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到1956年，在贯彻婚姻法、土地改革、划分农村阶级成分、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管制反革命分子、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及安置大批（7584名）复员军人等复杂工作中，促成了1956年秋的一次信访高潮，群众来信来访达2060人（次），反映的主要问题为婚姻、代耕、军人安置和乡村干部作风等。其中，婚姻纠纷占25％，反映代耕和复员军人安置占40％。一些上访者跑到县政府驻地，指名找书记、县长为之解决问题。政府多次专题召开区、乡领导人会议。书记、县长、区长深入基层，广大干部到群众中调查研究，多数问题得以就地解决。1958年，有干部、教师450余人被打成“右派”。其后“大跃进”中许多干部头脑发热、作风粗暴，伤害了群众，一些敢讲真话的人，或被拔了“白旗”，或被扣上“右倾分子”帽子大加批判。1959年虽给大多数“右派”摘去帽子，但农村干部受“五风”、“一平二调”影响，违法乱纪现象仍呈上升趋势，个别生产队发生干部逼死人的事。据此，1962年在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计划和对干部进行甄别之际，出现又一次信访高潮。年底，全县受理来信来访2100人（次），要求落实政策和反映农村干部作风的占三分之二。政府对此虽十分重视，也处理了一批严重违法乱纪的社队干部，但限于当时政策，对某些要求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使不少人留有“政治尾巴”而意见满腹。1963年后，“社会主义教育”、“四清”、“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知青上山下乡”、“教师下放”、“一打三反”等运动接连不断，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因而信访人次剧增，仅1970年，就有590人（次）越级上访。不少人的态度是“弄不清问题绝不回家”。为解决这次信访高潮，花去大量人财物力，但终因政策规定太死太“左”，绝大多数人（约占来信来访的60％）的问题，无法得到圆满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潍县在历次政治运动和十年动乱中造成的冤假错案，以及几十年积累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集中爆发出来，形成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信访高潮。仅1979、1980两年，就受理来信来访7832件（次），有近千人次越级上访，46人进京。为解决上述问题，县里组成了庞大的工作班子，耗资近千万元。历五年时间，才先后为4500余人落实了政策。只教育局一个单位，纠正平反838人。其中，被错划为右派的351人；反右倾中受到错误处理的74人，“文革”中受错误处理的108人，历次运动中留有“政治尾巴”的176人。1986年，区内来信来访转为以反映承包合同、
干部作风、邻里纠纷等为主，一度出现高潮，该年底和1987年初，区党政领导曾陷于“上班人围、吃饭人陪、走路人追”的困境。区信访部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分析了当时形势特点，认为：区领导处结信访案件越多，乡镇村和区直部门的干部威信就越低；区领导越忙，则下级干部越闲，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于是决定把区内信访工作的重点放到乡镇村和区直各部门中去。为提高其政策水平和工作效率，区政府抽调力量充实了基层信访队伍，并实施和逐步完善“三联单”信访工作制。即一联存根，填写反映情况的性质，承办单位和转办日期，用以催办和掌握办案进度；二联是转办要求通知单，向承办单位提出处理要求和时间；三联是查处情况报告单，由承办单位填报查处情况，对未能及时报告的，采取发函陛办和让承办单位汇报等办法解决。对处理不当，信访人有意见的，向承办单位查明问题，限期予以重新处理，达到处结合乎政策规定，信访人又基本满意为止。自采取凡能在各级范围内解决则各级负责到底的办法后，重复信访和越级信访大为减少。1987年，全区受理信访案件3581件（次），重复和越级信访率只有1.3％，查结率达到100％。1988年全区受理信访案件4212件（次），查处率100％，其中，区信访办公室受理的295件（次）中，对区委区政府领导提出批评建议的居首位，占22.4％；其次为反映干部作风的，占13.6％；再次为民事纠纷，占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