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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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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5年2月,宋熙来入党后,参加潍县支部活动,在南流一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工作,广泛接触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1931年7月,刘云鹏在青岛入党后,受省委派遣,回到安丘开展党的工作,8月建立了中共安丘县委后,确定了主要活动内容:秘密发展党组织,积极组建武装,开辟游击根据地;在黄旗堡附近建立交通站,以保证县委与省委的联系。但由于国民党安丘县政府与土豪劣绅相互勾结,制造恐怖,千方百计破坏共产党的活动,至同年10月,刘云鹏等被迫离开安丘,返回青岛,县委活动停止。
  二、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11月,为寻求真理奔波他乡,在荣成参加共产党的崔杰千、孙继武夫妇由胶县回到安丘城,以缮写等职业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活动。他们一面设法寻找党的关系,一面积极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后成立了党的小组。小组成员重点活动在一、二、四、五、六区。1938年5月,中共安丘县核心支部确定的工作方针是: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7月核心支部在尧洼村开会,研究决定了三项任务:大力壮大党的力量;联系青年,秘密组织抗日武装,筹备经费与武器。8月,党领导的安丘独立营开始筹建,至月底有80余人参加,其中党员20余名。10月上旬,崔杰千到临朐县找到了中共淄博特委的同志,特委派人来安丘考查党组织情况,肯定了安丘党组织的工作,承认崔杰千、孙继武在与党失掉联系期间发展的党员为正式党员,下旬批准建立了中共安丘县委和独立营。县委还在敌人内部建立了秘密联络站,分别在沈家庄、夏坡举办两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方针政策,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培训了40多名党员干部。
  1939年初,国民党县政府提出了“赶走八路军,杀净共产党,取消抗日团体”的口号,国民党军及地方杂牌武装千方百计破坏共产党的活动。但是,安丘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仍在敌、伪,顽的夹击中顽强地发展壮大。1月,安丘东南部的前屯、逄家庄相继建立党支部,爱国进步人士王麟阁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于安(丘)莒(县)边界成立了山东纵队第九支队。2月,县独立营配合山东纵队第八支队之一部,利用除夕之夜,袭击盘据在县城的日伪军,扩大了影响。3月,独立营随八支队开赴沂蒙山区对日作战,部分成员隐蔽下来活动。4月,张俊千等人派入厉文礼部十团做统战工作,5月,秘密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进行抗日宣传,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应付急变,6月,县委在毕家慈埠村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三项决定:县委主要干部安排代替人,以便牺牲或撤退时有人代理,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斗争,巩固组织领导,调整不力人员,清洗屡教不改的动摇分子,加强党员的阶级教育、前途教育,揭发日伪的残暴和国民党的反动阴谋。7月,国民党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密令缉捕县委主要负责人,安丘白色恐怖加剧。9月县委主要负责人随主力部队撤离安丘,一部分人留下坚持斗争。年底,县委在组织整顿中,清洗了党内贪生怕死、不参加组织活动、擅自参加伪顽军队的动摇分子及坏分子40多名,纯洁了组织。
  1940年上半年,县委组织群众进行了抗捐抗粮斗争,方式是在有党支部的村子,掌握村政权,以合法身份进行公开斗争;在无党支部的村子,通过内线作乡、保长的工作,促使其减轻群众负担;利用掌握的村政权扣交公粮,救济生活特别困难的党员。经过斗争,减轻了群众负担,提高了党的威信。是年下半年至1941年,形势日趋恶化,党组织屡遭破坏,县、区委领导干部先后被国民党捕杀多人。派入厉文礼部十团开展党的工作的张俊千、张守仁等,先后暴露,潘墨卿被捕关押,地下统战工作受阻。
  1942年春,形势更加恶化,县委代理书记潘希贤等被迫去东北,安丘多数党员与组织失掉联系,二区的党员在张守仁、赵大宗领导下继续开展活动。5月,安丘城里地下党支部建立,在县城秘密活动。
  1943年7月,安丘西南山区解放,建立了莒沂安根据地。8月,根据地下党的情报,鲁中军区一团在辛庄子村击毙了反共“磨擦专家”国民党鲁苏战区挺进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随后建立了中共安丘县工委及县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县委一边发动和领导根据地人民群众,扩大抗日武装,抗击日军的“扫荡”和“蚕食”,巩固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一边抓党的建设,在根据地发展党员,扩建党组织,在边沿区和敌占区,迅速联系失去联络的党组织,恢复组织活动。
  1944年5月,县委组织工作队深入解放区各村,按照“二五减租,分半计息,本息相平,停息还本”等具体办法,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进行生产自救,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冬,县委对全县党组织进行恢复整顿工作。12月,在地下党的配合下,鲁中军区一团攻克了高崖日军据点,全歼守敌。至此,县境内只有少量日军驻守。1945年6月,县委动员地方部队和万余民兵、群众,支援并参加了讨厉(文礼)战役,攻克厉伪巢穴夏坡据点。经过地下党的长期工作,厉部十团由团长韩寿臣率领1800余名官兵起义,安丘大部地区解放。战役后,在景芝建立了淮安县委和县政府,创建了淮安县大队。安丘、淮安两县委组织工作队,深入乡村,恢复整顿党组织,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同时带领广大干部和党员,发动群众,扩大武装,锄奸反霸,实行“减租减息”,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巩固了民主政权。
  三、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安丘城被国民党张天佐部队及厉文礼所属部队占领,县内反动势力活动猖獗,国民党驻城部队与逃亡地主组织“还乡团”,经常对解放区实行阶级报复,不断抢掠物资,抓捕和残杀共产党的干部及进步群众,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1945年9月15日,发生了“景芝事件”,淮安县委受到严重破坏。11月,中共淮安县委重新组建。为巩固抗日成果,两县县委领导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扩大了武装。安丘县先后整编了独立营,建立了爆炸队、武装教导队、兵工厂、石泉武工队和慈山武工队。淮安县组建了独立营,根据地各村成立了自卫团。武装斗争日趋活跃,有的白天化装深入白区侦察,夜间进行袭击,撤传单,贴布告,揭发反动派的阴谋,还开展“叫子还乡”、警告敌方乡保长等活动,使国民党及杂牌军小股部队不敢妄动。是年底,局势有所扭转。
  1946年至1947年,两县县委根据中央指示,领导广大干群,在复杂的斗争中,坚持“一手拿枪,一手分田”,顺利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许多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广大翻身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后,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情更加高涨。
  1947年冬至1948年春,两县县委分别在党员干部中进行“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纯洁各级组织,加强党内团结,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觉悟。
  1948年春,安丘、淮安县委带领两县人民坚持以“生产为主,解决灾荒问题”的方针,发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度过了严重春荒。陷入军事、经济困境的安丘城国民党军,多次分路进犯解放区,进行抢掠,被两县武工队、区中队分别击溃,并夺回大批财粮,归还群众。4月27日,解放军解放潍县城。4月29日,国民党安丘驻军弃城南逃,安丘全境解放。
  1948年6月,中共(新)安丘县委在县城建立,同时制定了《对新解放区工作意见》。根据新解放区群众觉悟较低,党的力量薄弱以及阶级阵线较模糊等情况,提出了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以减租减息为中心,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树立群众优势,肃清散匪,彻底摧垮敌人的统治基础。至1949年,三县县委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巩固恢复生产以及支援前线工作上来。广大党员率领群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大力开展生产救灾,节约备荒。在农村成立变工队等,在城乡兴办工商各业,恢复小学教育。同时对县境内的散匪、“还乡团”残余等,进行了清剿镇压,并且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在人力物力上支援了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建国初期,三县县委领导各县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整党等运动,并继续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改善了经济状况,医治了战争创伤。至1951年,(新)安丘县进行了土地改革,丘南、潍安县进行了结束土改工作,使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同时惩治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和反革命首恶分子,取缔了反动会道门,巩固和加强了人民政权。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有数千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广大群众省吃俭用,积极捐款,支援前线。三县县委还领导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并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揭露出一批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分别进行了处理。
  从1953年到1956年,县委领导人民群众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按照自愿互利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先组织互助组又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全县实现了农业合作化(高级社),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全县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很快。
  1957年夏到1958年,县委按照中央指示,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因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604名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被错划为右派,遭受到极大挫折。
  1958年秋,县委根据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总路线的要求,组织全县人民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县内客观实际,发动全党全民“大办钢铁”,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是年9月,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左”的影响,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计划,“浮夸风”、“共产风”严重泛滥,劳民伤财,影响了生产。加之1959年遇到的旱、雹等特大自然灾害,致使1959年至1961年的工农业生产下降,人民生活遇到了极大困难。
  1961年县委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着手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全县经济进行了调整。抽调大批干部充实基层,帮助基层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精减干部职工,压缩吃商品粮的人口,为整风反右及“大跃进”运动中错误处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到1962年,全县经济情况明显好转。从1964年3月到1966年8月,全面开展了以“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后期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1966年下半年,县内开始“文化大革命”,各级党组织相继被冲垮,领导干部被批判斗争,全县一片混乱状态。1971年2月,县委重新建立,各级党的基层组织也恢复活动。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在以后一段时间中,继续执行了“左”的错误路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大部分共产党员对“左”的错误进行了抵制,使“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受到一定限制,全县国民经济虽然遭受严重损失,但仍有一定进展。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县委领导全县党员群众声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批判了派性,团结有所增强。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由于“左”倾还没有完全消除,至1978年12月的两年多,各项工作进展缓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领导全县人民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清除“左”的错误影响。平反冤假错案,端正思想路线,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工作重点迅速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面贯彻执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1980年后,在农业上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工商企业中实行政企分开和厂长(经理)负责制。从农村到城镇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使全县国民经济出现了大发展的趋势。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10.22亿元,是1978年的2.8倍,比1980年翻了一番还多。与此同时,加强了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多次轮训县、乡两级党员、干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实现了党的干部队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专业知识分子队伍中,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办理家属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生活水平,调动了他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打击了经济领域和其它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全县的政治经济形势越来越好。自1985年5月始,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对全县各级党组织及党员分批进行了整党。县委下设整党办公室,历时一年,完成了“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整党任务,对党员队伍中的案件进行了复议,对错误处理的予以平反,对前段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分别进行了处理,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