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英
张文英 女，（1919—1946） 潍县安固村人。1945年秋，家乡解放，她参加了教育工作。1946年初，潍北县委领导解放区人民开展反奸诉苦运动，张文英白天教学，晚上带领妇救会员同恶霸地主展开面对面斗争，深得贫苦农民信赖。3月9日，逃往潍城的恶霸向国民党四支队大队长张惠清报信，张听说家产被分，暴跳如雷，即派亲信张恩乡率还乡团30余人，深夜潜往安固村将张文英逮捕。酷刑下，她宁死不屈，并强忍剧痛怒斥敌人：“你们这些坏蛋，是没有好下场的，革命者……是……杀不完的！”刽子手们拿来一捆高粱秸，强行把她卷在里面，按在铡刀上。她在铡刀下拼力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27岁的张文英，壮烈牺牲后的第4天，中共潍北县委、县政府在安固村为她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号召全县人民向张文英烈士学习。
钱秀英
钱秀英 女（1927—1947） 潍县前大桥头村人。从小就爱和穷苦小姐妹玩；在小学读书时，经常把笔、本送给生活困难的同学；进中学后，主持正义，深得同学拥护。因看不惯父兄为人，宁肯长住学校，也不回家。抗战胜利前夕，家乡解放，在进步同学影响下，没毕业就毅然返回村中，投身于革命斗争。1946年春，村政权建立，她被群众选为村里的青妇小队长。时任国民党4支队副支队长的其兄钱利堂，因害怕群众斗争，把全家搬迁潍城，他对妹妹的背叛行为十分恼火，多次派人强行阻止，并唆使姐姐从潍城回村劝说，钱秀英回答：“共产党虽没给我多少好处，但给了天下的穷苦人不少好处，你告诉他死了这条心吧。”在潍北县委领导的反奸诉苦中，村政权还没决定没收地富财产，她就带着青妇小队.把家中财物搬出交公，连钱利堂的军便服装也没留下。1946年夏，钱利堂命钱树稿等人强行把钱秀英找去，拍桌恐吓，忘图改变她的信仰，钱秀英针锋相对，反而对其大讲共产党的主张、政策，钱利堂大怒，令人看守钱秀英，不让返回。几天后，她趁人不备，把钱利堂的机密文件搜集一包，带着跑回家乡。1947年春，潍北县进行土改，大会上，她第一个站出，把自家的全部地契献出，村中的群众说：“秀英的心是向着咱穷人的。”秋，国民党重点进攻解放区，形势恶化。9月初的一天，姐姐硬逼她去潍城，她怎么也不去，姐姐又动员她到姥娘家躲躲，她勉强同意，途中被还乡团匪徒抓住，押往还乡团的大本营一李家营村。
钱秀英被捕后，开始还乡团的头目们因她是4支队副的妹妹，没敢下毒手，请示钱利堂时，钱凶狠地说：“该怎么处理，你们就怎么处理！”匪徒们这才蜂涌着把她绑在十字街口的大柳树上毒打，遍体鳞伤的钱秀英大骂道：“你们这些亡命之徒，难道看不见末日就要到了吗？……革命者是永远杀不绝的！”面对围观的群众，还乡团匪徒们惊惶失措，下令活埋她，钱秀英神态自若，站在村外挖好的土坑前，平整了一下被打烂的衣裳，疏理了散乱的黑发，拿出一块白手帕，擦去面庞上的血迹平静地说：“你们能埋了我的身，但你们永远也埋不了我热爱共产党的心。”遂跳进坑中躺好，用手帕将脸蒙住，对惊呆了的匪徒们喝道：“埋吧！八路军是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钱秀英壮烈牺牲时，年仅20岁。
王英芳
王英芳（1924—1947） 女，潍县南泊子村人。她17岁参加革命，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秋，在村中组织贫苦农民建立了地下联络站，使南泊子村成为县委在潍北的一个可靠联络点。她的活动，受到族长王昌官的阻拦，并多次把她叫到家中威胁，但始终没有动摇她的信心。1944年春，县委在岭子村举办妇女干部培训班，王英芳经3个月学习，分配到报庄子区任妇救会长。她白天和敌人周旋，晚上和区干部一道，挨村发动群众，和地主恶霸斗争，每次回家，母亲总是说：“闺女啊，连家你也忘了吗？”她却笑眯眯地回答：“娘啊，等全国得到解放，才有咱真正的家哩。”抗战胜利后，她更加忙碌，在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动员了大批优秀青年参加了解放军。为说服未婚夫参军，她饭吃不下，在几次动员未成情况下，不顾闲话，毅然和他断绝关系，后和一位区干部结了婚。
1947年9月，王英芳奉命转移，她抱着8个月的儿子黎明，和母亲一道，在走马岭村口被还乡团头目范守章认出，娘仨被捕。为掩护同志，在棍棒的毒打下坚贞不屈，并告诉敌人：“要找八路干部，我就是！别人我不认识。”还乡团头目见问不出口供，连夜把她五花大绑，连同母亲、儿子押往李家营村。还乡团匪首邢汉东、牟桂田等人，闻讯抓获一个区干部，立即走出，令人先把王英芳仰绑在一条长凳上，从脚下掀着垫砖，后又把已不能行走的王英芳反扭起双手，用细麻绳拴住十指，吊在屋梁上，拿皮鞭蘸上水抽打，不一会，王英芳便成了血人。邢汉东走到她面前，奸笑着说：“谁是你的同党？女八路，你招不招？”她怒骂道：“郐子手，我知道也不告诉你！杀我好了！”邢汉东狞笑着一字一句地说：“杀了你？那不太便宜吗？”遂即一挥手，匪徒们拥上来，把她破碎的上衣撕掉，用匕首在乳房上各割一道血淋淋的大口子，填上咸盐，她大叫一声，昏死过去。醒来时，匪徒们已经把她拖到村外挖好的大坑前。母亲一手紧抱大哭的孩子，一手拦住她，求匪首牟桂田把黎明留下，牟阴毒地说“留下一条穷根，还想报仇吗？”遂令把三代人推下土坑。母亲挣扎着爬起来，在土块的砸击下，拼力把黎明推出土坑。还乡团员蔡金銮在牟桂田的指挥下，抓起孩子，又一次扔下坑中。王英芳在母亲怒骂匪徒声中，伸出一只手去抱住孩子，并用最后一点力气呼喊：“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黄土，很快把三代人掩埋。
张秀
张秀（1925—1947） 女，又名张风秀，潍县高庄村人。小时伴母逃荒要饭，稍大在村中务农为生。1944年，寿潍县抗日武装解放了高庄村，张秀在对敌斗争中被穷苦姐妹推选为青妇队长，解放战争期间，在张秀和其他村干部的努力下，高庄村成了潍北县很有名气的“对敌斗争模范村”。1946年秋，为进一步开展反奸诉苦运动，张秀积极响应县委号召，带领高庄村青妇队的姐妹们，去支持行动迟缓的邻村。在荆科村，她率先登台斗争代理县长高镜秋；在别化村，她面对面斗争了反革命分子叶洪训；在李家官庄村斗争恶霸李尧时，李顽固对抗，百般抵赖。张秀在群众热情受阻的情况下挺身而出，用大量事实揭露李尧罪行，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对敌斗争热情。1947年秋，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张秀在转移途中，被成为国民党特务队长的李尧碰见。当即抓往李家营村。在皮鞭、木棍的抽打下，张秀咬紧牙关，一言不发。李尧令还乡团的匪徒绑住张秀头发，吊在屋梁上，亲手用铁钳夹起烧红的烙铁，摁在张秀大腿上，张秀大叫一声，昏死过去。匪徒们用凉水将她喷醒后，李尧和数名匪徒撕下张秀上衣，用匕首在她身上划下十余道长长的血口子，再泼上盐水……。残暴的酷刑，使张秀昏死数次，但她每次醒来，都一声不吭，只是用仇恨的目光紧盯李尧，李浑身冒汗，最后用颤抖的腔调令匪徒把张秀拖出屋子，活埋在李家营村前。
侯会令
侯会令（1913—1947） 女，潍县大流河村人。1942年，侯会令的父亲侯成泽，因积极参加抗日活动，被乡保队抓走，杀害于固堤村西桥头；四弟参加八路军后，在探家时被特务告密，和大哥一同被匪首秦贯三抓去，用刺刀穿死；三弟被国民党四支队抓住后，因当面顶撞敌人于安固村遭到残杀；丈夫朱和绪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被日军逮捕，枪杀在固堤村西门外。她含泪一次次埋葬亲人，在困苦的生活中和婆婆、儿子相依为命。1945年，家乡解放，她担任村妇救会长，积极投身到解放区的斗争中。
1947年夏，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为掩护同志，侯会令在家间起半间房子，地下党员朱延仓等多次在敌人追踪下躲到套间，转危为安。9月，形势恶化，侯会令和乡亲们向东转移，途中被本村保长朱其润抓住，捆绑毒打中，朱见侯会令不肯屈服，便说：“只要你跪下认错，我就放你走。”侯会令骂道：“坏种，你要我下跪？休想！”朱恼羞成怒，令人用木棒把她的腰打折，但她扶着墙，还是站起怒骂。朱用抢来的驴，驮着她押往李家营村。匪首们听说押来了一个不肯下跪的妇救会长，蜂涌而上，强令她下跪，侯会令铮铮铁骨，就是不跪。匪首们用绳子拴住她的头发，吊在梧桐树上乱打，并拿来草绳，浸上火油，缠在她腰间，狞笑着问：“穷棒子，你跪不跪？”侯会令怒骂道：“要我下跪，别想！”气急败坏的匪徒们点燃了草绳将她烧昏。冷水喷醒后，还是逼迫下跪，侯会令挣扎着，用尽力气，摇摇晃晃扶墙站起，大声说：“革命者，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匪徒一脚把她踢倒，举刀砍下了她的头颅。
于均生
于均生（1887—1949） 原名庭樟，潍县寒亭一村人。幼聪慧，13岁赴莱州府应试，中秀才。因其能熟背大段文字的五经匹书，被主考官视为“神童”。光绪末年，被清政府选派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系。1905年加入孙中山在东京组建的同盟会，次年任同盟会山东会刊《晨钟》编辑。1910年回国，先后去北京、南京、广州等地，联络革命同志进行反清活动，颇得孙中山器重。1912年4月，同盟会潍县分会在潍城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700余人，共推于均生为副会长。同年，民国政府举行国会选举，他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于均生酷爱收藏文物，系潍县继陈介祺之后的文物收藏家。他收藏古书数万册，名人书画近千幅，印章500余方，著名拓片、碑帖300多部。尤为人称道的是他藏有佳砚近百方，拟凑足汉碑拓帖和佳砚各百数，以作“百汉百砚斋”主人，但未如愿。
在留学期间，他见日本工业发达，国家强盛，遂萌实业救国思想，并助其表弟张干臣赴日本攻读印染专业。1929年筹资与张在潍城建立了山东第一家机械印染厂。1938年，日军占领潍城，欲将该厂转为日华合办，他宁被日军关押一月之久，亦坚持不与日人合作，表现了民族气节。
张雪岩
张雪岩（1901—1950） 潍县大常疃村人，中国宗教界著名活动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张雪岩5岁丧母，8岁赖其亲友资助入本村小学堂；13岁入潍县文华中学；次年因生计困难辍学，先在本村教书，后到潍城惠东药房干杂役。1916年被法国当局招赴欧洲战场当华工。其间，他利用当劳工的空余，刻苦自学英语，并一度担任过翻译。1919年归国后重返文华中学，被校长聘为英文教员。张宗昌督鲁期间，先到天津正记轮船公司烟台支公司干杂务、职员，后转天津正记轮船公司任高级职员。1927年，因反对公司老板欺压工人，辞职归故里，与李学成共拉武装，后因受李迫害，托病离队，转上海广学会任助理编辑。1930年9月，入南京金陵神学院，其间他撰写过不少文章，曾获李提摩太文学奖。毕业后重返上海广学会。
张雪岩小时饱尝孤苦，青少年时期颠沛流离，对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有着强烈的同情心。1934年8月，他与孙恩三一起，在济南创办了隶属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的《田家半月报》，把“为真理说话，替正义作声；农民是国本，知识是力量”奉为办报宗旨。此后，他用毕生精力，投身于报纸的编辑发行工作中，先后担任过《田家半月报》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该刊以反映农民呼声，普及农村科学事业为主要内容，成为我国发行较广、影响较大的刊物之一。
1937年8月，张雪岩出国，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就读，毕业时获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40年9月，他归国出任齐鲁大学教授、社史系主任等职，并继续领导《田家半月报》的出版发行工作。1941年，他比较客观地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诸方面，连续发表了《美国见闻》系列组稿。次年，他在成都组织各大学教授暑期边疆服务团，并亲赴理番县举办了小学教师培训班。此间，他撰写的《正义之声》、《我们要永远纪念双十》、《正告英美两同盟》、《长沙三次大捷与中国之国际地位》、《为日美谈话正告美国当局》等时事评论文章，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他在重庆、成都发表的演说，撰写的社论，除直言不讳地呼吁当局注重政治民主和普及科学，还强烈要求当局“延揽全国学者专家”。这些正义呼声，在科技、文化、教育界人士中产生强烈反响。1944年，因支持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他和薛愚、陈延炳、张维华等四位教授被齐鲁大学校长解聘了职务。年底，他同许德珩、潘菽等在重庆发起并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1945年9月3日，“民主科学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后又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他不顾当局的压力，全身投入筹备会的各项工作中。国民党当局对大批高级知识分子有组织的进步活动，极为恐慌，多次拉拢威胁他，他不为所动。1946年2月11日，在“较场口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他和陶行知、梁漱溟等19人，在重庆青年大厦举行了人民权利保障委员会第一次筹备会，对“较场口血案”决议三项，“慰问受伤诸先生；推张雪岩、史良等4人晋谒蒋主席，报告事件经过；推马文车、张雪岩等5人调查事实经过”。2月17日，他发起并参入了《为“二·一○”血案告国人书》的签名活动。5月4日，九三学社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挠，在重庆正式成立，他被推为理事。12日，又被推为常务理事。同月，他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坚决反对“警员制”，反对运粮出川，反对学生集训，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8月，在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下北上，在北平继续出版《田家半月报》，并在燕京大学、师范大学任教。此间，他连续发表的《由美兵暴行说到宗教信仰》、《农民要说话》、《农民与国家预算》、《求上帝保佑青年学生》等大量震憾人心的文章，换来了国民党政府对他的加紧迫害。1948年初，他被迫出国。在美国、加拿大讲学的日子里，他密切注视国内局势，多次寄给《田家》文章、社论，指出要实现和平，中国“非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与实现真正以人民的民主政治不可”。当人民解放战争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时。美国教会竟让《田家》“随国民党南迁”，他不但愤怒驳回，而且从1948年冬到1949年春，完成了横贯北美大陆的旅行讲演，第一次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的真象告诉了美国人民。演讲途中，他挨过国民党政府驻美领事的漫骂，遭到过暴徒们的殴打，也受到过驱逐出境的威胁，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在爱国华侨及其团体的帮助下，胜利完成了旅行演讲，在国际上博得了极大的同情和友谊。
1949年夏，中央有关领导向张雪岩发出共商国是的邀请，他抛弃美国教会的利诱，冲破阻挠，回到了北平。9月21日，以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并被推为《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正当他满怀激情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并在全国发起50万《田家》订户活动中，不幸于1950年1月28日因脑溢血在北京去世。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张雪岩先生治丧委员会公告》。2月2日，在南池子箭厂胡同2号进行了公祭，遗体葬北京万安公墓。
郭辰光
郭辰光（1929—1951） 潍县碱滩村人。1946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选拔入空军某部，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在赴朝作战中，曾荣立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
1951年11月，在一次空战中，郭辰光架僚机，掩护架长机的魏双禄向一美军飞机进攻。此时，4架美军战斗机从背后向他们偷偷扑来，他发觉后，为保护长机，只身闯入美军飞机编队，接连开火，打乱了美机的偷袭计划。美军飞机偷袭失败，疯狂咬住他的飞机，轮番进攻，并击中了他的飞机。他架受伤的飞机，对准一架美军飞机全速冲去，并告诉长机：“坚决干，后面有我！”敌机被撞落，他也壮烈牺牲。后志愿军空军部队授予郭辰光“空军战斗英雄”称号，并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朝鲜土地上。
张余庆
张余庆（1875—1951） 字善符，潍县东院村人。7岁在本村读书，20岁于村塾执教，28岁中举，后教书40余年。
张余庆教学，严肃认真，讲解透彻。一生所教学生，计在千人以上。至今健在者，对其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严谨的治学态度念念不忘。每当提及他，都沉浸在难忘的师生情谊中。张余庆所藏各种版本书籍，达5000余册。内中经他用蝇头小楷批注的，就有300余册。1966年，潍城文物商店收去200余册，其余大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焚毁。教学之余，张余庆把全部精力贯注于著书立说，留下了300余万字的著述。除《应用文》、《文法指要》（内中“文法辩”、“文体辩”9章15节；“作文法”、“作诗法”21则）和剧本《十八吊钱》已经出版。现存的《风诗决疑》、《三经摘解》、《身遇记》、《张氏支谱》、《眼科、耳科、喉科》等200余万字的著作，已经发掘。《风诗决疑》一书，内蒙古师范大学已开始整理，准备出版。《三经摘解》一书，是张余庆71岁时书成，内中对《左传》、《礼记》、《书经》的疑难之处，进行了详尽注释，极有学术价值。《三经摘解》一书，计88万字，全部正楷小字，现保存其曾孙手中。《张氏支谱》与常见的家谱大不相同，他除去保持着家族支系的记录，还有社会、人物、地图等方面的内容记载，1933年11月1还记上了他的人生观：“我之先人，我宗祀之。我之后人，我开启之。我之并世之人，我兼爱之。……以助社会，以利人己，是我之人生观。”
1948年，张余庆在北纸房村开设中医药铺，坐堂行医。1951年病危时，他一再盯着书箱，流泪嘱咐后人：手稿是我一生心血，必利社会，望妥善存之。
张干臣
张干臣（1894—1952） 潍县寒亭村人。求学时期就有振兴实业、富国强民的志向，20岁，他抱着学习外国经验、振兴国家实业的宏愿，凑集资金，赴日留学三年。回国后先任齐鲁大学教授，又谋得济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教务主任之职。1925年，与同乡技师郭立平、技工马长明、王寿之在校实习工厂搞了新法印染技术的试验，在潍县织布厂、周村丝织厂等厂家的支持下，白布、丝绸化工新印染法皆获成功。他谢绝周村丝织厂老板的高薪聘请，1928年返回故里，与于均生等人共商集资办厂事宜。
1928年，适青岛有人开办染厂，从日本引进全套机器设备，试车失败，认为机器不良，忍痛出卖，张干臣闻知，与郭立平去青岛察看，知机器无疵，当即以1.2万元银币买回，以于均生为主集资3万元，购潍城东关后门街东首园地一块，兴建厂房。在安装机器中，除聘用铁、木、瓦工外，皆由张干臣亲自动手。1931年正月十五，工厂就绪，一次试车成功，产品质地良好，鲜艳均匀，且成本低，效率高，日产色布400余匹。张干臣为取中华强大之意，将该厂定名为大华染织厂，自任经理，由郭立平为厂长。其产品有“三顾茅庐”、“越国大夫”、“苏武牧羊”、“木兰从军”等牌号，畅销全国70多个城市。由于他对技术精益求精，所创的阴丹士林布，色泽之美，质地之精，在当时已达无以复加的高度，城乡男女皆可穿用，一时穿士林布热风靡四境，久盛不衰，改变了当地劳动人民只穿青衣粗布的历史。
大华染厂有一烟囱，高30余米，城东近村可见，成了人们进城的目标；厂内设有汽笛，午时则呜，成为人们午饭的信号，此二迹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倍感新鲜，烟囱、汽笛、洋布成了人们心目中城市的象征。受大华影响，又有元聚、信丰等机器染厂相继成立，潍县印染业跃居华北之冠。1938年1月，潍城为日军侵占，张干臣面对日商的威逼欺凌，抗争周旋，使大华不致停产，但元气大伤。1945年8月，国民党统治了潍城，张干臣曾竭尽全力，以图恢复振兴，但经不住苛捐杂税和物价飞涨之苦，残喘数月，终被迫停产，直到潍城解放，大华染厂才获得新生。
张干臣一生，志欲以实业救国，且努力付诸实施，几经坎坷，创办了大华染织厂，为山东机械印染业之始。
范兆令
范兆令（1865—1956） 潍县范家庄子村人，著名拳师。范兆令天资聪颖，性格爽直刚烈，幼时读私塾4年，后从师于北派拳术名家习武。他刻苦用功，并广交武友，博采众长，成年后武艺超众，一斗铁沙子，能用五指一插到底；用手砍砖，若刀切豆腐；攻防搏击，数十人难近其身。1893年，县考中案首。次年，中武秀才。1895年后，用马车贩运货物或为商人押车保镖，十年间，往来于潍县、烟台之间，曾三次路遇剪径歹徒，均被他打败，有的还被打死，从而名声大震。
1915年，范兆令应邀到牟平县富户杜伯希家当武术教师，行近牟平县境时，路遇强盗。交手后，只几招，强盗毙命。事后方知此人骚扰数县，作恶多端，深为民众痛恨，官府几次缉拿，皆因其行踪不定，又身怀武功而未成。范兆令此次为当地除了一大害。
1917年，军阀刘振年据守烟台，提倡武术，习武之风甚盛。烟台、牟平一带有一拳师杨福寿，为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在烟台的亲戚保镖护院。此人自恃主家势大，自己年轻力壮、武艺高强，在牟平县城宁海镇摆设擂台，邻近各县均无敌手。范兆令当时已年过半百，本无意与杨争雄，怎奈杨气焰嚣张，指名与他交量，再经徒弟鼓动催促，遂上台与杨比武。几招过后，范摸清了杨的拳路，便佯作败北，一脚站立不稳，跌倒在地。杨乘机直上，猛踏范腹部。却被范后发先至，用剪腿将他剪倒。杨恼羞成怒，爬起来二次与范交手，又被范打倒，扔于台下。范兆令打擂台一时轰动胶东，黄县举人曲新武编成了曲艺话本《范兆令打擂台记》，在烟台一带广为传唱。此后，范兆令开始在烟台设场授徒。1929年，从烟台告老还乡。不久，被军阀黄凤岐部绑架，因气愤双目失明。但仍每天坚持练功，并常与武师潍城北关的杜瑞林、东寺夹庄徐继春往来，在一块磋商武艺。范兆令80多岁时。有一次被七八个少儿围住，要求他表演武术，他被纠缠不过，遂让众少儿各拿砖瓦一块准备好，听他口令喊“一、二、三”，喊至“三”时，一起向他身上投掷，被他抡起拐杖，将飞来砖块瓦片全部打在地下。一时传为美谈。
范兆令之子范持经，自幼随父习武，成年后以教拳为生，是潍城著名的拳师之一，功夫不在其父之下。曾在潍城东北关、东关，寒亭，固堤一带授徒。流传下来的拳术有太祖功、少林拳、螳螂翻车，狄青腿等。1956年去世，终年71岁。范兆令之孙范之孝，是南京中央国术馆第四期毕业生，后到台湾，任文化大学武术教授。
范氏三代，武功高超，誉满胶东和台湾地区，堪称武术世家。
孙彦福
孙彦福（1879—1959） 真名孙作楫，孙彦福为艺名，潍县东南孙村人。四岁丧父，后为家庭生活所迫，母亲把两个姐姐送人做了童养媳。12岁时，随母逃荒要饭，到了诸城县泊里街（今属胶南县）定居。15岁时，被人介绍给当地张大友京剧班学戏，主演旦角。由于他勤学苦练，三年功到艺成，练就了夏穿棉衣登台不能流汗，冬着春装上场照样演出的过硬本领。1900年，他谢绝了张大友的高薪留用，伴母返乡。1905年，随戏班去昌邑演出中，得到城西一和尚的资助。建起了“四喜班”。不到三年，戏班就发展到了80余人，拥有戏箱十数车。在他带领下，“四喜班”长年活跃在山东半岛和昌潍一带农村，彦福名声几乎家喻户晓。
孙彦福对技艺探索不断深入，他对戏文中的每句台词，每一个表情和动作，都进行了潜心研究。排练时，他一丝不苟，反复琢磨实践，力求完美。在扮演分别多年，受尽人间悲苦的少妇与亲人团聚时，他一改见面就相抱而泣的常见模式。采用双目紧盯，双唇紧闭，强压哀怨，一动不动的静场表演，后眼圈一红，深深地两声抽泣，最后终忍不住，才“喂呀”一场发出撕人肺腑的悲喊，扑向亲人。只这一招，就让台下观众鼻酸喉塞。孙彦福为饰“三寸金莲”的小姐少妇，用木块做了脚模，套在足尖，经近三年的苦功，练就了在舞台上脚踩小跷能“金莲飞燕”的绝技。
1925年，山东督军张宗昌在掖县祝家村为其父祝寿，曾邀两个戏班同时演出。院内有梅兰芳、余淑言等名流登场，场外有孙彦福等人演出。当梅兰芳演完“游龙戏凤”，卸装出门时，见数千观众全神贯注地看孙彦福主演“双怀印”，颇感惊奇。这时孙彦福正演丫环夜探水牢一折，当梅兰芳看到“丫环”摸取双印，羞交白公子时那羞涩、惊恐、爱慕、怜悯的复杂表情和维纱维肖的表演，深为钦佩。回到北平后，特写了一封信，表示愿与他切磋技艺。孙彦福因没进校门写不好信，又自惭形秽，没有与之交往。
孙彦福戏路宽广，能演出300余出折子戏。他最拿手的是“战宛城”、“双怀印”、“十三妹”、“天女散花”、“拾玉镯”、“红娘”、“穆桂英挂帅”等剧目，群众中流传着“没有孙彦福出，不算一台戏”、“听说彦福上了台，闺女媳妇跑掉了鞋”的话。有的戏迷，跟着戏班看戏一走几十里，不以为苦。孙彦福从事舞台生涯60载，收入颇丰，但他把大部分收入都用到了购买戏箱和周济他人之中，自己一直过着清苦的生活。建国后，他不顾七旬高令，出任了潍北县京剧团艺术指导。74岁时，他才离开舞台，1959年4月病逝。
都兰桂
都兰桂（1881—1960） 潍县都家村人。小时读二年私塾，后随父都渭南学习核雕技艺。20岁后，他的技艺已有名气。从此，用一把雕刀，担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辛亥革命时期，都兰桂用一桃核，精心雕刻了一件珍品，取名《马拉轿车》。在这不足方寸的天地里，人们看见：龙腾虎跃的骏马，拉着一辆具有东方独特美的轿车，在强悍有力、衣着朴实的赶车人扬鞭驾驭下，奔驰在大地上；面部俊逸，衣冠华丽的乘车人，稳坐车内，似乎陶醉在沿途大好风光中；骏马的蹄、胸、辔头、套索、串铃清晰可见；轿车的窗、帘、棚、轮、轴形象逼真。这件艺术价值极高的珍品，并没有改变都兰桂生活的困境，几十年他仍过着贫寒的生活，在潍县城乡走街串巷，继续过着乞讨式的艺人生涯。
解放后，政府对他几十年来为发展我国核雕这一民间艺术所做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同时，在工作、生活上也为他提供极大方便，使这位老人焕发了艺术青春。1955年，他与徒弟考功卿创作了《八马图》等7件作品，周恩来出国访问时作为礼品赠给外国朋友。1956年罗马尼亚文化代表团来潍，他送上两件核雕工艺品。1957年4月，苏联伏罗希洛夫来我国访问，都兰桂亲自布局，以76岁高龄而宝刀未老的技艺，和考功卿连雕5件民间艺术上品，送给苏联朋友。中央有关单位来信予以祝贺，并指出：“此种艺术，在我国很有保留价值。”同年，他被选为省政协委员。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使都兰桂真正体会到当家作主的责任感。他与考功卿多次商磋，创作了《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一崭新题材的代表性作品。他精心布局，把千里渡江战役这一波澜壮阔的场面，缩印在一枚普通桃核雕刻的小船上，并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借助高倍放大镜，人们看到：一艘破浪向前的木帆船，在鼓涨的风帆下，虎目圆睁、奋力划浆的老艄公以勇敢无畏的造型展现在人们面前；飘扬的战旗下，18名解放军指战员。构成一幅姿态殊异而又浑如一体的英雄群像，指挥员通过手中的望远镜，紧盯着大江彼岸，如同在发出战斗口令；司号员高举军号，嘹亮的号音，仍似在大江回旋；战士们有的射击，有的投弹，有的划船，形象毕肖；而敞开的弹箱里，子弹历历可数。令人更为惊叹的是步枪、机枪上的零部件，都清晰可见，似能自由拆卸，灵活运转，使观者无不交口称赞。
陈鹤林
陈鹤林（1902—1962） 潍县龙爪树村人。幼时因家贫寄居外祖母处，稍大当建筑小工，17岁跟舅舅学打锤，不到30岁，就成为潍城一带建筑工地上最有名气的锤把式。
一般施工，他的锤艺还看不出什么特殊，但在难度大，危险多的作业环境中，就显示出其独有的技能：十几米深的沟、坑中，他应付自如；数丈高的半空上，也可得心应手。他能在磕头碰脑的狭窄处，挥动大锤夯实地面；也能在简单的梯板上，带领众人把三四米长的桩木打入桥基。陈鹤林不管铁锤还是木锤、石锤，无论数磅小锤，还是多人才能使用的百斤巨锤，都可运用自如。在狭窄、拐弯的地方清除犄角、加楔找平，人们认为很难办到，但他能泰然处之，或蹲、或坐，或击侧面、或探身夯基，从上下左右各个角度，打出力度不同的多种锤式。连一些多年的建筑专家，也佩服之至。
他鹤林打锤，不仅花样多，而且号子美。不同的工程和场合，他能喊出相适应的号子。动作和号音浑如一体，使人能步入艺术欣赏的境界：打高锤时，他紧握锤柄，筋骨突起，用从丹田发出的激昂之声领唱，指挥众人用整齐的合音去牵动绳索，使巨锤腾空而起，落地时轰然作声，壮观的场面，极似古代武士们奋搏疆场；打低锤时，他轻松愉快，号音、锤音和众人和谐的低音伴唱，随着身躯的一起一伏，如同悦耳的潺潺流水，观者望着起落的锤头在空中不断划过的短短一弧，往往不自觉地随着哼出声来。
几十年间，在上千次施工中，从来没发生过质量和人身事故。解放后，他热情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修建潍城南大营仓库、白浪河的安固桥及两岸的三合土护坡等工程中，皆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娴熟的技巧和高超的锤艺，博得施工群众的纷纷赞扬，在群众中荣获“锤王”的称号。
张润祥
张润祥（1876—1964） 潍县南寨里村人。辛亥革命时期，为兴办家乡新学堂，他捐洋600块修建校舍。1930年，北部沿海地带有一恶和尚，聚匪数十人，劫舍绑票于东南孙等村，张润祥率27人，在当地民众协助下，密进西官亭村，寻机将恶僧处死。1938年，厉文礼部三支队特务队队长任颜昌，在北乡诈取民财，打伤逼死5人，厉百般护短。张润祥多次面斥厉文礼，并在上层人士中多方奔走，迫厉忍痛将颜枪决。1946年8月，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2团侦察员张在有，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被捕，七旬高龄的张润祥在中共潍北县委的委托下，尽全力营救，几经周折，以其名誉和身家性命作保，说服了潍县县长杨绪钊，将张保释。张润祥一生从教近40年，南寨里村解放村后，他主动献田、献粮、献房，被誉为“开明绅士”。
邢明
邢明（1901—1972） 原名邢京东，曾用名邢惠卿、马迁。潍县坫后村人。因家计困难，12岁就到烟台纩丝厂做童工。他白天干活，但仍利用晚上自学。为防止工头发现照明，他用两个蚕盒把灯扣起，只借小孔射出的光亮认真渎书，顽强学习达10余年，1925年，他目睹潍县北乡闹瘟疫，死人很多的惨象，决心从医救民。开始，他自学中医，从书籍中摘抄部分验方给人治病，后到固堤镇华东医院当学徒，在张范五等人的帮助下，对治疗农村常见病、多发病，有了一定的临床经验。
1930年，邢明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年底，他在牟家温庄开办了华东药房，经常参加进步活动，掩护我党地下同志。次年初，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以医生身份为掩护，宣传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影响。抗战前，他参加领导了昌邑龙池、瓦城和日照县西山等地的农民暴动；后在丹东开办“惠恒药房”时。他配合东北的党组织，发动了反满抗日大罢工；抗战一开始，邢明在文登县开办惠卿药房，参加了1937年12月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山起义；雷神庙战斗时，他把药房的药品、器械全部拿出，亲自带到前线抢救伤员。1938年8月，邢明通过党组织，从烟台、黄县等地，动员争取了一批医务人员，创建了八路军胶东部队的第一个后方医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
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邢明带领医护人员，坚持业务学习，钻研医疗技术，抢救了大批八路军伤病员。驻莱阳时，由于日伪军对解放区的封锁，医院的药物奇缺，邢明就带领医务人员，上山采集中草药，解决药品不足的困难。19d1年，日军在胶东进行拉网大“扫荡”，逼近了在乳山一带活动的后方医院，邢明在危险时刻，组织群众掩护伤病员转移，直到反“扫荡”胜利，没掉一名伤员，受到了上级的通报表扬和物质奖励。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后方组建了东海医院、南海医院和西海医院，三院很快开赴前方。邢明还在宋庆龄的资助下，筹建了“胶东国防和平医院”。为支援前线，他先后举办7期规模较大的医务培训班，组织了大批医务工作者奔赴前线。战争年代，邢明在担任胶东三军卫生部部长、后方医院院长、胶东行署卫生局局长、胶东军区卫生部部长期间，还组织了大批医疗队奔赴农村，治疗消灭由于战争带来的回归热、疟疾、痢疾、黑热病等疾病，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全国解放后，邢明先后担任华东治淮委员会卫生处处长、全国红十字会医院第一院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妇幼保健处处长、华东监察委员会高级专员等职。他不顾早已发现的心脏病。仍奔走于华东各省。1950年，他写了《做好治淮卫生工作》的文章，提出了“预防为主、治疗为辅、预防治疗紧密结合”的治疗卫生工作方针，亲自带领卫生处各级卫生组织，配合地方卫生机构，一年中就在皖北一带进行预防注射300余万人次，医疗抢救40余万病人，保证了淮河流域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治淮工程的顺利进行。1955年2月，因疲劳过度，病情加重，经组织上一再说服动员，才住到青岛疗养。1972年7月，病情恶化，经多方抢救无效，20日不幸去逝。其爱人刘淑萱遵照邢明的遗嘱，把11603.62元存款，全部交给了青岛市委组织部，作为他最后一次党费。
王振兴
王振兴（1895—1975） 潍县牛埠村人，祖辈靠种田、打铁为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苛捐杂税所逼，出走国外，曾两次经商到莫斯科，直到1930年，才定居印度孟买市。1938年，旅印华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支持国内抗战，组建了同乡会，王振兴被推选为理事兼司库（经济主管），并一直担任着山东同乡会的主要领导人。在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崇洋媚外的日子里，他多次挺身而出，代表同乡会和印度当局进行说理斗争，有力保护了华侨在海外的切身利益。一次，因旅印侨胞受侮，他找到国民党政府驻孟买总领事馆，满腔悲愤的追问：“你们身为祖国代表，看到同胞受辱，为何不吭一声？这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利益？”领事馆的官员们被问的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印度。王振兴激动万分，当即通知同乡会的其他理事，在孟买市法兰西路43A楼举行会议，当场决定在印度上空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印度地方当局为此事非常恼火，找上门斥责：“为什么不通报就升旗？”振兴义正词严，代表同乡会回敬：“我们只有一个祖国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升中国国旗，谁也无权干涉。”1950年4月，中印建交，王振兴代表同乡会，和其他爱国侨胞一起，赶赴新德里迎接新任大使袁仲贤。1951年1月，他不顾国民党驻外特务人员的监视和威胁，从自己家中开始，动员亲友收起了十几份国民党政府签发的旧护照，于12日赶到中国大使馆，换取了第一批护照。在他的带动下，印度各地的其他爱国同胞，也纷纷赶到新德里换取护照。1957年，孟买市举办国际工业产品展览会。中国大量的工业产品运到后，他主动停了一个月生意，带领自愿参入的一些外国侨胞，积极帮助中国的工作人员布置展厅。后大使馆提出要给侨胞们报酬，他说：“过去我们做生意，人家一点瞧不起，现在祖国强大了，连印度人见面都伸大拇指。我们为祖国出点力，要什么报酬！”5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宋庆龄、周恩来、陈毅等到印度访问时，都亲自接见了王振兴，并多次与他合影留念。后中印关系一度恶化，印度当局个别人，极为仇视爱国侨胞中的领导骨干。已连续六任同乡会理事的王振兴首当其冲。他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虽多次受到打击迫害仍据理力争。1962年，印度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第一个驱逐回国。
1965年，他在建国16周年庆祝大会上，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王金华
王金华（1895—1977） 女，潍县赵家庄子村人。小时右足残疾，19岁嫁给柳科村贫苦农民管咸新，1928年由张德善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潍北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王金华入党不久，中共潍县第一届县委被国民党破坏，党的活动中心由潍南转移潍北，县委负责同志经常在她家吃住，王金华宁愿全家饿肚子，也尽量让同志们吃饱，粮食不够，她把年幼的三儿管清全送到财主家当长工。丈夫和二儿不是党员，也被她说服，全力支持她的革命工作。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她家成了潍县党组织在潍北的一个可靠立足点。1929年，县委决定建立党的武装，号召党员积极筹集资金，购买枪支。她说服了丈夫，把年仅7岁的小女儿送人当了童养媳，换回的80块大洋，全部上交党的组织。1929年夏秋间，发网商利用潍北一带发网女工的廉价劳动力，层层盘剥，致使发网女工一天的辛勤劳作，仅换10个小铜板，只能买两个火烧。党组织决定，由王金华出面，发动女工罢市。古历九月十五日安固集，县委发动了柳科、柳疃、安固等村200余名发网女工，集中安固村，并选派20多名青年现场保护。王金华不顾行动不便，带头喊着口号，率领女工和发网商展开了坚决斗争，迫使发网商答应了提出的条件，工资从原来的10个小铜板长到15个。发网女工斗争的胜利，在全县数十万群众中产生巨大影响。1932年6月30日，叛徒任玉书突然带人包围了柳科村，当时，县委组织部长牟铭勋正住在王金华家。在叛徒砸门时，她不顾个人安危，掩护牟铭勋从邻居家安全转移。回家时，丈夫和三儿已被抓走，在村邻帮助下，她变卖了全部家产，才把三儿赎回。党组织为了她的安全，安排她到掖县丝厂做工，但丈夫却在1933年冬被惨害青州狱中。1934年1月，她从沙河返回，强忍悲痛，从青州将丈夫的遗体运回柳科掩埋。1938年，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在昌北整编，王金华先送二儿、三儿参军，又协助党支部动员了本村19名青年参加。管清全参军不久，在昌邑县萧家埠战斗中壮烈牺牲。王金华闻知后，又毅然把大儿管清太送到了部队。抗战期间，党组织在王金华家建立了联络站。她积极为党搜集情报，转送机密文件，后被选为柳科村的妇救会主任。
王金华为革命事业，无私地贡献了一切，被潍北的同志誉为“革命的母亲”。建国后近30年间，她从未因个人利益向党和政府开过口。
乔明志
乔明志（1906—1979） 潍县朱里一村人。著名传奇式人物——对敌斗争英雄。
乔明志出身贫寒，为生活所迫，曾先后到南眉村商务会当保镖，到昌邑县“马队”干马弁。1929年前后，在昌邑县拉起队伍，因排行第八，称乔八。在济南抢劫民生银行时，有三人被捕，队伍解散。后流落到平度县七里河子村北乔家认宗定居，1937年秋，经罗竹风介绍，参加了高锦纯司令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奉命去平度东部山区收编一支土匪武装，他现身说教，讲明了团结抗日救国的道理，后双方进行射击比赛，打鸡蛋、打电线、打麻雀，乔百发百中，土匪心悦诚服，同意接受改编。1938年3月，乔明志参加了掖县玉皇顶武装起义，收复了掖县县城。1939年春，在与伪秦玉堂部连续作战期间，20天内横扫9个据点，消灭大量敌人，缴重机枪一挺，轻机枪6挺，步枪350余支。同年，接受保卫胶东根据地平度、招远、掖县、莱阳等县被服厂的任务，他流动巡防，敌人闻风丧胆，各厂得以安全生产。1940年春，他化妆成理发师，进入平度县七里河子日伪据点，给伪军官的护兵理发时，巧妙地了解到据点内人员和武器装备后，用剃刀处死了护兵。同年夏，在掖县平里店的集市上，他见到两名持枪伪军对卖驴肉的老人行凶强夺，当即将其击毙，乘惊集之机，携带新缴枪支安全走脱。1941年，胶东区党委每次从招远、掖县向山东分局运送黄金，都由他押运，路过胶济铁路敌人据点时，大喊“乔八借路”，敌人便不敢露面阻拦。1943年3月，乔明志带领20人在掖县单山伏击去三山岛的日伪军40余人，因被一过路农妇过早地暴露目标，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乔负重伤，仍坚持战斗，并缴获敌人大量马匹和自行车。1946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西海军分区机关转移，乔明志奉命带领100余人留守，保卫潍县朱里村一带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他利用张贴告示和广播话筒喊话，警告敌人不准作恶，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传闻“乔八”在这里，都不敢轻举妄动。
乔明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前后负伤13次，多次荣立战功。1940年，赴延安荣膺中央首长嘉奖。1943年，胶东军区奖给他战马一匹、手枪一支，由许世友司令员亲自授奖。冯德英的小说《苦菜花》中的柳八爷，曲波的小说《桥隆飙》皆以乔明志为原型。
管大同
管大同（1913—1981）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潍县杨家营子村人。12岁在本村读完高小，16岁考入济南一中。青少年时代以敢于造反的“学生头”而闻名。“七·七”事变后受党的派遣，组织平津流亡学生撤到山东，组织抗日武装。1937年到1940年，他先后担任了寿张县长，平原纵队副司令，豫东区地委书记。1946年调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黄河小组中共代表，随同周恩来参加了黄河问题的国共谈判。1950年至1954年，调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党委委员，外资企业处处长。这一时期，他为肃清外国资本，铲除帝国主义在我国的经济势力，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参加了我国有关外资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的制定。
1954年，管大同调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并被选为国务院财贸党委委员。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剖析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去和现状，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党中央正确制定这方面的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和事实的依据。他还出版了大量著作，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的性质、作用、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党的赎买政策，结合企业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作了详尽的阐述。“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许多问题，发表了大量著述，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他领导了工商系统的拨乱反正，并就市场管理问题从事研究、写作。在他病重时，还时时惦念着他每周都要参加的“经济讨论会”。
管大同逝世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邓小平、李先念、万里等都送了花圈。陈云同志也曾惋惜地说：“大同是中国有见解的经济学家。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生前为经济工作出了不少的好主意，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是做出了贡献的。”
王子勤
王子勤（1915—1982） 山东掖县祚村人，1938年入伍，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四纵担架团团长兼政委。1948年调潍北县任县长。他无论在部队或地方，工作一直深入扎实，多次立功受奖。从1948年到1952年，在潍北县整整工作了4年，其业迹有口皆碑。
1948年秋，因连降大雨，自浪河水位暴涨，沿河堤岸数处发生险情。为抢险救灾，他废寝忘食，日夜奔波在白浪河两岸。在最危险的工段。他身披一块油布，与群众一起防汛抢险。1950年，为彻底根治白浪河，上级组织8个县近12万民工上阵，他除圆满完成自己分工的堤段任务外，还出色的完成了近十万人的食宿接待，受到了上级的通报表扬。1951年7月，小庄子村有一军属，因代耕不好，夏季交纳公粮时与村干部发生争执，并在村中带头拒交公粮，村干部批评他，他一气之下跑到县里告状。王子勤认真听取了诉说，和风细雨地讲到：“你是军属；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村干部在代耕上不好，应该批评，可你带头不交公粮，让群众在背后不指咱脊梁骨议论吗？”对方冷静下来后，承认了不对，他送走军属后，又专门找到了小庄子村干部，严肃批评他们的工作不细致，最后把双方找到一起和好，军属交足了公粮，村干部也做了认真检查。
王子勤在潍北工作期间，县政府的干部们都愿和他谈心、接近。都感到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干部的家属前来探亲，王子勤不论是科长还是公务员的亲人，都一视同仁。设法抽出时间热情接待，尽量陪同他们吃一餐饭，借以了解更多的情况。对干部家中存在的困难，总是设法帮忙，不少干部家中遇到困难，本人还没处理，他已帮其解决。按当时规定，王子勤应吃中灶，可他很少顾及，每逢出发，总和通讯员一个被窝睡觉、一个饭碗吃菜，情同手足。在他的影响下，县政府各科局领导，也都自觉地深入群众，争先把工作做好，他还极重视文化学习，常说“新的任务是搞建设，没有文化不行。”他不但对大家的学习从严要求，更严格对待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1950年春，他从小学算术开始，每晚抽一定的时间自学，仅用一年多就掌握了初中的平面几何。他不耻下问，当年教他数学的干部，直到今天还经常说：“王县长学文化比在校学生还认真。”
宋文田
宋文田（1896—1982） 字砚耕，生于潍县北寨里村一个地主家庭。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晚年曾任山东省政协常委、民革山东省委委员等职。
宋文田青年时期在潍城县立中学读书时，因黄河经常泛滥成灾，就有治理黄河、为民造福的宏愿。1917年，他报考了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经四年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参加了山东省境内黄河修堤、堵口等工程。1923年，省教育厅选拔留美学生，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美国普渡大学土木系，并获水利硕士学位。
1928年3月，宋文田回国并出任山东省建设厅技正、小清河工程局局长等职。在治理小清河工程中，他设计并领导修建了五柳船闸、边庄船闸，这是我国明渠建闸的开端。同时，配备了石村号、黄台号两支挖泥船，挖深、开宽、裁弯、取直和疏通河道20公里，设水文站4处，延长了从黄台到东流水电灯公司航程10公里。使东起羊角沟，西到济南，全程可通行10吨以上小火轮，改善了客货航运条件。在济南通往洛口的公路上，因基软建桥困难，他设计的济洛桥为三铰拱桥，有三个铜环连接。既使基础稍落。也不影响整体结构，这在全省还是首创，至今完好。1937年8月，在长清县玉符河的宋家桥决口，时值汛期，他排除干扰，很快拿出堵口方案。在他带领下，月余完成了堵口工程，使济南等地人民免受重大灾难。抗日战争时期，宋文田先在四川省农田水利贷委会任职，倡修了龙西渠灌溉工程。后到陕西省武功农学院担任水利系教授。在教学的空余，系统整理了我国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的手稿，并把这部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献分为13集，计120万字印刷出版。1942年至1949年，他在西安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期间，全心致力于黄河水利建设，先后完成了梅惠渠、宁绥灌区、花园口堵口等重大工程。
济南解放后，宋文田先后被任命为山东省农业厅长、水利厅长。1982年9月18日，因病在济南去世。
张秀英
张秀英（1914—1983） 女，潍县前阙庄村人。小时苦大仇深，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村党支部书记、乡党总支书记、公社副社长、县委委员等职。战争年代里，她在转送情报、掩护领导、动员青年参军、搞好后方农业生产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使阙庄村成为当时的“保垒村”。
潍北解放后，她在党的领导下，使阙庄村第一个在全县完成了土地改革。建国后，她职务虽然变了，但仍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1962年，主动向上级请求，辞去了公社副社长职务，回村担任党支部书记。面对“大跃进”时期给前阙庄村带来的灾难，她在村中施行合理密植的科学管理方法，带领前阙庄村的群众当年就获粮食、棉花空前丰收。
张秀英担任基层领导干部30多年，从不以权谋私，无论大小事，只要找到她头上，总是出以公心，妥善解决。“文化大革命”中，村中一些人曾不公正地对待过她，她主动找这些人谈心，正面教育他们要放弃派性，投身到生产中。县里的工厂、学校、农村，经常邀请她去做报告，这给全县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77年秋，正赶上农忙季节，丈夫因病卧床，村里人劝她留在家中，但她利用起早晚眠的时间照顾老伴，白天把药和开水放在丈夫身边，自己照常参加村里的工作。老伴病危时，经常昏迷不醒，秀英每次给老伴换衣换药时，都揪心的流泪，村子的人说：“秀英为了工作，直到老伴去世，也没抽一个囫囵天在家里陪伴。”
张秀英经常说：“我的一切是党给的，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也报答不完党的恩情。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她为家乡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党和人民也‘给了她很高的荣誉。1973年，她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83年，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光荣称号。
吉增圣
吉增圣（1928—1984） 潍县后吉家村人，中共党员。1957年，他和胡锡三等人在涌泉庄村南挖了部分膨润土运往青岛化工厂，经试用，因含沙较多，又没经粉碎，质量不合要求，青岛化工厂没有定货。1963年春，吉增圣胃穿孔刚动过手术，身体还没有康复，就又开始了对膨润土的研究，他先后带着样品，到潍坊中心化经验站和青岛进出口公司等单位一次次进行化验，最后，确证完全合格，在工业上有着极大用处和广阔的前景。回村后，数次号召人们挖掘，但没有几人响应，他决心用事实说服人们，遂不顾身体虚弱，用锨、镢开采。用小推车运输，用石碾轧碎，辛勤劳作三个月，供应了潍坊柴油机厂10吨。群众见千百年来睡在眼皮底下的“白干子泥”竟排上了用场，纷纷开始参加了挖掘，到1965年，后吉家、大杨家两村，一年就挖了3000吨。1966年，后吉家村在吉增圣提议下，添加了电磨等机械设备，当年利润达1.2万元。为扩大销售规模，他自告奋勇，出差各地，负责推销。秋，他在烟台与人洽谈业务时，曾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就地动了手术。回村后。他仍积极地参加村里扩办膨润土矿的业务工作。1970年至1977年间，后吉家村兴办的小矿，年产膨润土块5000吨，膨润土粉2000吨，年均获利近5万元。1980年后，吉增圣当年发现膨润土的地带，经有关部门勘察，蕴藏量大，品位很高。后吉家一带村庄，现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采矿、加工生产体系，有的村庄仅通过此项生产，年利润已达数十万元，产品不但满足了国内10余省市的需求，还出口到日本等国。
吉增圣病逝前，仍关心村办企业的前途，嘱咐看望他的村干部们带领全村群众一道致富。
孙洪玉
孙洪玉（1906—1985） 女，潍县冯家花园村人。1952年，高里区举办接生训练班，她不顾家人劝阻，报名参加了学习班。在训练班上，认真听讲、实习，很快掌握了科学接生方法。此后，凡经她接生的产妇，母子都平平安安。孙洪玉名声传开，找她接生的人越来越多，她都是和气相待，一叫就应。无论严冬酷夏还是深更半夜，总是迈着小脚，匆匆前往。使许多难产的妇女也保住了母子生命，人们纷纷夸她为“接生神医”。1953年，她被评为模范医生，到北京出席了英模大会，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被选为县妇联委员，1960年调到高里卫生院妇产科工作。
孙洪玉在卫生战线上，多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从不计较报酬，工作中她严肃认真，接生千余从没出过医疗事故。当她见到一个个白胖的婴儿降生，看见人们抱着健康的幼儿向她致谢，就乐的合不拢嘴，她经常对人深有感触地讲：“在旧社会。咱妇女们可是人下人，从盘古开天地，谁想到过咱妇女的痛苦？谁能看得起‘接生婆’？只有共产党才使咱们翻了身啊。”
魏宽洪
魏宽洪（1942—1987） 潍县魏家温庄村人，1964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10月转业到潍县人民法院，先后担任书记员、副庭长、庭长、副院长等职。
1978年6月，魏宽洪在办案中感到身体不适，经检查，确诊为胃粘液腺癌，手术后，胃被切除五分之四。他在医院仅住了三个月，就坚持到单位上班。1978年12月，县内进行全面复查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魏宽洪领导的刑二庭负担大量的任务，白天调查材料，晚上阅卷，工作极为辛苦，他曾为一个人的证明材料连夜赶到寿光、乐陵等县复核证据，使问题及时得到解决，仅半年时间，他的体重就下降了10余斤。1982年，在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他除负责刑二庭的日常工作，还在短短的两个月内，一人审结大、要案14起，参加研究案件200多件。昼夜的操劳，使有着1.75米高的他体重竟减到46公斤。1986年，他担任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后，为更好工作，不顾40多岁的年龄和家庭的拖累，开始了系统的法律学习，后被同志们誉为法律知识方面的“活字典”。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他在办案过程中，对找上门搞不正之风的现象进行坚决抵制，有一罪犯的家属私下跟宽洪说：只要此案改判，可给一笔数目可观的钱。他当场严词拒绝，并以此例教育法院的同志们。同志们说：“宽洪当法官，只认法律不认人。”据同志们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他拒绝吃请、说情数十次，拒收现金5000余元。
1987年5月，繁忙的工作使魏宽洪的病情逐渐加重，工作时他经常在腰上扎个热水袋坚持。在同志们劝说下到医院一检查，发现癌细胞已开始扩散。住院期间，他忍受着强烈的胃绞痛，早上仍坚持到办公室询问同志们的工作情况。1987年10月，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心中挂念的是自己审理的一起案件尚未处结，一再嘱托来看望的同志回去后抓紧审结，对守候多日的家属，他最后的一句话是：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魏宽洪病逝后，中共寒亭区委政法委、潍坊市政法委领导小组，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相继做出了“向魏宽洪学习的决定”。
附
纪化鲁（1901—1953） 潍县纪家东庄村人，为家中独苗，从小不受长辈管教，稍有约束，就碰头打滚，装痴做傻。10岁时，父母求其亲友。费尽心机才迫使他步入校门。求学期间，顽皮糨野，老师屡屡严逼，也无法让他坐下识字。两年后，父母对他管束不住，只好任其辍学。在家务农时，更为骄横，略有不快，即刻发作，开始，他撒野时鸡犬遭殃。后发展到父母皮肉受苦。到20多岁时，在村中竟无人敢惹，成为一霸。1929年，他心血来潮，不顾人家哀求阻止，外出与人合开钱庄。开始了更为放荡糜烂的生活。抗战期间，他打着抗日的旗号，在国民党15旅旅长张景月的支持下，带数十人枪，在寒亭、固堤一带的村庄，为非作歹，鱼肉乡民。编入15旅28团时，他已饱私囊，便不顾老婆的哭闹，硬从外地带回家一女人，充其二房。1945年，寒亭解放，村里人因他抢田霸地，在外大发不义之财，逐斗争其家属。他在潍城得知后暴跳如雷，很快纠集寒亭一带逃亡的地主恶霸。组成还乡团，公开叫嚷：有朝一日回乡，一定要让穷棒子知道厉害。1946年至1947年，潍城国民党军队两次进攻潍北解放区，他领着还乡团近百人，气势汹汹地赶回村中，仅在李家、邢家、纪家三个东庄，用活埋、投井、刀劈、铡刀铡等残绝人寰的手段，杀害贫苦农民48人，共产党员、革命干部8人。其中本村就有23人遇难。此外，大批群众还受到割耳、挖舌、拔头发、剪刀剪等酷刑。当时，只要他一上街，有人就会遭殃。他曾下令把一幼儿劈为两半，也曾亲自动手，将拉过弦的手榴弹扔进农救会员家中，事后多年，纪家东庄的人们，提起纪化鲁无不切齿。
潍城解放后，他自知民愤极大，仓惶南逃，后在云南省匿身。1953年，在昆明市被家乡人发觉。捕获后被就地枪决。
邢肤东（1914—1968） 化名邢清廉，潍县坫后村人，16岁到烟德织布厂学徒，20岁转青岛织布厂做工，抗战爆发后回到潍县，1939年当上了国民党潍县政府警察队警察，后任国民党15旅28团情报组组长。1940年春，为达到长期霸占一女子的目的，他不择手段，诬陷女方婆母通匪，将其活埋于柳疃村西。1947年9月9日，他伙同邢汉东等人，在潍城组织了还乡团数百人，占据李家营村，经他参与策划或亲自下手，杀死13人。农救会长邢云山的3个孩子，被其指挥一块活埋；妇救会长侯会令，在惨遭毒打、火烧后，他亲自动手，砍下了她的头颅。1948年，潍城解放后，他偷跑到坊子，住进张马路院58号。两个月后，骗取镇务所一领导的信任，被介绍到鲁新纱厂。同年，与淄川纱厂合并时，他乘机离开了潍县。1948年底，他伪造原籍，谎报贫农，改名邢清廉，住进淄川城东街56号。1949年3月10日，混入了工会组织。5月，因伪装进步，被评三等功一次。1953年，淄川鲁新纱厂与济南仁丰纺织厂合并，他唯恐被人认出，心中十分害怕，搬到济南后，竟两年多没出厂门。直到1956年，他才带着大口罩、眼镜上街一次。1957年，工厂领导为其鉴定时，曾写到：“依靠领导，靠近组织，表现很好。”有关领导还数次找他谈话，动员其入党，可他每次都吓得要死，极为害怕政审时露出马脚，一再表示条件不够，要求上级领导进一步“考验”。反右斗争开始时，他又怕话多有失，装出耳聋的样子，对人讲：“我听不清发言，会就不参加了，保证干好活。”当时仁丰纺织厂车间主任，都争着要这位不说话，光干活的“老工人”。1958年8月，坊子工委肃反办公室，收到一封署名来信，揭发济南仁丰纺织厂细纱车间乙班工人邢清廉是还乡团成员，有人命5条，要求严惩。肃反办公室一干部阅完揭发信，当即批了“此材料可做一般参考”9个字，存档了事，历次政治运动中，邢肤东都非常敏感，除不上街、少说话外，还利用休假日帮人干家务，给工厂加班。有次生病，医生允其休息7天，他为了表现，仅休两天就上班劳动。从1948年到1963年间，连年都被评为先进，翻开档案，除去贫农、老工人、工会劳保委员和大量“先进”事迹外，余项一片空白。
1963年冬，在工厂清除垃圾时，被到该厂办事的本乡人认出。被捕后，济南市公安局很快查明他的真实身份，于1964年夏，将其解押回潍。1966年春，法院办案人员经寻找证人、核实口供，掌握了邢肤东几十万字的确凿罪证材料，正要依法宣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公、检、法机构受到严重冲击。潍北一带人民，对邢肤东迟迟不判，表示强烈不满，而他竟错估形势，认为又可出头。1968年初他在狱中居然上书声称：“在这‘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的思想也投入这个斗争。”2月，潍北一带数百受害遗属，联合签名摁印，上书强烈要求宣判邢肤东！3月，在寒亭召开了公判会，邢肤东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