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财政体制为中央集权，田赋为国家正供，县内有固定常额，官俸役食银开支有固定数额，其田赋、牙杂税等项收入，除坐支县衙官吏、杂役薪俸费用（数额一般为收入的十分之一），全部上解。1912年开始，县财政收支由省统管，田赋、统税、附加捐税等项收入全部解省，县公署按月向省请领政费，省按月发给支付命令，1925年后，张宗昌督鲁期间，政失常轨，县内财政章法混乱。1929年，县内始有年度收支预算，其田赋正税、货物税、营业税等属中央、省级收入项目，尽收尽解；田赋附捐、杂税等归地方开支。1940年，境内实行重庆国民政府颁布的战时财政法规，地方政府按田赋常额折实征收，各项税收皆由地方代征，供军政费用开支。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县财政开始为自筹自支，后逐步实行合理负担征收公粮。1942年后，财政收入全部上缴胶东行署，县财政科为一级领报单位，人员经费开支按月向行署领报、结算，县内不搞财政收支平衡。建国初期，仍实行收入全部上缴，支出由专署拨给和年终结余上交制度。
1953年，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预算收入分国家固定收入、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调剂分成收入三种，预算支出，按单位隶属关系划分。1959年至1966年，实行“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省、地对县核定支出，核定收入，总额分成。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1967年至1970年，财政体制改为“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即上级核定收入任务，核定支出指标，收入全部上缴，完成好坏与支出没有直接关系。1971年至1979年，实行“定收定支，保证上交，超收分成，结余留用”。1980年至1981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1982年至1983年，实行“划分收支、总额分成”，此办法是在“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基数上。将工商税纳入地方收入基数之上，同包干支出数比较，得出地方留成比例和上交比例。从1984年起，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结余归已，赤字自负”的财政体制，同时按规定，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取消区办工业“五五”分成和工商税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