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县内贷款主要有三种形式。一为“合会”，参加者多为农村不太富裕的农户，带有共济互助性质。用款期短息低（月息一般不超过5厘），寒亭、固堤、双杨、穆村等地此种组织较多。二是银号发票放款，多面向工商业户，月息1分2厘左右，抗战开始后月息6分，1943年增为12分，潍城解放前夕达27分。三为高利贷，主办者大都属富绅，贷款者多为遭意外事故的农户或灾荒年景的广大农民，款、粮均贷，贷款者月息一般为3分5厘，个别年份达“借一还二”，归款有困难者须经“指地作保”手续（立契约）。贷粮者也称借粮，春借一斗，秋还二斗或三斗，也有借粮还钱者，月息7至10分。无力偿还者，被逼的典妻当子、举家外逃之人到处可见。农村实行土改后，各“合会”和高利贷活动逐渐消失。
农业贷款 1943年，抗日民主政府实业科为支持农民生产，开始发放豆饼、棉花等实物，调剂了根据地余缺，农民归还时也大都用等量实物（主要为粮食）归贷。1946年，民主政府实业科成立贷款所，开始发放少量款额。1947年，共发放贷款1667万元（北海币），其中，农业贷款1194万元，渔盐贷款84万元，小本商贩贷款389万元。1949年，境内发放贷粮38.8万公斤，贷款33.34万元，（旧人民币），扶持农民买豆饼11.5万公斤，麸子0.6万公斤，烤烟煤12.5万公斤，菜种84斤，麦种0.65万公斤，三年恢复期间，在贷款种类上分为生产费用、生产自救、副业等。共发放贷款130万元。收回113万元。“一五”时期，实行“存贷两条线”管理方法，即存款上缴，贷款下拨，比较适应当时农业生产的需要。1953年，依据上级下拨的农贷款额指标，先在农村有代表性的乡、村、组、户调查摸底，按不同季节和群众不同要求，再把贷款款额分解，有计划、有重点地分配给各区、乡。到1957年底。共发放各项农业贷款956万元，收回694万元。1958年秋后，受“大跃进”运动影响，农村基层营业所全部下放到人民公社，在公社统一领导下，组成信用部。由于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在毫无归贷措施情况下，把大量农贷资金用于一些无效益的工程上，盲目支持了部分群众根本不愿办的项目。有的社队挪用信贷资金，作为财政性开支，使贷款大量沉淀，加重了社队债务负担。1959年，境内经整顿，虽明确了工业、商业、农业贷款必须专款专用，但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损失。1962年，为提高生产力，发放1至5年无息贷款45万元，经上级批准豁免合作基金贷款59万元，使部份社队购置了耕牛、大中型农具、农业机械和其它生产设备。整个“二五”期间，累计发放农业贷款1092万元，收回803万元，到1962年底，农业贷款余额341万元。三年调整时期，加强了农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投放，仅1963年就发放购买耕畜、肥料、农药、各种农机具和运输工具等专项贷款174万元，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大发展。1964年，县内受特大海潮特大暴雨的两次袭击，为生产救灾，银行发放救灾贷款159万元，信用社发放118万元，1965年，境内对1961年前的旧贷款进行了清理，经过在二十里堡人民公社的清贷试点，8月在全县铺开，到年底。银行豁免202.7万元，信用社豁免81万元。调整时期，共发放农业贷款865万元，收回713万元。“三五”期间，受“文化大革命”干扰，曾一度出现“贷贫不敢贷富”和“管贷不管用”现象，致使农业生产徘徊不前，至1970年，粮食生产一直没突破1966
年水平。由于金融部门干部职工敢于顶住干挠，使“三五”期间发放的1437万元农业贷款全部收回。“四五”时期。县内社办工业有较大发展，农村商业网点也有所增多，农业贷款数额年年加大。1971年4月，对1965年清贷豁免工作重新进行了审查，最后核定豁免298万元。旧贷豁免虽暂时减轻了部分社队和社员的债务负担，但造成了不良后果，不少群众和基层干部产生等待豁免和废债的依赖思想，一些人还错误地认为贷款可拖欠不还，使“有借有还”的贷款原则受到极大冲击。“四五”期间，共发放农业贷款3314万元，农贷余额达到1293万元。“五五”期间，农贷工作起伏波折，1976年底，农业贷款年末余额突破2000万元，后又受“大搞石油、化工、重工”的影响，社办企业大上“小化肥、小煤窑”，仅购置生产设备一项，1976年至1978年信用社就发放贷款1032万元，银行发放301万元；此外，信用社还发放社办企业原材物料贷款806万元，致使1978年末农业贷款余额达到2195万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加强了社队企业的信贷管理，并设置了企业信贷员，把70年代开始实行的“信贷包干”办法变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包干”，使信贷工作出现了新景象，“五五”期间，共发放各项农业贷款10537万元，贷款余额减少为1455万元，截止1983年底，境内农业贷款年末余额为3766万元，其中，农村商业贷款3458万元，社队企业贷款132万元，国营农办工商业贷款56万元，国营农业贷款17万元。1984年，寒亭区受“全民经商办企业”严重影响，农业贷款门户大开，致使年末余额增为8755万元，其中，农村商业贷款年末余额为6392万元，比1983年增长84.8％；社队企业贷款年末余额为1060万元，比1983年增长703％；个体工商户贷款1174万元。大量农贷资金涌入社会，对境内经济繁荣虽起到一定作用，但也产生严重后果，使不少资金造成呆滞和沉淀。1985年，开始严格信贷制度，尽最大力量回笼货币，到1988年底，农业贷款年末余额缩小为4797万元，比1984年减少3958万元。
工商贷款 建国初期，工商贷款办法主要有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两种，主要对象是私营工商业者。三年恢复时期，工商贷款年末余额平均为5.66万元，其中工业占23.5％，商业占76.5％。1956年，银行对全县手工业合作社进行调查摸底，集中资金扶持制鬃、年画、织布等业生产合作社，使工业产值达到1820万元；同时，为加快商品流通，对国营商业和农村商业进行有重点地扶持，年末，全县工商贷款余额达514万元。1957年，银行积极组织资金，重点扶持棉纺织业的生产和群众急需的商品进货，使年末商品零售总额突破1000万元；工业方面仅棉纺织一项就创产值991.5万元。1958年，受“大办钢铁”严重影响，银行贷出大量资金投向“钢铁工业”，同时还支持各公社铁木联合社生产翻土器、移苗器、牵引犁、密植耧等产品，致使工业贷款年末余额达128万元，比1957年增长15倍，1959年后，由于工业产品积压和报废，造成了工业贷款大量呆滞和沉淀。银行部门自1960年开始，尽力扶持工业生产，但终因“大跃进”造成的破坏，使工业生产长时间没有突破1957年水平。直到1972年，工业贷款年末余额才超过1958年。1959年，商业部门因受“五风”严重影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有较大回落，到1961年。商业贷款年末余额仅249万元，比1956年减少255万元。1962年，为缓解市场供需矛盾，银行组织力量，帮助商业部门购进大批群众急需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年底，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599万元，商业贷款年末余额首次突破1000万元，对平抑市场物价，稳定群众情绪起到极大作用。三年调整时期，县内适当控制货币投放，工商贷款余额年均705.7万元，其中工业贷款占9.3％。商业贷款占90.7％，“三五”期间，县内工商贷款年末余额年均1103.2万元，其中工业贷款仅占3.6％，商业贷款占96.4％，1970年后，工业开始发展，贷款余额逐年递增，至1977年，工商贷款年末余额达2304万元，其中工业占31％，商业占69％。截止1982年，潍县工业贷款年末余额为1000万元，商业贷款年末余额为1196万元。1984年，寒亭区在工业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受激进思想影响，资金严重失控，工业贷款年末余额达3645万元.比1982年原潍县增长260％；商业贷款年末余额7611万元，比1982年增长536％。1985年开始，严格信贷管理，银行多次派人深入工商部门扶持经营，以便尽快归贷，但因部分工厂管理不善，亏损加大，造成部分贷款沉淀；一些商店进货积压严重，库存量逐年加大，造成大量资金呆滞。1988年，区内工商贷款年末余额为14016万元，其中工业贷款62
86万元，占45％；商业贷款7730万元，占55％。
基本建设贷款 “一五”期间，为扶持手工业生产，先后贷款34万元更新设备，建筑厂房。“二五”期间，受“大跃进”影响，建起“炼钢厂”、“炼焦厂”等毫无效益的厂矿单位，先后投资716万元，为“一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的21倍。1963年后，县内严格控制基建投资，至1970年，方因实际需要，为厂矿企事业单位适当加大投资规模。1976年至1979年，基建投资年均681.7万元。1980年，基本建设投资逐年下降，至1983年，潍县基本建设年末投资总额为526万元。1984年开始，寒亭区基本建设投资规模逐年上升，至1985年，仅固定资产贷款年末余额就达1653万元。1986年，因大量基建项目一时无法“下马”，年底，固定资产贷款余额高达5597万元，比1985年增长239％。1988年，寒亭区经清理在建项目，压缩了部分投资，虽遏止了基建投资规模，但年末固定资产贷款余额已达8110万元。其中，由于管理不严，个别机关、团体和工商企事业单位“长官意志”严重，致使部分资金已经转化为超标准建房、购制小汽车和高档办公用具等项用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