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安丘县地方组织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安丘县地方组织

第一节 组织建设

自1943年9月至1953年8月，今境内曾因解放时间不同，先后建立过（老）安丘（后改称丘南）、（新）安丘（后改称安丘）、淮安（后改称潍安）三县，中共地方组织也随着三县更名，最后合一。中共安丘县委会曾于1931年8月，1938年10月在国民党、日伪统治区内秘密建立，后均因环境恶化停止活动。1943年8月，随着西南部山区的解放，首先组建了中共安丘县工作委员会，10月改建为中共安丘县委，1948年5月（新）安丘县建立后改称（老）安丘县委，1949年6月又称丘南县委，1953年8月并入安丘县。1945年6月，随着县境东南部解放，建立了中共淮安县工作委员会，8月改建为淮安县委，1950年6月改称潍安县委，1952年6月并入安丘县。1948年4月全境解放，6月建立了（新）安丘县委，1949年6月改称安丘县委，时境内三县并存。潍安、丘南并入后仍称中共安丘县委。
一、县委、工委
1931年7月，刘云鹏受中共山东省委派遣，回安丘开展工作。8月上旬，省委派郑东来安丘帮助工作。8月12日，在县城东关烟市街门外一个小园屋里，由郑东主持，建立了中共安丘县委，隶属山东省委。刘云鹏任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曹芝亭任宣传部长，马汉卿、魏俊升先后任民运部长。是年10月，环境恶化，刘云鹏去青岛，县委活动停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员崔杰千和妻子孙继武从胶县回到安丘，积极开展地下抗日活动，并秘密发展党员。1938年10月下旬，由淄博特委书记金明、组织部长杨纯等主持，在五区沈家庄建立了中共安丘县委，委员9人，有书记崔杰千，组织部长潘墨卿、宣传部长徐欣三，青年部长王映光，妇女部长孙继武，武装部长王培真，独立营政委张云亮，独立营营长赵季武及以教员身份掩护工作的叶之枞。1939年9月，崔杰千等人调离，县委重新组建，由潘墨卿代理书记，委员5人，设组织、宣传、青年3个部。是年底，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安丘县党组织活动更加困难。1940年5月，县委决定，潘墨卿专做内线工作，潘希贤代理县委书记，委员4人。1942年4月，安丘日伪活动猖獗，局势紧张，潘希贤等离开安丘，县委活动停止。
1943年夏，安丘西南部山区解放。8月，组建了中共安丘县工作委员会，隶属莒沂安工委，驻西古庙等地。书记崔杰千，委员4人，有崔杰千、陈侠（组织部长）、王文轩、李福泽。1943年10月，安丘县工委改建为县委，书记崔杰千，委员增至6人，有崔杰千、陈侠、王子健（公安局长）、周次温、许杰、展中（宣传部长），增设秘书处和宣传部。1945年9月，崔杰千调离，徐仲林接任县委书记。县委增设县学，县机关驻胡峪、老峒峪、夏坡等地，隶属鲁中三地委。1946年11月县委书记徐仲林在安丘战役中牺牲，曹春耕接任县委书记。县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国工部，县委机关驻辉渠村。1948年4月，安丘城解放，建立（新）安丘县，原安丘县委改称（老）安丘县委。5月，（老）安丘县委书记曹春耕调离，李维诺接任。10月，（老）安丘县委改属鲁中南三地委。1949年6月，（老）安丘县改称丘南县。县委更名为丘南县委，改属昌潍地委，驻地未变。1949年10月后，丘南县委机关移驻雹泉。时有县委委员6人，撤销国工部，增设了工委和农委。1952年11月增设统战部。1953年8月，丘南县并入安丘县，丘南县委撤销。
1945年6月，安丘东南部解放，建立了中共淮安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次温，委员4人，有周次温、巫景全、张世祥、董涛。8月，中共淮安县工委改建为淮安县委，陈克任书记，委员4人，有陈克、周次温、巫景全、刘铭。只设组织部，部长刘铭。9月，在“景芝事件”（县委主要领导被捕牺牲）中县委遭到严重破坏。至10月，县委工作由沂山地委工作组主持，11月，县委重新建立，秦昆任书记，委员11人，下设秘书处和组织、宣传、民运、国工部。1948年5月，秦昆调离，副书记王润斋主持县委工作。1949年2月，王润斋调离，副书记王秋浦主持县委工作。1949年6月，淮安县改属昌潍地委，驻地、机构未变。1950年6月，淮安县改称潍安县，县委改称中共潍安县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县学、工委和农委，驻地及隶属关系未变。1952年6月，潍安县并入安丘县，潍安县委撤销。
1948年6月，中共（新）安丘县委建立，驻地安丘城，隶属中共昌潍地委。书记江征帆，委员7人，有江征帆、陈古山、朱德群、肖习深、秦杰、王新吾、陈宗元。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县学。1949年3月，江征帆调离，县委书记由范光一接任，委员7人。1950年4月，县委增设工委、农委两个机构，时有县委委员7人。1951年至1953年，县委先后增设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统战部。
1953年8月，丘南县并入安丘县，同时对县委进行了组织调整。10月，县委始设常务委员会，由5人组成，县委委员17人，设秘书处（后改称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农委、县学、纪律检查委员会。1954年6月增设互助合作部，撤销农委。1955年2月增设财政贸易部。1956年5月，中共安丘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安丘县第一届委员会，常委9人，委员30人，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监察委员会、互助合作部、财贸部、工业交通部、政法部、文教部、党训班。1956年6月增设政策研究室。1957年4月设县直机关党委会。1958年5月，县委设立书记处，刘英宸任第一书记，1960年1月增设政法部。1962年9月，县委书记处撤销，机构精简。至1966年5月，有县委书记1人，副书记4人，常委7人，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监察委员会、农村工作部、财贸政治部、机关党委会、党校。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并波及安丘。1967年3月，成立安丘县革命委员会，县委和各级党组织普遍被夺权，革委会取代了县委、县人委的职能。1969年10月，建立中共安丘县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1971年2月，中共安丘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安丘县第四届委员会，各级党组织的正常生活才陆续恢复。时县委工作机构与县革委政治部一套班子，设办公室、组织处、宣传处、教育处、群工处，后设政工办公室。1976年春，县委机构调整，撤销政治部，恢复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机关党委会和党校。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县委进行了整顿，工作机构不断充实完备。1978年7月重设统战部。1979年5月设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7月重设农村工作部，同时知识青年办公室划入。
1980年8月，中共安丘县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委员会，1982年4月设政法委员会。1984年2月，进行机构改革，县委部委调整，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纪委、统战部、农村工作部、政法委、机关党委、党校，3月设企业政治工作部和老干部局。
1984年8月，中共安丘县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委员会。书记1人，副书记3人，委员36人。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共安丘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郑玉章。县委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企业政治工作部、农村工作部、老干部局、组织员办公室、机关党委、党校、党史办公室（1985年8月改称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1987年8月，中共安丘县第七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安丘县第七届委员会，有书记1人，副书记3人，常委11人，委员31人，候补委员6人。同时选出了县纪律检查委员会成员。县委机构精简，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法委、农村工作部、老干部局、组织员办公室、机关党委、党校、党史委。

二、党员与基层组织
1938年春之前，县内未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党员，都是在外地入党，并在外地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活动。1925年2月，宋熙来（南流镇宋家人）由庄龙甲介绍入党，参加过广州起义，是县内最早的党员。1939年4月，任中共潍县县委书记时，被日军抓捕杀害。刘增（临浯乡芝畔村人）1927年10月入党，12月参加广州起义时牺牲。潘刚三（金冢子乡潘家庄人）1927年在青岛入党，1931年参加武装暴动时被捕牺牲。董汝勤（女，又名爱莲，安丘城东小关人）1929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刘云鹏（又名刘毅武，凌河镇宫家庄人）1931年7月在青岛入党，为革命从事武装斗争一生。崔杰千（安丘城硝市街人）1933年在荣成县入党，参加了“石岛暴动”，举事未成，后与党失去了联系。1997年11月，与其妻子孙继武（即墨县兰村人，中共党员）一起由胶县回到安丘，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并秘密发展党员。
1938年4月，崔杰千、孙继武、孙竹泉、叶之枞4人，在安丘城秘密建立了党小组。5月，在川里院建立了党的核心支部，崔杰千任支部书记。之后又陆续建立了一批党的小组和党支部，党员发展到140余名。这些基层组织的建立，为建立中共安丘县委打下了基础。年底全县党员发展到300名。
1939年1月，中共前屯村（时属高密县）党支部建立，牛芳稷任支部书记。同时逄家庄党支部建立。5月，张俊千（担山乡西韩吉村人）等在厉文礼部韩十团秘密建立了中共党支部。1940年，县内日伪、特务活动猖獗，党组织连遭破坏，有的党员干部被捕杀害。到1941年，县委及大部分基层组织工作被迫停止。张俊千等部分党员，回到二区韩吉、大朱旺一带，仍坚持组织抗日活动。1940年8月，县境北部葫芦埠韩家、小庄子等村建立了党支部，发展党员15人。1942年5月，在韩十团内入党的李星三回到安丘城，发展部分党员建立了中共安丘城地下支部，在日伪统治下从事秘密抗日活动。
1943年8月，中共安丘县工委建立后，先后建立了柘山、召忽、夏坡、南郚、唐山（后改称郚山）、高崖（牛沐）6个分区委。1945年，又先后建立了寿山、石泉、凌河、汶河4个分区委。至此，全县共有分区委10个，基层支部82个，党员602名。1948年5月，石泉区划归（新）安丘县，汶河区划归昌乐县。时有分区委8个，基层支部190个，党员3433名。1949年6月，（老）安丘改称丘南县，年底发展到支部256个，党员3659名。到1952年，丘南县有支部361个，党员4321名。
1945年6月，淮安县工委（后改建为淮安县委）建立后，先后建立了景芝、渠河、甘泉、金堆、古城子（后改称石堆）、新二区、朱子（后改成孙孟）、官庄、留晃9个分区委，并建立15个支部，共有党员96名。1946年有较大发展，年底有支部78个，党员1129名。1947年，又先后建立了临浯、灵山两个分区委。是年底，有分区委11个，基层支部182个，党员4421名。1948年5月灵山分区划归（新）安丘县，撤销留晃及新二区分区委。1949年分区委7个，基层支部231个，党员3244名。1952年6月并入安丘县之前有分区委7个，党总支1个，支部244个，党员3513名。
1948年5月，（新）安丘县组建了城关、王封、赵戈、逄王、南流、许营、平柳、阿陀、慈山、石泉、十里、尧洼12个分区委。年底，有支部19个，党员224名。1949年发展到支部33个，党员484名。1952年6月，平柳、阿陀2个区划归昌乐县，同时潍安县并入安丘县。1953年丘南县并入安丘县。时，全县共有党委26个，总支123个，支部687个，党员8164名。
1954年，全县在机关、企事业及重要厂矿设立党支部50个。1955年9月至1958年2月，分区进行多次调整。党委也随之变更。1958年9月，撤销乡镇，全县建立了23处人民公社，在行政机构调整的同时，党委也同时改建。10月，沂水县何家庄公社划归安丘县，1961年10月又划回沂水县。1962年又划出宋官疃、贾戈2处公社，时全县有25处公社党委。1965年凉台公社划归诸城县，石埠子公社由诸城划入，全县公社党委数未变，共有党总支26个，党支部12 67个，党员17746名。“文化大革命”开始，党的基层组织受冲击，组织生活被迫停止。1969年10月，中共安丘县革委核心领导小组成立后，在全县25处人民公社建立了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971年重新建立县委和公社党委、县直机关党委，有党委26个，总支6个，支部1235个，党员23354名。1977年全县有党委32个，总支21个，支部1547个，党员32787名。1978年后，党的组织经过认真整顿，在一些重要单位和部门设立了党组，组织建设得到了加强。1980年，全县有党委28个，党组16个，总支19个，支部1716个，党员36103名。1984年4月，进行体制改革，变动行政区划，撤销23个公社党委和1个区、1个镇党委，成立了22个乡党委和10个镇党委。新建的乡党委有管公、慈埠、夏坡、车庄、南逯、召忽、温泉。同年有8个企事业单位的党组改建党委。1985年底，全县共有党委48个，党组18个，党总支27个，党支部2135个，党员42358名。1987年发展到党委54个，党组24个，党总支41个，党支部2398个，党员45460名。

第二节 主要活动

一、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5年2月，宋熙来入党后，参加潍县支部活动，在南流一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工作，广泛接触农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1931年7月，刘云鹏在青岛入党后，受省委派遣，回到安丘开展党的工作，8月建立了中共安丘县委后，确定了主要活动内容：秘密发展党组织，积极组建武装，开辟游击根据地；在黄旗堡附近建立交通站，以保证县委与省委的联系。但由于国民党安丘县政府与土豪劣绅相互勾结，制造恐怖，千方百计破坏共产党的活动，至同年10月，刘云鹏等被迫离开安丘，返回青岛，县委活动停止。
二、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11月，为寻求真理奔波他乡，在荣成参加共产党的崔杰千、孙继武夫妇由胶县回到安丘城，以缮写等职业为掩护，进行党的秘密活动。他们一面设法寻找党的关系，一面积极发展进步青年入党，后成立了党的小组。小组成员重点活动在一、二、四、五、六区。1938年5月，中共安丘县核心支部确定的工作方针是：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武装，打击日本侵略者。7月核心支部在尧洼村开会，研究决定了三项任务：大力壮大党的力量；联系青年，秘密组织抗日武装，筹备经费与武器。8月，党领导的安丘独立营开始筹建，至月底有80余人参加，其中党员20余名。10月上旬，崔杰千到临朐县找到了中共淄博特委的同志，特委派人来安丘考查党组织情况，肯定了安丘党组织的工作，承认崔杰千、孙继武在与党失掉联系期间发展的党员为正式党员，下旬批准建立了中共安丘县委和独立营。县委还在敌人内部建立了秘密联络站，分别在沈家庄、夏坡举办两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方针政策，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培训了40多名党员干部。
1939年初，国民党县政府提出了“赶走八路军，杀净共产党，取消抗日团体”的口号，国民党军及地方杂牌武装千方百计破坏共产党的活动。但是，安丘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仍在敌、伪，顽的夹击中顽强地发展壮大。1月，安丘东南部的前屯、逄家庄相继建立党支部，爱国进步人士王麟阁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于安（丘）莒（县）边界成立了山东纵队第九支队。2月，县独立营配合山东纵队第八支队之一部，利用除夕之夜，袭击盘据在县城的日伪军，扩大了影响。3月，独立营随八支队开赴沂蒙山区对日作战，部分成员隐蔽下来活动。4月，张俊千等人派入厉文礼部十团做统战工作，5月，秘密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进行抗日宣传，扩大了党的影响。为应付急变，6月，县委在毕家慈埠村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三项决定：县委主要干部安排代替人，以便牺牲或撤退时有人代理，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斗争，巩固组织领导，调整不力人员，清洗屡教不改的动摇分子，加强党员的阶级教育、前途教育，揭发日伪的残暴和国民党的反动阴谋。7月，国民党山东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厉文礼密令缉捕县委主要负责人，安丘白色恐怖加剧。9月县委主要负责人随主力部队撤离安丘，一部分人留下坚持斗争。年底，县委在组织整顿中，清洗了党内贪生怕死、不参加组织活动、擅自参加伪顽军队的动摇分子及坏分子40多名，纯洁了组织。
1940年上半年，县委组织群众进行了抗捐抗粮斗争，方式是在有党支部的村子，掌握村政权，以合法身份进行公开斗争；在无党支部的村子，通过内线作乡、保长的工作，促使其减轻群众负担；利用掌握的村政权扣交公粮，救济生活特别困难的党员。经过斗争，减轻了群众负担，提高了党的威信。是年下半年至1941年，形势日趋恶化，党组织屡遭破坏，县、区委领导干部先后被国民党捕杀多人。派入厉文礼部十团开展党的工作的张俊千、张守仁等，先后暴露，潘墨卿被捕关押，地下统战工作受阻。
1942年春，形势更加恶化，县委代理书记潘希贤等被迫去东北，安丘多数党员与组织失掉联系，二区的党员在张守仁、赵大宗领导下继续开展活动。5月，安丘城里地下党支部建立，在县城秘密活动。
1943年7月，安丘西南山区解放，建立了莒沂安根据地。8月，根据地下党的情报，鲁中军区一团在辛庄子村击毙了反共“磨擦专家”国民党鲁苏战区挺进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随后建立了中共安丘县工委及县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县委一边发动和领导根据地人民群众，扩大抗日武装，抗击日军的“扫荡”和“蚕食”，巩固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一边抓党的建设，在根据地发展党员，扩建党组织，在边沿区和敌占区，迅速联系失去联络的党组织，恢复组织活动。
1944年5月，县委组织工作队深入解放区各村，按照“二五减租，分半计息，本息相平，停息还本”等具体办法，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进行生产自救，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冬，县委对全县党组织进行恢复整顿工作。12月，在地下党的配合下，鲁中军区一团攻克了高崖日军据点，全歼守敌。至此，县境内只有少量日军驻守。1945年6月，县委动员地方部队和万余民兵、群众，支援并参加了讨厉（文礼）战役，攻克厉伪巢穴夏坡据点。经过地下党的长期工作，厉部十团由团长韩寿臣率领1800余名官兵起义，安丘大部地区解放。战役后，在景芝建立了淮安县委和县政府，创建了淮安县大队。安丘、淮安两县委组织工作队，深入乡村，恢复整顿党组织，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同时带领广大干部和党员，发动群众，扩大武装，锄奸反霸，实行“减租减息”，开展生产救灾运动，巩固了民主政权。
三、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安丘城被国民党张天佐部队及厉文礼所属部队占领，县内反动势力活动猖獗，国民党驻城部队与逃亡地主组织“还乡团”，经常对解放区实行阶级报复，不断抢掠物资，抓捕和残杀共产党的干部及进步群众，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1945年9月15日，发生了“景芝事件”，淮安县委受到严重破坏。11月，中共淮安县委重新组建。为巩固抗日成果，两县县委领导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扩大了武装。安丘县先后整编了独立营，建立了爆炸队、武装教导队、兵工厂、石泉武工队和慈山武工队。淮安县组建了独立营，根据地各村成立了自卫团。武装斗争日趋活跃，有的白天化装深入白区侦察，夜间进行袭击，撤传单，贴布告，揭发反动派的阴谋，还开展“叫子还乡”、警告敌方乡保长等活动，使国民党及杂牌军小股部队不敢妄动。是年底，局势有所扭转。
1946年至1947年，两县县委根据中央指示，领导广大干群，在复杂的斗争中，坚持“一手拿枪，一手分田”，顺利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土改复查，许多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广大翻身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后，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情更加高涨。
1947年冬至1948年春，两县县委分别在党员干部中进行“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纯洁各级组织，加强党内团结，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觉悟。
1948年春，安丘、淮安县委带领两县人民坚持以“生产为主，解决灾荒问题”的方针，发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度过了严重春荒。陷入军事、经济困境的安丘城国民党军，多次分路进犯解放区，进行抢掠，被两县武工队、区中队分别击溃，并夺回大批财粮，归还群众。4月27日，解放军解放潍县城。4月29日，国民党安丘驻军弃城南逃，安丘全境解放。
1948年6月，中共（新）安丘县委在县城建立，同时制定了《对新解放区工作意见》。根据新解放区群众觉悟较低，党的力量薄弱以及阶级阵线较模糊等情况，提出了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以减租减息为中心，放手发动群众，建立群众组织，树立群众优势，肃清散匪，彻底摧垮敌人的统治基础。至1949年，三县县委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巩固恢复生产以及支援前线工作上来。广大党员率领群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大力开展生产救灾，节约备荒。在农村成立变工队等，在城乡兴办工商各业，恢复小学教育。同时对县境内的散匪、“还乡团”残余等，进行了清剿镇压，并且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在人力物力上支援了淮海、渡江等重大战役。
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建国初期，三县县委领导各县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整党等运动，并继续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改善了经济状况，医治了战争创伤。至1951年，（新）安丘县进行了土地改革，丘南、潍安县进行了结束土改工作，使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同时惩治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和反革命首恶分子，取缔了反动会道门，巩固和加强了人民政权。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先后有数千名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广大群众省吃俭用，积极捐款，支援前线。三县县委还领导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并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财、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揭露出一批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分别进行了处理。
从1953年到1956年，县委领导人民群众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按照自愿互利和国家帮助的原则，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先组织互助组又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全县实现了农业合作化（高级社），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全县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很快。
1957年夏到1958年，县委按照中央指示，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因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604名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被错划为右派，遭受到极大挫折。
1958年秋，县委根据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总路线的要求，组织全县人民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县内客观实际，发动全党全民“大办钢铁”，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是年9月，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左”的影响，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计划，“浮夸风”、“共产风”严重泛滥，劳民伤财，影响了生产。加之1959年遇到的旱、雹等特大自然灾害，致使1959年至1961年的工农业生产下降，人民生活遇到了极大困难。
1961年县委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着手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对全县经济进行了调整。抽调大批干部充实基层，帮助基层开展生产救灾运动。精减干部职工，压缩吃商品粮的人口，为整风反右及“大跃进”运动中错误处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到1962年，全县经济情况明显好转。从1964年3月到1966年8月，全面开展了以“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后期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
1966年下半年，县内开始“文化大革命”，各级党组织相继被冲垮，领导干部被批判斗争，全县一片混乱状态。1971年2月，县委重新建立，各级党的基层组织也恢复活动。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较深，在以后一段时间中，继续执行了“左”的错误路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县大部分共产党员对“左”的错误进行了抵制，使“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受到一定限制，全县国民经济虽然遭受严重损失，但仍有一定进展。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县委领导全县党员群众声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批判了派性，团结有所增强。同时，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由于“左”倾还没有完全消除，至1978年12月的两年多，各项工作进展缓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领导全县人民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清除“左”的错误影响。平反冤假错案，端正思想路线，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工作重点迅速地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面贯彻执行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1980年后，在农业上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工商企业中实行政企分开和厂长（经理）负责制。从农村到城镇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使全县国民经济出现了大发展的趋势。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10.22亿元，是1978年的2.8倍，比1980年翻了一番还多。与此同时，加强了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多次轮训县、乡两级党员、干部，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实现了党的干部队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专业知识分子队伍中，评定专业技术职称，办理家属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生活水平，调动了他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打击了经济领域和其它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全县的政治经济形势越来越好。自1985年5月始，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对全县各级党组织及党员分批进行了整党。县委下设整党办公室，历时一年，完成了“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的整党任务，对党员队伍中的案件进行了复议，对错误处理的予以平反，对前段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分别进行了处理，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
第三节 党员代表大会

一、丘南、淮安（潍安）、安丘三县分设时期
中共丘南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0年9月下旬在县委驻地雹泉召开。中心议题是总结工作，检查党在农村中的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整顿党的思想作风，部署工作任务。
中共丘南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1951年6月在雹泉召开，中心议题是总结检查上半年工作。研究部署抗美援朝、结束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
中共淮安（潍安）县第一次代表大会1950年3月7日至10日在景芝召开。中心议题是总结一年来的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制定农业生产计划，部署1950年的工作。会议指出，1950年党的工作重点是动员群众，努力进行生产，搞好救灾备荒，其它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进行。
中共潍安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1950年9月27日至30日在景芝召开。会议中心是组织发动群众搞好秋耕秋种，完成秋季征收500万公斤粮食的任务。要求县、区机关结合实际工作搞好整风。
中共潍安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1951年6月20日至22日在景芝召开。中心议题是全面总结检查抗美援朝、结束土改、镇反三大运动的开展情况，并以此为动力，整顿建立乡、村政权，大力开展参军运动，搞好生产。
中共安丘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0年10月3日至7日在安丘城召开，与会代表91人，会上县委主要负责人分别作“安丘县九个月来的工作总结”和“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会议部署了今后工作，主要是搞好生产备荒，完成秋收秋种，并做好秋征、复员军人安置及土改准备工作。
中共安丘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1951年12月2日至5日在县城召开，与会代表91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检查抗美援朝、结束土改及镇反运动的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民主整风，改善领导作风，部署今后工作，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县委书记作的工作总结报告。
二、三县合并后时期
中共安丘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6年5月17日至24日在县城召开。正式代表393人，列席代表25人。大会是在全县农业合作化出现新的高潮，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势下召开的，会上县委书记徐贞吉作了关于一年多来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县委《关于实施《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草案）》及其说明。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审查和通过县委的工作报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领导作风，制订1956年至1967年全县农业发展规划，选举县委委员和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选出县委委员29名，候补委员6名。
中共安丘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1960年5月28日至29日在县城召开，正式代表495人，列席代表25人，大会中心议题是：发扬民主，检查总结1959年贯彻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开展整党整风运动，讨论制定1960年生产计划及全县今后长远规划（草案），动员全党更好地贯彻党的总路线，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选举县委委员及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大会听取并通过了县委第一书记刘英宸作的工作报告。报告中号召全党全民全力以赴，搞好夏季生产，夺取全年丰收。大会通过了决议，着重点是坚持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统筹兼顾，组织安排好群众生活，全面发展农业生产，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大会选举出县委委员26名，候补委员8名。
中共安丘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1963年9月27日至29日在县城召开，与会代表428人。大会是在经受三年经济困难的考验，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分析全县的政治经济形势，统一认识，研究“三秋”工作，制定1964年的工作任务。会上，县委书记刘英宸作了工作报告。大会提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正确处理工农业之间的关系；认真贯彻党在农村中的各项政策，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新“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和增产节约运动；搞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实现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大会选举出县委委员21名，候补委员4名。
中共安丘县第四次代表大会 1971年2月11日至16日在县城召开，与会代表1456人。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刚刚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后，根据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会的通知》精神，全县80％以上基层单位建立了党支部，25处公社普遍召开了党代会的基础上召开的。大会提出的今后任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搞好“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大会按照“军干群”、“老中青”两个“三结合”的原则，选举出县委委员33名。第一次全委会选举县委常委10名。
中共安丘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1980年8月28日至9月1日在县城召开。正式代表477人，列席代表26人。大会是在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全县出现政治上安定团结、工农业生产稳定上升的形势下召开的。大会的指导思想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本县实际，分析形势，检查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全县今后经济建设任务，研究制定改善党的领导的措施，提高党的战斗力，带领全县人民群众同心同德搞四化。会上县委书记刘永森作了题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提出今后三年的任务是，全党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认真搞好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农业、工业、财贸、科学教育、计划生育等五个方面的工作。大会选举出县委委员27名，候补委员5名。第一次全委会选出县委常委9名。
中共安丘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1984年8月26日至30日在县城召开。正式代表400人，列席代表38人。大会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回顾总结过去几年的工作和经验教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团结一致，开拓前进，努力开创全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研究确定今后的奋斗目标和任务，健全和改善党的县级领导机构，动员全县党员和群众，坚定不移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加快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步伐，尽快实现全县的财政状况、社会风气和党风的根本好转。县委书记张文玉作题为《解放思想，锐意改革，为振兴安丘努力奋斗》的报告。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坚持改革创新，抓住重点，搞好突破，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四化建设中的核心领导作用。切实搞好全面整党。大会按照干部“四化”要求，选举出县委委员31名，候补委员6名。第一次全委会选出县委常委13名。
中共安丘县第七次代表大会 1987年8月17日至20日在县城召开，与会代表430人。县委副书记刘德仕致开幕词，县委书记王玉芬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努力开创两个文明建设的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县纪委书记郑玉章代表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县委副书记黄存福致闭幕词。会议审议通过了县委、县纪委的工作报告，号召全县四万三千名党员带领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各项改革，奋发努力，为实现安丘县的“七五”计划和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大会按照干部的“四化”方针，选举了县委、县纪委领导班子。县委委员31名，候补委员6名，县纪委委员15名。第一次全委会选出县委常委11名。
第四节 党员教育

中共地方党组织自建立以来，一直重视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培训，采用短期脱产培训或轮训方式。1945年9月，安丘县委始设县学，负责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至1948年7月，共举办15期训练班，培训学员590人。1948年至1953年，三县分设县学，共举办38期训练班，培训学员10107人。1953年8月三县合一后到1954年7月，县学共举办2期，培训学员365人。1954年7月县学改称“党员干部训练班”，到1959年6月共举办6期，培训学员2268人。1959年7月，党训班改称党校，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共举办28期，培训党员10725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党校停办，1973年重新开办，到1977年共举办23期，培训党员5326人。从1978年到1985年共举办43期，培训党员6418人。1985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经严格考试，招收干部中专班和干部电大班。学制两年，在校学员共136名。
每期培训均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由宣传部或组织部牵头，由县学（党校）具体组织。办学方针是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学习党的有关文件和时事政治，提高学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统一思想，自觉行动。各时期又有不同的中心内容和教学重点。1949年建国前，主要是围绕保卫抗战胜利果实、进行土地革命及建立新中国等问题，学习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有关党的“七大”文献、《土地法大纲》、《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有关著作和文件。培训对象是农村干部和先进青年、妇女等，结业后多发展为党员，部分或全部转为脱产干部。其中，1949年2月，丘南县从农民中选拔积极分子130余人，培训2个月，发展党员95人，结业后全部转为脱产干部，大多调往外地工作。是年3至6月，三县培训党员干部172人，结业后全部南下。建国初期，主要是围绕政权建设，土地改革以及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中心工作培训党员干部。主要学习内容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及有关抗美援朝的文件等。1956年到1960年，主要是围绕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办合作社、人民公社，以及“大跃进”、整风反右等中心工作举办训练班。1961年到1965年，主要围绕解决农村工作中“左”的问题以及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农业学大寨”等举办培训班。1966年1月至10月，共举办6期毛泽东著作辅导员训练班，每期半月，共培训1750人。“文化大革命”后期，主要是围绕搞阶级斗争和学大寨运动，以及所谓的“批林批孔”等举办理论培训班，使党员教育受到影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主要是围绕拨乱反正、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开放，以及整党建党、提高党员队伍素质等重大问题举办培训班，始终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以《中国共产党章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报刊文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文选》、《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十二大文件等为教材，对党员干部进行学习辅导和理论培训。其中，1979年底至次年春，举办两期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党员干部训练班，培训学员472名，对统一全县党员的思想认识，拨乱反正，顺利进行平反冤假错案起了重要作用。1981年春，共举办5期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训练班，培训700人。学习了中央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对于全县面上顺利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起了重要作用。1984年4月至8月，举办两期县直机关、企业领导干部训练班，每期8天，共培训218人。主要是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整党的文件。这次培训，为后来全县整党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是年11月，举办两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轮训班，每期7天，培训县直局级干部171人，推动了全县经济体制改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