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期，县城与景芝镇有较大商号20余家。经营药品、副食、手工制日用品等。清末，商号增至500余家，其中县城120家，景芝近百家，余者遍布乡间集镇。分为广货、杂货、布业、服装、鞋帽、中药、煤油、酱菜及首饰等近20个行业。至1913年（民国2年），南关大街两旁招牌林立，字号纷繁，空前兴盛。
1916年，乡间土匪四起，不少富户被迫进城经商，县城商户日增。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安丘，出现拒用、不进、不卖、查封、销毁日货的局面，日货一度匿迹，民族工商业一度复苏。1927年，商号增至540多家，仅县城就有170家。其中“恒德泰”、“东兴栈”、“广兴成”、“中华祥”等十几家布业店，“聚成”、“广兴”、“泉祥”、“丰顺”等20家广货店，“会友”、“会文”、“茂林”3处笔庄，“育合泰”、“西万合”等药铺及“复德”鱼店、“同货成”洋油店等资财雄厚，左右商业形势。1929年3月，土匪刘桂堂（刘黑七）窜扰县内，烧杀抢掠，几十家商号倒闭，县城市场一度冷落萧条。1936年，有商号740余家，年销售额500万元左右，县城居首，景芝次之，另数逢王、官庄、平原、朱子、凌河、雹泉等较大集镇。输出烟叶为大宗，次为小麦、花生。输入煤炭最多，另有布匹、棉纱、染料、水产品、肥田粉（即化学肥料）、日用杂货等。
1938年日军侵占安丘，不少商号搬迁倒闭，仅县城就减少67家。1945年减少200多家。日军投降后，关闭歇业的商号重新营业，手工业暂现复兴势头。此后，国民党统治区内物价暴涨暴跌，苛捐杂税繁重，不少商民货穷财尽，无力支撑门面。至1948年全县解放前夕，县内有广、杂货商号153家，商贩1353人，年贸易额250万元左右。棉布坐商53家，商贩196人，年贸易额110万元左右。其中县城拥有杂货37户，广货8户，布业15户，多为城里四关及诸街商人经营。
第一节 商号
清朝中期，县城与景芝镇有较大商号20余家。经营药品、副食、手工制日用品等。清末，商号增至500余家，其中县城120家，景芝近百家，余者遍布乡间集镇。分为广货、杂货、布业、服装、鞋帽、中药、煤油、酱菜及首饰等近20个行业。至1913年（民国2年），南关大街两旁招牌林立，字号纷繁，空前兴盛。
1916年，乡间土匪四起，不少富户被迫进城经商，县城商户日增。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安丘，出现拒用、不进、不卖、查封、销毁日货的局面，日货一度匿迹，民族工商业一度复苏。1927年，商号增至540多家，仅县城就有170家。其中“恒德泰”、“东兴栈”、“广兴成”、“中华祥”等十几家布业店，“聚成”、“广兴”、“泉祥”、“丰顺”等20家广货店，“会友”、“会文”、“茂林”3处笔庄，“育合泰”、“西万合”等药铺及“复德”鱼店、“同货成”洋油店等资财雄厚，左右商业形势。1929年3月，土匪刘桂堂（刘黑七）窜扰县内，烧杀抢掠，几十家商号倒闭，县城市场一度冷落萧条。1936年，有商号740余家，年销售额500万元左右，县城居首，景芝次之，另数逢王、官庄、平原、朱子、凌河、雹泉等较大集镇。输出烟叶为大宗，次为小麦、花生。输入煤炭最多，另有布匹、棉纱、染料、水产品、肥田粉（即化学肥料）、日用杂货等。
1938年日军侵占安丘，不少商号搬迁倒闭，仅县城就减少67家。1945年减少200多家。日军投降后，关闭歇业的商号重新营业，手工业暂现复兴势头。此后，国民党统治区内物价暴涨暴跌，苛捐杂税繁重，不少商民货穷财尽，无力支撑门面。至1948年全县解放前夕，县内有广、杂货商号153家，商贩1353人，年贸易额250万元左右。棉布坐商53家，商贩196人，年贸易额110万元左右。其中县城拥有杂货37户，广货8户，布业15户，多为城里四关及诸街商人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