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证文选
赵秉忠状元卷试探（节选）
吴永昶
“状元卷”的写作形式，体现了明朝八股文的特点
科举考试，评卷、录取须有标准，必然要求试文文体统一，这样，八股文就应需而生了。八股源于唐宋诗赋的“排偶”和南宋经义题的“定格”，经元朝和明前期的发展，至成化、弘治间（1465～1505）终于形成，至嘉靖年间最盛，以后继续发展。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对明朝八股文作过精辟阐述。关于八股文的首尾，他这样写道：
“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
可见，明代八股文，首尾由破题、承题、原起、大结四部分组成，万历年间不用原起，则只剩三部分了。
关于“股”和“八股”，顾炎武以例说明：“股者对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可见，明朝八股文还包括起讲、前四股、过接和后四股及复收四部分。八个对偶部分，则在“过接”前后各四个，如同顾炎武所说：“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句则不拘。”而“每扇”还有特点，顾炎武指出了它的规律：
“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
了解了明朝八股文的一般情况后，我们再看“状元卷”的写作形式。
“状元卷”的开头写道：“臣对。臣闻帝王之临驭宇内也，必有经理之实政……；必有倡率之实心……有以臻郅隆之理”，仅以两个“必有”组成一个对句，予以“破题”。或问：“状元卷”上未有题目，何以见得这是破题？答日：然，卷面无题，《神宗实录》亦无记载，虽无以知其题文之详，却可窥其题旨。“状元卷”中间有一处值得注意：当涉及这次殿试时，“状元卷”写道：“……进臣等于廷，图循名责实之术，欲以绍唐虞雍熙之化……”，显然，“图循名责实之术”是这次殿试题目的主旨，全文都以吏治问题为议论的中心，故万历皇帝这次策问的题旨大约是：皇帝怎样考核官吏，整顿吏治，才能求得盛世？卷文开头讲“帝王之临驭宇内”，实指人君驾驭臣民，正与题旨吻合，所以，这两个“必有”即是“破题”。
接着，“状元卷”又以两个“何谓”组成一个对句，说明“实政”与“实心”的含义，把前边的立论引申下去，这是“承题”。
往下，出现了四段对偶文字。每对中，字数、遣词和意义等，都一一相对，极为严谨。尤其意义方面，出现了顾炎武所说的那种“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的情况。这四个对偶，构成一“扇”，即前四股。
此后，文字较自由，不见长对偶句，在歌颂了朱元璋和万历后，把话引入这次殿试，在这里点出了题旨“图循名责实之术”，为后面议论吏治上的时弊作了准备。这一段，就是“过接”。
又往下，当话题转入时务时，以八段文字组成四个对偶，列举了吏治方面的八个问题，提出了应采取的措施，把议论推向高潮。这四个对偶，构成另一“扇”，即后四股。
再往下，从“臣更有献焉”开始，劝皇帝坚持“以实心为本”归纳自己的观点。这一段是“复收”。
最后，以一句话概括全文，作了总结。这正是“大结”。
综上述，文章的结构，同顾炎武介绍的明代八股文形式是一致的，尤其是没有“原起”，正符合万历时期八股文的情况。所以，状元的“对策”，是以明代八股文体裁写的议论文。可见，八股式不仅用于经义题，也可用于策论。它渗透于一切议论文之中，说明其影响至深。
明清相较，八股文的区别，主要是“八股”（即“八比”）在文中的位置和构成方式不同。明代“八股”，分作前后两“扇”，中以“过接”相连；清代“八股”，全在文章后部，在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每部分中，各有二小股，共八小股，一气呵成，中无“接过”。
但是，明清八股文之不同，并未引起常见著述的应有重视，它们往往忽视明代“八股”的特点，一提“八股”，就以清朝“八比”为例，难免给当代读者造成明清八股完全相同的错觉。
“状元卷”的政治内容，反映了万历中期社会矛盾的状况
“状元卷”议论的核心，是改善吏治问题。如何改善，状元主张：君王必须带头克服懒惰作风，振作精神，为臣民树立榜样（即“实心先立”）；再辅以法纪，整顿吏治，管理人民（即“实政继举”），天下才能太平安乐（即致“雍熙之化”）。
这个主张，就是全卷的中心思想。它贯穿于卷文各个部分：
破题立论，提出了这个主张；承题时，阐述了“实政”，“实心”的含义，明确了这个主张；在前四股，以西汉文、宣二帝为例，对比了他们的不同，意在阐述：只有吾王奋发向上，作出榜样，才能“默化”臣民，再辅以法纪，臣民才能心服、口服并见于行动；在“过接”处，以尧舜为例，指出他们治天下的经验是“以实心行实政，因以实政致弘勋”，进一步发挥了强调“实心”的论点；在后四股，针对吏治问题，提出了有关的“实政”措施，但强调即使采取这些措施，也要“以实心为本”，只有“实心”以任人、图政，才见实效，“不然精神不贯，法制虽详无益也”，明确了“实心”与“实政”的本末关系；在大结处，明确地总结道：“盖实心先立，实政继举，雍熙之化，不难致矣，何言汉宣哉！”总之，整顿吏治的主张贯通于卷文始终。
那末，状元的这种见解从何而来？从思想根源看，它来自于《孟子》“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这句的哲理，强调心治，强调精神的作用；从社会根源看，它是万历中期社会实际的反映。
首先，状元劝谏皇帝励精图治，是由于万历的行为已影响国家政治生活。
朱翊均10岁继位称朕，年号万历，在位48年。前10年，由宰相之杰张居正辅国，实行改革，明朝政治出现转机；万历十年张死后，由于功高震主，万历为消除其影响，竞支持反对派向张反扑，他个人仅幸免于开棺戮尸，改革措施也被废止了。
同时，由于宠爱郑贵妃，万历意欲废长立幼，遭到传统势力的反对，从万历十四年起，展开了长达15年之久的“国本”之争，封建皇帝也不敢轻易违背封建礼教，万历从此心灰意懒，消极怠政，不早朝，不开讲学经筵，不任不免六曹官员，朝政不理；万历生活日益奢侈，刚刚20岁，就兴建“寿宫”（定陵），历时六、七年，耗费银两800余万，“一陵造就，万家遭殃”；为了弥补开支之不足，从二十四年起，放纵太监奔赴各地，充矿监、税使，搜刮民财，中饱私囊，惊扰全国。
封建君主专制愈高度发展，皇帝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万历的这种精神状态，这些作为，已危及社稷。身为县丞子弟的青年赵秉忠，不能不为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忧心忡忡。尽管试题仅是考核官吏是否名实相符，并未涉及皇帝自身，状元也要“干冒宸严”借题发挥，以古代帝王为先例，用婉转的词语，劝谏万历振起精神，以身作则，指出这是寻求天下昌盛的先决条件。
其次，状元强调“以实心为本”整顿吏治，是由于官吏作风腐败与皇帝有关。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颓废，百官自然问题成堆，状元认为总问题是“诞慢成习”，具体有八种表现：越职代庖，“耻言过行”，“吏习尚偷”，“士风尚诡”，侵牟穷民，无勇无谋，不伸民冤，虚冒妄费。可见，状元并未揭出主要问题，万历中期吏治的主要问题不是“诞慢成习”，而是贪污受贿和互相倾轧。明朝官俸较低，然而官员生活挥霍，主要来源是虚冒侵吞及贿赂；当时朝廷官员，结帮拉伙，党争已经开始，出现了所谓“言官攻言官，大臣攻大臣”的现象，往往一人被弹劾，累及一大片，而万历则采取“静摄”的态度，“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官吏作风如此，朝政必坏。尽管状元针对八种表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也都是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皮毛措施，幻想以皇帝的榜样来激励百官，而不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是无法解决封建官吏中的严重问题的；状元的“以实心为本”，并未真正抓到根本上。
再次，状元惊呼“世变”，是由于他看到了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些现象。
万历中期，北方蒙族，时而骚扰，满族的努尔哈赤部刚刚崛起，威肋关内。蓟辽吃紧的同时，西南也烽火连天，平定四川苗族土司杨应龙叛乱的战争进行多年。民族矛盾的激化，竞成了明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万历二十年、二十五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两次发动侵朝战争，明朝两次抗日援朝，兵费浩繁。内外用兵加剧了财政支绌，国库空虚，成为明末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的重要原因；万历十八年起，大河南北，山东山西，连岁饥荒，饥民由“卖妻鬻子”到“食妻啖子”，起义之举方兴未艾。
总之，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国外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开始全面激化。状元也看到了一些，他说：“亦目击世变矣”，“四海之穷民，十室九空”，“四夷之内讧，西支东吾”。但却认为这是由于官吏贪污使朝廷的赈恤受阻，是由于将士遴选不严使挞伐不张。状元的解决办法，仍然是以“实心”为基础，去任人图治，他不可能看到封建朝廷已如“日之将夕”，不知道打“强心针”已无济于事了。
由于万历中期正是明朝由嘉靖“中兴”转入亡国的过渡时期，因而对“状元卷”政治内容的研究，就有它的特殊意义了。
本文节选自1987年《东岳论丛》（增刊）
云门山与驼山
阎文儒
云门山和驼山，是山东省石窟寺中比较大的一处，也是胶东半岛上保存佛教艺术比较好的地方。从益都东门就可望到葱郁秀丽、连绵起伏的山丛。东南（原文有误，应为西南—编者注）七、八里山丛中的王家庄，庄后（东北）为云门山，庄前（西南）（原文有误，应为西北—编者注）就是驼山，两山相距约三里。
云门山、驼山石窟及其形制
云门山是东西横亘的高峰，山巅有一洞穴，南北相通，远望如门，又在山顶云雾中，因而叫做云门。通过洞穴，山南面由西而东，第一、第二为大型龛，第三、第四、第五为小型窟。唐、宋都把这叫作大云寺。另在龛窟左右凿有许多小龛和宋、明、清游人的题记刻石。
驼山是南北横亘的山岭，在山半腰间凿有石窟，唐时叫驼山寺。由南而北，第一、第二为小型窟，二窟之北有摩崖造像，第三为大型龛，第四、第五为中型窟。五窟以北，有一长方形小窟，山顶还有残毁的昊天宫遗址。
至于二山石窟的形制，可分为以下三种：
（1）摩崖的尖拱龛：如云门山第一、二的东西大龛，驼山第三大龛。龛内进深仅有一像的位置。从龛外上部遗存的方孔和龛上凿出人字形的沟槽来看，当时龛外是附加了窟檐建筑。
（2）方形平顶三面有坛基的小型窟：如云门山第三、四、五窟，驼山第一、二窟。窟内坛基都是很窄，坛上刻像，窟顶是平的。有的窟顶刻成九个方格，每个格内都刻有莲花（云门山第四窟），与大同云冈西区小窟的窟顶相似。窟内进深不过一米上下。
（3）方形平顶的中型窟：如驼山第四、五两窟，窟内长宽在二米以上，佛像虽有佛座，并不是特凿的坛基。
总之，这些石窟都是为礼拜佛而凿出的，并不是僧房或精舍。另有一种长方形窟，如驼山第五窟北的小窟，窟内并未造像，从形制看，可能与龙门、莫高窟石窟群中的葬窟相同。
造像题材、装饰及其作风
（甲）云门山与驼山的石窟造像题材，按形象和铭文的记载，主要的可以分作：
一、西方三圣像正中坐着的阿弥陀佛以及两旁立着，宝冠上刻有化佛的观世音，刻有宝瓶的大势至二胁侍菩萨。如驼山第三窟、第四窟的正面像，第五窟南壁小龛中长安三年李怀膺造像，云门山西大龛中隋大业十八年比丘尼造的无量寿佛（按：无量寿就是阿弥陀）像，以及东西大龛之间唐王旿造像。
二、卢舍那佛像 如云门山东大龛外东边小龛内天宝十二载的造像（按：卢舍那佛是报身佛像）。
三、定光佛像如云门山第一、二东西大龛之间，小龛内天宝十三载造像。（按：定光佛梵名提亘竭，也译作燃灯。“太子瑞应本起经”译作定光，释迦牟尼前生修行名儒童时，二僧祗满，遇定光佛受记）。
四、释迦多宝二佛说法像 如云门山西大龛西边小龛中开皇十年的造像。
五、释迦牟尼像 如云门山第三、四等窟所造的释迦，左右胁侍有二僧二菩萨等像。
六、千佛像 如驼山第三窟左右壁的千佛像。
七、观世音菩萨像 如驼山第五窟北壁长安二年任玄览单独造的观世音像。
八、天王像如云门山第三窟内左右壁供养比丘像外部，身著甲，手执叉，脚踏魔鬼的武士像。
九、力士像 如驼山第四窟门两旁的力士，第五窟菩萨像外部的力士，以及云门山第四、五窟的力士等像。
十、供养人像 是出钱造像的人像，或是出钱造像的人为其亲人作功德，把他亲人刻出的供养佛时像。如云门山第一大龛佛像西第三层小龛西边的供养人像，第五窟佛座下益都县令唐照明及其夫人韦氏像，驼山第四窟北壁的供养人像。
至于造像布置上，也可分作三种类型：
（1）一佛、二菩萨像 如云门山第一大龛，驼山第三大龛。
（2）一佛、二菩萨、二力士像如云门山第二大龛，驼山第四窟。
（3）一佛、二僧、二菩萨、二天王或二力士像如云门山第三、四、五窟和驼山第五窟。
（乙）装饰与作风，最值得提出的是菩萨、天王、力士和供养人的造像。
一、菩萨像 在两处的石窟中，可作四种不同的装饰：
（一）如驼山第四窟北壁的菩萨，高髻不着花冠，帔帛由两肩下垂至腿部，交叉后再上卷至肘间由外垂下。正I中裙带作蝴蝶式结，然后下垂至脚部。
（二）如驼山第三、第四窟的菩萨造像。以其中四窟大势至菩萨装饰来说，头上着雕刻复杂花纹和宝瓶的高冠，冠旁有二飘带下垂，颈下有连珠状的项链。帔帛下垂于胸腹间两道，然后上卷至肘部，身前有极细致的璎珞，由右肩下垂至腿部。长裙曳地，正中有大裙带垂下。至于云门山第二大龛的菩萨像，头部宝冠不仅有飘带下垂，而且左右引出如翅。下面裙带刻成许多方格，四周作连珠纹，中心刻出扛托式或较技式的力士像以至莲花忍冬的图案。这样衣饰和图案，就是隋代前后菩萨造像装饰的特征（与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的隋代菩萨像装饰相同）。
从以上两种造像中，我们充分的认识到这些隋代造像，是在北朝末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浑融圆润的面相上，不仅使人感到亲切可爱，同时又从亭亭玉立的身材、简淡疏稀的装饰中，感到庄严可敬。尤其是复杂纹样的宝冠和飘然下垂的冠带，宽博的长裙和雕出各样图案的裙带。虽然衣纹刻法上比较疏稀和轻浅，但并不因此而感到简陋，相反的倒充分表达了隋代造像的特征。
（三）如驼山第二窟的菩萨像，头部已残破，无法看出究竟着什么样的宝冠，仅可看到由宝冠飘下的双带，由肩部垂下的帔帛。这个帔帛虽不能知道怎样上卷至肘部，但细致的璎珞，可以清楚的看出是在胸前联结于一兽头形的饰物上，然后向下分垂至上腿部。下裙倒不像第三、四窟那样的宽博。这样菩萨的刻风，固然仍具有隋代菩萨像许多的特点，但胸前兽头形的环饰和没有下垂的裙带，以及腰部稍有曲线的样子，又具有了初唐菩萨作风的特征。
（四）如驼山第五窟的菩萨像，高发髻，胸前有极复杂的璎珞充作项圈。上身袒，由左肩斜垂下帔帛一条，卞身著紧贴腿上如裤的长裙，裙外腰间又裹以袜肚。从这样的菩萨造像来看，它所表现出丰圆的面相，欹斜有曲线的身材，出水式的下裙等，都是汲取了唐代社会一般风行美的形像，与隋代的菩萨造像，又有所不同。
二、天王、力士像 如云门第三窟的天王，上身著甲，下著皮靴，手持戟或二股叉。这与龙门、莫高窟等石窟群所雕塑的唐天王像，各地唐墓中出土的天王俑，完全相同。又如云门山第四、五窟，驼山第五窟上身袒露，下着裙，赤脚的唐代力士像，尤以云门第四窟的力士，头上所着的冠，虽看不清楚，但由头上双鸟尾来看，与鹗冠上所着的鹗尾，是相同的。这些武士装的天王与头插鹗尾、肌肉隆起的力士，不仅是唐代造像中天王、力士的特征，而且反映了当代一般武士的形像。
三、供养人像 如驼山第四窟北壁雕像，着翻领、窄袖的大衣，无开胯，腰间有扣，扣下束带，带内刻连珠形纹样，下着尖形软底皮靴。这与陕西乾县唐高宗乾陵前，各国首领石像的“胡”装是相同的。
从两山石窟造像中，今天保存红绿两种颜色，以及菩萨璎珞间用粗黑线的颜色来看，与云冈、龙门等石窟造像外面涂色的情况相同。陕西博物馆藏唐石刻造像中，还可看出涂金的痕迹。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石窟造像和寺院中的泥塑，没有不加彩画妆銮的，不过遗留到今天的，只有敦煌莫高窟中的塑像保存的更好，并不是其他造像不施以彩绘妆銮。
造像的年代
云门山与驼山石窟造像年代，依据造像的作风、特征和题记刻石，可分为以下二期：
一、北周到隋 驼山第一、第三、第四三窟，云门山第一、二大龛，属于这一时期的。根据驼山第三窟大佛座下题记“大像主青州总管柱国平桌（桑）公”来看，平桑公是后周到隋时，平尉迟迥有功，作青州总管封平桑郡公的韦操。青州设总管府，自北周末起，到开皇十四年止。那么大像主韦操，必定是在这个时期内开凿了第三窟。再从造像装饰、作风的特征来看，也充分的具有北周、隋造像的特征。因而第一、第四两窟，虽无题记（证实为那年开凿的），但造像作风与第三窟的相同，也应属于这个时期以内。至于云门山第一、二大龛的造像，与驼山第一、三、四窟造像的作风又相同。从大龛内后人所凿各小龛自开皇十年到仁寿二年的题记来看，大龛造像又必要早于开皇十年，因而开凿时代，也应列入这一个时期以内。此外大龛内的左右小龛，有开皇十年、十八年、十九年、仁寿二年等历年的造像。
二、唐云门山第三、第四、第五三个窟，驼山第二、五两窟，属于这一时期的。根据云门山第五窟开元十九年益都县令唐照明的云门山功德录刻石，可以证明第五窟是开元十九年开凿的。其他第三、第四两窟，虽无题记可以证明时代，但造像题材布置和作风与第五窟相同，因而应是开元前后开凿的。驼山第五窟两壁小龛造像，有“长安二季尹思贞”造像题记，“长安三季李怀膺造弥陀陁像”题记，和“长安二年任玄览造观音像”题记，既然小龛是武则天时代造成的，那末大窟的开凿当然要在长安年代以前了。又驼山第二窟没有造像人的题记，可是从第三节装饰与作风项中所叙述菩萨造像的作风来看，应属于初唐时代的。
至于大云寺之名应自武则天时起，直到宋时仍旧不改（见“金石志”中“嘉祐三年僧守忠碑”）。
1957年第10期《文物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