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杰
刘明杰（1857—1911） 潍县西杨家埠村人。8岁在本村年画作坊作画，15岁时创作了四幅连环年画《韩湘子出家》。青年时期，他多次到胶东、东北等地销售年画，同时广泛搜集材料。不到40岁，就成为西杨家埠村年画作品最多、创作内容最丰富、在外地影响最大的农民画家。
刘明杰刀笔娴熟，其作品中各种人物、鸟兽或静或动，无不栩栩如生。他用夸张和浪漫的手法，经常使神仙置身于群众生活中，把关羽、包公等放到麦田、农家去，深受群众喜爱。1895年，他突破传统模式，创作了《天下地理图》、《天下帝王图》、《泰山行旅图》、《四岳图》等多幅连环年画，对交通旅游、普及历史知识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刘明杰等新、老艺人的影响下，杨家埠木版年画达到了极盛时期，仅西杨家埠村，就有画店100余家，画工500多人，年用纸高达2万多令（印画约5000万份）。
1898年，刘明杰的作品以崭新的面貌，开创了版画表现重大政治题材和反帝反封建的先例。1901年，他刻版并由东大顺画店印刷的《炮打日本鬼》，取材甲午海战，对我国军民抵抗外侵、保卫祖国的壮举进行了热情颂扬；他创作的《义和团》、《红灯照》，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行，大胆歌颂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精神。卖年画时，他唱道：“……领人马，扛台炮，头里走的义和团，后面紧跟红灯照。打得好，打得妙，打败鬼子争功劳。”潍县官府知道后，把这套连环年画的刻版全部搜出劈毁。官府的行为触怒了刘明杰，他冒着杀头危险，矛头直指清政府，创作了《慈禧太后逃长安》这一辛辣讽刺内容的作品，从画面上可清楚看到，慈禧太后面部极为惊恐，她头包青布围巾，身穿大红花袄和蓝布长裤，骑着一头低首瞪眼、似有无限委屈的干瘦小驴匆匆在前，一代帝王光绪，手捧露出两个半截玉米的黄布包袱，在后仓惶追赶，活象被农夫赶跑的小偷。作品印刷后被抢购一空，观者无不哑然失笑。几天后，当地群众争相传唱：“光绪皇帝逃长安，慈禧骑驴前面窜，百姓面前称真龙，洋人面前屎一般……。”杨家埠村的老少在官府严加追查下，保护了作者。
刘明杰是在年画中采用门神加金线、灶王粉脸和加金装饰的创始者，这些革新使传统年画更加精美。此外，他还设计过多种大、中、小型孔雀拉扇，既实用又美观。1911年，他到营口糊扇叫卖，住在一座破庙里，因天降大雨，房屋倒塌被砸死。
张同谱
张同谱（1890—1912） 潍县大常疃村人。8岁入学，喜爱拳术。15岁时在村口遇一衣衫褴褛的讨饭少年，瑟缩于墙角的碎草残雪中，他毅然脱下棉衣相送。后家中追问，他引用《圣经》中“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话说服了父母。1906年夏，因连降大雨，河水暴涨，一男孩不幸落水，观者皆惧浪大流急，不敢下水营救，独张不避凶险，纵身跃入急流，随波击浪二里许，把小孩救起。1907年，其族叔张悟源自日本留学回乡，多次讲解孙中山在日本的一些主张，他极感新奇。秋，他考入潍城广文中学，目睹清政府卖国求荣的种种行径，多次在同学中愤慨地表示：只有推翻清政府，才有中华未来。并开始积极参加潍县同盟会组织的一系列活动。1910年，经谢翔臣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组织，与邓天乙、朱学海等人成立了乐道院同盟会支部。为组织爱国活动，反对校方迫害学生，他不顾威胁，曾两次闯入美籍校长办公室说理，校长被激怒，开除了他的学籍。他愤然剪去发辫。自费到昌邑、安丘、诸城、高密等地，秘密联络同志，共商反帝反清事宜。
武昌起义后，张同谱被推选为潍县代表，于1911年12月下旬赴上海参加了17省代表会议。会中，关于革命军北上、山东如何策应等问题的发言受到孙中山重视。会后，孙专门接见了他，并勉励他前往南京，参加山东北伐革命军。1912年1月11日，他与陈明侯等在南京加入革命军，随部北上徐州。时烟台革命军起，又奉命绕道上海，经水路到达烟台，与连承基等人会合，率军转战登州（今蓬莱）、黄县（今龙口市）等地。在胶东月余斗争中，他经常深入敌后，组织革命力量，曾6次被清军抓捕，均机智脱险。3月10日，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张同谱极为愤慨，遂转济南，组织讨袁力量。在济南军官学校。他针对袁世觊迫害革命党人，排斥进步力量的行为，联络数十名骨干针锋相对。山东都督周自齐亲找他劝阻，后见无效，唯恐连累自己，下令逮捕了他，押送回乡。回潍后，他联系刘德铭、秦明堂等10余人，组建桃园军（讨袁之化名），很快发展到千余人，并在青州宏文书院设下指挥部。1912年夏，他派代表前往南京，黄兴等委任他为鲁东革命军支队司令。为扩充力量，筹措武器装备，他变卖家产，从青岛购手枪12支。正当势力迅速扩大之际，支队司令部的曾广生叛变，形势急剧恶化。为掩护战友脱险，他不顾宏文书院教师冯子甲等劝说，坚持留在指挥部布置转移，后不幸被捕。军阀靳云鹏闻知，即命押往济南，并亲自出面利诱他改变立场，但张同谱不为所动，除痛斥袁世凯罪行，还劝说靳云鹇“不要为虎作伥”。靳恼羞成怒，以“共结团体、谋图叛乱、响应叛军”为罪名，判处张同谱死刑。
1912年9月22日，张同谱被押解济南小校场，途中，为揭露袁世凯罪行，他向群众愤慨讲演，听者无不动容。刑场上，他高声怒骂袁世凯，身中数弹才含恨倒地。后国民政府为纪念他，把其遗骨迁葬千佛山烈士墓。
徐乾滋
徐乾滋（1860—1912） 字画三，号清溪，潍县大辛庄村人。8岁丧母，10岁随父去沈阳，15岁回乡，拜潍北朱子渺为师，20岁后考中廪生，后任塾师。
徐乾滋从甲午之战丧师、戊戌变法失败、庚子赔款辱国等一系列事件中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进一步理解了“非讲学无以明理，非合群无以图强，欲合群须先养民德，欲养民德须先开民智”的道理，立志振兴潍县教育。1903年，他与郭恩敷、杜佐宸等人创立了潍县第一个自由研究学术团体—智群学社，社址设在潍城增福堂街路南王宝雅堂。学社的建立，使潍城兴起研究新学之风，全县教育事业大进。在此之前，他和本村徐丽泉等人，已着手筹建潍北的第一个新学堂—辛庄学堂，为解决校舍和办学经费，他用数年时间与有知县做后台的辛庄庙上的和尚打官司，直到1906年，才迫使和尚认输，让出部分庙堂和30亩学田地，辛庄学堂正式开课。在该校影响下，高里、庞家、柳疃等10余处学堂先后建立。为改变人们的保守思想，揭露科举制度的弊端，他在李家沿村设立了劝学所。亲自讲解新学的好处。说服青少年入学。很快使许多农家子弟进入学堂。为解决师资，又经数月的奔波，在固堤村建成了师范传习所。他不顾体弱多病，白天在辛庄学堂授课，晚上，不是到李家沿村劝学所，就是去固堤村师范传习所，研究办学事宜。1907年，潍县教育会成立，徐乾滋被推选为副会长。
在发展潍县教育事业中，徐乾滋弃家忘身，操劳成疾，不幸于1912年11月去世，潍县教育界知名人士和他的学生120余人为其树碑，以志其办学义举，碑文中写到：“……非先生力辟屯蒙，吾乡学子，安得如此林林森森者乎！”
孙振汉
孙振汉（1889—1913） 字继黄，亦名书亮，潍县东里疃村人。在县立第一公学读书时，他见清廷腐败，民不聊生，经常喟之长叹。15岁毕业时，南方黄兴、宋教仁的革命主张传到潍县，使孙振汉耳目一新，他奔走呼喊，苦练武功，矢志为推翻封建王朝献身。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振汉欣喜若狂。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成果，他不胜愤慨，即身怀短剑，潜身入京，决心刺杀袁世凯以谢国人。但未遇时机，侠怏而回。1913年3月，袁派人暗杀宋教仁于上海，孙振汉怒火中烧，大呼：“报国杀贼在今日矣！，于是二次进京，因袁防备森严，没能得手。7月，南方“二次革命”爆发，各省纷纷独立，讨袁军相继建立，他转涉天津，与连承基等人组建讨袁队伍，并准备炸断津浦铁路，阻止袁军南下，因组织不严密，为袁密探发现而被捕，8月押于北京军政执法处，10月16日殉难。
蔡玉珂
蔡玉珂（1830—1923） 又名蔡玉恪，字敬林，乡亲们称他蔡恪老人，潍县于家庄子村（今届坊子区）人。早年任村塾教师，后自学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在治疗疮疡方面，技术尤为精湛。1885年，本县有一人生疮，经多人治疗无效。蔡玉珂看后嘱病人单服黄芪四钱，遂匆匆离去。患者服后焦燥难忍，一大早派人找到蔡家。蔡说：“黄芪主提气，单服必然难受，请转告，不久便好。”没过几天，那人的疮果然治愈。段尔庄有一外号“二犟劲”小伙。嘴上生疮，虽极疼，但毫不在乎，赴太公堂赶会时被出门从医的蔡玉珂看见，诊为锁口疔，忙劝道：“你嘴上生的是锁口疔，需马上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二犟劲”不以为然，径往太公堂走去，后疔毒发作，强忍剧疼回赶，但未至蔡门就死在路旁。临村有一人生毒疮，因误治引起高烧，蔡玉珂诊为“疔毒走黄”，急忙对好一剂药，告诉病人：“速服此药，可转危为安，迟则有生命危险。”病人回家途中疔毒发作，跌倒路边，为求生将药全部生吃。不久，浑身出汗，随后昏沉睡去，待他醒来，感到重负已失，就又回到蔡家。蔡玉珂复诊后说：“病已好转，今再为你配药一付，望放心回家。”病人回去服药，没过几天，身体得到康复。
蔡玉珂不但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潍城有一显贵，请他治病，多日不让回家。此时，乡亲吴老汉家有病人，寻到显贵家，因门役不准入内，双方争吵。蔡闻声走出，问明原因，不辞而别，和吴老汉赶回乡中。蔡的乡里还流传着这样一桩轶事：一个寒冬的凌晨，蔡家门前来了一官宦轿车，专聘他出诊。这时又来一背粪篓的老汉，邀他治病，他先步行到老汉家诊视，后乘车出门。在几十年的行医实践中，蔡玉珂发展了《医宗金鉴》的内容。他所编《外科辑要》，对痈疽症的治疗，从头至膝、胫、足部诸症，均依《医宗金鉴》要旨，但又异于《医宗金鉴》。如颧疡、颧疽、颧疔三症，《外科辑要》论证：“三症俱生颧骨，肿高溃速，阳分症也，是为颧疡，若漫肿坚硬，阴分症也，是为颧疽。疡症初期，宜用仙方活命饮，疽症初宜内疏黄连汤。如坚硬似疔，麻痒疼痛，是为颧疔，初宣蟾酥丸或菊叶汤、黄连解毒饮、夺命丹之类，外敷菊花叶，按疔治之。”既有证、有方、又有鉴别，便于临症应用，被视为医者临症治疗的规范。
蔡玉珂对医术精益求精，古稀之年仍探讨钻研，锲而不舍。《内外经验良方》，就是他80岁后撰成，并用毛笔正楷抄写留世。他去世后，登门祭奠者络绎不绝，致使停柩百日才葬，民众送“积善余庆”巨匾一块，两边镶嵌着“医国医民同医义，寿国寿人亦寿身”对联。
栾来宗
栾来宗（1857—1927） 潍县华疃村人。15岁工美术，20岁中秀才，后成贡生。他性格内秀，话不多；一直在乡塾任教。光绪初年，潍县连续大旱。1880年6月又暴雨成灾。1887年又旱时，村人栾老六父母双亡，老六为葬双亲家破人亡。栾来宗愤慨之余，在村庙墙上挥笔题诗：“老饕髓当酒，少妇血作泪；席间樽中物，孝子骨肉堆。台上算盘响，阶下肝心碎；何日见钟馗，振臂鞭魑魅。”此后，他遂抛弃科举成名思想，立志将一生用到预测天气变异，寻找气象规律，让百姓少受奇旱大涝威胁方面，并把空余时间全部用在天文观察和气象探索的研究中。
栾来宗为闯出一条天文气象研究的新路子，30岁时就毅然备好棺木，并在两厕写上“省自身告别亲友，伴星月古墓长眠”的字条。他知道事业的成功并非一二代人所能完成，为激励自己和后人，他在庭院栽下一棵刺松，并留下诗句：“嘱我后世人，相伴续天书，参透其中妙，教民稼五谷。”从此，他克服种种困难，在天象观察、实况记录方面，持之以恒四十年，几经删繁就简，写出了《天文与农时》这部5万余字的著述。
在《天文与农时》一书的序言中，栾来宗首先指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农以时为天”，紧接着，他分析了历史上有关天文气象的记载，得出：“古之记载，只言其当然，未述其所以然，但不能薄古而厚今。凡见经、传者，皆出类拔萃之人，应以今之知，辨古之迷，去迷存真，以归更新，方有所进。今之知者应解于后之知者，此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天文与农时》一书，共分12篇。在首篇《天地之迷》中，栾来宗辩证地指出：“谈天地之迷，古今不一，古之博者不及今，今之博者不及后，此推陈出新，解迷之道也。……古之知者，皆以天动而地静，孔子亦曰：‘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此天动也，世人皆信之，此眼见为实也。今之知者曰：‘地亦球，周旋之而成昼夜’，言于知者，知者信之，航海者证之，日、月之食证之，故知者信而不疑……凡事愈研究，愈光明，既知旧说不可过泥，亦当知新说不可全信。前日之是即今日之非，今日之是，焉知不成后日之非？学者应自勉，宇宙真理之阐发尚待于后来者，望后人无泥前人迷时之见而不前。”在第二篇《论阴阳变化之理》中，栾来宗认为：“前人以日为太阳，月为太阴，视之日为火，月为冰；试之，日出暖而月出寒；分之，日、月同形而性异。故曰：‘阴阳合而万物生’。今人已知，地亦球，太阳以极热之火，熔地球之寒，则阳气下降，水气上升，而气象万千。阴阳之名，应属气象之始。气象虽源于日，古人预测风雨而不言日，何者？日运行有长而无变也……。‘箕星好风，毕星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此虽古人经验之论，然吾观之，涝年月从毕有雨，不从亦有雨；旱年月从毕无雨，不从亦无雨，可证：毕星非雨星也。今知，毕居天赤道之北，箕居其南，毕夏日之所处，箕冬日之所在。日从毕为夏，月再从之则雨；日从箕为冬，月再从之则风，此夏雨而冬风。古人不知南半球之夏即北半球之冬，故曰从毕则雨，从箕则风。”在第三篇《论二十八宿与五星之分》中，大胆指出：“古之测风、雨，皆言毕、箕星，二星者，二十八宿之属也。其位于黄、白、赤三遭间。月、日经，望之虽近，实则极远，故不能定旱涝，测风雨。但五星（金、木、水、火、士）运行黄、白二道之间。有迟速，有顺逆，有远近，有分聚。五星虽少，如五音之变不可胜听，如五色之变不可胜观；知常者易，知变者难。唯五星之千变，可应气象之万化。五星定旱涝，如棋之分胜负，虽取决于一子，众子皆有关焉。天气有二百四十年之大周期，从中若能得出相似之天象，便会出现相似之天气，长期天气异变之预测，则有据矣。”栾来宗在第四篇《论五行与五星》中，列举了大量搜集到的史料，加上他多年观测的数据，进一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以吾之见，日、月、五星影响天气异变，如棋势，势成则旱涝定。……应以全球为一体，南北半球为彼此（此夏则彼冬），全国应分五大流域，旱涝亦应分彼此（此涝则彼旱）……此四十年闭门造车之论，望验证
于后人。”第五篇《论六十花甲与六十年天气周期》中，栾来宗认为，我国不但存在着二百四十年的旱涝大周期，也存在着六十年的旱涝小周期，必须从中找出规律性，才能作出长期天气预报。最后，他进一步指出：“……大旱之年，良田变赤地；大涝之年，家园成泽国，云之聚集，何力所能？唯五星之势应之。……吾之所谈，大周期记录齐全时。是非自明，故作五论。望后人继之以诚，方能遇难而不退，有成而不满，盈坷而后进，至诚而后神。”
《天文与农时》一书的六至十篇论五谷，最后两篇论树、园。在内容上，栾来宗针对农业生产的丰歉，结合当地天气实况，进行了详尽论述，惜此书毁于“文化大革命”。1927年冬，栾来宗病逝。他亲手栽下的松树，至今还生长在华疃村。其孙栾巨庆在《天文与农时》一书的影响下，经多年的长期探索，找到了行星、月球对地球天气发生影响的“对应区”，并绘出了多种天象图。1981年1月，新华社北京17日电报道了他“在长期天气预报研究中获得了突破性重要成就”。1984年2月29日，塔斯社才报导了列宁格勒亚历山大·沃耶伊科夫地球物理观象台的科学家们，得出的“地球气候不仅受大行星天体的影响，而且也受小行星天体的影响”的消息。1988年，栾巨庆在先后完成《行星运动与长期天气、地震预报》等近百万字的著述后，中国气象学去曾专门为他召开了趼讨会。
庄龙甲
庄龙甲（1903—1928） 字鳞森，潍县庄家村（今属潍城区）人，中共潍县党组织创建者。
1921年，庄龙甲毕业于潍县毓华高等小学。秋，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1923年夏由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个人名义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他加入共产党后，在省立一师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在同学中享有很高威信，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宣传能力。不久，即担任了一师党支部书记。
1925年初，根据党的指示，他回到家乡，建立了中共潍县第一个党支部，任书记。并以毓华小学代课教师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在工人、农民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又广泛联系由美国教会办的文华（男中）、文美（女中）两所中学及乐道院医院中进步师生和医护人员。在文华中学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后又组织“马列主义读书会”，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启发了不少青年的革命觉悟，使帝国主义办的学校和医院成了共产党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中心。同年7月，他以国民党潍县直属区分部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他在建立和发展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同时，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在潍城以及东乡和南乡培养了一大批党员。1926年春，潍县已有党、团员200多人。根据中共山东省执委指示，于6月份在茂子庄由他主持召开了中共潍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山东省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潍县执行委员会，他任书记。
1927年9月，他领导了文美中学的罢课斗争。1928年春，领导了砸大柳树（集镇）税局的抗税斗争。
繁重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1928年秋，他服从县委决定，到安丘县杞城村休养治疗，不幸于10月10日被张宗昌军阀当局逮捕。他受尽酷刑，忠贞不屈。10月12日在安丘南流惨遭杀害。当他被推向行刑的铡刀旁时，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庄严地向敌人宣告：“今天你们杀了我一个，明天会有千百万的人站起来杀你们！”随之高呼“共产党万岁”，时年仅25岁。
王全斌
王全斌（1900—1929） 又名佑文、以文，潍县茂子庄（今属潍城区）人。1924年夏毕业于济南山东工业专门学校，回潍后，曾在潍城东关学校和二十里堡师范讲习所任教。1925年春，经庄龙甲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担任毓华小学校长，使这所英美烟草公司开办的学校成了潍县党组织的活动点。
1926年6月，在中共潍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王全斌当选为县执委候补委员。10月，担任县执委宣传委员兼西南乡区委书记。
王全斌不仅自己投身革命，而且还带领亲属一道革命。县委成立后，他在文华中学读书的弟弟王全武，在文美中学读书的妹妹王全珍，侄女王美德，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并都于1926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姐姐王全荣也积极支持革命活动，他家成为潍县一带的革命家庭。他家在东关南大街的一所房子，就是当时革命活动的秘密办事处，后成为县委机关所在地。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王全斌会同庄龙甲坚决执行中共关于争取把国民党县党部的领导权控制在左派手里的指示。5月，国民党潍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改组县党部，当选的全部执、监委都是共产党员。王全斌也当选为执行委员。是年冬，中共潍县执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执委关于“要急速进行武装”的指示，决定建立革命武装，他献出240元购手枪2支，供赤卫队长王兆恭、王永庆使用。1928年春，潍县饥荒严重，他把家里西南乡土地（带麦苗）和12000公斤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还盖了3间房子供穷孩子上学并作为党的活动场所。后来，他还组织领导了制造炸药炸日军列车、砸大柳树税局、破坏潍台公路、抢坡吃坡等活动。1928年6月，潍县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国民党党部委员、恶霸地主王全干反动气焰嚣张，根据县委决定，王全斌、王兆恭等人一起将王全干击毙。
1928年7月，王全斌调仔高密县委书记，他与省委巡视员刘俊才、省委委员王永庆等在高密、诸城、安丘3县交界地建立“贫农会”，举行武装暴动，开展抗粮、抗税、抢坡斗争，暴动持续一个月。同年12月2日，他去济南出席省委扩大会议返回途中，被国民党特务分子认出，不幸落入敌手，被关押在潍县城里公安局所在地城隍庙内，经多次严刑审讯，他坚贞不屈，于1929年1月9日夜惨遭杀害，时年28岁。
张德善
张德善（1905—1930） 潍县柳科村人。8岁父母相继病逝，两个小弟弟也冻饿而死。他领着5岁的二弟，讨饭到胶东一带山村。13岁返乡，靠给地主扛活为生。
1928年初夏，中共潍县县委在潍北组织贫苦农民起来斗争，张德善积极参加，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柳科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麦收前，组织10余名党员和几十名群众，和村中的地主展开了“借粮”斗争，迫使他们每户老老实实交出了2斗粮食，这一胜利，对鼓舞潍北贫苦农民起来斗争，起了很大作用。次年春，他担任了中共潍县第二届县委委员。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为进一步开展工作，他有时提着卖针卖线的柳条篮子，有时背着装有打磨修碾工具的粗布包裹，昼夜活动在潍北几十个村庄，并和牟铭勋、于清书等人，在短短时间发展了几十名党员。1929年5月，他以柳科、荆科等村为主，组织300余人的农民“吃坡”队伍，抢收地主小麦数千亩，在全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6月，叛徒王复元来潍，县委遭到严重破坏，他为整顿农村党的组织，联络失散的同志，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秋，担任了重建的中共潍县县委书记。10月，调省委学习。1930年2月8日，因叛徒出卖，在济南被捕。3月15日，他被拖到审讯室，被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在流血处缠上苘麻，待血凝住，再一片一缕地撕下来……酷刑下，昏死数次，始终没有吐露出党的一点机密。同年12月英勇就义。
孙正梓
孙正梓（1850—1930） 潍县前周家庄村人。幼好学，20岁后专攻书法，即生计困难之时。也锲丽不舍。为节省开支，曾以水当墨、以帚做笔、以桌代纸，后正楷大字独成一体。县内一些书法行家曾说：“正梓大楷，虽写千遍，犹如一版。”潍城富绅丁宅，曾专聘他书写《丁宅家居》，内中相同之字，好事者数遍比较，结论绝似。外地一些名流学者，慕名前来拜求条幅。孙择正派之人相赠，得者如获至宝。他的行书、大草条幅至今仍存，省内一些书法行家欣赏之余，无不对其“柔似龙飞蛇走，硬如断钢截铁”的锋芒之妙赞不绝口。
翟云祥
翟云祥（1893—1930）、朱继孔（1895—1930） 潍县西利渔村人。小时二人结伴放牧，稍大从村人晒盐为生。翟朱二人身体强健，气力过人，可年年拚力干活，也无法维持全家温饱。遂对官府和盐商的层层盘剥产生憎恨心理。1930年秋，国民党地方政府突然宣布停收食盐，盐民们眼睁睁守着大堆盐坨却无法换钱买粮，纷纷跑到盐业公所发泄不满。县府极怕盐民私售，竟下令把已晒成的食盐限期回井作废，翟朱十分恼怒，带头领着乡亲，趁夜间将盐运进村中匿藏。9月8日，数名盐警前往追查，但盐民们矢口否认。盐警指着运盐途中撒落的盐粒，迫众缴出食盐。翟朱挺身而出，当众斥骂盐警，盐警见众怒难犯，一时没敢下手，恨恨而回。次日，一警官率数十名荷枪实弹的盐警，赶着数部马车，进村搜盐。在乡亲们哭喊声中，翟朱为保护盐民利益，赤手空拳与盐警们撕打在一起。村人见状，也纷纷操起锨镢，在街口和盐警们拼斗。警官见盐民人多，掏枪便打，盐警们也对人群胡乱开枪，当场打伤盐民数人。翟朱怒火冲天，分别抓起铁锨直扑警官，警官大恐，连呼救命。数名盐警急速赶来，对二人连开数枪。翟朱饮弹身亡。盐警们见出了人命。弃下马车逃跑，此后一直不敢复回。安葬翟朱二人时，西利渔村民众几乎倾村而出，男女老幼无不痛哭失声，并凑款1200元抚恤两家老小。1932年9月，西利渔村群众为翟朱立“双义碑”，以示怀念。
于清书
于清书（1905—1931） 字画舫，潍县前阙庄村人。小学成绩名列前茅，上中学后，因家境败落，辍学务农。他善书法、喜绘画，作品至今为人收藏。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潍县国民党右派乘机把持了政权，不少革命者被杀，于清书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8月，受县委指示，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9、10两个月，就发展了于全甲、于一川等11名党员和于德甫等10余名团员。11月，担任了阙庄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29年2月，当选为潍县第二届县委委员。
国民党县党部对于清书的革命行动极为仇视，除派人监视、恐吓外，还勾结村里的豪绅准备暗杀他。他置之度外。1929年3月底，他把潍北阙庄一带几个猪鬃厂老板屡次欺侮绑鬃女工的情况，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指示他抓住时机领导罢工。他连夜召开了支部会议，决定以“恒盛德”鬃厂的老板于起为主要打击对象，发动各厂罢工。并赶写了《妇女解放歌》、《绑鬃工人歌》、《工人创世界歌》。教给于芝荣等4名女工党员，让她们分头暗教工人传唱。4月4日早，“恒盛德”90余名女工齐集厂门前唱《绑鬃工人歌》：“绑鬃工人真可怜，做工十二点，还要带夜班……偶然有了错，立逼卷蒲团……思想起来绑鬃十几年，难剩半文钱。”邻厂300多名女工也由事先指定的人带领，赶来声援；农民、学生也参与行动，造成极大声势。毫无准备的各厂老板们，没等天黑，就全部接受了工人代表提出的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等四项条件。这是潍县党组织领导工人罢工取得胜利的第一次，也是山东党组织领导工人罢工，没有流血牺牲取得胜利的第一次。于清书不失时机，5月组织学生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十周年”大会，并亲自带队到各村游行讲演，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县委高度重视他的工作，指示牟铭勋、高松溪等潍北党员与其配合，发动“短工罢市”、“吃坡”斗争。麦收时，短工们唱着于清书编的“可怜穷苦短工汉，鼓打三更天。就往市上蹿……财主们吃什么？吃我血和汗！财主们享福，拿我牛马看！短工们团结一致齐罢市，看他们怎么办”的《短工罢市歌》，迫使地主老财们提高了短工的工资。晚上，他又发动群众，抢收了地主们的数千亩小麦。潍北的斗争，震动了整个鲁东。
1929年7月，于清书调中共山东省临委任秘书，在白色恐怖中，他起草了很多重要文件和宣传材料。在济南，他通过于一川，建立了济南乡师第一个党支部；在青岛，他利用晚上，发动码头工人进行斗争。11月，省临委又遭破坏，他只身返回家乡，参加了县委改组会议，继续担任县委委员。1930年3月18日，县委领导的桥西会暴动失败。书记曹克明叛变，5月6日带人逮捕了他。16日押解济南，关进第一监狱。为搜捕更多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对他施以利诱，他不动；后施酷刑，并给他带上头号镣铐，他仍不屈服。8月，被判死刑。月底，妻子带3岁的次女探监，他望着大放悲声的妻子，抚摸着女儿的小脸说：“……好好抚养孩子，大了为我报仇，为所有的死难烈士报仇！……以前县委机关常驻咱家，我不在后，你一定还要好好接待，转告同志们，学习庄龙甲、王全斌烈士，革命到底……。”
1931年4月5日凌晨，于清书和邓恩铭、刘谦初等22名优秀干部。唱着《国际歌》，在济南纬八路五龙沟刑场英勇就义。1989年4月5日，济南人民为纪念他们，在当年英烈们牺牲的地方建起了纪念碑。
牟鸿礼
牟鸿礼（1905—1931） 字修五，曾用名李若水、孟名三。潍县牟家院村人。8岁入本村毓贤小学读书，1923年考入济南工业染织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学业期满，受党指示，以开办织毛巾、带子的小工厂为掩护，回到潍县开展革命工作。1926年5月，中共潍县第一届县委成立，他当选为县委委员，分工潍北建党工作。不久，建立了小庄子和牟家院支部，并担任了中共潍北区委的第一任书记。
1927年，中共潍县县委书记庄龙甲病重，牟鸿礼协助马宣元主持县委工作。根据当时形势发展，为把党的工作重点由潍南转移潍北，他忍饥受饿，有时一晚走五六个村庄布置工作。1928年5月初的一天，在固堤镇被一警察抓住，他装出给钱的样子趁机将敌人撞倒，转入小巷脱险。第二天早上从家走出。被便衣特务截住，追询牟鸿礼下落。他镇定自若，挥手一指：“牟鸿礼刚进家门，拐过墙角就是。”遂安然走脱。为加强潍南、潍北的统一斗争，他在潍城阜通炭场建立了县委联络站，有时化装为留有胡须的长者，有时打扮成江湖上的郎中，长住联络站领导斗争。10月10日，庄龙甲在安丘县杞城被捕，12日在南流镇壮烈牺牲。为弄清真相，他装扮成小商贩实地调查后，星夜赶回潍南。在庄家村召集县委紧急会议。他强忍悲痛，布置完工作后，在一空烟盒上写下“老子英雄儿好汉，庄稼不收年年盼；死而复生精神存，在与不在何必言；南北东西人知晓，流芳百世万古传”的冠头诗。把庄龙甲在南流被害的情况，转告了同志们。1928年底，国民党潍县公安局长李朝英，下令通缉他。同志们多次劝他撤离联络站，他坚定地说：“闹革命，就有危险，敌人抓，不为奇，只要挺身和他们斗，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在他的领导下，潍县党的工作很快得到恢复，支部发展到10余个，党团员近300名，是山东省党员最多的县份之一。一天，他正在阅读文件，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张明州，突然闯进炭场，他沉着地把张明州及其随从让进里屋，微笑着说：“张团长，你可以把我抓去领赏了！”张摒退左右：“牟先生别误会，兄弟是来请教的。”牟晓以大义，从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到北伐战争。从国民党的背叛革命到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一直谈了几个小时，张激动地拉起他的手，表示极大敬佩。几天后，因叛徒出卖，阜通炭场被敌人包围，牟鸿礼翻墙出走，在特务尾追下闯进张团长家，在张的掩护下化险为夷。
1929年春，牟鸿礼被省委调到青岛工作，后接任市委书记。8月，在他和省临委书记王进仁领导下铲除了叛徒王复元。11月，他领导了青岛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1930年，他陪同省临委书记任国桢，来潍县改组了县委，回青岛后又领导了“赤色五月”的斗争。月底，牟鸿礼到上海汇报工作，被中央调任河南省郑州市委书记。1931年1月18日又调任开封市委书记。2月17日，他在《开封工作报告》中，分析了省会开封的形势，要求省委派宣传、组织干部，充实市委。由于形势恶化，3月26日被捕，多种酷刑下，坚贞不屈。4月下旬，他组织狱中暴动失败，遂遭惨害。
张英
张英（1902—1932） 潍县马家村人，原名马宗显，曾用名马尔赛夫、刘英。8岁入村塾，17岁毕业于高里学堂。1922年，到北京参加了冯玉祥的骑兵队，因武功超人，很快晋升为中尉排长。1925年11月，张英被选送到苏联基辅红军军官学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夏，毕业后被保送到维斯特拉高级军官学校深造。1928年底回国，在中共中央做保卫工作。
1928年，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叛变。次年3月，周恩来派张英到青岛，协助山东党组织铲除叛徒。他带着助手王兆恭，混过青岛海关人员的检查，与省、市委负责人王进仁、牟鸿礼接上关系后，即派王兆恭到济南察看王复元的行迹。王到济南后被捕。省、市委动员傅桂兰装扮成张英眷属，一同赴济。张到济后，在老悦来客栈被捕，关进济南第一公安分局。在鞭子抽、杠子压等酷刑下，他坚不吐供。深夜，为麻痹看守，张英多次借口上厕所，后看守懈怠，张英乘机从鞋底抽出早已备好的铁条捅开手铐脚镣，越墙而出，在老乡处换了衣服，赶回青岛。在市委安置他调养期间，认识张英的丁维樽又叛变投靠了王复元，为斩断王的爪牙，经省、市委周密计划，张英8月10日晚只身来到汇兴西里二楼的丁宅，对丁说中央来人找，叛徒信以为真，走到滋阳路口时，被张英击毙。王复元得知丁被处死，吓得连夜窜到济南，后又惶惶返回青岛。8月16日晚6时，张英和王科仁密切配合，在繁华闹市中心。趁王复元在中山路（原山东路）新盛泰鞋店露面时将其击毙。11月，张英回到潍县，在前阙庄于砚田家出席了县委改组会议，后返上海。
1929年12月16日，张英奉中央指示去河南省，任新建的红32师师长。24日，他率部直逼商城，经冒雪激战，攻克商城并消灭国民党军官兵1000余人。1930年4月，张英改任红1师参谋长，协助师长徐向前挥师京汉线。7月奔袭花园车站，歼国民党钱大钧部1400余名，部队由4月的800多人扩大到3000多人。10月，张英接任师长，并当选为红1军前委委员。11月，红1军挺进长江北岸，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1931年1月，张英改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0师副师长。3月9日在红11师配合下，发起了双桥镇战斗，师长身负重伤后，张英指挥部队全歼了国民党第34师，生俘师长岳维竣及部下5000余人，战后，张英被任命为红10师师长。7月，红10师南下浠水，于曹家集全歼国民党军新编第8旅，活捉旅长王光宗。9月，于洗马畈歼国民党军4个团，缴枪4000余支，俘5000余人。11月7日，张英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25军73师师长。1932年1月13日，张英率师东进，在商城、潢川一带的豆腐店，伏击了蒋介石嫡系军第2师，毙、伤、俘共计4000余人，缴枪2000余支，师长汤恩伯也被其上司撤职。战斗即将结束，张英站在坟头指挥部队乘胜追击时，头部被流弹击中，伤及语言神经，不能说话，后住中央分局疗养。
1932年6月，第四次反“围剿”开始，红4方面军转移外线作战，将在疗养的张英送往上海。同年10月，途经武汉时，被释放的俘虏认出，遂遭逮捕，英勇就义武昌城下。
张眺
张眺（1901—1933） 字鹤眺，原名张星芝，又名叶林，笔名耶林、耶灵、零鱼，潍县寒亭村人。其父张潼1891年中举，系早期同盟会员。受父影响，张眺从小具有爱国民主思想，上小学后，不但成绩优异，而且喜诗文，工美术。1915年高小毕业时就能写出较好的文章，《学步集》70首，现仍存序言。
1921年，张眺任寒亭高等小学校长，他极力推崇白话文，亲自编写《白话文尺牍》，因反对旧学，多次受到地方守旧势力的排斥。冬，他愤然辞职。次年，同徐力夫前往黑龙江省，投奔其兄张逸仙，在呼兰县同善社小学堂任教，并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1924年，他回乡考入济南爱美专科学校。大革命时期，张眺在济南、青岛等地，积极投身马列主义的传播，和陈志玉等人经常交换《向导》、《新青年》等书刊。1926年9月，北伐节节胜利，他在青岛欢欣地写到：“我昔东海上，崂山餐紫霞，新期就金液，飞步登云东”。1927年，张眺在潍城文华中学任教，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开展革命斗争，他多次动员青年到南方参加北伐，并鼓励进步学生参加共产党。到南方去的一些青年来信后，张眺激动地写下：“君去沧江望澄碧，鲸鲵唐突留余迹。一一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魄。”大革命失败后，张眺与党失去了联系，后经文美女中校长徐焕滋资助，于1928年底赴上海寻找组织。
1929年初，张眺在上海未接上组织关系，遂往杭州，考入西湖艺术院。在与党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以非凡的组织才能，带领于海、刘风斯、李可染等大批进步青年，组建了“泼播社”、“一八艺社”等进步团体，使西湖艺术院一度成为杭州市进步思想传播的重要基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察觉到张眺的行动，多次派特务监视打探。1930年初，将张眺逮捕，关押在浙江省陆军第一监狱。因查无实据，经校长林风眠、法籍教授克罗多等人出面交涉，3月底，张眺经保释出狱，即返上海。4月，张眺在上海找到了党，改名叶林，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6月，担任了上海市法南区委宣传部长。年底，改任上海“互济会”、“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党内领导工作。1931年，张眺参与了“左翼作家联盟”、“左翼美术家联盟”的党内领导工作。冬，担任了“美联”的党团书记。1932年初，担任江苏省文委书记，7月接替冯雪峰任“左联”党团书记。此间，为维护党的利益，他用极大毅力，在团结老一辈文化先驱，关心青年作家的成长，揭露姚蓬子等反动文人破坏“左联”的阴谋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1930年至1932年，他的小说《开辟》，直接反映了党领导工人团结战斗的生活；他的小说《村中》，牢牢把握住中央红军反“围剿”这一重大题材，用辛辣的笔墨揭露了国民党政府背叛革命，屠杀无辜人民的罪行。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些作品还属先例。为扩大我党影响，团结进步力量，在党中央上海局的领导下，张眺领导了《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的签名活动，和柳亚子、鲁迅、茅盾、郁达夫等57人，在电文上签署了姓名。为关心、培养青年作家的成长，张眺在繁忙的工作中，用报刊、通讯、谈话等多种形式，对丁玲、何其芳等进行过热情的帮助。在国民党特务分子多次对他追踪下，张眺不得不经常调换住所。1932年底，党通过内线，掌握了敌人要对张眺下毒手的时间，即派冯雪峰、楼适夷前往通知。张眺告别新婚妻子，在地下党交通员帮助下，冒雪离开上海，经杭州、屯溪进入赣东北苏区。
1933年，在闽、浙、赣苏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张眺被选为苏区文化教育部长，同时兼任共产主义学校校长。为培养人才，他以极大热情从事党的教育事业。秋，闽、浙、赣苏区在王明路线的代表曾宏易操纵下，大搞肃反扩大化，张眺被诬为AB团，在江西横峰县葛原镇遇难，终年32岁。1986年，中共潍坊市委组织部为其平反昭雪，恢复了党籍。1988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山东分会40余名专家教授在寒亭区为张眺召开了纪念会。
张峨
张峨（1861—1938） 潍县华疃村人。幼时酷爱用泥团捏制鸡狗猪羊和小人小马等玩物，上私塾后，他捏的东西越来越象，经常惹同窗们哄堂大笑，老师几度用戒尺管教也无济于事。求学第二年，张峨泥塑了一组“先生打学生”的作品：打人者双眉倒竖，怒气冲天，连眼珠也裂在外面；挨打者龇牙张嘴，抓手翘脚，鞋掉一只；旁观者或掩目惊恐，或顿足嘻笑。或面露不平；角落，一学生手拉弹弓，对准打人者后脑壳，跃跃欲试；特别是先生的面部特征、衣帽装饰，塑得绝似。因作品激怒老师，张峨被勒令退学。15岁时，他对帝王将相、云游僧道、弄鬼巫婆、算命先生等人物形象已基本掌握了泥塑要领。18岁时，张峨到冯家花园村拜韩中川为师，专攻塑像、壁画，不到一年，师傅就让他担任了邻村关帝庙的主塑。张峨首次出师，就把人们常见的“蟒袍玉带、持笏胸前、危襟正座”的传统模式，换成“绿袍金冠、赤颜长须、左持《春秋》、右捋美髯”的新造型；特别是关云长那卧蚕眉下，微眯双目的缝中，进射着两颗似能洞察秋毫的眸珠，活显了关羽浩气贯寰宇，英武震华夏的气慨；身后，左站关平，手捧汉寿亭侯金印，眉清目秀，心平气和；右立周仓，紧握青龙偃月刀，勇猛刚毅，横眉怒目。整幅作品，文静武勇，配合得体，周围数村老小，莫不惊叹：“张峨塑活了关公。”张峨的名声传开，手迹数年遍及城乡。他不套模式，不照画册，随手拈来却又各具特色。孙家杨孟村的天齐庙内大小佛神，罗汉小鬼，不下百尊，张峨塑的却毫不雷同。人若来到长眉修目，丰面准鼻，内含慈悲，外露肃穆的佛神阶前，无不肃然起敬；来到绿脸赤发、张牙舞爪的牛怪厉鬼脚下，顿觉阴风飒飒，毛骨悚然。至今老人还说：“当年的天齐庙殿，森严寒栗，单人不敢入内。”
1914年，掖县城修饰地藏王菩萨庙，张峨应聘前往。经多日改饰，主殿和两侧的碧霞宫、送子殿焕然一新。在“送生娘送百子”的定型上彩时，观者络绎不绝。他们亲眼目睹，一个个可爱毕肖的小娃娃，在张峨手下得到“降生”：仰的、趴的、坐的、爬的、摇货郎鼓的、滚皮球的、含手指吮的、搬脚丫啃的……千姿百态，十分喜人。在人们惊呆的目光下，张峨时时转身。眼盯一下围观者身上抱的娃娃，很快捏弄出来，形象极为逼真。这时，一外号“冲二鬼”的乡霸，挤出人群横加指责。张峨一言不发，只用眼神紧盯几下对方。后在庆典仪式上，人们发现，阎罗殿领头的鬼卒猪目鸡腿、勺鼻鼓腮，越端详越象“冲二鬼”。张峨抓谁象谁的高超技艺，风传胶东。青岛复饰湛山寺，塑工画匠齐集，张峨分工主殿壁画，内容是《封神演义》中的神话故事。他在人物造型、设计取材等方面，独出新裁，在围观者和众多的画工塑匠面前，调色运笔，挽袖登架，不一会，一个个气质丰满的人物栩栩如生；一片片如在飘动的白云辉映在壁上，博得阵阵喝采。稍事休息中，张峨针对同行间相互挑剔的通病，诚恳地说：“大家手艺各有所长，却无止境，同行可帮但不可贬，贬人未必能抬己”。他带众人来到“武圣殿”，对在这座殿堂的两位画师讲：“二位师傅的手艺，已属上乘，但到处夸耀自己，贬低别人是不可取的。就您的作品来说，画的虽极好，但也有不尽情理之处。如《张飞矛挑吕布头盔》，矛从头盔中间穿过，而吕布的头并没戳破。这总不可能；再如《取长沙》，箭已射中关羽盔缨，而黄忠依然弓开满月，也不太尽理。不为人注意的细节，往往影响整幅作品的成败。”一席话，使众人心悦诚服。负责“武圣殿”的两位画师主动求张峨指导，张峨也不推辞，和两位画师一道，抹去《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等画面，换上《刀挑红袍》、《秉烛达旦》、《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内容。使“武圣殿”中的主题更为突出。后来，张峨在湛山寺所画的壁画，被人称为第一画师之作，在青岛久久留传“张峨理服众画师，重画武圣殿”的故事。
牟铭勋
牟铭勋（1904—1938） 字鼎三，号竹轩。潍县牟家院村人。11岁入本村毓贤小学读书，1923年考入济南工业染织学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潍北区委书记，曾与于清书、张德善等领导了潍北阙庄、柳科一带的短工罢市，鬃厂、发网女工罢工和农民“吃坡”等斗争。1930年1月，他创办了不定期刊物《呼声》，每期印发三四百份，最多达1000余份。在潍县党的组织几经破坏的情况下，《呼声》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1931年，他担任了中共潍县中心县委组织委员。
1933年7月，省临委组织部长宋明时叛变，省临委和53个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潍县中心县委书记刘良才牺牲，委员有的被捕，有的被迫出走。在和上级失去联系的困难日子里，牟铭勋或奔走于乡村，或化装进出敌人悬赏通缉他的潍城，联络失散同志。安排被害战友遗属，开展地下斗争。为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他自筹经费，历尽艰难，于1934年1月在上海找到了党中央上海局，汇报了山东党组织遭敌人破坏的情况，听取上海局对鲁东工作的指示后，接受了恢复鲁东一带党组织的任务，于1月16日返回潍城。
为尽快恢复党的组织，从1月17日到3月12日，在白色恐怖的鲁东大地上，首先检查了潍南潍北两县的东、西曹庄，耿家小官庄，牟家温庄等四村的党组织。与牟作燕、耿锡章等数十位同志接上关系，然后两次去安丘、昌乐、益都三县，建立了联络点。1934年春节前后，为传达中央指示，他顶着刺骨寒风，踏着没膝大雪赶赴广饶、寿光两县，召开会议布置工作。在潍城广文中学联络站，还通过从胶东脱险的同志，了解到了莱阳、栖霞、牟平、文登四县党组织被叛徒破坏的一些情况。为按规定的日期向中央汇报，3月15日，他再次赴上海，向中央书面报告了回山东后开展工作的情况。
1934年4月18日，牟铭勋接受了中央指示，返潍组建了中共鲁东工作委员会，担任了工委书记。5月，他恢复了坊子一带党的组织，发展党员4名，工会会员12名。6月在寿光、青岛发展党员6名，重建潍县4个支部。7月3日，他第三次赶赴上海向党汇报工作后，被派往东北。
1938年6月，牟铭勋回潍并担任了潍县县委书记。同年10月8日，他去昌邑参加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返潍途中，经潍河岔河口时，被国民党杨秀峰部逮捕杀害。
纪方华
纪方华（1906—1938） 原名鹿省三，山东省莱芜县人，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八支队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
1937年春，中共山东省委任命他为鲁东工委书记，4月，来潍县组建了以耿锡章为书记的中共潍县县委。秋，为建立抗日武装，与县委的同志一道，在华疃、牟家温庄、耿家小官庄等村，广泛发动群众，培养骨干力量。1938年1月24日，在华疃村小学主持召开了起义的预备会议。同月27日，在蔡家栏子村领导武装起义成功，宣布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并任政委。4月7日，七支主力挺进胶东时，在昌邑县瓦城被叛徒金焰杀害。
耿锡章
耿锡章（1884—1938） 潍县东小官庄村人，辛亥革命时期加入同盟会，1915年参加中华革命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春，他历尽艰辛，自筹经费2000元，到大连等地购买枪支，回潍组织并参与领导了固堤起义。起义失败，转入地下坚持斗争。抗战爆发后，他出任了抗战期间第一任中共潍县县委书记，并协助纪方华、王一之等人领导了蔡家栏子起义。1938年5月，起义部队东进后，他和牟铭勋领导成立了敌后抗日救国会。7月，写下《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县同胞书》，在城乡产生巨大影响。8月16日，他在耿家小官庄村发动群众时被国民党军队韩化清部逮捕，当晚绑在牟家温庄东门外，先诱降，后毒打，酷刑下宁死不屈。韩部士兵恼羞成怒，将他五花大绑，扔在点燃的柴草中。大火里，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壮烈牺牲。
杨殿选
杨殿选（1906—1938） 潍县固堤村人。青年时期，为生活所迫，到国民党军队裴昌会部当兵，在江西省同中央红军作战中被俘，释放回家后，他经常对人谈及红军的主张。抗战前夕，潍县进行民众军事训练，被聘为指导，他训练的固提村民众武装，在全县检阅时夺魁，当时群众传唱：“固堤露了脸，多亏杨殿选……”1937年冬，他利用指导的身份，巧妙地从县长厉文礼处领取部分枪支，组成“固堤抗日钢枪队”。1938年春，他率队参加了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任中队长。七支队挺进胶东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黄县战斗中，他冲锋在前，率队俘获黄县杂牌武装50余名士兵，缴枪100余支。东进部队完成任务回师途中，在掖县受到当地迷信团体“红枪会”阻拦，为说服受骗群众，扩大共产党、八路军影响，部队首长反复强调不打第一枪，并令他率队在前。行至土楼村一带时。村中的群众跑出围阻，混入“红枪会”的反动分子乘机挑动，在即将发生冲突的时刻，他严令战士遵守纪律，率队撤至村外，并亲自向群众说明借路抗日的目的。正在宣讲的时候，10余名“红枪会”会徒从高粱地冲出，用红缨枪将他扎死。8月20日，潍县各界抗日组织，在固堤村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用白色挽帐写下的祭文至今保留在寒亭烈士陵园的灵堂中。
牟光仪
牟光仪（1900—1939） 潍县清池村（今属坊子区）人。在亲友资助下，他读完中学，17岁到华丰铁工厂做工，曾代表工人向厂方提出每日8小时工作制，并经过斗争为工人争取到每个星期休班一天的权力。20岁进乐道院当电工。1924年冬，在大石桥路遇一位衣衫褴褛的妇女，怀抱病重的孩子，在寒风中乞讨。他问明小孩病情，毫不犹豫地将刚领的30块大洋相送。
1926年，牟光仪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初，他圆满完成了掩护关向应在潍县视察的任务。在庄龙甲支持下，不到年底，就把美国传教士控制的乐道院办成了潍县党组织印刷机密文件，负责青岛、济南等地党组织联络的一个重要阵地。济南“五三”惨案后，为阻止日军兵车由青岛西犯，他带田化宽等人，扒毁坊子以东10余处地段的铁路，事后转移青岛滋美冷藏公司，在省、市委直接领导下，以工人的身份多次组织了工人罢工。1930年冬，反动当局对他十分注意，一天，趁他检修管道时，派人突然开闸。阿摩尼亚气大量喷出，经抢救才幸免一死，但从此双目失明。党组织护送他回到家乡后，他用顽强的毅力，仍坚持农村地下工作，为党在后来组建抗日武装创造了良好条件。
1939年1月，为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牟光仪代表潍县、昌邑、安丘党组织，与县长厉文礼进行谈判，他义正词严地阐明共产党的立场，后又与国民党山东第8区独立4团团长王有为进行谈判，迫使厉、王接受了团结抗日的主张。3月，他发动群众，多次夜袭潍城、坊子的日伪岗哨，缴枪36支。4月，又在坊子东袭击日军炮楼，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4支，组成抗日游击队，转战潍南、潍北，被群众亲昵地称为“瞎子司令”。5月，到胶东区党委汇报工作，区党委书记王文和5支队司令高锦纯指示他带特务连50名指战员返昌邑、潍县执行扩军任务，他利用15旅旅长张景月和部下团长王炳辰的矛盾，三“请”王炳辰，使王带领100余人枪参加了八路军；8月，带王及扩军后的数百人枪返回胶东（后王炳辰在战斗中光荣牺牲。18日，他当选为胶东区党委常委。9月，调任区党委职工部长。12月，日军对胶东进行大“扫荡”，11日，他在掖县河南村布置转移，次日黎明，被日军包围，在血战中壮烈牺牲。
李玉成
李玉成（1919—1942） 潍县东横沟村人。小时家贫如洗，10岁就给村中的面食户当小伙计。15岁时，他肩挑烧饼油条担子走街串户叫卖。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的教育影响下，参加了家乡的地下斗争。1939年春，日军在固堤村北的邢家庙子设了据点，党组织派李玉成和刘学修打入据点内部，李玉成当上了日军据点的炊事员，与牟圣元、刘学修3人组成地下抗日游击小组。他们多次把获得的情报送出据点，为根据地军民打击日伪军提供了重要依据。1940年秋的一天傍晚，李玉成见日军突然增兵，数辆兵车开进据点，他迅速查明日军人数、武器装备等情况，让牟圣元火速把情报送到了地下联络站，使县委机关及时转移。第二天拂晓，大批日伪军在潍北转了一天，一个八路也没碰上，丧气而归。
李玉成在日军据点，隐蔽斗争3年之久，他利用外出买办的条件，有机会就盗取日军的子弹，有时一次多达数百发，使敌人对他产生了怀疑。1942年4月的一天，他用一块大浴巾，包起了大量机枪子弹，出据点时，被查出，日军小队长下令剥净他全身的衣服，严刑拷打，他一声不吭。日军士兵暴跳如雷，用铁丝反绑他的双手，押到固堤村里，绑在一棵柳树上，用刺刀挑死。 张瑞芝（1882—1942） 字辑吾，潍县寒亭村人，是县内由日本引进宽幅织布机的带头人。青年时期。张瑞芝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他变卖部分家产，从日本引进六台脚踏式织布机试织，所出宽幅棉布产品质地良好，较之土产棉布更为光滑均匀。为了提供国货，抵制外洋经济侵略，他将此布命名为“爱国布”。次年，又用在日本所学的“新染色”法配料，试染色布获得成功。李瑞芝本想由此大力发展新型染织业，惜几经呼吁，无人赞助。在实业救国之路上碰了壁，遂在1911年初参加了革命军，任淮泗讨虏军军需。中华民国建立不久，袁世凯复辟，他见军阀混战，虽有民国之名，然无民权之实，便意冷心灰，转往苏联经商。抗战爆发后，由苏联转回新疆伊宁县，又办起“赛艺新”工厂，力求发展染织业，并发明了两种织布机器，登载于当时的新疆报刊上，但仍无人理睬。他万念俱灰，忧郁而死。
考斌之
考斌之（1903—1942） 字双英，潍县大考家村（今潍城区）人。在小学读书时，性情机敏，好胜心强。上中学后，酷爱各项体育活动，多次取得潍城体育比赛的中、长跑冠军。一次，省举行中学生体育运动会，潍县没派代表，他私往济南参赛，荣获3个项目第一。消息传来，潍县教育界人士抬着彩轿，奏着军乐到火车站迎接。中学毕业后，为谋生投奔了孙殿英部，后因孙部被傅作义、马鸿逵联合击溃，返回家乡。
抗战爆发后，考斌之任山东省第8区抗日游击队独立1团团长，后被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收编，被任命为战区挺进队2纵队4支队上校支队长。考部军纪极严，绝不允许部下欺侮百姓。1940年春，一位农家大嫂找到他，哭诉一位“官长”在集市上抢走她的一双布鞋，并威胁说：讲出去要你的命。考大怒。令全团列队，亲陪大嫂逐营查找，认出抢夺布鞋的人为本家子弟考述绪。他铁青着脸。不顾大嫂下跪阻拦和部下说情，即令把考述绪枪决。后流泪对大嫂和部下说：“述绪虽是我本家子弟，但人人和他那样对待百姓，我的部队与欺压咱中国人的日寇有什么区别……？”同年冬，于学忠命考斌之率部到安徽省阜阳县领取枪支，扩大山东抗日武装。他冒着风雪，冲破日伪军层层关卡，比同去的两个团早回半月多。1941年夏，他率一个连兵力，通过前阙庄村时，周围据点的日伪军闻讯夹击，他手持步枪，远距离把为首的日军军官击毙后，命卫士班迅速占领小河村的圩河桥，消灭了数十名日军。1942年春，他带一营兵力，无一伤亡地巧取了潍城西流饭桥日伪据点。赶来救援的各路日军，被撤出据点的考部挑起误会，相互激战一场。群众对考斌之的抗日行动，极为称赞，并把这支队伍誉为“考团”。
数年间，考斌之带领部队，同日伪军作战70余次，特别是东毕家村保卫战、固堤镇偷袭、烟潍路阻击等战斗，杀日寇、烧汽车，使日伪军对他恨之入骨。1942年9月19日深夜，他率特务连和机枪连，在柳科村被日军重兵包围，战斗中击毙日军官兵100余名。20日拂晓，考部弹药将尽，人员有极大伤亡，他下令向荆科村方向突围。数挺机枪集中子弹，在包围圈中打开一道口子，他迅速带人冲杀过去，当冲到离荆科村不远的地方时，日军第二道防线10余挺轻重机枪一起开火，考斌之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王学贵
王学贵（1885—1943） 潍县固堤场村人。幼时，跟父务农。稍大，随村邻捕鱼捞虾。他为人忠厚耿直，性情刚烈大胆。1928年夏，海匪聚集100余人，窜至固堤场村抢劫，王学贵和村人奋起抵抗，搏斗中乡邻惨死12人，重伤10余人，眼睁睁见海匪把大批财物抢掠一空。次年春，他和同村数人出海，在白浪河入海口，恰遇去年指挥抢劫的匪首和一匪徒，便暗示同伴悄悄靠近，匪首察觉不妙，正要掏武器，他猛扑上去，将其一拳击倒，众人遂即拥上，将二匪活活打死。1943年春，寿潍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日伪军疯狂“扫荡”下，暂时转移到北部沿海村庄。固堤场村驻进了农救会、青救会、供给处、粮站等8个单位，存放大宗物资。5月18日，日、伪军100余人，从固堤、泊子一带，赶到固堤场偷袭。幸地下交通人员报信，8个单位的工作人员才在群众帮助下携带物资转移。日伪军扑空后，抓住了王学贵、郑相贞两人。当晚日伪军强逼二人带路寻找八路机关，是夜天色奇黑，王学贵利用路熟的条件，和郑相贞紧密配合，领着日伪军进入荒滩，忽而东，忽而西，不久就使日伪军晕头转向，一直转到东方发白，还没走出荒滩。上当受骗的日军士兵气急败坏，嚎叫着一拥而上，将学贵乱刀捅死。
王炳辰
王炳辰（1914—1943） 又名王文升，潍县台底村人。少时在家乡求学，15岁于济南读书，18岁考入北平大学。1937年冬，投笔从戎。在寿光、潍县北部组成了近400人的抗日武装。1938年春，国民党15旅旅长张景月收编了这支部队。在与张的接触中，王炳辰越来越看清张景月反共反人民的目的，多次与副手王俊升、宋伯虎商讨脱离张景月控制的计划。张察觉王炳辰越来越不服从制约，遂于8月初的一天，以商讨军务为由，哄骗他前往，企图“吃掉”这支部队。王炳辰在王、宋等人劝阻下没有赴会，可代其前往的王俊升、宋伯虎等人在15旅旅部被张扣留暗杀。1939年4月，他的处境愈来愈难，这时，共产党员牟光仪经人介绍，代表党多次与他接触，恳谈局势，使其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了更深的了解。6月，毅然起义，率部参加了八路军。8月，他克服极大困难，带领100余人到达胶东，受到胶东区党委书记王文和5支队司令员高锦纯的热烈欢迎。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11月，王炳辰率200余人，奉命西下，在昌邑北部与杨新元部组成一个团，负责开辟昌潍北部抗日根据地。12月底，杨新元叛变投敌，把部队拉走大半，并公开杀害抗日军民。1942年1月20日，王炳辰经过做瓦解叛军的大量工作后，率部击溃了杨新元部，使昌邑灶户到潍县走马岭一带抗日根据蚋更加巩固。19d3年春，他任刚组建的昌潍独立团副团长，9月，奉命到寿光开会，途经大家洼村时，被张景月部包围，因孤立无援，激战后与10余位同志一起壮烈牺牲。
王振东
王振东（1877—1944） 潍县仓上村人。14岁当建筑小工，20岁从师王振圣学习砖雕，30岁时已成为潍县东乡有名气的砖雕师傅。
王振东的砖雕，既不需模制，也不要塑坯，而是用各种各样的刀、凿，直接将熟砖雕成。他一生从事砖雕近50年，无论潍城乐道院东北角的两幢圆尖楼房，还是城内无数大户的房、庭、楼、阁，或属普通群众家中的民房、坟茔，都受到过人们的赞赏和欢迎。他最拿手的技艺，是农户家中的影壁墙。他在影壁的底座上，一般雕刻荷花、鱼和水纹的图案，象征着“连年有余”。在影壁的心子中，或斜砌水磨方砖，不设任何图案，让人有天地广阔之感；或雕一福、禄、寿、禧等巨幅大字，使人生吉祥古朴之情。影壁的两边和上层，则根据不同的家庭条件和爱好，分别用平整方正的磨砖，雕出“三阳开泰”、“六合同春”、“犀牛望月”、“海马朝云”、“丹凤朝阳”、“鹏程万里”、“狮子滚球”、“佛手”、“寿桃”……等等内容，天衣无缝地衔接起来，垒于其中。针对一些诗书人家的要求，他雕成的梅、兰、竹、菊，或两旁的各种对联，也各不雷同。造型极为生动，不论花、草，还是鸟、兽，让人观后，无不感到活龙活现。他的砖雕既有固定程式，又有多样变化。无论是阴刻、阳刻、平雕、浮雕和透雕的穿插，还是砖雕与木雕、石雕的组合，无不恰到好处。除去特殊情况，砖雕从不上色，显得清雅大方，整体感强，达到了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郑汉林
郑汉林（1917—1944） 潍县大湾口村人。1939年4月参加八路军，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排、连长等职。1943年春，他率一个排兵力，一枪未发，智取了驻昌邑县青乡的伪盐警队，活捉“盐狗子”30余人。1943年8月，国民党四纵队十支队队长夏震东，率部侵入寿潍抗日根据地，为诱歼夏部，他奉命只率一个连兵力进驻萧家营村。夏部见八路军人少，纠集近千人扑向萧家营。战斗刚打响，他佯败西行，引敌进入沈家营以北的伏击圈，经激战，毙俘夏部官兵800余人，夏震东只带少数人马逃走。1943年仲秋节，驻昌邑县徐家村据点的日伪军，企图去马渠一带抢掠，郑闻讯，即率连队赶到白塔、龙池设伏。当100余名日伪军走到龙池村南门时，被他布下的一个排迎头痛击一场，在日伪军慌乱时，埋伏于白塔村的郑汉林率两个排兵力跑步赶到，经激战，活捉日军官兵3人，毙伤日伪军90余人，缴六○炮1门，轻机枪1挺，长短枪100余支。战后，当地群众编歌传唱：“郑连长，气昂昂，带领战士进了庄，一声令下齐开火。消灭汉奸一大帮，缴获枪炮百余杆，活捉鬼子小队长……。”潍北、昌北的日伪人员，在同郑汉林数十次战斗中损失惨重，后提及他无不胆战心惊，诬他的连队为“疯狗连”，称他为“疯狗连长”。1944年秋，在拔除昌邑县徐家村日伪据点的战斗中，他在前沿观察时被子弹击中头部牺牲。
王武吉
王武吉（1915—1944） 潍县北辛庄村人。15岁参加革命，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6月20日，他所在的武工队被日伪军近200人包围在于家码头村，在掩护战友突围时，右腿被击中，仍咬着牙还击。战友突围后，他向蔡家栏子村爬行转移。途中，伪军见其受伤，从四面围来，他宁死不做俘虏，把仅有的4枚手榴弹拉弦集中，待10余名伪军靠近身边后猛力一拉，与6名伪军同归于尽。
赵家成
赵家成（1917—1944） 潍县蔡家栏子村人。小时酷爱弹弓，有绝技，30米以内的麻雀难逃其手。1939年3月，他没告诉家人就参加了八路军，在部队练就一手好枪法。1940年1月，与战友到昌邑县城执行侦察任务，被日伪军发现，为掩护同志，他独自断后，单枪阻击着13名追兵。他隐蔽在一座坟后，追兵露面一个，击毙一个；靠近两个，打死一双，11名伪军横尸旷野，余下的两名伪军仓惶逃窜，他把缴获的枪枝弹药集中起来，找人帮忙运往部队。同年2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8月，他奉命侦察蔡家栏子村的日伪军据点，当他化装回村后，家中方知3年未见的家成参加了八路军，悲喜交加之余，全家掩护他完成了侦察任务。归途中，在走马岭村东遭到了20余名日伪军士兵的追击，他抽出腰间的双枪一挥，追在最前的一名日军士兵和一名伪军士兵应声倒地，余皆吓得掉头逃窜。1944年，他任西海军分区侦察连副连长，5月在瓦城与日军的一次激战中捐躯。
王子彬
王子彬（1915—1946） 潍县崔家官庄村人。1938年入伍，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3月，任武工队指导员。1943年6月7日，他得悉驻固堤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宁岗二郎率6名日军和20余名伪军到北于家码头骚扰，即带武工队事先赶到北于家码头村外的高粱地埋伏，他装扮成农民，在田里锄地。上午9时许，日伪军骑着自行车进入武工队的伏击圈，他按规定暗号，用烟袋锅连磕锄头三下，顿时枪声大作，仅用5分钟，除3名伪军逃走，余者皆被毙俘。1945年，调潍北独立营任一连指导员，次年在“王固庄惨案”中遇难。
郑军三
郑军三（1913—1946） 原名郑相凯，潍县固堤场村人。青少年时期，求学10年，后回家务农。1937年7月13日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部队首长见他作战勇敢，有文化，让他到“抗大”学习。毕业后分回潍县，任县大队副大队长。
抗战初期，潍北一带形势复杂，一些劣绅打着抗日旗号乱拉武装，鱼肉乡里。郑军三多次对这些队伍提出警告，但活动在沿海一带的徐瑞云部，自恃“百人百枪”，仍骚扰央子一带的村庄。1939年10月，徐部二中队50余人从昌邑县境进驻大湾口村，经地下党员路兆辉报告，郑军三即率县大队将其聚歼于大湾口。春节期间，他又得消息，徐部一中队在河北岭子村驻扎过节。经县委批准，他率县大队，一枪未发地摸进河北岭子村，把徐部一中队50余人枪全部俘获。从此，潍北的抗战形势明显好转。1940年3月的一天，他带领部分战士，在昌邑龙池与日伪军相遇。激战至晚，部队被冲散。混战中他连毙日伪士兵数名，缴枪5支，冲出包围方觉与战友失去联系。便不顾极度疲劳，赶到皂户村，把枪存在孙泽民家，后转移出村，次日又返回孙家取枪归队。战友因昨晚不见郑军三回归，以为他已牺牲，正悲痛时，忽见他独负5枪出现，皆欣喜若狂。同年5月，神堂子村的张歧山投靠日伪，在报庄子村奸杀妇女，强抢民财。县委几次听到群众哭诉，决定除霸。他接受任务后，单人独枪，夜进报庄子村，将张歧山处死。
潍北一带的日伪人员，提及郑军三，无不恨之入骨，几次密谋暗杀未成。1943年秋，派小时与他为友、时已成为国民党暗杀团负责人的郑相彦出面，除掉他。郑相彦开始想说服郑军三投降，但郑军三不为小时友情所动，郑相彦遂组织数人，隐藏在固堤场村，寻机下手。地下党组织察觉到郑相彦投敌，立即将其逮捕。审讯中，郑相彦咬定郑军三是暗杀团成员，在一时没法查明是非情况下，郑军三被下枪、撤职，当作重大特务嫌疑犯关押。在蒙受冤屈的情况下，他全面接受组织审查。1944年春。两名武装战士从昌邑解押他西行，途经西利渔村口，忽见一日军军官纵马经过，两战士恐被发现，令他卧倒。他对战士说：“就是一个日本人，怕什么？”取得战士同意以后，伸手拿枪把日军军官击毙，获军马一匹。渤海军区5分区司令员赵寄舟闻知此案后，亲自插手，证实纯属冤案，下令处死了郑相彦，把郑军三调到分区部队，任直属三连连长。1945年初，赵寄舟率三连驻报庄子村，获悉大湾口村伪军有机枪一挺，时整个分区部队机枪很少，赵很想弄到手。郑军三力争夺枪任务后，带三人逼近大湾口村，搞掉了外围岗哨，乘黑夜接近街口机枪处，并让三战士齐喊：“八路进北门了，快打啊！”在敌人纷纷惊恐跑出时，他只身闯入存放机枪处，假以敌人口气，对守枪伪军喝道：“八路来了，愣着干什么？快拿枪来！”说着夺过机枪，照着慌乱的伪军猛射一梭，迅速撤离。赵寄舟面对崭新的机枪，当即对他大加表扬。
抗战刚胜利，郑军三调往分区海防大队任副大队长。他带领战士自寿光羊口，到昌邑下营，忽而海上，忽而陆地，沿百里海岸，狠狠打击敌人，曾荣获一等功、三等功各一次。多年的战争生涯，使他积劳成疾，经多方诊治无效，1946年在羊口病故。
单连岱
单连岱（1911—1948） 潍县东曹庄村人。1938年入伍，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0月，任昌潍独立营连指导员。在开辟潍县抗日根据地的战斗中，多次配合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敌人。1943年夏，参加了胶济线上孟家圈炸翻日军火车的战斗，打乱了日、伪军对渤海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部署。
1946年春，单连岱任潍北独立营政治协理员。部队驻王固庄村时，营长等人去西海军分区开会，他负责全营工作。3月26日拂晓，张天佐所属的秦贯三、范企奭部3000余人，在国民党第8军配合下，突然包围了王固庄村。他果断地命令：一连守村的东南面，二连守西南面，三连守西北面，区中队和民兵、自卫团配合行动。当张部靠近围墙时，各连先用喊话方式展开政治攻势：“不准破坏停战协定！”“谁打响第一枪谁负责！”张部无视警告，发起猛攻。单连岱一声令下，独立营的步、机枪一齐开火，经40分钟激战，敌人抛下大批尸体逃窜。战斗间隙.单连岱令各连连长、指导员迅速赶来，并冷静指出：“形势对我们非常危急，我已向军区请求支援，但在大白天，从十几倍兵力于我的包围中突出去，根本不行，只有坚持到晚上设法突围！”8时左右，王固庄村四周的田野上，枪声不断，在张部连续发动进攻下，单连岱来往奔跑在各个阵地上，指挥战士们击退了敌人数次猛攻。每走到一处，总是反复叮嘱战士：“瞄准再打！节省子弹！”9时，张部1000余人分成若干小股，向王固庄村涌来。战士们伤亡惨重。阵地被突破几处口子，身上数处负伤的单连岱率战士拚力撕杀，在惨烈的围墙争夺战中坚不后退。冲入村中的张部士兵放起数处大火，火势很快吞没半个村庄。独立营战士虽杀伤张部600余人，但自己也仅余几十个人。身负重伤的单连岱，把一连连长孙德胜、二连指导员李柏树、通讯班长崔希尧等叫到跟前，断断续续地说：“一定要设法……突出去！”当大伙背起他突围时，他已停止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