路军……”匪徒用枪筒和皮鞭轮打，也阻止不住王小法的歌声。
在活埋他的土坑前，敌人将王小法的叔父和祖母推下土坑，再次诱骗王小法说：“只要说出你们的组织情况，并向我们服软，马上就将你三个放了，否则，就一块活埋”。王小法面不改色，大骂敌人说：“你们这些坏东西，也活不长了，我们死了，八路军叔叔会给我们报仇的”。敌人抽出鬼头刀将王小法的右臂砍掉，王小法忍痛高喊“共产党万岁！”凶恨的敌人将王小法的头颅砍去。王小法壮烈牺牲，时年12岁。
不久，昌邑重新获得解放。人民群众称赞王小法是“刘胡兰式的少年英雄”。
卢志英
卢志英烈士，谱名宗江，行名子江，号育生，曾用名卢涛、王殿臣、周志坤等。1905年12月23日出生于昌邑县望仙埠村一个农民家庭。8岁始读私塾，16岁就学于乙种蚕桑实业学校。“品资英敏，迥异群儿”。
卒业后，他满怀救国热情，投身东北绥宁镇守使署军官讲习所，后随军转战，目睹军阀战争之暴虐，民众生活之惨痛，遂毅然脱离奉系军队，仍回原籍。
1925年2月，卢志英南下郑州，经王乐平、续桐溪介绍入洛阳陆军训练处充任队长，与南汉宸、赵惠尘等朝夕相处，后受党派遣去新疆旧军内开展党的兵运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遵照党的指示转去冯玉祥联军政治部。1927年调任骑兵第三师八旅十六团二营营长，后又充任该师参谋主任，利用工作之便，在士兵中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危急关头，志英率骑兵二营官兵，毅然揭竿起义。战斗中他左腿负伤，却临危不惧，拖着伤腿冲锋陷阵，硬是带着部队突出重围。
1928年志英凭借老关系打入蒲城县，以保安总队长兼承审员身份，在地方旧军中秘密开展兵运工作，后不幸被捕，为地下党员张育民营救出狱。1929年春，党组织派志英（化名卢涛）赶赴北平，与周恩来的特派员项与年共同领导学生运动。同年8月，同张育民结婚，周恩来同志亲自送来一对枕头作为贺礼。他们夫妇除了做学运工作搜集军事情报外，还利用各种方式为中共北京市委筹集了上万元的活动经费，而自己却节衣缩食，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住公寓，他俩只能缴纳一份伙食费，二人轮流各吃一顿饭，这起码的生活也是靠“当”出结婚的衣服来维持。后来，两人规定，每天只用3个铜板，午饭1人1个，晚餐共用1个，买烤红薯充饥。每当谈起这段生活，志英总是自豪地说：“为了人民的解放，虽摩顶放踵，餐风饮雪，也甘之若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军委派卢志英去西安争取杨虎成将军，发展党的统一战线。1932年，志英调任南京党的地下市委书记，一面积极恢复和发展党的各级组织，一面在国民党中央、国防部、外交部、兵工署等主要部门广泛结交进步人士，后中共中央批准，介绍国民党中央委员王昆仑等一批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取得了许多军事情报，包括蒋介石的部分绝密文件，陆续送往中央军委。不久，志英再次被捕，虽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带着遍体刑伤去上海。
1934年夏，党组织派卢志英夫妇前往江西做地下军事情报工作。志英（化名卢育生）打入国民党江西赣北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的司令部，任上校主任参谋兼清乡委员长。张育民则在南昌开设“女医生张育民珍所”，负责地下联络和交通工作。志英在争取有进步思想的莫雄司令的同时，还利用同特务头子康泽、“剿共”副司令陈诚的旧关系，陆续派共产党员打入敌人的特务机关，短时间内，即为我党建立了一个神通广大的军事情报网。
是年9月，志英以上校参谋主任的合法身份，打入蒋介石主办、自兼团长的第三期高级军官训练团，获得许多重要情报。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了6天高级军事会议，准备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以达彻底消灭红军和红色根据地之目的。在这关系我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志英舍生忘死，将个人安危置之脑后，在莫雄开会归来的当天晚上，当机立断，多方工作，终于将布置“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的会议的一套绝密文件，包括“围剿”总动员令，各种成册图表，战斗序列，军队区分命令以及蒋介石手订的“剿共”守则等，全部搞到手，并连夜密抄到4本《学生字典》内，由南昌地下交通站报送瑞金党中央。在长征中，毛泽东曾说，搞这份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
同年冬，卢志英随莫雄部队来到了山城毕节，他利用参谋长的职权之便，一方面将敌六十三师调离红军转移的必经之地，一方面上报假情报，迷惑蒋介石，掩护红军。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志英奉命仍留毕节，掩护红军的伤病员，并策应红二、六军团的活动。一天，志英带着4个便衣侦察员去黔西组织武装，路遇抱着小儿从南昌赶来的张育民，夫妇略叙别情时，忽然发现敌人一支马队尾追而来，7个人急忙隐蔽起来，谁知马队驰过，婴儿惊哭，而随后又有敌人步兵赶来，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志英毅然抱起小儿子，沿山沟爬上对面山坡，用外衣包着孩子挂在酸枣树上。儿子的哭声，引开了敌人，掩护了战友。与亲生骨肉生离死别，心如刀剜，志英强忍悲痛安慰妻子说：“为了千千万万个孩子，牺牲我们一个孩子，值得！”
1936年初，志英夫妇随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当先头部队行至黔西南苗族、布衣族聚居区时，当地头人不准通过，志英夫妇奉命谈判“借路”。当看到头人脖子上生了恶疮，张育民便认真给他治疗，并从自己大腿上割下皮肤，移植到头人疮口上，从而深深感动了他们，头人不仅率众迎送红军过境，还送给志英一条大红毛毯作为纪念，至今尚陈列于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七·七”事变后，卢志英接受了组建上海地下抗日军事情报网的重任。他利用会日语的有利条件，取得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的信任，接着在提篮桥监狱斜对面开设起沪丰面包厂，并附设“大中华咖啡馆”，搜集日军情报，向新四军输送药物、医疗器械和枪支弹药。
1938年后，卢志英（化名周志坤）奉命于宁沪一带，发动地下武装，组织抗日游击队，有力地配合了陈毅、粟裕领导的著名的黄桥战役。战役后，组织起苏北联合抗日部队，志英亲任副司令兼参谋长，上属陈毅直接领导，陈毅司令曾称赞“周志坤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家”。
1942年1月，卢志英在盐城面见新四军政委刘少奇，接受了去敌占区建立一个独立军事情报系统的新任务，复回上海。他利用与保岛的关系，仍以沪丰面包厂厂长的身份打入日伪军警、特务机关，搜集各种情报。1945年日军投降，志英奉命立即接管上海。由于他的工作，保岛率先将海军司令部全部武器和军用物资交志英转运新四军。
解放战争期间，卢志英在京沪杭一带领导建立了30多个地下军事情报小组，并亲自打入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关，担任中统上海沪东区副主任，将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解放区。
1947年3月，因叛徒张莲舫出卖，志英不幸于上海被捕。妻子张育民，儿子卢大容亦相继入狱。蒋介石大喜过望，他一方面犒赏中统局上海办事处400两黄金，一方面指示中统局正副局长亲自出马，时而诸般酷刑相加，时而高官厚禄相许，时而以爱妻娇子的生命威协，然而卢志英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视死如归。他对妻子说：“敌人企图用夫妻、父子之情软化我们，但他们不懂，人类还有一种更崇高的感情，那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为了这个理想，虽粉身碎骨，也义无反顾”。
就义前十几天，志英托人传递给提前出狱的张育民一件大衣，领子里密缝着几页揉皱了的纸，上面写满了革命诗篇。在纸的反面，还用铅笔写了“胜利在望，死而无怨”八个大字，他已为人民的胜利作好了献身的准备。
1948年12月27日，灭绝人性的国民党反动派将志英打昏后装入麻袋，秘密地活埋于雨花台前的山坡上。
卢志英烈士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迎来了祖国满天彩霞的黎明！其英雄业绩感天地而泣鬼神，国人常忆，青史永存！
王滨
王滨（1912～1960），原名王绍杰，昌邑县夏店村人。一生从事影剧事业，是新中国电影事业创办人之一。建国初期，被选为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电影联谊会理事。
王滨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自幼读书。1930年，去上海谋生，在上海，他没有屈从父亲要他考“海关”、干阔事的意愿，而走上了自己所热爱的电影艺术道路。不久，即去北平考入电影演员讲习班。结业后复回上海，曾与著名演员刘莉合演拍摄了影片《故宫新怨》，编导了《重逢》、《母亲》、《海葬》等揭露旧制度的进步影片，并在夏衍、田汉等人的影响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影联的革命文艺活动。后因国民党对进步电影事业的摧残而失业，暂时寄居在当时号称“电影皇帝”的演员金焰家里。在此有幸结识了中国革命音乐创始人聂耳。不久，一位朋友告诉王滨，太原要成立电影摄制厂，并可代为引进。他便和演员蓝马一同到了太原。去后方知，并非要成立什么电影厂，而是要他们做大军阀阎锡山的御用文人。王滨感到受了莫大侮辱，他宁愿再过衣食无着的失业生活，也决不为高薪厚禄而同军阀同流合污。于是，他们不辞而别，拂袖离去。
1937年，他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帮助下，带着罗炳辉师长的亲笔信，不惮劳苦，辗转数千里来到延安，就读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艺术系做教员。193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鲁艺”实验剧团成立后，王滨任副团长兼导演。他怀着为人民艺术事业而献身的炽热感情，以充沛的精力和卓越的才华，先后导演了苏联名剧《带枪的人》、《前线》，中国名剧《日出》，并与水华合导了《土地》等剧。1942年5月，他荣幸地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此后，在延安开展的新歌剧运动中，他参与了大型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表现了强烈的阶级感情和杰出的艺术才华。为了表彰他的成就，毛泽东曾邀他到家中共进午餐，他面受毛主席教诲。
1945年，王滨从延安奔赴山东前线，任胶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亲自辅导了胶东剧团历史剧《闯王进京》的排演。
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后，王滨是管理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他导演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影片搬上银幕后，著名电影理论家陈荒煤、袁文殊纷纷发表文章，赞扬此片的成就。1950年，他与水华合导了电影《白毛女》，以其鲜明的主题、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荣获1951年卡罗维·发利第六届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1954年该片又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1956年，王滨与汤晓丹合导了第一部表现人民海军生活的影片《怒海轻骑》。
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王滨不断地对电影的民族风格进行探索。1957年，他导演了神话故事片《巧媳妇》，被中央电影局苏联专家称为“具有民族风格的影片”。之后，他又以《巧媳妇》为基础，拍摄了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神话故事片《画中人》。紧张的创作劳动，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但是他不肯休息，继续顽强地工作着。1959年，他与胡苏将木柯夫的话剧《瓦斯问题》改编成电影《换了人间》。影片尚未拍完，王滨就病倒了。在病床上，他还念念不忘电影事业的发展，手术刚刚做完，便抱病阅读马可同志的电影剧本《星海传》。因他与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非常熟悉，在延安时曾同住在一间宿舍，因此准备病愈后执导此片。同时，他还酝酿将小说《高玉宝》搬上银幕。他从不满足自己过去的成绩，一心要编导出更多更好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影片。然而，他的愿望未能实现。正当祖国的电影事业最需要他，人民期待他做出更大成就的时候，艺星陨落。1960年1月，病魔过早夺去了这位人民艺术家的生命，终年仅48岁。
追悼会上，吉林省党政机关、中央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及夏衍等同志都送了花圈和挽联，其中一幅写着：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艺术，英雄的人民需要英雄的歌手。
齐安聚
齐安聚（1919～1963），昌邑县双台乡东永安村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宣传员、连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长、师长、副军长、海军长山要塞区司令、海军榆林基地司令、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副兵团级）等职。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先后参加过大小战役、战斗数百次。主要有：1947年的莱芜战役、鲁西南沙土集攻坚战、土山集攻坚战、河南许昌雉杞阻击战，1948年的洛阳战役园门口阻击战、开封战役攻坚战、淮海战役芦楼、三里架、崔庄、刘集攻坚战，1949年的解放上海战役，1950年抗美援朝中的第二、四、五次战役及平康准阻击战。在战斗中，机智勇敢，指挥有方，多次立有战功。1955年授大校军衔。
长期的戎马生活，使齐安聚积劳成疾，于1963年4月在北京病逝。他病故以后，解放军总部组成了以海军司令萧劲光为首的30多人的“齐安聚治丧委员会”，并于1963年4月10日在《解放军报》发登讣告，讣告称“……齐安聚同志的一生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工作一贯积极负责，任劳任怨，全心垒意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4月12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了公祭，遗体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齐安聚的名字已编入《中国名人词典》。
朱树屏
朱树屏（1907～1976），别号锦亭或锦庭，昌邑北孟乡后朱家庄子人。中国著名的海洋生态学家，《中国大百科全书》名人志有其名。
朱树屏幼读私塾，后相继就学于昌邑县乙种蚕桑实业学校，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及四师附设的高等专修科。1930年考入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考取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同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后转入剑桥大学。1941年底考获博士学位。1942年受聘于蒲利毛茨海产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44年又受聘到英国淡水生物学会水产化学及浮游生物部任主任。1946年，朱树屏离英到美国乌兹赫尔海洋研究所任研究员。
朱树屏在国外8年，学到了渊博的科学知识，为了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毅然地抛弃了花团锦簇般的海外生活，于1947年1月底返回祖国。但当时国内战乱频仍，黑暗腐败，他回国前的办学构想、科研计划无法实现。报国无门使他焦灼万分，此时有人劝他重返美国，以高薪任职，但他不为金钱所动，断然拒绝。幸亏早在英国时已为云南大学所聘，便于1947年前往任教。年底又受聘为山东大学教授及水产系主任，并主持筹建水产研究所。1948年，再受聘到上海复旦大学水产系和厦门大学水产系任教，并领导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舟山海洋调查研究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朱树屏的才华才真正得以施展。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水产实验所所长。以后，他曾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全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水产厅副厅长，全国和山东省政协委员，青岛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朱树屏一生从事水生物研究，是我国水生物化学研究创始人。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有：在国内首创水质学，海洋及湖沼水化学，浮游分类、浮游植物生理、生态（包括培养方法）研究，对高等藻类养殖的关键突破等。其单胞藻类培养方法，被外国人称为“朱氏10号培养液”，至今已有40多年历史，仍为世界各国引用。
他是我国第一个“科技十二年规划”和“科技十年规划”（水产部分）的主要起草者和实施者。他研究成功了“海带自然光育苗”及海带南移福建，“紫菜人工养殖”和紫菜北移青岛、大连，以及朱氏人工海水AB配方等水产界3项获奖成果。培养出了我国自己生产的第一代海带和紫菜，受到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的表扬。
内蒙古的岱海水质有毒，人畜饮用腹泻，接触即腐蚀皮肤，有时造成死亡。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制订防治方案，不但改善了水质，而且使岱海成为内蒙古的淡水渔业生产基地。十几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沿海和主要湖泊，进行了大量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朱树屏曾多次以我国专家的身份，到苏联、蒙古、越南、朝鲜等国工作。1957年，他随郭沫若率领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对商谈中苏科学技术合怍122项计划的完成，起了重大作用。
蒙古人民共和国贝尔湖水因污染而引起鱼类死亡，苏联专家研究多年未能解决。1956年，周总理派朱树屏随中国经济代表团赴蒙，经过一年多的科学研究，终于改变了湖水水质，解决了鱼类死亡问题，蒙古人民非常感激，他又一次“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1960年，朱树屏以中国海洋学和湖泊学专家身份，率代表团出席太平洋西部渔业会议，会上发表了他的许多专业论文，受到委员会各国专家的重视和好评。
朱树屏一生从事科研工作.著有许多科学著作和论文。主要有：《培养液矿质组成对浮游藻类生长的影响》、《烟台、威海给鱼海场及附近海区角毛硅藻属的研究ⅠⅡ分类生态》等十几部著述。并主编了拉、俄、中、朝、越、蒙、日、英文的《太平洋西部经济鱼类名称对照手册》、《鱼名词典》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朱树屏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爪牙关押审查，受到了严重的人身摧残和政治迫害，于1976年含冤病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根据中央指示，青岛市委干1978年作出决定：为朱树屏彻底平反昭雪。朱树屏崇高的爱国思想和对科学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张万祥
张万祥（1923～1976），原籍昌邑县南逄乡南马埠村。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勇敢，曾3次荣立三等功。后在战斗中失去左臂和右手，成为一等残废军人。1948年复员，安置在昌城东隅村居住，由国家供养。他身残志坚，从不居功骄傲，更耻于坐享其成，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回乡后，他以坚强的毅力和决心，天天磨练用胳膊千活。半截胳膊磨破了皮，汗水湿透了衣服，也全然不顾。一段时间后，他不但能料理自身的生活，还学会了用口衔笔写字。
1951年，上级号召恢复发展生产，建设新中国，政府分给他一份土地。自幼勤劳的张万祥不让别人为他“代耕”劳作，坚持残臂学着挑水、掘土、匀粪、捉虫、扶犁耕地等。这一年，他响应上级号召，自己开荒3分，并亲自挑水浇地，带动了群众性的生产运动。
1954年，他团结23户农民，组织起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年冬，他带领社员冒着风雪严寒，日夜不停地打井13眼，为抗旱夺丰收打下了基础。
1955年合作化以来，他为集体承担了许多农活。上级号召虫口夺粮，他无双手，捉虫困难，就用半截胳膊夹着长杆拨开豆叶，用脚指夹着豆虫扔到桶里，一天捉虫十几斤。秋天，播种小麦，为了多使基肥，他亲自挖湾泥，并背筐拾粪350多斤。
张万祥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他曾任互助组长、副村长、农业社社长、生产队长、大队长、党支部副书记等职，工作一贯积极认真，任劳任怨。
1958年以后，他领导技术队，开垦涝洼地30多亩，种植了水稻。利用壕沟、水塘，引种养殖了菱角、莲藕、螃蟹、鱼等，每年为集体增加收入40000多元。
“文革”期间，第4生产队生产班子瘫痪，他自报奋勇担任了队长，带领社员日夜战斗在生产第一线，哪里活脏、活重，哪里就有张万祥的足迹。他任队长7年中，自己从来未缺过一天勤，为工作很少吃上顿及时饭，因此，他领导的生产队顶住歪风邪气，夺得粮食亩产过千斤的成绩，成为全社的先进队。
1972年，张万祥分管大队副业生产，白手起家办起了缝纫、理发、皮革、修理等十几个副业项目，当年纯收入35000多元。
张万祥一生是他人第一，助人为乐，为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复员军人王桂原的母亲病重，他拿出自己的钱帮助治病。军属刘纪刚病故后，家属无钱办理丧事，他听说后马上拿着钱送上门去。五保户王徐氏、残废军人祁云海、烈属孟于氏等老人的衣食住行，他都挂在心上，亲自照料。
张万祥两次出席全国烈、军属，荣、残、复、退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4次出席省烈、军属，荣、残、复、退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曾被评为山东省革命残废军人一等劳动模范，授予“没有双手的劳动模范”、“全身是手的生产能手”的光荣称号。他还被选为第五、六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参加省和地区组织的报告团外出作事迹介绍。他的事迹，省、地、县多次举办展览，进行宣传表彰。
1976年，他不幸患急性肝坏死病故，当地群众为失去一位全村敬仰的亲人而失声痛哭。
刘泮溪
刘泮溪（1914～1978），昌邑县饮马镇刘家埠人。生前为山东大学副教授、文学评论家。曾先后任山大文学院秘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山大《文史哲》编委、《山东文艺》编委、山东省作协副主席、济南市政协委员等职。他一生潜心治学，长期从事现代文学、教育和科研工作，尤其在鲁迅研究方面，更有较高造诣和重大影响。
刘泮溪先生1940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以后，即任该校附中教员。他追求进步，向往光明，曾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反抗侵略，拯救中华而奋斗。抗战胜利后，他到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衷心热爱共产党，拥护党的纸领和政策，为党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努力工作。
1951年，华岗校长发起，创办全国第一份学术杂志《文史哲》，泮溪参加编委，并在创刊号上撰文。
1953年，华岗提出由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成立3人小组，开设鲁迅研究课。这一新课程，开全国高校之先，该课讲稿结集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较全面、系统地研究鲁迅的著述。
1958年，刘泮溪曾赴民主德国洪堡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为传播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贡献。
1961年至1963年，他参加了教育部领导的，周扬主持的现代文学史大学教材的编写工作。该教材于1980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即唐弢主编之《中国现代文学史》。
1976年至1977年，他参加了国家出版局领导的《鲁迅全集》、《故事新编》的题解与注释工作。
他一生著述甚多，其中以《文论小集》、《鲁迅研究》（与孙昌熙、韩长经合著）等著作影响尤深。另外，他发表在各家报刊杂志上的文艺理论及其他文章50余篇，亦颇有影响。
1978年2月，刘泮溪先生不幸因病去世，终年64岁。
孟庆甲
孟庆甲（1920～1982）字颂魁，号潍农，昌邑县潮海村人，当代著名指书艺术家。书写时，十指均用，真草隶篆，无不苍劲有力，在艺苑中别具一格，闻名中外。
孟庆甲出身农民，幼年在村塾读书。抗日战争以后，先后任过小学教师、县政府书写员，后又任潍县广文中学和华东煤炭学院职员，工作之余，专习书法。到泰安文物管理局任文史员后，开阔了眼界，更增强了苦练书法的决心，经过几年功夫，书艺大进。50年代末，开始练指书。他以杯为砚，以指阼笔，天天摩，日日练。他参照欧、柳、颜、赵各家书体之特点，采其精华，将笔法运用到手指上，既承古而又创新，独树一帜，成为当代指书艺术的佼佼者。他不仅右手能书楷草隶篆，尤善草体，笔力刚柔相兼，虚实并出，而且可以左右开弓，双手齐书，字迹可大可小，指划可粗可细，十指兼用，运用自如。字体挥洒而苍劲，浪漫而古朴。
1979年国庆期间，孟庆甲应中国历史博物馆邀请，参加了博物馆外宾服务部举办的指书指画作品展览，并亲赴现场，当众表演，博得国内外友人、专家和书画爱好者的高度评价。
不久，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等单位都为孟庆甲的指艺表演播放了录象。
1980年，孟庆甲被邀请参加广州交易会，并在书画展览会上即席表演，吸引了许多外宾书画爱好者。之后，先后应邀到上海、南京、广州、桂林、武汉、济南、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参加书画展览会，并传授指书技艺。《中国新闻》誉孟庆甲是“以指代笔的书法家”。《文汇报》称孟庆甲的指书是“十指为笔，别开生面，是我国书法、艺苑的一枝奇花”。《新华日报》谓孟庆甲的书法是“书坛别帜”。此外，《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美洲华侨日报》、《香港新报》等十七八家中外报刊都报道过孟庆甲的指书奇艺。中国新闻社还通过卫星向国外播放了孟庆甲指书艺术的新闻和指书表演的录象。
孟庆甲的指书艺术，得到了国内外许多书法名家的重视和高度评价。我国著名书法家林淑之为孟庆甲的指书题赠“巧夺天工”。李傅周为孟庆甲的指书题赠“妙指生辉”、“笔指双辉”、“齐鲁之气”等名人题词，在孟庆甲的家中保存有47幅之多。
孟庆甲的指书，还引起了国外极大兴趣。1981年日本曾有28个书画团体和70多名书画专家与孟庆甲有过书信，电函来往及面晤。日本书像会访华团长上条信山与孟庆甲面会交流书法时分别写了“友谊”和“书交千载”互相赠念。日本女书法家永石和子也曾与孟庆甲当面进行过书法友谊交流。198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助教美籍华人周国华曾用电报、信函，最后亲自来华出月工资3万美元聘请孟庆甲去美国作指书表演和讲授技艺。
孟庆甲的指书，在社会上亦有广泛影响，上至叶剑英、李先念、王震、黄镇、方毅等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职工、百姓，索取孟庆甲指书作品者达数千人之多。
为从理论上研究指书的渊源和发展，孟庆甲系统地总结多年的指书实践经验，著述了指书的学术原理——《指书研究》，可惜，正在他进一步修改当中，不幸病逝，终年62岁。
孟庆甲病逝后，仍有不少国内外书画名流继续不断地用电报、信函与他联系，期望交流技艺。可是，这位艺术家却永远不会复函作答了。无奈，有关单位只好通过“中国广播电台”，用外文播放了孟庆甲病逝的不幸消息。
孟庆甲的名字已载于我国1984年出版的《书画名人词典》。他的指书，在我国的书法艺术宝库中，留下了一枝独具异彩的绚丽花朵。
张始民
张始民（1962～1984），昌邑县丈岭乡西老庄人。1982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张始民从小就是一个热爱集体，尊敬老师，品学兼优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在初中一年级，就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了团支部副书记。
张始民参军后，先被分配到侦察班当计算手。为练就一手硬功夫，他手不离笔，身不离纸，刻苦习练，很快精通了运算技术，被评为“信得过的计算手”。后来，他被调到炊事班工作。指导员找他谈话时，他说：“军人就是服从命令，调动工作我想得通”。他立即买来《烹调技术》等书籍钻研业务，拔来野菜、野草练习刀功，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炊事员。
他生活简朴，从不乱花一分钱。但当他得知一位妇女丢了车票，却能慷慨解囊相助。他还向烟台市少年儿童基金会捐献了自己的全部津贴。
1983年11月，组织上决定让他养殖蘑菇，张始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专心扑到这项工作上，几乎整天泡在蘑菇坑道里。
冬天，坑道温度偏低，影响蘑菇的生长，他就上山拾柴，烧成木炭，把炭盆放在菌池周围。春天，坑道空气干燥，湿度达不到蘑菇生长的需要，他就由平时每天喷水4次增加到6次。水源离坑道一里多远，而且全是羊肠小路，张始民在挑水的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
张始民的亲属准备退休，几次写信让他退役接班。张始民想到蘑菇正值生长旺季，自己不能离开，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个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坑道养殖蘑菇终于成功。他培养了450多瓶菌种，并进行大面积养殖，同时，还把自己养蘑菇的经验主动传授给附近群众，帮助他们走劳动致富的道路。为了表彰张始民的模范事迹，团党委给他记了三等功。
1984年春，正当张始民工作做出可喜成绩的时候，他突然昏倒了，经医院检查，他患的是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血癌。他难过地偷偷哭了一夜。
然而，坚强的意志很快使张始民平静下来，他想起保尔·柯察金、张海迪的事迹，默默读了20多封战友的来信，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力量。他觉得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更宝贵的是为党为人民奉献一切的精神。于是，他从病床上爬起来，给连队首长写了一封书信，“……我活不多久了，对于死，我毫不足惜，遗憾的是我为部队做的事太少了。因此，我要珍惜这有限的时间，哪怕只有一个月或一天。”住院期间，他挂念连队建设，更挂念他亲手培养的蘑菇。他考虑到自己不能亲回连队向战友传授养蘑菇技术，就拿起笔来，把自己积累的经验一点一滴地写出来，寄回连队。他看到医院里有废弃的罐头瓶，因手术不能弯腰，便用脚勾着一步一步地移到病房，再让人捎回连队养蘑菇。
为赢得更多的时间，为国家多做贡献，张始民以顽强的毅力配合医生同病魔作斗争。手术后，伤口感染化脓，得用针管向伤口里注射药水清洗，疼痛难忍，他从不喊一声疼。许多医护人员说：“我们长期与病人打交道，却很少遇到过象张始民这样的坚强战士”。
癌症到了最后阶段，张始民经常高烧昏迷，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便对前来看望他的二哥再三嘱咐：“我不行了，请你告诉家中，千万不要给部队领导添麻烦，也不要提什么要求，一切从简就行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口述让别人写了一封给军委首长的信，以无限的深情，倾吐了他对党、对人民、对军队的热爱，请首长尝一尝他亲手培养的蘑菇。可是，还没有等到中央首长接到他的信和寄去的蘑菇，病魔便夺去了这位年轻战士的生命。
张始民病逝以后，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对他的事迹进行了广泛宣传，他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格，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努力奋斗。
王尚志
王尚志（1906～1947），字子成，昌邑县南逄乡大营村人。曾在昌邑县育秀中学、青岛胶澳中学读书。1925年从上海随邵力子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第三期）。“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朱霁青组织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并任参谋长。1935年，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
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王尚志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冀边区游击队”副司令。同年冬又到临淄一带组建“鲁冀边区第二游击区”，并亲任司令。1938年春，王尚志派杨秀峰、王豫民来昌邑扩充队伍，进驻昌城，公开打出“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冀边区第四梯队”旗号，委任杨秀峰为司令。后王尚志回昌邑，将四梯队整编和充实。
1938年12月，日寇再度进攻昌邑，王尚志不战而逃，将队伍拉到安丘、博山一带。1939年3月30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同志率领由清河去鲁南受训的干部和护送部队，路经博山太河，事前派人与王尚志联系，为了抗日，希望顺利通过。王表面答应协助，暗中却背弃诺言。调集3个大队的兵力，埋伏太河两侧，进行突然袭击，许多八路军干部、战士伤亡和被俘，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等被俘后惨遭杀害，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太河惨案”。
1940生4月，蒋介石为了控制全国军政势力，成立“鲁苏战区总司令部”，王尚志通过种种卑鄙手段向上司讨好，贿赂“点编委员”，其部终被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王被授予少将司令头衔，司令部设在胶莱河东岸的孙正村。
王尚志是个忠实的“军统分子”，与戴笠直接联系，他忠诚地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数次策划进攻大泽山解放区，也曾多次进攻昌邑北部解放区，制造内战磨擦，同时不断派遣特务杀害八路军抗日军政干部、家属和革命群众。
王尚志一贯奉行黩武政策。他常说：“有枪就是王，没有五万人，在胶东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因此，他从1939年起，就拼命与其他杂牌军队在昌平一带发生混战，争夺地盘，扩充势力，使昌邑、平度、高密、掖县交界地区的人民群众遭受了连年的战争灾难。仅1943年春，壬尚志与赵保元的一次厮杀，就使昌邑、平度等地的70多个村庄遭受烧、杀、抢、掠之苦，其状目不忍睹。大岭村一次被烧房屋595间，占全村民房的一半以上。
1944年5月，日军攻破孙正，王尚志被俘，押解青岛。后被王豫民以计救回，但该部实权已操于王豫民手中，因争权被王豫民羁押。1945年8月，该部被八路军击溃，王豫民仓皇逃跑，将王尚志转移到潍县朱里，后为驻昌乐的张天佐接去。经国民党省府高参黄公如等人的策划，王尚志又窜回岞山收拾残部，当上了司令。
1946年春，王尚志按照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的命令，将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党第八军独立三团，任上校团长，住潍县城。不久，又改任第八军独立旅少将副旅长，中将司令等职，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继续卖力。1947年夏病死。
王豫民
王豫民（1906～1984），字禄丰，昌邑县晴埠村人。曾在昌邑县育秀中学、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33年任蒙阴县督学。他借视学之机，考察了全县的山川地势，私怀大计，为秦启荣所赏识。1933年经秦启荣介绍在济南加入了“复兴社”。随后，便奉命辞去督学职务，回昌邑县任第六区小学校长，秘密发展特务势力。
1937年冬，秦启荣在临淄组织了国民党康泽派系的特务武装组织——别动总队。任命王豫民为“鲁冀边区第二游击区”司令部中校参谋主任。
1938年2月，王尚志派王豫民来昌邑扩充队伍，打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冀边区第四梯队”的旗号。
同年8月，王尚志率部窜回昌邑与王豫民会合，王豫民任中校经理处长。
1940年5月，“四梯队”被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王豫民任十支队长。1944年2月又升为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他任军需处长时，主持印发“昌邑六区兑换券”钞票，大量搜刮民财。并主持创办“四维中学”，亲任董事长。
1944年5月，“四纵队”司令部驻地孙正被日军攻破，王尚志被俘后，王豫民趁机以嫡系第十支队为骨干，收罗“四纵队”残部自任司令。7月，“四纵队”改编为“山东挺进军第十五纵队”，王豫民被任命为少将司令。
1945年1月，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王豫民为“山东省第十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时兼任昌邑县县长。
在这期间，他曾假借与日军谈判，消灭了押送王尚志的青岛日军谈判代表和随从人员及驻昌邑县的日伪军队长牟敦友，将王尚志劫回，后怕王尚志争权，又借故将王尚志羁押。并用同样手段，捉杀了张景月部属五团团长李树桂夫妇。
王豫民尾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反人民，尤其是自他独揽“四纵队”大权以后，指挥部队频繁骚扰解放区。1944年冬，他指挥“十五纵队”4000多人，分河东、河西两路先后侵占逄翟、虫埠、双台等大片解放区的村庄，安设据点，与八路军交战。1945年1月，又派1500多人的先遣队，侵犯革命根据地马渠一带，并向东冢、大院等地大举进犯，扬言不让八路军有立足之地。
1945年7月，八路军讨逆战斗发展到昌邑，在军区、军分区、县、区武装部队的联合反击下，一举攻克了王豫民部在小河子、明家郜、辛赵的三个顽固据点。“十五纵队”溃散，王豫民化装逃亡寿光。后来，王豫民率部分嫡系奔赴高密，又打出了“第十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旗号。1947年高密解放，王豫民逃到青岛，任“山东省保安司令部高级参谋”，并在青岛经营汽车商行。1949年青岛解放前，随国民党部队逃往台湾。
王豫民逃至台湾后，“督率部属、家人机织谋生”，经营商业，开办“四维中学”，均中途夭折。在其晚年撰写《胶莱河畔》回忆录，并联络旧友，为在台湾出版的《山东文献》期刊撰写稿件。1984年病死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