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可壮
房可壮（1578～1653） 字阳初，一字海客，益都人。明万历进士，官至御史，史称“弹劾奸邪，不遗余力”。他巡察两淮盐政时，拒受数10万两的巨额贿赂。魏忠贤当政时，他联名上疏，中有“请上方剑，诛魏忠贤”之语。为此下狱，几乎被杀。魏党事败后，可壮被起用，历任河南布政使、南京吏部郎、尚宝寺卿、太仆寺少卿、光禄寺卿，后又升为副都御史，遭人中伤，被撤职。清朝建立后，任大理寺卿，升刑部侍郎，顺治九年（1652）升左都御史，揭发了福建巡抚张学圣、宁夏巡抚孙茂兰等的贪污罪案。顺治十年（1653）病逝，赠少保，谥安恪。著有《偕园诗草》等。
冯溥
冯溥（1609～1692） 字孔博，又字易斋，清代益都人。顺治三年（1646）进士。历任庶吉士、编修、宏文院侍讲学士、吏部右侍郎、刑部尚书等职。康熙十年（1671）授文华殿大学士。康熙二十一年（1682）以年老请休获准，加太子太傅，返归益都故里。年83岁卒，赐祭葬，谥文毅。康熙皇帝称他为“辅弼重臣”，赞扬他“端敏练达”、“勤劳素著”。
冯溥在朝期间，康熙皇帝幼年登基，鳌拜等辅政四大臣专擅朝政，骄横跋扈，任意诛戮大臣，“中外莫敢撄其锋”，惟冯溥“持正不阿”，并屡陈富国安民之策，一时“倚以为重”。
康熙五年（1666），辅政四大臣欲往每省派遣大臣2人，另设官署，监察督抚。冯溥上疏反对，他指出，国家既设督抚，任以重臣，今又不信任，再派两大臣前往监视，实无必要。再者另建官衙，必将劳民伤财。皇帝看过他的奏章，此事遂止。康熙六年（1667），他升任左都御史后，向皇帝提出很多治国安民建议。在军事上他指出，古时边防将士不带家口，到期轮换。今皆携带家眷前往，10万之师，便有百万之众，不仅物资供应困难，而且将士为家室所累，一旦军情紧急，很难令到即行。这种状况应当改变。在任命官员上，他指出当时吏部选人规定年限的弊端：“进士则压于历科拣选之余，举人则待之五科不中之后”，按此规定任命的官吏，就难免有目昏耳聋难以胜任之人。至于“荫生应得州县者，部例准18岁选授”，真正的人才，虽不在年龄大小，但其中也难免有年幼无知者。若让这些人承担管理地方的重任，他们便“内不得不听主文之导引，外不得不听胥吏之指使”，任命这样的官员，对地方无益。他主张选官授职，不应仅按资历，而应重视对其真才实学的考察。康熙八年（1669），江南发生捕役诬陷良民，并施刑致死一事。冯溥上疏建议，为使百姓安居乐业，要省刑、薄税。他指出，省刑，并非对罪犯姑容宽恕，而是不要株连无辜和无限拖延结案时间：“今一事牵连证佐数人，或数十人，往往本犯尚未审明，而被累死已多。”有的案件“迟至七八年仍不结案，虽有部限，屡请宽期”。以后除叛逆外，不得提究多人，牵连无辜。对不能按期结案，屡请宽期的督抚，要按不称职给予处分。薄税，并非免去应交的赋税，而是把每年征收赋税时间延至夏秋之后。因百姓收入，不过取之农业。如今正月开始征收课税，去年欠税刚交清。今年庄稼尚未种，哪有钱粮交纳。根据他的建议，康熙帝命刑、户二部做出改进决定。他要求严惩贪官。康熙八年（1669）八月，户部书役陈一魁，用户部印行文冒领直隶清苑等县地丁钱粮，事发后，冯溥建议严加处理，以惩前毖后。他主张积粮备战备荒。康熙十一年（1672），直隶、河南、山西、陕西麦季丰收，秋禾茂盛，民间粮价便宜。他建议趁丰收之时，大量积蓄粮食，以备荒年。至于地处边境的陕西，更应多积粮，以充实军储。
他平生爱才若渴，因而“天下之士，归之如鱼龙之趋大壑”。他精于诗章，在京做官期间，得元人万柳园地一处，在里面种植柳树，取名“万柳堂”，闲暇之日，召集文人名士，在此吟诗作赋。告老还乡之后，在居地之南，辟建园林，“筑假山，树奇石，环以竹树”，名曰“偶园”，优游著述其中达10年之久。有《佳山堂集》传世。溥三子冯协一，曾任台湾府知府，有政绩。
李文藻
李文藻（约1726～1774） 字茞畹，又字素伯，号南涧远子，清代青州府益都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官至桂林府同知。善诗文，喜藏书，名动京师，深受著名学者钱大昕赏识。
李文藻天资俊朗，博览群书。12岁即模仿苏轼《赤壁赋》撰文，15岁写诗已颇有思致。他考进士的试卷，读卷官交口称赞。乾隆三十四年（1769）起，他先后任广东恩平、新安、潮阳知县，后升广西桂林府同知。居官以清白强干，体恤民情著称。他在任期间，境内秩序井然。阳江县民刘维邦，因母病重请道士“作法驱祟”，向邻居借了10把刀绑在梯子上，乡吏见到便乘机勒索，刘维邦拿不出钱，乡吏便取刀送县，诬告刘维邦持刀造反。李文藻亲到现场查问，将刘无罪开释。在潮阳、海阳、揭阳（俗称“三阳”）做官，没有不搜刮民脂民膏的。但李文藻离任之时，却囊橐萧然，只请人临摹了四轴罗汉像。他风趣地说：“这就是我在广南做官的宦 。
李文藻嗜书如命。晋京谒选时，几乎天天逛书市，每遇好书，就是典衣借贷也要买下。还从朋友处借书来抄。日积月累，藏书达数万卷，每卷都亲手校勘。《海岱会集》他久访不得，偶然听说一刘姓书商有写本，但不外借。他以皮袍赠送，得到许可，呵冻抄写30多天，将书抄完。
他对金石刻搜罗尤富。凡经过学宫、寺观、岩洞、崖壁，必停留仔细观察，一发现碑刻题石，就让随从拓印。一次，他奉命出迎总督，中途在南海庙中小憩，发现有许多碑刻，爱不忍释，便秉烛拓印，竟夜不止。到天明一问，总督的船早已驶过多时。
李文藻胸藏万卷，湛思著述，写诗作文，皆出自经历见闻。有独到见解。他利用晋京谒选时撰写的《琉璃厂书肆记》为学者称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李文藻四种》——《南涧文集》、《粤西铭刻记》、《恩平程记》、《南涧先生易箦记》等。他的某些诗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民间疾苦。他在《陆丰城南作》中写道：“夫把锄镰妇饷餐，稷苗三寸麦芒干。只轮车子辚辚过，都作山东道上看。”写出了天旱苗枯，农民背井逃荒的情景。他的《达濠民》：“种芋遍高低，捞鱼无巨纤。飓风一夕至，船碎田沧淹。”写出了广东沿海渔民的痛苦生活。“赤日翻海潮，两腿刑遭腌。耙扫霜雪洁，簸弄爪甲咸。锱铢上官仓，空手归茅檐。百室无赢米，百身无完衫。妻号儿女啼，嗷嗷不可堪。白薯盗升斗，坐法流滇黔。”记述了官府对盐民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他还非常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他参与编纂的《历城县志》与《诸城县志》被列为全国名志。他一生著述甚多，据《益都县图志》记载，有《毛诗本义》、《南北史考略》、《尧陵考》、《益都金石考》、《泰山金石考》、《金石书录》、《山东元碑录》、《云门碑目》、《青社拾闻》、《齐藩录》、《濮雅》、《河南附录补遗》、《国朝献征录》、《隶补》、《齐谚》、《粤谚》、《饾仃录》、《师友记》、《南涧文集》、《岭南诗集》等。尚有未成书的数种，如《平台啜茗录》之类。但他的著作大部分并未出版。他曾留下遗嘱，要后辈卖掉藏书作为出版费用，但后辈并未执行。以后家道中落，书稿散失，后又遭大火，数万藏书也被焚殆尽。
段松龄
段松龄（1744～1800） 青州府益都县人，字劲伯，一字赤亭。12岁丧母，17岁丧父，松龄从青少年起就主持家务，供养祖母、继母，抚育10岁和3岁的幼弟，得暇博览群书，爱作古诗。喜仿李商隐，不致力于科举制义。周嘉猷任益都知事，在童试时，发策问青州郡县沿革、疆域、古迹，通场无人回答，独松龄对答详尽，洋洋千言，周大叹异，录为榜首，入府学。
松龄酷爱金石学，发现有未经著录的碑刻，一定自携毡墨，拓印而归。翁方纲任山东督学时，搜访石刻，松龄向省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毕沅来山东任巡抚，要撰写《山东金石志》，聘请段松龄与武亿仁、朱文藻担任此事。他们遍访泰沂诸山，东到临朐，西至济宁，搜集了若干碑刻，完成了任务。松龄还著有《益都金石记》、《赤亭金石跋》、《山左金志》、《山左碑目》、《益都诗纪补订》、《李文藻尧陵考》等。
赵连城
赵连城（？～1869） 清末益都县赵家庄人。青州营步兵，善射。同治八年（1869），因马兵缺额，按例应由步兵中善射者进补。当时，参将舒泰（满族）纳贿徇私暗地接受了将与赵比试的蔡某的贿赂。赵自恃善射，不肯行贿。比试时，赵5射皆中，蔡5射4中。舒泰命复试，赵5射4中，蔡与赵同。赵落选，知其有弊，愤而折弓，怒气难消，遂萌发刺杀舒泰之心。
同年八月十七日，知府王汝讷，守备金国彦，参将舒泰，参拜内城隍庙东之五龙堂。赵连城预伏香案下，闻声跃出，挺短刀猛刺，误杀知府王汝讷。守备金国彦武举出身，与赵徒手相搏，后退时为树根绊倒，被杀。舒泰藏匿，赵寻找不着，欲往府衙杀舒妻小。路过柴禾市街，因买卖柴草者堵塞通路，只得回营取弓箭，杀门吏夺南门而逃。遇商人以马驮谷，夺马。但马系驮马，不从驾御，遂弃马南逃至离城约2里的将军山。追兵继至。凡靠近的皆被赵射伤，僵持不下。有牧羊人暗中投石，击中赵的手腕。衙役杨思岳乘机进扑，失足跌倒，赵挺刀俯刺，被杨握住臂腕。众兵拥上，赵被擒。事奏朝廷，赵被凌迟，妻与二子没入宫。
《益都县图志》载有“八年秋八月，营卒赵连城戕其守备金国彦及知府王汝讷”。邱琮玉在其著作中对此事亦有记载。山西省曾有人将此事编成《赵连城杀知府》一剧，搬上舞台。
韩大曾
韩大曾（1864～1912） 益都县北城满族人。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内忧外患与日俱增。北城满族兵民，俸饷日渐短少，不仅衣食艰难，且不断被迫出兵打仗。此时，韩大曾父子在南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影响下，以开饭店为掩护，经过长期准备，于宣统二年（1910）十月，领导青州驻防城满族兵民，举行了反清起义。计划先杀青州驻防城副都统文瑞及民愤极大的佐领乌勒畚和协领吴延年，然后收编北城全部官兵，应合南方革命，扩大起义。当时直接参加起义的北城兵民200余人，实际跟从者800余人，北城八旗各佐均有人参加，一些知识分子也参与谋划。起义后，打死统带马队和步甲的协领广玉农、统带步枪队的协领全俊古等人。接着发布文告，说明起义宗旨，并揭露清廷的反动统治罪行。副都统文瑞逃回北京，佐领乌勒畚藏匿，吴延年逃往寿光。这次起义，因思想准备不充分，缺乏正确的组织领导，又未与南方革命力量取得联系，在清兵镇压下失败。大曾父子带领部分起义人员离开北城，在五里、普通一带活动，半年后被清兵打散。大曾和他的大、三、四、五子出逃，至热河等地卖艺为生，后被叛徒诱回青州，潜居车马村一带，四人被捕后杀于北城宁齐门外。二子在北京袁世凯新军中任军官，其父起义失败后也被捕。自北京解回后，关人县城监狱，得悉父、兄、弟噩耗后，瘐死狱中。后人为纪念韩氏父子，编成《韩家五虎》一戏，广为演唱。
吴云图
吴云图（1867～1952） 字芹塘，益都县吴家庄人。7岁入儒学，18岁精通四书五经，善大草。对科举淡漠，数次代替他人下场应试。为戒赌，自断一指。后弃儒学医。25岁去辽宁开源县谋生，投亲不遇，流落一煎饼铺为雇工。日久才学为人所识，聘为教书先生，兼研医理，学有成就，医术超群，被张作霖邀请。张见吴谈吐生动，不亢不卑，学有专长，遂留帅府任家庭教师，张学良、海果尘两将军皆先后受教。海果尘赠吴对联云：“雨歇长天云吐丹，风过芹塘荷送香”。有人为吴住宅大门（居东北时）题对联云：“吴氏栽培三才子，桃李结交两翰林”。
吴经常出入张帅官邸，兼为百姓医病，在奉天（今沈阳）一带，颇负盛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到益都故里，继续行医。由于医术高明，青岛、济南及周围各县前来求医者甚众。富者请，无车马不赴，至而盛筵款待，不拒礼赠；贫者请，不需车马，不受赠礼。
吴云图熟读中医经典30余部。居东北时著有《吴氏医案》13卷（医学丛林出版社出版）及《医林撮要》。《吴氏验方选编》系手抄本，有些验方发表于《中医杂志》、《中医技刊》。其中：“小儿疳积方”载上海《新中医学》，“妇科验方”载《山东医刊》，“驱蛔汤”载益都《保健灭病》。
孙文楷
孙文楷（1874～1912） 字模山，自号稽庵主人，晚年号东田耘叟，又号东野朴士。今青州市高柳镇孙家庄人。
他于同治十二年（1873）中举人，不图仕进，弃学务农。自名书斋为“保铸山房”，专事金石考据之学，喜爱搜集古钱，尤嗜篆刻，著有《齐鲁古印笺》4卷。自刻印200余方，汇为《孙氏印谱》2卷。他在《自序》中批评当时的一些印谱“踵伪袭谬”，“取笑艺林”，而他自己在篆刻时则“博观玺印，参以《说文》、《印谱》等书”，力求精核。可惜原稿已失，今人刘春圃搜集孙氏治印39方，计48印，辑成一册，拟名为《孙氏淄印拾遗》。①
孙文楷在自撰的《东田先生传》中说自己“著书数种，间为诗歌，皆田园即事之作也”。据调查，他一生著有《今吾诗集》2卷收诗200余首，《老学斋诗文集》2卷，和《老学斋笔记》、《适野小草》、《孙氏丛书》、《一笑集》等，多写田园野景和农民的贫苦生活，如《短工赋》、《高庵屋铭》都表现了他同情劳动人民的思想。上述著作均未刊行，在刘春圃收藏的印石侧刻有孙氏的诗作数首，谨录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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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鸟安巢我未眠│
│，晨兴又与鸟争先。 │
│ 谁知潇洒琴书客，带│
│月披星学种田。” │
│“雪案萤窗四十春，有│
│田有宅有儿孙。 眼│
│前得失浮云幻，但向心│
│田种善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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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十六年（1890），益都县知县张承燮倡修县志，由法小山（伟堂）任总纂，孙文楷也参与此事，负责纂修《艺文》、《金石》二志，光绪三十年（1904），法小山调济南，县知事李祖年命孙文楷继任总纂，校补刊行，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成书问世，名为《益都县图志》。其中《金石志》三卷，全出于孙氏之手，对益都的钟鼎碑碣搜罗丰富，考释精详。并亲手增补了《官师》、《营建》二志。他还参与了光绪《山东通志·金石志》的纂修，贡献颇著。
①因孙氏印章多用“淄河玉”，故名。孙、刘皆写作“淄河玉”。
宋传典
宋传典（1875～1930） 原名宋华忠，字徽五，益都县宋旺庄人。幼年随父卖柴草，常无粮断炊，母因摘树叶充饥，坠地身亡。光绪十三年（1887），英基督教传教士库寿宁来益都传教并扩大广德书院。时青州区域广大人民正掀起反洋教运动，提出“中国人不上外国学”、“不给洋人办事”等口号，库寿宁难觅佣工，宋父乘机带华忠去广德书院当了厨师兼校工。库寿宁资助宋上学，把宋名改为传典，意取传播“耶稣经典”，并由库妻教授英文。宋在广德书院结业后留校任英文教习并兼课海岱书院。所译《化学详要》，一时为益都各校争读。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废科举兴学堂，宋任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兼官立青州中学堂英文教习及县教育会会长。后担任青州守善中学董事长、济南齐鲁大学董事等名誉职。1923年任省议长后，倡办私立青岛大学，后并兼任校长。1925年任段祺瑞执政府临时参政院参政。
光绪二十六年（1900），意大利传教士厍尔德谋划，宋传典等人集资，在城里设立栏杆房，开始花边生产。从意大利进口原料和图样，由厍尔德夫人传授技艺。后库寿宁夫妇也以救济贫困教友为名，组织花边生产，将成品寄回英国谋利。光绪三十四年（1908），库寿宁在广文大学与美长老会意见不合，辞职去沪，行前将在益都经营的花边企业交宋管理。宋在城里英浸礼会（今耶稣教堂），借房设“宋传典公司”，与英商交易。宋把花边生产放在广大农村，公司只雇人发料和检验成品，赢利很大。后又在南门里设“德昌花边庄”，产品销路由英、美、意大利逐步发展至瑞士、西班牙、巴西等国。花边庄除兼营草帽辫外，还兼营花生、棉花、核桃等土产品的出口和自行车、呢绒、布匹等的进口。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商受阻，宋转靠美商，与美国国际贸易公司及纽约赫氏洋行等建立联系，美商沙富曾亲来益都调查，对宋十分信任。后因受大战影响，销路大减，到战争中期已无利可图。1917年，宋遂把主要生产转向发网，从国外进口染色长发，转发四乡，由农村各户编结。当时从事结发网的不下15000户，此外尚有章丘、邹平，临朐、临淄、淄川、寿光、广饶、昌乐、潍县、安丘等10余县的广大劳动妇女，盛时仅检验发网的工人就有300余名。这期间，宋继续兼营土产出口和洋货进口。后又研究加工染发，把黑发变成红、黄、白等色，获得成功，由宋妻聂德馨掌握技术，遂改进口发为中国发，并在湖南、河南、河北、江苏、江西、四川等地设置机构，专收人发，利润大增。初在城里文庙口开设“德昌永”网房。1919年，又在南门里万寿宫街购地25亩，建楼房两幢85间，平房100余间，并在城里伙巷街东段购民宅13处，作为生产场地。一时在厂工人发展到2300余人，并在临朐、昌乐、寿光、即墨、高密、昌邑、潍县、诸城、青岛、烟台、济南及河北省安平县等地，设立分支机构，统称“德昌网房”。当时广大农村从事发网生产者达10万人。“德昌”对产品质量要求极严，从未发生过退货现象，在国际市场上一直享有盛誉。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战争中生蚕丝需用量大增。宋趁机增设“德昌缫丝厂”，并创办“德昌肥皂公司”、“德茂花（棉）栈”等。至1920年，除在省内各大中城市扩展机构外，还在上海、天津等地增设了分厂、分号，其资本已逾数百万元。1923年，宋贿选省议会议长成功，将总庄从益都迁往济南创办“德昌洋行”。当时军阀政府对外商不敢行使主权，宋凭借外商势力，不仅不向政府缴纳营业税，还享有外国洋行所享有的一切特权。
宋巨富后，贿请省长田中玉为他呈请总统黎元洪，奖“嘉禾”章和“实业勋隆”匾额一块。1923年，又耗资28万余元，以行贿等手段当上省议会第三届议长。为捞回行贿耗资，宋又利用旧军阀畏外心理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迫使新任省长熊炳琦拨出公款18万元，作为竞选开支的补偿。宋任议长6年，利用职权侵吞贪污赃款达20余万元。还利用议会名义，向济南铁路局索要车皮做投机生意。同时利用职权培植私人势力，保荐县长、局长。凡靠宋当上县、局长者，对宋都有贡奉。1920至1921年，山东连遭严重旱涝灾害，“华洋义赈救济会”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筑了几百里公路，宋传典又胁迫官府批准，联络部分议员集资15万元从美国购进汽车，开办了东（昌）—武（定）汽车公司。军阀靳云鹏（曾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办的青岛运输商行，赢利得大，宋当议长时靳已失势，宋运用权势将该商行攫为已有。鲁西临清一带是产棉区，官府设有花行管理机构，宋见有利可图，即派亲信充当经理，专办棉花出口。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战败，奉系入关。次年宋以山东议长名义率众去奉天欢迎张宗昌入鲁就督办职。张宗昌督鲁期间，宋更加专横跋扈，1928年4月，北伐军进入山东，张宗昌弃济南北逃。南京国民政府以宋“附逆”下令通缉，宋潜逃上海，匿居基督教青年会宿舍。一面运动山东各界为他具呈申诉，一面买动王正廷（蒋介石同乡，北洋时期外交部长，基督教徒）、余日章（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到南京面见蒋介石代为说情，居然得到允准，解除通缉。宋1930年1月病死。
王锡恩
王锡恩（？～1932） 字泽普，青州东王车村（今属朱良镇）人。父亲王万相精通天文与算学，家里藏有《历象考程》和徐光启关于天文、数学方面的译著。王锡恩从小受到家教的启迪与训练。光绪二十四年（1893），他毕业于外国基督教会创办的登州文会馆，留校工作。后文会馆迁潍县与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称广文学校，1917年，广文学校迁济南，与共合医道学院、青州的神科、师范科合并，定名为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是“齐大”有名的科系，王锡恩一直任这个系的主任。
美籍数学家狄考文（C·W·Mateer）是登州文会馆的创始人，他原来认为中国文化落后，中国人不懂天文和数学，中国的算盘不能计算复杂的勾股演代。他几次与王锡恩比赛，不论是推算日食、月食日期，还是别的国际性题目，王锡恩用几个算盘很快就准确地计算出来，而狄考文却一张纸接一张纸计算大半天才得出答数，使狄考文深为折服。当时有人称王锡恩为“当代世界六大算学家之一”。1932年，王锡恩去世，“齐大”天算系改由英人腓礼伯任主任。人们说腓远远不及王锡恩的造诣精深。
王著有《实用天文》、《力学测算》、《电学测算》、《勾股演代》（商务印书馆出版）、《图解三角》等书。
温树德
温树德（1877～1959） 字子培，祖籍黄县，迁居益都。幼贫，靠母帮佣度日。16岁时，由耶稣教会资助，入英国皇家海军学校，归国后任清北洋舰队军官。辛亥革命后升为“联鲸”舰长。1917年孙中山组织西南护法舰队，温弃舰赴粤任“同安”舰长，（一说为豫章舰长）海军参议。1920年春，孙中山鉴于舰队中闽籍人排斥外省人日趋严重，影响舰队巩固，决心改革。密令温树德为改革舰队临时总指挥，计划夺取舰只，驱逐闽人，重组舰队。4月1日，夺舰成功，闽籍官兵1200余人被遣回籍。次日，温率参役人员至观音山面谒孙中山，孙中山多方慰勉，并任温为海军舰队司令。司令部设海珠。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时温正在酒楼宴饮，闻炮声疾回司令部，令各舰即刻升火待命。午夜12时许，接总统府电话，温即派陆战队80人，在海珠及永汉马路一带布防，将孙中山接到海珠。温认为海珠接近长堤不安全，商同孙中山乘小轮登上楚豫舰。次晨孙中山指示海军讨伐陈炯明，温态度犹豫，恐一旦对陈开火，岸上无陆军响应，难以收效。孙中山即到舱面愤慨演讲，全体官兵激动，誓死讨陈。孙中山即命温布置，随后转登永丰舰，温等登永翔舰指挥。下午1时趁潮水上涨，孙中山亲率各舰鱼贯直驶，向沿岸叛军据点开火，直打出省城，抵黄浦，绕深井村，入西江，再入省城，后停泊白鹅潭。孙中山从此驻永丰舰上，直到8月19日，乘一艘英国驱逐舰离广州去上海。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孙中山任陆海军大元帅。5月，北方军阀曹锟、吴佩孚派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谦、巡阅使署咨议柳仲承到香港，通过利泰洋行，暗到广州约温赴港，试图拉拢驻粤海军舰队，脱离孙中山加入直系。温因军饷不继，同意北归，与刘、柳协商北归条件。31日，孙中山下令：“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业经明令免职，继任舰队司令未经任命之前，所有现驻省河、赤湾、汕头海军各舰，着一律由本大元帅直接管辖。此令。”但舰队成员多系北方人，思乡心切，仍暗中拥护温树德，同意北归。12月温树德背叛孙中山，率舰队往驻青岛，改称渤海舰队，吴佩孚任温为舰队司令。1924年9月，温率舰队参与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倒戈，直军战败，吴佩孚乘舰逃往吴淞口转赴武汉。1925年张宗昌督鲁，温兼任胶澳商埠督办。5月25日，青岛日本纱厂工人被迫第二次罢工。2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会见北京军阀政府外长，要求派张宗昌军队保护日本纱厂，并威胁说，如果中国“不能取缔不法之暴动，则日本出于自卫手段，实势所当然”。同时，日本由旅顺派出樱、桦两驱逐舰，于28日抵达青岛。同日温树德请示张宗昌，张下令：“地方官宪有维持治安的权力，有必要即可开枪。”29日拂晓，温派出陆战队3000余人，包围大康、隆兴、内外棉三个纱厂及工人宿舍。纱厂工人“手持铁棍等物”与军队对峙。温下令“打死人不要紧”。工人被打死6人，重伤17人，被捕75人，被押解回籍3000余人。残酷地制造了“青岛惨案”。此后，舰队积欠军饷，官兵不满。张作霖趁机派张学良在天津与温接洽，策划将舰队拉归东北军。温意只要拨给军饷和补发欠薪，舰队即可归东北军节制。张学良因未见到舰队，要求检阅。1925年9月，温将舰队调往秦皇岛，张学良检阅后大为满意，拟答应温的条件，时沈鸿烈在旁，沈想在舰队过来后当司令，遂提出“军饷由东北拨给，人事行政也应归东北”。温觉察沈意图，没有答应。温回天津不久，下令舰队调回青岛。张宗昌恐温另谋出路带走舰队，趁温尚在天津，派毕树澄接任舰队司令。后温到北洋政府任海军部咨议和海军部次长等虚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下令，对温通缉，温逃亡日本。后托人向蒋求情遭拒绝。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苏鲁游击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任温为战区党政委员会高级顾问。战区垮台，温回益都凤凰店村赋闲。1942年去阜阳转重庆，找沈鸿烈再次向蒋求情，仍被拒绝，无奈返回故里。有人向日伪告密，温被日宪兵队逮捕转押青岛。日劝温出山参政，温拒不从命。1945年何思源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温赴济求见，受任省府参议，至1948年济南解放。1959年温病死益都凤凰店村。
魏夏中
魏复中（1878～1926） 字心斋，生于益都东圣水村一地主家庭。幼读私塾。兴办学堂后在本村任教。1924年，侄魏玉聪在县城之省立甲种农校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魏遂得阅读《唯物史观浅释》、《社会科学讲义》、《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有了参加革命的要求。同年11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已年过四旬。青州团支部书记王元昌等常到东圣水宣传马克思主义，魏负责召集农民。
1925年1月，中共青州支部成立，魏转为党员。在本村发展党员，建立东圣水党支部，任书记。并积极发展农民协会和童子团。自编歌谣向农民宣传：“我们种麦子，人家吃白面，还把白面嫌；我们种稻子，人家吃干饭，还嫌干饭不香甜；我们忙养蚕，人家穿绸缎，还嫌绸缎不美观；人家享富贵，我们流血汗。大家联合起来呀！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农忙时，魏常将家中雇工召到桑园，或召田间雇工到树荫，宣传革命。有的雇工要干活，魏便说：“不要急，听我讲完，您一点不少挣钱。”并利用农闲办平民学校，平时教学生唱革命歌曲，常于星期天带童子团去附近村庄演唱。歌词是：“世界工农是一家，不分欧美澳非拉，不分你我不分他。全世界工农联合起来吧，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我们工农创造世界，创造人类食、住、衣，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起来！起来！齐心努力，共同奋斗，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926年7月，中共青州支部改组，魏当选宣传委员，兼东圣水村党支部书记。常派其弟或女儿代替上课，自己外出宣传，栉风沐雨，不避艰险。曾在益都火车站铃木缫丝厂对工人进行反帝爱国教育，日本人见他演说滔滔，听不懂，就向工头查问，幸得工人掩护，免遭不测。1926年母故出丧，他强忍悲痛，站在棺材罩架上当众宣传：“农民要联合起来，反对封建束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此时军阀混战，张宗昌督鲁，生民涂炭。魏到处奔波，号召革命，群众不甚理解，说他是“疯子”。
魏复中1926年秋病故，青岛等地党组织举行追悼会。早期革命活动家罗章龙对魏有深刻印象。
祁蕴璞
祁锡
（1880～1939） 字蕴璞，益都北城满族人。地理学家。幼年母亲、父亲相继去世，由继母抚养。因家贫，寄读他人私塾。无钱买灯油，常藉香头微光苦读，造成严重近视。后考取济南优级师范，毕业后在济南第一师范教史地。一生博览群书，著有《中华大地理志》、《中国文化史纲要》、《国际概况讲义》、《国防地理》、《新编初级中学地理教本》、《山东乡土教材》等书和《中国的灌溉文化》、《山东地理概要》、《抗战的新局面》等论文专著。被英国皇家地理协会授予“名誉会员”称号。
祁锡
嗜书如命，酷爱收藏。解放后夫人郝霭如遵照遗嘱，将所藏书籍全部捐赠山东省图书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出版的《文物参考资料》第五期及《山东省立图书馆概况》等书，均记其事。
子延霈，另有传。
唐恩良
唐恩良（1884～1956） 字蜀眉，北城满族人。自幼刻苦学习。1913年考取官费留学赴美国普渡大学，习土木工程，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山东路政局局长、青岛四方机车材料厂厂长、青岛工程事务所所长等职。1919年受山东各界联合会推选，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在任工程事务所所长期间，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常召集进步学生密会其家，并散发《向导》等党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青岛救济总署技正（翻译），赞同中共代表姚仲明主张—将盟国支援中国物资，按“国统区”和解放区各一半进行分配，遭国民党派出的中统特务张鹏飞反对。后内战爆发，中共代表撤退。张鹏飞以汉奸、共党嫌疑等罪名，陷唐入狱，判刑10年。1949年青岛解放后获释。唐一生俭朴，但为解穷家子弟求学之难，曾多次慷慨解囊，受他资助成为专家、教授、工程师的数人。唐曾献出多年积蓄，联合各界人士，捐建济南平庸小学（现济南道德街小学）及基督教青年会中学（现济南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址）。他亲受满族旗人停薪断饷的折磨，生前积极为北城人民出计谋生。逢年过节，常以钱物济贫。1929年，北城俸饷全部停发，唐出资雇佣专车到益都，将失业满胞接运青岛，安排至第五纺织厂、卷烟厂、火车站做工。解放后，他年近七旬，仍孜孜不倦，先任山东工学院、青岛工学院讲师，后抱病赴西安动力学院任外语教研组组长。晚年，还学会了日、俄两种文字，并翻译出版了部分教材。1956年病逝西安动力学院，遗体葬西安革命公墓。
蔡致远
蔡汝翼（1884～1951） 字致远。祖籍南京，祖父为制弓能手，只身来益都定居。
民国初年致远考入济南山东高等学堂。1917年报考官费留美，因数学答卷见解优异，为主考赏识，满分外特加20分被录取。同年赴美就读于普拉德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攻制革工艺及化学工程学，获硕士学位。后转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科研。正当博士论文起草之际，北洋政府克扣留学生官费，家中只得变卖薄产以资补助。后家中连续三人故世，无力继续资助，被迫放弃学位考试，于1921年回国。
回国后，因不善结交权贵，无法从事化学事业以展所长，居家务农。后应济南某资本家聘请，为其设计创建制革厂。当时国家关税不能自主，外货大量倾销，民族工业无力与外货竞争，约一年因经营失利辞职。一度在济南法政专门学校、工业学校任教。
北伐战争后，国民党请蔡从政，不赴。1930年去烟台、威海等地教学，后因不满当局黑暗，回家务农。后益都赵太侔出任国立青岛大学（山大前身）校长，遂应聘任化学系主任兼教授。后赵去职，蔡亦随之辞职。1936年在家乡私立益都中学任教，至日军入侵。1938年日伪请其从政，被拒绝。后为避免日伪继续纠缠及为家乡培育子弟，应聘执教于山东省立益都中学，直到日军投降。
1946年山大复校，赵太侔再任校长。蔡不惯逢迎，备受排挤，屈居山大管理员。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山大，蔡已年逾六旬，因非教学人员，在家闲居。1950年不顾年事已高，应聘去烟台一中执教。1951年11月，在教学中进行化学实验时，烧瓶爆炸，中毒殉职。终年67岁。
蔡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常读书至深夜。教学循循善诱，剖析数理精妙。任教多年，桃李遍地。由于亲历旧社会之黑暗、生活道路之坎坷，故对反动派深恶痛绝。解放后支持女儿抗美援朝，积极争取入党，深悟知识分子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有出路。曾说：“我只要活着，一定争取入党”。
1951年，山东省工业厅得悉蔡学有专长，拟调省重用。在档案已调省、调令尚未下达之际，不幸以身殉职。烟台全市举行追悼大会，遗体葬于烟台东山，碑刻：“为科学献身的蔡致远先生之墓”。
冯旭臣
冯保初（1888～1942） 字旭臣，益都县长秋村人。任长秋乡乡长时，曾多次资助办学。1939年，当选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长。长子冯登奎，1939年任八路军修械所所长，1942年8月，在山前村战斗中牺牲。次子冯毅之，抗战时任益（都）临（朐）淄（川）博（山）四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在淄河流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三子冯登恺也随军战斗。女儿冯文秀，1938年入党，任长秋村、蓼河区妇救会会长。二媳孙玉兰，中共党员。1939年，长秋村多次遭日军洗劫，冯家被焚掠一空，被迫日居山沟，夜宿林莽，备受艰辛。1942年10月，日伪军开始残酷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冯旭臣率二媳孙玉兰，女儿冯文秀，孙女新年、芦桥、平洋，转移到博山县口头镇东马鞍山上。当时山上抗日军驻有一个班和28名伤病员以及部分抗战家属。冯旭臣上山后管理伙食，冯文秀任文化教员，孙玉兰护理伤病员。11月9日，日伪军2000多人突然包围了马鞍山。两架敌机轮番轰炸，10多门大炮、几十挺机枪齐射。战士、伤病员奋起抵抗。指挥抗击的是八路军四支队二团副团长王凤林（锯掉一腿的重伤员）。白天敌人进攻失败，入夜敌人把重机枪和大炮运到靠近马鞍山的孟良台和后峪岭上，并封锁了山下所有通道。第二天，在3架飞机配合下，把马鞍山的防御工事全部摧毁后又开始进攻。由于我指战员顽强抵抗，敌人伤亡惨重。此时，伤员及抗属全部投入战斗。旭臣冒着弹雨，从东峰到西峰，送水送弹，鼓舞斗志。冯文秀在猛烈炮火下，唱歌、喊话，激励斗志，传递情报，救护伤员。傍晚，由于叛徒谭继生出卖了东西两峰间的南天门，敌人占领山鞍，但我军仍固守两峰。弹药用尽，即用石头阻击敌人。当冯旭臣与女儿一起搬运石块时，不幸中弹牺牲。其女儿文秀和儿媳孙玉兰及孙女新年、平洋相继身亡。
日寇投降后，博山县政府在马鞍山建烈士塔，正面题“气壮山河”，两面刻烈士名单，其中有冯旭臣一家6口。1946年，益临淄博四县民众发起，对马鞍山烈士安葬，将冯旭臣一家烈士安葬长秋，建碑纪念。碑上方横书“民族光辉”，碑文题为“旭臣老先生暨其子媳烈士墓碑志”，碑文结尾称：“先生可谓抗战中的先进模范，媳女是巾帼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将与日月同在，与马鞍山并存不朽”。同年5月，鲁中区行政公署参议会向冯旭臣的遗属敬赠金字大匾，上书“一门忠烈”。
赵太侔
赵太侔（1889～1968） 名畸，原名赵海秋，以字行。青州市东关青龙街人。解放前两次任山东大学校长，解放后任山东大学、海洋学院教授近20年。
清末，太侔先后毕业于青州东关小学和青州中学。在中学时加入同盟会。后到烟台实艺学馆学英文，宣统元年（1909）毕业。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胡瑛在烟台成立山东军政府。太侔在政府中任科员。1913年，袁世凯屠杀国民党人，太侔却在这时加入国民党。1914年，太侔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18年毕业后，回济南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教师，并在省立第一师范兼英语课。他教学认真，很受学生尊重。不久，他又考取公费留学赴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当研究生，专攻戏剧。1925年回国，应聘为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兼戏剧系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大学讲师，主讲戏剧课。第二年，直奉军阀合流，北京政局混乱。而由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广州成为革命策源地，太侔于是南去广州，担任中央学术院学务委员和国民党青年部秘书。1926年，他随国民革命军北伐，进驻武汉，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参与了收复汉口和九江外国租界的活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外交部秘书工作中止。第二年1月，太侔出任宁汉合流的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秘书长。
北伐军进入山东后，南京政府决定筹建山东大学，由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赵太侔与王近信为常务委员，傅斯年等8人为委员。1929年5月，国民党军进入济南后，赵太侔被任命为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和省立实验剧院院长，仍兼任山大筹委。
省立实验剧院虽存在不过一年，经费也很少，但由于赵太侔的努力，成绩可观。他聘请了他的学生王泊生、吴瑞燕和一些著名的戏剧、舞蹈、音乐专家作教师，并聘请洪深、徐志摩、梁实秋等任通讯导师，演出了丁西林和田汉编写的现代话剧和传统京剧，培养了陶金、崔嵬、魏鹤龄、田烈等许多后起之秀。江青（时名李云鹤）也是这个剧院的学员。
这年6月，南京政府决定改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定校址于青岛原私立青岛大学处。1930年9月21日青岛大学开学，赵太侔任文学院教授，一年后，任教务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校长杨振声辞职，赵太侔暂代校长职务。1932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改青岛大学为国立山东大学，调整院系，9月30日，正式任命赵太侔为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赵太侔非常重视聘请教师，他有一本小册子，专记全国知名学者，或自聘，或托聘。延聘不遗余力。在赵任校长期间，闻一多、梁实秋、张煦、洪深、李达、老舍、游国恩、沈从文、吴伯箫、萧涤非、丁西林、童第周、王普、傅鹰、王恒守、任之恭、王淦昌、王统照等，都在山大任职。
山大的经费来源绝大部分为山东省和胶济铁路协款，1930年，仅为48万元。尽管经费不足，但赵太侔还是尽量用来购置图书、仪器，兴建科学馆，以改善教学条件。1936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为了镇压山东大学的爱国学生运动，以停拨协款相威胁，并无理干预学校人事调整，赵太侔愤而辞去校长职务。
太侔离开山东，改任北平艺专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学校内迁湖南，辗转至重庆。从1939年1月起，太侔先后任教育部教科用书编纂委员会委员，兼剧本整理组主任，国立编译馆编纂、中央训练委员会处长、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参事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大学于1946年1月复校，国民党政府复令赵太侔为校长。成立文、理、工、农、医五学院，规模扩大。但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占据着原校址，虽经多次交涉，仍拒不交还。更由于国民党政府积极内战，教育经费不足，而币值又狂跌不止，学校左支右绌，极度艰难。赵太侔聘请了王普、杨肇赚、刘次箫、周钟岐、老舍、丁西林、丁履德、童第周、李士伟等著名学者协力相助，师生自己动手办工厂、农场、补助经费，自制仪器教具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多种项目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解放战争中，山东大学学生一再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南迁”运动，赵太侔对进步师生表示同情。1947年春和1948年秋，国民党在山大两次拘捕了许多爱国学生，太侔都设法交涉保释，并通过校务会议，决定对被拘捕的学生仍保留学籍，以免日后失学。南京教育部曾密电赵太侔，说中文系教授徐中玉有共党嫌疑，要赵查明具报，并解除徐的职务。赵和教务长杨肇赚复电说徐无“劣迹”，让徐躲避，未出事故。
1948年9月，济南解放，青岛成了国民党在山东的孤城。山东大学有南迁之议，也有人劝赵弃职离青。太侔都拒不采纳。1949年5月，国民党决定弃守青岛，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琪曾逼太侔同乘军舰南逃。后来赵躲在医院内，使刘再没有找到。这年6月2日，青岛解放，赵太侔向人民解放军青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代表王哲办理了山东大学的交接事宜。
1949年9月，山东大学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学，赵太侔应聘为外文系教授。秋，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8年，山东大学迁往济南，太侔留在青岛海洋学院任教，兼任学院的学务委员。他还是政协山东省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山东省委员会委员。
赵太侔对汉字研究造诣很深。写出了《汉字改革方案》、《汉字新法打字机拟议》等学术论文。他擅长草书，曾将草体偏旁分门别类编列体系，给汉字改革增添了新方案。
“文化大革命”中，赵太侔受到江青集团的肆意迫害。1968年4月24日在青岛附近海面发现赵太侔尸体，死因不明。粉碎“四人帮”之后，海洋学院于1980年5月22日为赵太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他的一生给予正确的评价。
马功臣
马德胜（1891～1941） 字功臣，益都县朱家石羊村人。早年丧父，靠大哥做短工度日。功臣幼时帮人放羊，后参加绑架富户的行列。1938年参加八路军三支队，任特务大队（又名胶济大队）队长，在淄河店火车站一带，沿铁路线开展敌后工作。车站伪分队长马树寰是铁杆汉奸，百姓恨之人骨。马功臣给他一信：“你投靠日寇，卖国求荣，已是罪该当死，我先饶你不死。今后没有我马功臣的命令，不许你下铁路来胡闹，不许你赶淄河大集。如果鬼子出动，你们的人当头，必须向我报信。我的队员如到淄河店去执行任务，你必须保证安全。如若不从，我姓马的另有伺侯！”马树寰回信狂悖不逊。马功臣即安排淄河饭店掌柜：“据点上如有汉奸到店，马上送信。”时隔两天，马树寰到饭店喝酒，马功臣得报带领于景增等三人，化装闯进饭店，当场将马树寰等击倒在地。后车站另换赵姓队长，便主动与马联系，表示愿意表面应付鬼子，暗地方便特务大队。马功臣胆大、机智、枪法好，敌人非常惧怕。一次，马功臣与李福田等去阎家庄开办干部训练班，途遇王孔据点汉奸队10多人。马功臣大摇大摆迎上前去说：“我是马功臣，请你们队长说话。”伪军大吃一惊，伪队长苦笑着说：“对不起，不知道马队长来了。”马功臣回手抓了一把钞票说：“我赏你几个钱花，以后不准出来糟踏百姓。”伪队长连连鞠躬称是，并送上子弹30粒，说：“马队长，没有别的孝敬，几粒子弹权作见面礼。”马功臣和他的特务大队，很快打开局面，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南至朱崖山区，北到小清河，东到益都，西到辛店。此时，清河军区正式命名马功臣的队伍为特务大队，马功臣任队长，并被吸收入党。马在淄河及铁路南北，争取到不少乡长和村长，他们明为日伪办事，暗做抗日工作。当时西辛庄乡长任鸣鹤家里，外屋住着伪军，里屋就是八路军特务队。有时碰在一起，任乡长就向伪军说：“都是我的朋友。”几名话就应付过去。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与日伪军企图扼杀共产党，对解放区除“围剿”和“扫荡”外，还实行经济封锁。清河专区不仅枪支弹药奇缺，就连药品、纸张也极缺乏。清河专署三支队派马功臣率特务大队，深入敌区，发动群众，打击敌人，筹集各种军用物资。这时，马功臣的特务大队已发展到80多人，所需枪弹全部来自敌人。还上缴三支队长短枪百余支。益都马庄据点驻有伪军两个班，每晚向村里要三名民佚到据点听差。马功臣等假冒民佚，一枪未发，俘虏全部伪军24名，缴获长短枪25支，子弹2000发。此外，伏击敌伪，惩办叛徒，炸毁日军列车，甚至闯入日人“小林洋行”逼迫捐输抗日款项等，多立奇功。1940年，清河军区成立兵工厂，马功臣率特务大队，潜入敌区，采购弹药原料；夜闯铁路卸钢轨，以解决钢材不足；化装商人购买紧缺的军需物资。杨国夫司令员说：“马功臣和他的特务大队，是我们的后勤部、供给处，是我军的仓库。”1941年1月27日，马功臣等在郑家沟开会，不慎匣枪走火打伤左脚。当时敌人正加紧“清乡”，挨户搜查。马到处躲藏，医药不及时，伤情恶化，于3月13日辞世。
宋伯行
宋伯行（1892～1928） 名孟宁，字伯行，潍县人。中共益都县委第一任书记。1915年，毕业于山东省立模范染织讲习所，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根据中共“三大”决议，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夏，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王尽美病逝，他接任“地委会”负责人。7月，担任了国民党济南市党部第一届委员。同年冬，被选为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致力于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1926年下半年，伯行代表省委来青州地区组织益都、寿光、广饶、潍县、昌乐等县的党、团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声援北伐革命。同年10月，组成中共益都县委，伯行任书记，下设城关、涝洼、圣水三个支部。在他的领导下，党的组织在短期内有了很大发展。1927年4月，以益都县委为基础，成立中共青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宋任书记。地执委机关设益都涝洼村。同年夏，伯行在益都县东圣水村魏复中家主持召开青州地区党团工作会议，他和省党委、团省委等领导分别讲了当前形势，蒋介石叛变后中共的态度及所采取的措施，发展党团员和发动群众等问题。通过会议提高了各县党团负责人的认识水平，使大家认识到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7月，他与魏复中的女儿、共产党员魏玉生结婚，婚后住济南大槐树街，仍常来往于济南、益都之间，从事党的活动。
1928年初，他在益都获悉地执委组织部长杜华梓叛变，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执委会工作人员全部疏散，并赶回济南向省委汇报。4月17日在济南被军阀张宗昌当局逮捕，遭严刑审讯，始终不屈。4月27日于济南纬八路刑场就义。在被押赴刑场时，他慷慨陈词：“我是为主义而死，死得有价值”。在行刑前，他向敌人索取纸笔，挥毫疾书，简述了参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为革命而战的生平。然后要来一把椅子端坐其上，面对枪口，凛然全节。
陈于氏
陈于氏（1892～1941） 女，益都县东朱鹿村人。青少年时代，备尝旧社会艰辛。结婚年内丧夫，夫死3个月后生一女。靠给人帮工维持母女生活。“七七”事变后，走出家门，投身抗日洪流。1938年1月，中共益都县委发动武装抗日斗争，县委成员常到她家开会，陈于氏主动站岗放哨。在共产党人教育影响下，迅速晓悟共产党领导穷人翻身解放的道理。对住在她家里的同志视若家人，关怀备至。193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并送独生女儿参加了革命。1941年，日寇进攻解放区，环境险恶，党组织决定让她转移，但她坚持要求留下来继续与敌斗争，积极组织民兵自卫团、农救会，打击敌人，救护八路军伤病员，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她日夜辛劳，组织妇女做军鞋、军衣、捐粮、捐钱支援前线。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避开敌人的监视，传送情报，联系工作。1941年4月27日晚被伪军逮捕。当晚即遭到严刑审讯，先是灌凉水、辣椒水，后又用皮鞭抽身，逼问：“谁是八路军、共产党？”她痛骂敌人一顿后，说：“东朱鹿村南村北都是八路军，我是头。”敌人又问：“你女儿在什么地方？把她叫回来。”她坚定地回答：“杀了我，女儿也回不来，她跟共产党干定了。会回来替我报仇的！”敌人无计可施，即押她游街示众。她当众揭发汉奸的种种罪行，痛骂他们是殃国祸民、认贼作父的走狗。敌人恼羞成怒，挥刀砍下了她的左臂，她仍当众痛斥不止，并高呼“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
赵明远
赵光（1894～1955） 字明远，回族，益都县东关粮食市街积儿巷人。读私塾3年，10岁辍学卖炒牌（面食），后在“立成货栈”当学徒。1917年辞职从军，投奔表兄丁植堂（湖北督军王占元的秘书长），补为学兵（军官学校学员）。毕业后任王占元部排长，不到10年升副师长兼旅长。1927年，赵被北伐的国民党军俘虏，同年冬回益都。后投奔韩复榘，任暂编第九师师长。1930年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赵被任命为山东省第一路（鲁东）民团指挥，驻坊子。1936年改任山东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驻惠民，辖滨县、蒲台、沾化、利津、无棣、广饶等13县。赵任职期间，与马芳川在益都合办民团指挥部修械所。在鲁北主持移民垦荒，创办利田公司，招募益都同乡开荒种大豆。并与利津县“中和堂”资方合股经营海上贩运，往来于羊口、天津之间。同时成为益都永丰面粉公司、青沂汽车公司、时代印刷厂之重要股东。在益都城里辟桃园30亩，种植优良品种上海水蜜桃。1934年夏，天津大沽口外发生一起顺天轮被劫案。船上有日、美籍人被绑架。日、美双方多次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指责严厉。京津报纸均以显著地位刊登新闻。蒋介石派出大批侦察人员，查明是山东沾化县内海匪所为。韩复榘急电赵明远，限令半个月内破案，必须安全救出外国人。赵当时在利津驻防，接电后率所部第一营，星夜驰往沾化沿海边境。那里地旷人稀，河岔密布，一连搜索几天，杳无匪踪。正苦无计，副官刘景良前来报告，并献上匪首小老八之妻李氏。赵根据线索，命刘前往与海匪面议。议定收编众匪为海防大队，归民团指挥部管辖，以匪首王功臣为大队长，小老八为队副。十九位外国人均安全脱险。1935至1936年，赵捐款整修青州城内街道，并出资主持重修东关真教寺，于寺内兴办小学，设图书馆。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逼近德州，赵弃职逃往济南，被韩复榘扣押。日军逼近济南，韩复榘南逃，带赵至河南商丘，由韩部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和航空大队长孙桐纲保释。赵获释后，经西安逃往重庆，弃官经商，往返于重庆、西北各地。1945年，国民党军抢占济南，赵因与山东省主席何思源有旧同僚关系，取得山东省合作社管理处处长职务，接管日伪山东合作总社，并成为省参议员及“国大代表”。济南解放前夕赵赴台湾，1955年病死。
宋荣卿
宋显忱（1898～1956） 字棐卿，宋传典长子。在益都读小学和中学，18岁入齐鲁大学，后转燕京大学。1920年去美国学企业管理。1925年回国，在济南德昌洋行设毛纺部，聘德国人为技师，因缺乏办厂经验，误购粗纺机，失败。次年，再往欧州，考察各国毛纺厂。1927年回国，筹划重营毛纺业，派弟宋宇涵（曾留学美国，学机械专业）去英国，专学毛纺技术。同时帮助其父扩展德昌营业，在济南、青岛、烟台、天津等地，经营出口地毯、发网、草帽辫，兼进口汽车、呢绒等。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他认为山东易受威胁，遂收缩山东营业，往天津开办德昌贸易公司，继续经营进出口业务。“九一八”事变后，各地抵制日货，国货畅销，此时其弟宇涵亦自英国回国。宋氏兄弟于1932年春组成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可。得山东军阀韩复榘投资，集资23万元。宋任董事长兼经理，宋宇涵任厂长兼总工程师。从美国进口全套设备，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生产羝羊（谐抵制洋货之抵洋）牌毛线，产品畅销。1933年11月，上海经营进口毛线的外商，以捏造羝羊牌毛线系日货冒充相中伤。宋依靠中华工商总联合会和上海国货维持会等团体的支持，并聘请上海著名律师江庸出面，悬赏万元征求反证，结果获胜。这年，东亚毛纺公司资本已扩大到50万元，年产四、六股毛线75万磅，为1932年产量的五倍，年营业额150万元。宋在公司特设编织科，专门传授手工编织毛衣的技术，以利产品推销。1934年春，他聘请齐鲁大学化学系主任王启承任公司化学部主任兼技师，加强对毛质的化验和染色的分析，大力革新技术，改良产品。6月，宋创办《方舟月刊》，发行近万份，月刊除研讨家庭问题外，还大量介绍手织毛衣的技术和各种图案，以利开拓毛线市场。11月，他再派宋宇涵出国，考察英、法、意、美、日等国的毛纺新技术，了解国际行情。并扩大营业部和经销商店，在各地广泛建立代销处达600余家，分别聘请一些大商号为各地区的总经理。这年东亚公司资本已增至80万元，年营业额200余万元。这时，他与天津祥和毛织厂展开了剧烈竞争。历经一年，祥和终于不支，遂请人出面调解。祥和大部分资产并入东亚，原厂主仅任股东。宋接收祥和后，改组为东亚第一分厂。此时东亚产品除“羝羊牌”外，还出有“孔雀牌”、“五羊牌”、“骑羊牌”等，畅销全国，名噪一时。1936年7月，宋又在旧英租界（今和平区云南路），建成一座新厂，出产游泳衣、毛内衣、花毛衣等针织品。数年间，宋成了华北著名的毛纺织工业资本家。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侵占天津，东亚厂地处租界得以苟安。1939年欧战激烈，东亚厂进口原料减少，生产不振。此后，宋将公司的经营重点先后转为麻纺和西药。同时以业务活动为名前往上海，在租界暗中会见国民党人，与重庆政府取得联系。1940年秋，创设东亚麻袋厂，用印度麻和国产青麻为原料，年产麻袋200余万条，销路甚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天津英法租界，将东亚厂作为“敌产”接管，并强迫麻袋厂为其生产军需品。宋对日军采取一些应付手段，并以重利拉拢日本三井、三菱等洋行和华北日军军需司令前川少将等，以求庇护。1944年9月，宋采用募集医药股金的办法，创设了东亚化学厂。1945年春，从事股票投机，又开办广信行经营“东亚”股票。
抗战胜利后，宋为扩展企业，请天津商会会长兼河北省银行总经理姬奠川任东亚公司董事长，通过姬得与国民党华北军政要人李宗仁、孙连仲、张建谔结交，以张声势。1946年，民族工业面临美货泛滥和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及恶性通货膨胀等威胁，气息奄奄，东亚化学厂倒闭。宋勉强挣扎，仍图重振。次年春，他利用东亚公司15周年纪念之机，将公司再次改组，更名东亚企业公司，广泛招股，资本增至法币3亿元。同年9月，又加入天津恒大企业公司为董事。1948年，南京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东亚公司接连遭到反动军警当局的敲诈勒索，宋走投无路。在此期间，他任天津工业协会常务理事、天津经济调查研究所评议员。
解放后，宋任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0年赴香港吸收侨资、购置设备，准备开设第二毛纺厂。后赴巴西经营橡胶园，终因不敌美商“八甲”公司，竞争失败。1956年病逝。
吴克明
吴克明（1898～1977） 青州市益都镇偶园街人，吴素萱之长兄，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曾任齐鲁大学校长。
克明早年丧父，家贫，得基督教会资助，就读于教会学校。1913年，青州崇实中学毕业，1919年济南齐鲁大学毕业。读书期间，成绩优异，曾任学生会会长、基督教青年会会长，校足球队、篮球队、歌咏队队员。“五四”运动期间，克明任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学生会主席，在济南市学生联合会指导下，积极组织同学进行爱国活动。1920年春至1922年冬，留校在化学系任教。
1923年秋，克明被齐鲁大学校方推荐到山西省太谷县任铭贤学校教员兼教务主任。铭贤学校兼有大、中、小学班，有中国的欧柏林之称。由美国人捐款创办，国民党要员、太谷人孔祥熙兼校长，克明主持教学业务。1929年，由铭贤学校资助，克明前往苏联、波兰、瑞士、德、奥、意、英、法各国参观，并到美国欧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化学，获硕士学位，曾发明三种镉之磷酸盐。1931年归国后继任铭贤学校教员兼训导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年秋冬克明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药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化学组主任，从事中药提炼的研究和防毒设备的设计。1938年起，又返铭贤学校任教员兼校务长，时日军侵占山西，学校先迁至西安，再迁沔阳，后迁到四川金堂县，改为铭贤农工学校，添设工、农专业班，附设机械、纺织、化工等厂及农场、牧场。克明任院长，直到1943年冬。1944年春至1945年夏，克明又应聘到重庆国民党中央财政部盐务总局任技术专员，从事研究解决抗日后方食盐不足的困难。
抗日战争开始齐鲁大学内迁成都。1945年秋，原校长被学生赶走。校董会与校友会共议，推举克明出任校长。不久，抗战胜利，克明主持将学校迁回济南。但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济南局势不稳，校董会在董事长孔祥熙的主持下决议将学校的医学院迁福州，文理学院迁杭州。1949年6月，克明自杭州回到解放区济南，山东省人民政府责成他将齐鲁大学再迁回济南。在人民政府大力支持下，他南北奔波，于10月完成回迁任务，任校长至1950年夏。
1950年秋，克明又到山西太谷铭贤学院任院长，1951年秋调山西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任教授，1954年工学院从山西大学分出，称太原工学院，1958年化工系又从太原工学院分出，称山西化工学院，后来又并回太原工学院。这期间，克明在这些学校任有机化学系教授，并曾任山西省政协委员，中国化学学会山西分会有机化学组组长，是中国民主同盟模范盟员。
克明在1948至1949年解放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住在杭州，当解放大军横渡长江之时，他正在台湾、香港访友，但他没有留居海外，而于1949年6月毅然返回解放了的济南。他一生从事科学和教育事业，虽与国民党要员孔祥熙相识，但无心在国民党政界谋求官职。1947年，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出于要和美国人打交道的需要，拟任命谙于英文且与美国人有一定关系的吴克明为少将衔“绥署”副秘书长，克明婉辞不就。
克明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3年后彻底平反），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于1977年9月12日去世，太原工学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刘旭东
刘旭东（1899～1941） 名晓亭，字旭东，益都县南段村人。益都师范讲习所毕业，教学7年。后改习中医。贫苦农民有病，他登门施医，不计医费，在附近村中享有盛誉。
1937年抗战爆发，刘旭东与东朱鹿村早期共产党员联系，在段村一带组织抗日救亡团。1938年，经胡维鲁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是段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39年任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七区区委书记。1940年任中共益寿县委组织部长。在他努力下，益北党组织发展较快，1940年冬，段村周围已有18个村建立党支部，成为这一带发展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
1941年，徐振中勾结日寇，突然包围东朱鹿村，制造了“腊八惨案”。刘旭东与中共清河地委组织部长李寿令、益寿县委宣传部长张鲁泉等。同时遇难。
刘旭东四弟冠亭（共产党员、部队营长）、三弟刘芝亭（共产党员、部队班长）、侄刘汉鼎（共产党员、政府干部）、子刘汉鼐（共产党员、胶济大队政委）、侄刘汉玉（共产党员、区委书记）、侄女刘美兰（共产党员、垦利县妇联主任）、堂侄刘汉仪（共产党员、政府干部）、儿媳王秀美（共产党员、“四边县”交通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先后为人民解放事业壮烈捐躯。
刘旭东一家被誉为“一门九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