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旧志序、跋、前言选载
《安丘县志》序
万历甲申，元奉命令渠丘。渠丘距古齐封营丘仅四十里，而风气之锤，山川之胜，文物衣冠之盛，甲诸旁邑。莅政以来，闲尝采旧遗，问习尚，暨制作之张驰，与政事之损益，即生长于斯者弗知焉。则以文献不足，而邑乘久寥寥也。夫杞宋无徵，孔子所为太息，而渠丘志典，可终阙乎。时铨部刘公清告在里，谋所以举之，未及脱稿，而促装赴部。无何，大司马辛公，暨大中丞马公，韩公，相继抵舍，复就而谋焉。三公相与参画，而属笔于马公。马公海内文豪，而嗣君应龙、从龙者，又皆淹贯百家，良有史才，于是具礼恳之。公乃经始于戊子十月，越明年三月而志告成，维是总之以纪，而纲维具。析之以考，而物理周。终止以表传，而疆域明，爵秩分，人品辨。详而不泛，约而不遗，核而可据。昭哉！可以垂龟鉴而备稽考矣。至于乡贤有志，俾后之生兹土者，睹先哲而生景行之思。名宦有志，俾后之牧兹土者，睹往迹而尽爱养之实。其有裨于民生吏治，岂浅鲜哉。昔者汉书成于班孟坚一门，而眉山苏氏父子皆以文章为世述。公之成志也，实似之。可以传矣，遂付诸奇厥氏。
万历己丑岁六月朔日。赐进士第、文林郎知安丘县事、弋阳熊元题。
（原载《安丘县志》）
《续安丘县志》序
尝考周官以太史内史掌六典八枋，而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下逮列国，莫不有史掌记，时政所以垂久远，备法戒也，郡邑而来，史不散设，虽渤海颍川之治，祗略见于汉书，其他逸者多矣。然常璩之华阳志，宋敏求之长安志，康德涵之武功志，典则雄深，与王会职方大一统之籍。并传不朽。礼失而求之野，顾可少哉。渠于青属称望潍水，朝宗远矣。神禹之德，营丘接畛，决乎大国之风，表章纯学，则司农奥义尚存也，砥柱横流，则徵士清修为烈焉。岂非常者，代有闻人，矢靡慝者，家多静女。盖马中丞四志猗与详乎。但阙而不续者八十年于兹。岂邑中士大夫识往事业名山者，遂无其人；抑守土者，诿文事为不暇谭，故因循至此也。余以戊戌冬承乏是邑。土俗民情，初未遽谙。亟取旧志考之，虽典章犁然具在，然详于远，阙于近。同此户口登耗异，同此则壤莱辟异，同此庸调繁省异，同此学校人才、风俗、修坠、盛衰、醇漓异。倘听其销沈，莫为讨，无论日复一日，文献将至无徵，而自为其何能淑，余深惧焉。窃欲询诸父老，妄缀一家言，而簿书鞅掌，病未遑也。时中丞刘公廷尉，曹公方在京署，驰赫访之来。教曰：“邑乘阙久矣，非敷彝王子无可任续者”。余因以二公意为请，王子闭户啸歌，不预世事，独以此为维桑之钜，典司牧之苦心，不容谢也。采辑论次，数阅月而书成。余观其蕴义摛辞，深厚尔雅，大无夸毗，小无罣漏，喜无溢美，慨无矶声。可以广闻见，可以资劝惩，可以审人情揆时势。盖百年之成法，致治之良规也。於戏！不有马公莫为之前；不有王子莫为之后，汇二家而全一史，彼华阳诸志不颛美于昔矣，爰序而寿之梓。
时大清康熙二年，岁次癸卯，春王二月朔旦。文林郎、知安丘县事、加二级关西任周鼎撰。
（原载《续安丘县志》）
《安丘新志》序
余莅安丘之明年夏，政务稍暇，始获披阅其志乘。前志创于有明马定宇先生，续志则王敷彝先生修于康熙间者也。二书体例精严，不遗不滥，洵一邑良史矣。第自康熙壬戌以后，概付阙如。余窃怪安丘以文物之邦，故家文献绵延勿替，岂缵述之无其人欤？将官斯土者，以文事为末节，无以倡导之耶？间以语张受百太守，太守言续志以后，尚有新志乘韦一书，惟系家藏抄本，并未刊行。余亟索读之，盖马席公先生原稿，而张雪航先生增订者也。起康熙壬戌，讫道光壬寅。亦精详，亦简核，诚有如原序所云者。余既卒业，因谓太守，道光以前幸有是书可据，此后六七十年仍付阙如，曷谋赓续，以踵前美乎？太守以语邑中士大夫，咸乐从事，余乃为筹画经费，并捐捧以倡，设局文昌阁，下延知名士数人，分任纂辑采访，而属马梅生太史总其事，余亦参末议焉。太史与余商订体例，谓新志乘韦久已成书，其以乘韦名者，固前修之谦词，抑以前续两志之成先后经前邑侯熊公任公鉴定，而是书则私家著述，故不肯以成书自居乎！今既经我公鉴定矣，拟定名曰《安丘新志》。而此次所纂者，别为一编，以续其后何如？余亟韪其议，局中诸人亦佥以为允。顾此本系雪航先生司铎金乡时，其门下士所录，非出一手，舛误颇多。太守乃详校一周，悉为订正。拟先付诸石印，属余一言弁首，余惟是书席公先生草创之，而讨论、修饰、润色，雪航先生实兼之，可谓美矣、备矣。而秘诸箧衍，一线仅存，必待数十年后，始克公诸斯世，岂显晦固有数乎？余不敢尸表章前哲之功，幸得附名简端，继熊任二君之后，与有荣焉。故不辞而为之序。惟新志续编事，方谋始余瓜期将届，不及观厥成矣。后之官斯土者，幸留意焉。
民国三年甲寅秋七月，权知安丘县事，济宁孙维均撰
（原载《安丘新志》）
《续安丘新志》序
凡邑必有山川、疆域、职官、田赋，以及朝野人物，闺阁贤媛，下至物产风俗、方术、杂技，莫不载于志。俾已往者有足征，而后来知所法，所系顾不重欤。然非事信言文，则无以信今而传后。安丘县志，明万历间马定宇先生始创之，清康熙间王敷彝先生复续之，两志均名登册府，洵煌煌钜制矣。顾自兹以后，未有成书，官斯土者，每以近代因革无所参稽为憾。民国三年甲寅夏，前知事济宁孙君，求得嘉、道间马席公张雪航两先生所著《新志乘韦稿本》，请邑绅马梅生太史复加校订，定名为《安丘新志》，并以续修之任属焉。乃设局未久，孙君以卸任去。乙卯秋，余承乏兹邑，念修辑志乘为守土者之责，因敦促太史踵成之。丙辰三月已脱稿，将付手民矣。会迂四月七日之变，公家图籍都化劫灰，而是书稿本亦损失过半。及事平，而兵燹之后，饥馑荐臻，诸务丛杂，未暇为此。戊午夏，政事稍简。乃复请太史始终其事。太史亦不忍九仞之功，亏于一篑。于是旁搜博考，补缀残缺，阅数月而始还旧观。余三复是编，年经月纬，缕晰条分，体例悉遵前人，典核无惭作者。是所谓事信言文，足继美新志之作，信今而传后无疑矣。兹因太史请序，为述其巅末如此。又以见天下事之兴废迟速，莫不有时，固不仅一邑之志乘为然也。
民国九年庚申春三月，知安丘县事，广德章光铭撰。
（原载《续安丘新志》）
《杞纪》自序
吾族世居潍河东岸，庄号高柯，实在杞子故国邦域之中也。宗社久墟，殿屋井邑胥化村落。天启癸亥，先府君买得一区，为饘粥业，居城中央，地颇爽垲。余老厌阛阓，移家其间。邻曲时至，询旧闻，访陈迹，每茫然无所应。应劭风俗通义：有县令问主簿，灵星在城东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灵星所以在东南者，亦不知也”。余读之辄为齿冷。而今而后，人将，以余之笑主簿者笑余也。故凡涉猎史传，见其有关于杞者，悉掌记之。旬储月积，纸墨遂多，收置箧衍，漫不省录，忽忽十年。丙戌长夏，村居丰暇，偶有所触，因忆前事。从烟煤虫篆中捡出，付儿子在辛，次第之厘为二十二卷。综其条目：曰图考、曰星土、曰舆地、曰山川、曰系年、曰沿革、曰封建、曰年表、曰世次、曰原古、曰分国、曰系家、曰苗裔、曰春秋经传、曰经传别解、曰人物、曰遗书、曰艺林、曰杂缀。统名之曰杞纪。乌乎！杞小国也，吾夫子当日犹以文献不足，而叹其无征；寡昧如余，乃欲于千载之下，罔罗放失，会稡成书，补前人所未逮，则吾岂敢。聊记数则，用塞问者之意，亦冀免夫灵星主簿之诮而已。康熙四十五年重九日，七十老人张贞起元，书于杞城之峡云堂。
（原载《杞纪》）
《安丘述略》前言
李江秋
安丘这个地名，虽是前汉初年，才在史记中出现，但这个地区的自然和人文，都可由各种书史的记载，向上追述到夏代，约计四千余年，时间不可谓不长，可也就是由于历史太长，才导致变化太多。马志所说：“境土屡分，地理参差，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复有离合，兼之往牒不全，或多牴牾”。云云，实犹未足以尽之，因还有县名屡更，县治屡迁，隶属的郡国，既时有不同，而郡、国县更常互易其名，甚或三者同时并存，混淆不清，使人如堕五里雾中！时至今日，想把四千多年来的变化离合，分析得一清二楚，毫厘不差，简直是很少可能。惟有以马志的地理沿革原文为经，后来新出的各种参考资料为纬，而稍加补正，使大致不差，聊供县人的参考而已。至文中未加注解的，都是根据马志，又凡所谓某地在安丘某方，都是就当前的县城而言，因词典一类的参考书，多半近代刊物。
（原载1976年《安丘述略》）
《安丘县志》跋
寿光安致远
闻此志成于马中丞公子仪部君之手。彼时仪部君尚未为诸生，善则归亲，而以中丞公统其名耳。续志则王君敷彝所成。予友张君杞园，称前续两志可与崔后渠安阳康对山武功志并传。予阅之，见其义例严而核，遣词就班，深得史氏遗法。渠丘虽小，士大夫皆知读书考古，以文雅相尚。故名人辈出，彬彬乎质有其文也，吾邑幅员倍于安丘，犹望后来之秀，雅意斯道，勿使邻封有秦无人之叹焉，斯善矣。
（原载民国三年《安丘新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