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滨
王滨（1912～1960），原名王绍杰，昌邑县夏店村人。一生从事影剧事业，是新中国电影事业创办人之一。建国初期，被选为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电影联谊会理事。
王滨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自幼读书。1930年，去上海谋生，在上海，他没有屈从父亲要他考“海关”、干阔事的意愿，而走上了自己所热爱的电影艺术道路。不久，即去北平考入电影演员讲习班。结业后复回上海，曾与著名演员刘莉合演拍摄了影片《故宫新怨》，编导了《重逢》、《母亲》、《海葬》等揭露旧制度的进步影片，并在夏衍、田汉等人的影响下，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影联的革命文艺活动。后因国民党对进步电影事业的摧残而失业，暂时寄居在当时号称“电影皇帝”的演员金焰家里。在此有幸结识了中国革命音乐创始人聂耳。不久，一位朋友告诉王滨，太原要成立电影摄制厂，并可代为引进。他便和演员蓝马一同到了太原。去后方知，并非要成立什么电影厂，而是要他们做大军阀阎锡山的御用文人。王滨感到受了莫大侮辱，他宁愿再过衣食无着的失业生活，也决不为高薪厚禄而同军阀同流合污。于是，他们不辞而别，拂袖离去。
1937年，他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帮助下，带着罗炳辉师长的亲笔信，不惮劳苦，辗转数千里来到延安，就读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结业后，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艺术系做教员。193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鲁艺”实验剧团成立后，王滨任副团长兼导演。他怀着为人民艺术事业而献身的炽热感情，以充沛的精力和卓越的才华，先后导演了苏联名剧《带枪的人》、《前线》，中国名剧《日出》，并与水华合导了《土地》等剧。1942年5月，他荣幸地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此后，在延安开展的新歌剧运动中，他参与了大型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表现了强烈的阶级感情和杰出的艺术才华。为了表彰他的成就，毛泽东曾邀他到家中共进午餐，他面受毛主席教诲。
1945年，王滨从延安奔赴山东前线，任胶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亲自辅导了胶东剧团历史剧《闯王进京》的排演。
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后，王滨是管理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他导演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影片搬上银幕后，著名电影理论家陈荒煤、袁文殊纷纷发表文章，赞扬此片的成就。1950年，他与水华合导了电影《白毛女》，以其鲜明的主题、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荣获1951年卡罗维·发利第六届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1954年该片又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1956年，王滨与汤晓丹合导了第一部表现人民海军生活的影片《怒海轻骑》。
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王滨不断地对电影的民族风格进行探索。1957年，他导演了神话故事片《巧媳妇》，被中央电影局苏联专家称为“具有民族风格的影片”。之后，他又以《巧媳妇》为基础，拍摄了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神话故事片《画中人》。紧张的创作劳动，使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但是他不肯休息，继续顽强地工作着。1959年，他与胡苏将木柯夫的话剧《瓦斯问题》改编成电影《换了人间》。影片尚未拍完，王滨就病倒了。在病床上，他还念念不忘电影事业的发展，手术刚刚做完，便抱病阅读马可同志的电影剧本《星海传》。因他与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非常熟悉，在延安时曾同住在一间宿舍，因此准备病愈后执导此片。同时，他还酝酿将小说《高玉宝》搬上银幕。他从不满足自己过去的成绩，一心要编导出更多更好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影片。然而，他的愿望未能实现。正当祖国的电影事业最需要他，人民期待他做出更大成就的时候，艺星陨落。1960年1月，病魔过早夺去了这位人民艺术家的生命，终年仅48岁。
追悼会上，吉林省党政机关、中央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及夏衍等同志都送了花圈和挽联，其中一幅写着：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艺术，英雄的人民需要英雄的歌手。
齐安聚
齐安聚（1919～1963），昌邑县双台乡东永安村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七支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宣传员、连政治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长、师长、副军长、海军长山要塞区司令、海军榆林基地司令、海军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副兵团级）等职。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先后参加过大小战役、战斗数百次。主要有：1947年的莱芜战役、鲁西南沙土集攻坚战、土山集攻坚战、河南许昌雉杞阻击战，1948年的洛阳战役园门口阻击战、开封战役攻坚战、淮海战役芦楼、三里架、崔庄、刘集攻坚战，1949年的解放上海战役，1950年抗美援朝中的第二、四、五次战役及平康准阻击战。在战斗中，机智勇敢，指挥有方，多次立有战功。1955年授大校军衔。
长期的戎马生活，使齐安聚积劳成疾，于1963年4月在北京病逝。他病故以后，解放军总部组成了以海军司令萧劲光为首的30多人的“齐安聚治丧委员会”，并于1963年4月10日在《解放军报》发登讣告，讣告称“……齐安聚同志的一生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工作一贯积极负责，任劳任怨，全心垒意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4月12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了公祭，遗体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齐安聚的名字已编入《中国名人词典》。
朱树屏
朱树屏（1907～1976），别号锦亭或锦庭，昌邑北孟乡后朱家庄子人。中国著名的海洋生态学家，《中国大百科全书》名人志有其名。
朱树屏幼读私塾，后相继就学于昌邑县乙种蚕桑实业学校，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及四师附设的高等专修科。1930年考入中央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考取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同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后转入剑桥大学。1941年底考获博士学位。1942年受聘于蒲利毛茨海产研究所担任研究员。1944年又受聘到英国淡水生物学会水产化学及浮游生物部任主任。1946年，朱树屏离英到美国乌兹赫尔海洋研究所任研究员。
朱树屏在国外8年，学到了渊博的科学知识，为了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毅然地抛弃了花团锦簇般的海外生活，于1947年1月底返回祖国。但当时国内战乱频仍，黑暗腐败，他回国前的办学构想、科研计划无法实现。报国无门使他焦灼万分，此时有人劝他重返美国，以高薪任职，但他不为金钱所动，断然拒绝。幸亏早在英国时已为云南大学所聘，便于1947年前往任教。年底又受聘为山东大学教授及水产系主任，并主持筹建水产研究所。1948年，再受聘到上海复旦大学水产系和厦门大学水产系任教，并领导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舟山海洋调查研究工作。
新中国建立后，朱树屏的才华才真正得以施展。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水产实验所所长。以后，他曾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兼全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水产厅副厅长，全国和山东省政协委员，青岛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朱树屏一生从事水生物研究，是我国水生物化学研究创始人。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有：在国内首创水质学，海洋及湖沼水化学，浮游分类、浮游植物生理、生态（包括培养方法）研究，对高等藻类养殖的关键突破等。其单胞藻类培养方法，被外国人称为“朱氏10号培养液”，至今已有40多年历史，仍为世界各国引用。
他是我国第一个“科技十二年规划”和“科技十年规划”（水产部分）的主要起草者和实施者。他研究成功了“海带自然光育苗”及海带南移福建，“紫菜人工养殖”和紫菜北移青岛、大连，以及朱氏人工海水AB配方等水产界3项获奖成果。培养出了我国自己生产的第一代海带和紫菜，受到朱德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的表扬。
内蒙古的岱海水质有毒，人畜饮用腹泻，接触即腐蚀皮肤，有时造成死亡。他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制订防治方案，不但改善了水质，而且使岱海成为内蒙古的淡水渔业生产基地。十几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沿海和主要湖泊，进行了大量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朱树屏曾多次以我国专家的身份，到苏联、蒙古、越南、朝鲜等国工作。1957年，他随郭沫若率领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对商谈中苏科学技术合怍122项计划的完成，起了重大作用。
蒙古人民共和国贝尔湖水因污染而引起鱼类死亡，苏联专家研究多年未能解决。1956年，周总理派朱树屏随中国经济代表团赴蒙，经过一年多的科学研究，终于改变了湖水水质，解决了鱼类死亡问题，蒙古人民非常感激，他又一次“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1960年，朱树屏以中国海洋学和湖泊学专家身份，率代表团出席太平洋西部渔业会议，会上发表了他的许多专业论文，受到委员会各国专家的重视和好评。
朱树屏一生从事科研工作.著有许多科学著作和论文。主要有：《培养液矿质组成对浮游藻类生长的影响》、《烟台、威海给鱼海场及附近海区角毛硅藻属的研究ⅠⅡ分类生态》等十几部著述。并主编了拉、俄、中、朝、越、蒙、日、英文的《太平洋西部经济鱼类名称对照手册》、《鱼名词典》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朱树屏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爪牙关押审查，受到了严重的人身摧残和政治迫害，于1976年含冤病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根据中央指示，青岛市委干1978年作出决定：为朱树屏彻底平反昭雪。朱树屏崇高的爱国思想和对科学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张万祥
张万祥（1923～1976），原籍昌邑县南逄乡南马埠村。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勇敢，曾3次荣立三等功。后在战斗中失去左臂和右手，成为一等残废军人。1948年复员，安置在昌城东隅村居住，由国家供养。他身残志坚，从不居功骄傲，更耻于坐享其成，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回乡后，他以坚强的毅力和决心，天天磨练用胳膊千活。半截胳膊磨破了皮，汗水湿透了衣服，也全然不顾。一段时间后，他不但能料理自身的生活，还学会了用口衔笔写字。
1951年，上级号召恢复发展生产，建设新中国，政府分给他一份土地。自幼勤劳的张万祥不让别人为他“代耕”劳作，坚持残臂学着挑水、掘土、匀粪、捉虫、扶犁耕地等。这一年，他响应上级号召，自己开荒3分，并亲自挑水浇地，带动了群众性的生产运动。
1954年，他团结23户农民，组织起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年冬，他带领社员冒着风雪严寒，日夜不停地打井13眼，为抗旱夺丰收打下了基础。
1955年合作化以来，他为集体承担了许多农活。上级号召虫口夺粮，他无双手，捉虫困难，就用半截胳膊夹着长杆拨开豆叶，用脚指夹着豆虫扔到桶里，一天捉虫十几斤。秋天，播种小麦，为了多使基肥，他亲自挖湾泥，并背筐拾粪350多斤。
张万祥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他曾任互助组长、副村长、农业社社长、生产队长、大队长、党支部副书记等职，工作一贯积极认真，任劳任怨。
1958年以后，他领导技术队，开垦涝洼地30多亩，种植了水稻。利用壕沟、水塘，引种养殖了菱角、莲藕、螃蟹、鱼等，每年为集体增加收入40000多元。
“文革”期间，第4生产队生产班子瘫痪，他自报奋勇担任了队长，带领社员日夜战斗在生产第一线，哪里活脏、活重，哪里就有张万祥的足迹。他任队长7年中，自己从来未缺过一天勤，为工作很少吃上顿及时饭，因此，他领导的生产队顶住歪风邪气，夺得粮食亩产过千斤的成绩，成为全社的先进队。
1972年，张万祥分管大队副业生产，白手起家办起了缝纫、理发、皮革、修理等十几个副业项目，当年纯收入35000多元。
张万祥一生是他人第一，助人为乐，为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复员军人王桂原的母亲病重，他拿出自己的钱帮助治病。军属刘纪刚病故后，家属无钱办理丧事，他听说后马上拿着钱送上门去。五保户王徐氏、残废军人祁云海、烈属孟于氏等老人的衣食住行，他都挂在心上，亲自照料。
张万祥两次出席全国烈、军属，荣、残、复、退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4次出席省烈、军属，荣、残、复、退军人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曾被评为山东省革命残废军人一等劳动模范，授予“没有双手的劳动模范”、“全身是手的生产能手”的光荣称号。他还被选为第五、六届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参加省和地区组织的报告团外出作事迹介绍。他的事迹，省、地、县多次举办展览，进行宣传表彰。
1976年，他不幸患急性肝坏死病故，当地群众为失去一位全村敬仰的亲人而失声痛哭。
刘泮溪
刘泮溪（1914～1978），昌邑县饮马镇刘家埠人。生前为山东大学副教授、文学评论家。曾先后任山大文学院秘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山大《文史哲》编委、《山东文艺》编委、山东省作协副主席、济南市政协委员等职。他一生潜心治学，长期从事现代文学、教育和科研工作，尤其在鲁迅研究方面，更有较高造诣和重大影响。
刘泮溪先生1940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以后，即任该校附中教员。他追求进步，向往光明，曾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反抗侵略，拯救中华而奋斗。抗战胜利后，他到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衷心热爱共产党，拥护党的纸领和政策，为党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努力工作。
1951年，华岗校长发起，创办全国第一份学术杂志《文史哲》，泮溪参加编委，并在创刊号上撰文。
1953年，华岗提出由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成立3人小组，开设鲁迅研究课。这一新课程，开全国高校之先，该课讲稿结集出版，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较全面、系统地研究鲁迅的著述。
1958年，刘泮溪曾赴民主德国洪堡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为传播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贡献。
1961年至1963年，他参加了教育部领导的，周扬主持的现代文学史大学教材的编写工作。该教材于1980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即唐弢主编之《中国现代文学史》。
1976年至1977年，他参加了国家出版局领导的《鲁迅全集》、《故事新编》的题解与注释工作。
他一生著述甚多，其中以《文论小集》、《鲁迅研究》（与孙昌熙、韩长经合著）等著作影响尤深。另外，他发表在各家报刊杂志上的文艺理论及其他文章50余篇，亦颇有影响。
1978年2月，刘泮溪先生不幸因病去世，终年64岁。
孟庆甲
孟庆甲（1920～1982）字颂魁，号潍农，昌邑县潮海村人，当代著名指书艺术家。书写时，十指均用，真草隶篆，无不苍劲有力，在艺苑中别具一格，闻名中外。
孟庆甲出身农民，幼年在村塾读书。抗日战争以后，先后任过小学教师、县政府书写员，后又任潍县广文中学和华东煤炭学院职员，工作之余，专习书法。到泰安文物管理局任文史员后，开阔了眼界，更增强了苦练书法的决心，经过几年功夫，书艺大进。50年代末，开始练指书。他以杯为砚，以指阼笔，天天摩，日日练。他参照欧、柳、颜、赵各家书体之特点，采其精华，将笔法运用到手指上，既承古而又创新，独树一帜，成为当代指书艺术的佼佼者。他不仅右手能书楷草隶篆，尤善草体，笔力刚柔相兼，虚实并出，而且可以左右开弓，双手齐书，字迹可大可小，指划可粗可细，十指兼用，运用自如。字体挥洒而苍劲，浪漫而古朴。
1979年国庆期间，孟庆甲应中国历史博物馆邀请，参加了博物馆外宾服务部举办的指书指画作品展览，并亲赴现场，当众表演，博得国内外友人、专家和书画爱好者的高度评价。
不久，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等单位都为孟庆甲的指艺表演播放了录象。
1980年，孟庆甲被邀请参加广州交易会，并在书画展览会上即席表演，吸引了许多外宾书画爱好者。之后，先后应邀到上海、南京、广州、桂林、武汉、济南、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参加书画展览会，并传授指书技艺。《中国新闻》誉孟庆甲是“以指代笔的书法家”。《文汇报》称孟庆甲的指书是“十指为笔，别开生面，是我国书法、艺苑的一枝奇花”。《新华日报》谓孟庆甲的书法是“书坛别帜”。此外，《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美洲华侨日报》、《香港新报》等十七八家中外报刊都报道过孟庆甲的指书奇艺。中国新闻社还通过卫星向国外播放了孟庆甲指书艺术的新闻和指书表演的录象。
孟庆甲的指书艺术，得到了国内外许多书法名家的重视和高度评价。我国著名书法家林淑之为孟庆甲的指书题赠“巧夺天工”。李傅周为孟庆甲的指书题赠“妙指生辉”、“笔指双辉”、“齐鲁之气”等名人题词，在孟庆甲的家中保存有47幅之多。
孟庆甲的指书，还引起了国外极大兴趣。1981年日本曾有28个书画团体和70多名书画专家与孟庆甲有过书信，电函来往及面晤。日本书像会访华团长上条信山与孟庆甲面会交流书法时分别写了“友谊”和“书交千载”互相赠念。日本女书法家永石和子也曾与孟庆甲当面进行过书法友谊交流。198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助教美籍华人周国华曾用电报、信函，最后亲自来华出月工资3万美元聘请孟庆甲去美国作指书表演和讲授技艺。
孟庆甲的指书，在社会上亦有广泛影响，上至叶剑英、李先念、王震、黄镇、方毅等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职工、百姓，索取孟庆甲指书作品者达数千人之多。
为从理论上研究指书的渊源和发展，孟庆甲系统地总结多年的指书实践经验，著述了指书的学术原理——《指书研究》，可惜，正在他进一步修改当中，不幸病逝，终年62岁。
孟庆甲病逝后，仍有不少国内外书画名流继续不断地用电报、信函与他联系，期望交流技艺。可是，这位艺术家却永远不会复函作答了。无奈，有关单位只好通过“中国广播电台”，用外文播放了孟庆甲病逝的不幸消息。
孟庆甲的名字已载于我国1984年出版的《书画名人词典》。他的指书，在我国的书法艺术宝库中，留下了一枝独具异彩的绚丽花朵。
张始民
张始民（1962～1984），昌邑县丈岭乡西老庄人。1982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
张始民从小就是一个热爱集体，尊敬老师，品学兼优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在初中一年级，就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了团支部副书记。
张始民参军后，先被分配到侦察班当计算手。为练就一手硬功夫，他手不离笔，身不离纸，刻苦习练，很快精通了运算技术，被评为“信得过的计算手”。后来，他被调到炊事班工作。指导员找他谈话时，他说：“军人就是服从命令，调动工作我想得通”。他立即买来《烹调技术》等书籍钻研业务，拔来野菜、野草练习刀功，很快成为一名优秀的炊事员。
他生活简朴，从不乱花一分钱。但当他得知一位妇女丢了车票，却能慷慨解囊相助。他还向烟台市少年儿童基金会捐献了自己的全部津贴。
1983年11月，组织上决定让他养殖蘑菇，张始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专心扑到这项工作上，几乎整天泡在蘑菇坑道里。
冬天，坑道温度偏低，影响蘑菇的生长，他就上山拾柴，烧成木炭，把炭盆放在菌池周围。春天，坑道空气干燥，湿度达不到蘑菇生长的需要，他就由平时每天喷水4次增加到6次。水源离坑道一里多远，而且全是羊肠小路，张始民在挑水的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
张始民的亲属准备退休，几次写信让他退役接班。张始民想到蘑菇正值生长旺季，自己不能离开，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个机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坑道养殖蘑菇终于成功。他培养了450多瓶菌种，并进行大面积养殖，同时，还把自己养蘑菇的经验主动传授给附近群众，帮助他们走劳动致富的道路。为了表彰张始民的模范事迹，团党委给他记了三等功。
1984年春，正当张始民工作做出可喜成绩的时候，他突然昏倒了，经医院检查，他患的是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血癌。他难过地偷偷哭了一夜。
然而，坚强的意志很快使张始民平静下来，他想起保尔·柯察金、张海迪的事迹，默默读了20多封战友的来信，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力量。他觉得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更宝贵的是为党为人民奉献一切的精神。于是，他从病床上爬起来，给连队首长写了一封书信，“……我活不多久了，对于死，我毫不足惜，遗憾的是我为部队做的事太少了。因此，我要珍惜这有限的时间，哪怕只有一个月或一天。”住院期间，他挂念连队建设，更挂念他亲手培养的蘑菇。他考虑到自己不能亲回连队向战友传授养蘑菇技术，就拿起笔来，把自己积累的经验一点一滴地写出来，寄回连队。他看到医院里有废弃的罐头瓶，因手术不能弯腰，便用脚勾着一步一步地移到病房，再让人捎回连队养蘑菇。
为赢得更多的时间，为国家多做贡献，张始民以顽强的毅力配合医生同病魔作斗争。手术后，伤口感染化脓，得用针管向伤口里注射药水清洗，疼痛难忍，他从不喊一声疼。许多医护人员说：“我们长期与病人打交道，却很少遇到过象张始民这样的坚强战士”。
癌症到了最后阶段，张始民经常高烧昏迷，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便对前来看望他的二哥再三嘱咐：“我不行了，请你告诉家中，千万不要给部队领导添麻烦，也不要提什么要求，一切从简就行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口述让别人写了一封给军委首长的信，以无限的深情，倾吐了他对党、对人民、对军队的热爱，请首长尝一尝他亲手培养的蘑菇。可是，还没有等到中央首长接到他的信和寄去的蘑菇，病魔便夺去了这位年轻战士的生命。
张始民病逝以后，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对他的事迹进行了广泛宣传，他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格，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努力奋斗。
王尚志
王尚志（1906～1947），字子成，昌邑县南逄乡大营村人。曾在昌邑县育秀中学、青岛胶澳中学读书。1925年从上海随邵力子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第三期）。“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朱霁青组织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并任参谋长。1935年，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
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后，王尚志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冀边区游击队”副司令。同年冬又到临淄一带组建“鲁冀边区第二游击区”，并亲任司令。1938年春，王尚志派杨秀峰、王豫民来昌邑扩充队伍，进驻昌城，公开打出“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冀边区第四梯队”旗号，委任杨秀峰为司令。后王尚志回昌邑，将四梯队整编和充实。
1938年12月，日寇再度进攻昌邑，王尚志不战而逃，将队伍拉到安丘、博山一带。1939年3月30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同志率领由清河去鲁南受训的干部和护送部队，路经博山太河，事前派人与王尚志联系，为了抗日，希望顺利通过。王表面答应协助，暗中却背弃诺言。调集3个大队的兵力，埋伏太河两侧，进行突然袭击，许多八路军干部、战士伤亡和被俘，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等被俘后惨遭杀害，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太河惨案”。
1940生4月，蒋介石为了控制全国军政势力，成立“鲁苏战区总司令部”，王尚志通过种种卑鄙手段向上司讨好，贿赂“点编委员”，其部终被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王被授予少将司令头衔，司令部设在胶莱河东岸的孙正村。
王尚志是个忠实的“军统分子”，与戴笠直接联系，他忠诚地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数次策划进攻大泽山解放区，也曾多次进攻昌邑北部解放区，制造内战磨擦，同时不断派遣特务杀害八路军抗日军政干部、家属和革命群众。
王尚志一贯奉行黩武政策。他常说：“有枪就是王，没有五万人，在胶东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因此，他从1939年起，就拼命与其他杂牌军队在昌平一带发生混战，争夺地盘，扩充势力，使昌邑、平度、高密、掖县交界地区的人民群众遭受了连年的战争灾难。仅1943年春，壬尚志与赵保元的一次厮杀，就使昌邑、平度等地的70多个村庄遭受烧、杀、抢、掠之苦，其状目不忍睹。大岭村一次被烧房屋595间，占全村民房的一半以上。
1944年5月，日军攻破孙正，王尚志被俘，押解青岛。后被王豫民以计救回，但该部实权已操于王豫民手中，因争权被王豫民羁押。1945年8月，该部被八路军击溃，王豫民仓皇逃跑，将王尚志转移到潍县朱里，后为驻昌乐的张天佐接去。经国民党省府高参黄公如等人的策划，王尚志又窜回岞山收拾残部，当上了司令。
1946年春，王尚志按照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的命令，将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党第八军独立三团，任上校团长，住潍县城。不久，又改任第八军独立旅少将副旅长，中将司令等职，为蒋介石发动内战继续卖力。1947年夏病死。
王豫民
王豫民（1906～1984），字禄丰，昌邑县晴埠村人。曾在昌邑县育秀中学、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33年任蒙阴县督学。他借视学之机，考察了全县的山川地势，私怀大计，为秦启荣所赏识。1933年经秦启荣介绍在济南加入了“复兴社”。随后，便奉命辞去督学职务，回昌邑县任第六区小学校长，秘密发展特务势力。
1937年冬，秦启荣在临淄组织了国民党康泽派系的特务武装组织——别动总队。任命王豫民为“鲁冀边区第二游击区”司令部中校参谋主任。
1938年2月，王尚志派王豫民来昌邑扩充队伍，打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冀边区第四梯队”的旗号。
同年8月，王尚志率部窜回昌邑与王豫民会合，王豫民任中校经理处长。
1940年5月，“四梯队”被编为“鲁苏战区游击第四纵队”，王豫民任十支队长。1944年2月又升为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他任军需处长时，主持印发“昌邑六区兑换券”钞票，大量搜刮民财。并主持创办“四维中学”，亲任董事长。
1944年5月，“四纵队”司令部驻地孙正被日军攻破，王尚志被俘后，王豫民趁机以嫡系第十支队为骨干，收罗“四纵队”残部自任司令。7月，“四纵队”改编为“山东挺进军第十五纵队”，王豫民被任命为少将司令。
1945年1月，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王豫民为“山东省第十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时兼任昌邑县县长。
在这期间，他曾假借与日军谈判，消灭了押送王尚志的青岛日军谈判代表和随从人员及驻昌邑县的日伪军队长牟敦友，将王尚志劫回，后怕王尚志争权，又借故将王尚志羁押。并用同样手段，捉杀了张景月部属五团团长李树桂夫妇。
王豫民尾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反人民，尤其是自他独揽“四纵队”大权以后，指挥部队频繁骚扰解放区。1944年冬，他指挥“十五纵队”4000多人，分河东、河西两路先后侵占逄翟、虫埠、双台等大片解放区的村庄，安设据点，与八路军交战。1945年1月，又派1500多人的先遣队，侵犯革命根据地马渠一带，并向东冢、大院等地大举进犯，扬言不让八路军有立足之地。
1945年7月，八路军讨逆战斗发展到昌邑，在军区、军分区、县、区武装部队的联合反击下，一举攻克了王豫民部在小河子、明家郜、辛赵的三个顽固据点。“十五纵队”溃散，王豫民化装逃亡寿光。后来，王豫民率部分嫡系奔赴高密，又打出了“第十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旗号。1947年高密解放，王豫民逃到青岛，任“山东省保安司令部高级参谋”，并在青岛经营汽车商行。1949年青岛解放前，随国民党部队逃往台湾。
王豫民逃至台湾后，“督率部属、家人机织谋生”，经营商业，开办“四维中学”，均中途夭折。在其晚年撰写《胶莱河畔》回忆录，并联络旧友，为在台湾出版的《山东文献》期刊撰写稿件。1984年病死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