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文选

一、考证文选

安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安丘县名的由来和标准书写形式的通知
安政办（1987）37号
各乡镇政府、县直各部门、驻安丘各单位：
一、关于安丘县名的由来和含义。几年来，县史志办公室和地名办公室的同志共同努力，查阅了大量古籍资料，对县名的由来、含义进行了考证，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写出了《安丘县名的由来》一文。这一解释比较符合史实，并经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领导同志认可。今后，在没有新的更为准确的考证之前，均以此解释为准。
二、根据考证，县名的标准书写形式应是“安丘县”’“丘”不应写成“邱”。今后，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广大群众，使用县名时，都应用标准书写形式。过去使用了县名的印章、标牌、广告等，凡与标准书写形式不符的，都要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底前改正过来。
1987年12月1日

附：《安丘县名的由来》

安丘县名的由来
安丘古称渠丘，春秋时得名，时属莒国，莒子朱封于此地，称渠丘公。《左传》，“鲁成公八年，晋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与渠丘公立于池上”，即此。其地，处鲁中山区东北边缘的低山丘陵延伸地带，山丘起伏，河谷纵横。渠丘城邑，南依埠岭，岭自城南迤东折北，绕城半周；北临汶河，河自西南蜿蜒东北。整个城邑可谓在山环水抱之中，渠丘即以此种地形取名。
安丘一名，源于渠丘。公元前431年，莒国为楚国所灭，后渠丘之地又归于齐，公元前221年统一于秦。在楚汉战争中，公元前203年（汉高祖四年），汉将韩信与楚将龙且于县东境夹潍水一战，斩龙且，统一了齐地。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些巩固封建政权的措施。据《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年表载：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七月癸酉，封作战有功的将军张说为“安丘懿侯”，食邑古渠丘地三千户，国名“安丘”。汉王朝所以将渠丘改为安丘而不沿用旧名，是因渠丘地处东方边陲，远离京师长安，不易控制，而且其地东枕潍水，西有汶河，冈峦起伏，形势严固，为齐之东卫要地，封将军为侯在此镇守，既可巩固汉王朝的统治基础，迅速安定封建秩序，又符合战乱之后人心思安的现实，故取名安丘。汉景帝中元二年（公元前148年）置县时，仍以安丘为名。在以后的朝代更替中，虽曾九易其名，但最终于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复名安丘，沿用至今。
安丘县史志办公室
安丘县地名办公室
（李守民、辛星华、栾书云考证撰稿）
1987年10月31日

安丘县名含义考释
栾书云
安丘，春秋时为莒之渠丘，即莒之渠丘父封邑。《左传》：“鲁成公八年，晋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与渠丘公立于池上”，即此。汉高祖八年（前199年），于古渠丘地封将军张说为安丘侯，自此有了安丘之名。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置安丘县时，定“安丘”二字为县名。汉朝初年因何将渠丘改名安丘？其含义应怎样理解呢？这一问题安丘人议论已久，十分关心。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作些探讨。
（一）
安丘之名的来历和含义，在明代以前的史料和地方志中，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清代以后的几种史籍和地方志，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说法，归纳起来，基本有四种。但这些看法和说法极不一致，并且相去甚远，莫衷一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分录如下：
其一，以安丘山得名。清咸丰《青州府志》载：“旧《山东通志》：安丘山界二郡，故各以名其县。考《元丰九域志》，安丘县有安丘山。今安丘古城在县西南牟山北，与淳于皆属北海，自牟山以南，郚城与朱虚皆属琅琊，则旧通志之说信矣。安丘山或牟山之异名也。”
其二，以安期生得名。《续山东考古录》载：“县西南有牟山，地名牟乡……《太平御览》引《列仙传》曰：安期生琅琊阜乡人。按：汉琅琊安丘县城隋时曰牟乡城，疑安丘即以安期生得名。本古牟乡为安期生故里，传写者讹牟为阜耳。”
其三，以在安平以东得名。民国十七年丁锡田著《稼民杂著·山东县名溯源》载：“安丘，古渠丘也。明安丘志云，周景王四十四年乙丑，齐田常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琊自为封邑，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安丘得名从此始。则渠丘之改安丘，以其在安平东故耳，然他籍皆不载。”
其四，1960年《安丘县志》（初稿）载：“传说安丘是渠丘的沿革，因此，要探讨安丘的由来，必须从渠丘说起。由于安丘全境有浯、汶两条较大的河流，都是发源于西南山区，浯河远绕县南，弯曲东流；汶河紧贴城北，长驱直下；西南苍翠的群山脉络蜿蜒东伸，围城半周，栖于汶河，叠成了西南东北横贯全县起伏不平的丘陵，城池则座落其中。前后两河环绕，左右丘陵拥抱。因此，从地形上得名，故曰渠丘。
“渠丘城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相当出名。最初为莒国所有，公元前581年被楚攻破城池。公元前412年齐灭莒兼并渠丘，渠丘便成了齐国的边城，对齐国来说有国防上的重要意义，而渠丘的西南群山（如郚山、太平山等）上均筑有长城，防御异国侵略。公元前368年（周显王元年）赵成侯率兵侵齐，齐藉长城挡住了来敌。公元前350年齐复筑长城，一直至齐被秦灭亡，别无他国兵马从此地入侵。公元前221年秦最后灭齐，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废封建，置郡县，时天下分为36郡，在今山东之南部建立琅琊郡，渠丘就成了琅琊郡的属县之一。由于渠丘西南诸山上有长城岭环绕，曾在历史上保证了渠丘的安全，因此更名‘安丘’。”
（二）
上述四种说法都有不能令人信服之处，或与时与事抵牾，或与人与地牵强，其理由如下：
1.以山得名说。安丘山究在何处，《九域志》和《通志》均未指出所在，而《府志》则猜测说“安丘山或牟山之异名也”。考诸历史地理古籍，除《金史》和《九域志》外，其它古籍均未见安丘山之名。安丘之名始于汉初，即是县以山名，今牟山在汉初亦当称安丘山，县名沿袭后世，山名自然会流传下来。比《九域志》早600年的《水经注》中明确记载：汉安丘故城，城对牟山。比《九域志》早280年的《元和郡县志》、与《九域志》同时代的《太平寰宇记》，均记载安丘县有牟山，而且记载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以此置牟山县，未记载安丘县有个安丘山。这些古籍都说明牟山自古就称牟山。《九域志》和《金史》在安丘置县后一千多年又出现个安丘山，不知何据。旧《通志》以山名县和《府志》安丘山系牟山之异名的说法，恐有主观臆造之嫌。
2.以人得名说。安期生系先秦时代方士，传说中的道家仙人。《列仙传》载安期先生者，琅琊阜乡人，卖药于东海边，秦始皇东游时曾与交谈三日三夜。《史记·武帝纪》载，汉武帝曾使人入海求安期生。西汉立国之初，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是掌权者的当务之急，虽云曾参以道教之黄老言治国，但未曾把方士看得多么重要，故以安期生名县的可能性不大。再者，安期生究竟姓“安”还是复姓“安期”，从《列仙传·安期先生》看为复姓“安期”，如是复姓，单取二字中的一个字与别字结合是不大可能的。《续山东考古录》的记载是说“疑安丘即以安期生得名”，说“疑”则是一种不肯定的说法，是无根据的猜想。作者从安期生是阜乡人，联想到安丘故城隋时称牟乡城，可能是“牟”、“阜”传写讹误而猜想安期生是牟乡人，这种扑风捉影的猜想是不能成立的。
3.以在安平东得名说。安平本是纪国之酅邑，位临淄东淄河东岸，春秋时为齐国所并，改名安平。秦于此置东安平县，南朝宋徙置临朐，改名安平县，唐初于原地复置，后废人临淄。东安平相距安丘甚远，而且是不大出名的城邑，作者又未指出东安平与安丘之间有何必然联系，那么安丘为何以东安平为座标而取名呢？作者指出这一说法“他籍皆不载”，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他籍皆不载”，作者是民国时人，距离安丘取名时的西汉初年两千多年，何以知道为安丘取名之人的心思呢？故此说亦属臆断。
4.以齐长城保证渠丘安全说。此说是以今天的安丘版图为基础，分析安丘得名以前二百多年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忽略了安丘得名之初的西汉初年的政治军事形势。渠丘是莒国的一个城邑，即莒之渠丘父封邑，公元前431年楚灭莒以后，渠丘之地成为齐国的领地。此后约一百年齐国始筑长城，作为齐鲁边界。秦统一中国后，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齐长城己不再有防御的作用。安丘之名始于西汉初年，这时西汉政权刚刚建立，天下初定，作为统治阶级考虑的首先是如何“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以地命名表达愿望和采取其它措施，都是为巩固封建政权这一目标服务的，不会撇开这个总目标去考虑一个地方在几百年以前曾经如何，而且渠丘在历史上并无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安丘”一名的出现，应是西汉初年形势需要的产物，而不是春秋战国时形势的产物。
（三）
安丘之名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因何而得名，含义是什么呢？几年来，我们翻阅了大量资料，研究了我国市县命名的一般规律和西汉初年的形势。我国市县地名大都从山从水而名，或由山水之名衍化派生。有的取美名雅字，以表达人们的良好愿望，有的以物产而名，有的藉侯国而名，有的据典故而名等等。总之，一条地名的命名，一般都反映了当地历史、文化和地理特征，染上鲜明的时代色彩。关于西汉初年的形势，史书记载得很清楚：时楚汉战争结束不久，西汉政权刚刚建立，全国到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社会经济凋敝，人口大量逃亡。据《史记》记载，连皇帝坐的车也选不到纯一色的四匹马，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平民没有储藏的粮食，城市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维系正常的社会生活已是十分艰难。这时，农民起义的风暴刚刚过去，氓隶亡秦的事实还时刻萦绕在西汉统治者的脑际。刘邦令陆贾总结“秦所以亡天下”的原因时，陆贾说：过去骑在马上打天下，现在不能骑在马上治天下了。只有用文的和武的两手，才能够得到长治久安。韩信于公元前203年平定齐地之后曾告诉刘邦：齐伪诈多变，是个好反复的国家。所以，刘邦这时采取的组织军队复员、赐军吏卒以爵位、招抚流亡、释放奴婢、封王封侯等措施，都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使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政权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为了一个地方命名，同样离不开这个指导思想。
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汉高祖八年（前199年）七月癸酉，封作战有功的将军张说为“安丘懿侯”，食邑古渠丘地三千户，国名“安丘”，而不沿用渠丘旧名，是因为古渠丘地处东方边陲，远离京师长安，不易控制，而且其地东枕潍水，西有汶水，冈峦起伏，形势严固，为齐之东卫要地。封一将军在此为侯驻守，以巩固汉王朝的统治，迅速安定封建秩序，故改渠丘为安丘。这一名字，既表示了统治者希冀长治久安、国以永存的愿望，又符合战乱之后人心思安的现实，属于祈愿地名。汉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年）置县时，仍以安丘为名，在以后的历次朝代更替中，虽因当时政治需要曾经九易其名，但在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还是恢复到安丘这个名字上来，而且沿用至今，未再改变。这也充分说明，安丘这一祈愿地名，易于为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所接受，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原文载《安丘文史资料》第八辑）

历代修志述略
张乐圣
安丘历史悠久，沿革纷杂，虽多次载入史册，但未见有元朝以前的地方志流传下来。明朝后编修地方志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至20世纪70年代，已编纂过《安丘县志》、《续安丘县志》、《安丘新志》、《续安丘新志》、《安丘县乡土志》、《杞纪》、《安丘述略》等多种志书，是省内志书较多的县份之一。
一、明万历十七年《安丘县志》
明万历十三年（1585），癸未进士、江西弋阳人熊元调任安丘知县，“下车之初，延问父老，知邑志久阙”，即倡议修志。时隆庆辛未进士、前河津县令刘希孟告病在家，熊元即请他考定黄祯（字德兆，明嘉靖癸未进士，前吏部郎中）未完成的县志（四篇）。后刘希孟升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县志遂停修。知县熊元又与县人前兵部侍郎辛应乾，前都察院佥都御史、陕西巡抚韩必显，前都察院佥都御史、江西巡抚马文炜再议编修县志，并委托马文炜执笔。于是，马与儿子马应龙（万历壬辰进士，杞县令、升礼部主事转郎中）、马从龙（万历壬辰进士，洪洞、高平知县）自明万历十六年（1588）十月至十七年（1589）三月，编纂成了流传至今的马氏《安丘县志》。
该志共28卷，9.1万余字，所记大事上自夏朝初期，下至明万历十七年，前有序多篇，详述修志原则、经过。该志以总纪为纲，辅之以表传，体例严谨，详而不泛，约而不遗，核而可据。尤其人物诸传，不改史文，并著时代，为明代诸志所鲜有。在“列传”中加“俷德”一门，为它志少见。国内各大图书馆多藏有明万历十七年、清康熙二年刻印本，民国三年、民国九年石印本和多种手抄本。
这次修志，除知县熊元“首倡宏议，裁览综正”，马氏父子三人执笔编纂外，还有县教谕官杨绍儒、县训导官杨守、王承业负责查阅档案，搜集资料；前兵部侍郎辛应乾、在职吏部郎中刘希孟、前定兴知县韩必光、前佥都御史韩必显在职礼科给事中王孟煦承当顾问，提供史籍。修志力量之强，在修编县志中亦属罕见。
二、清康熙二年《续安丘县志》
《安丘县志》修成后，明亡清兴，历时60余年未曾修志。清顺治年间，顺治乙酉进士、前万泉知县、岞山人王训停职在家，他有意续志，便开始搜集资料，考订旧书。清顺治十五年（1658）冬，陕西泾州人任周鼎任安丘知县，再议修志，遂请王训编纂。时“参互考订，相与有成”的是副都御史刘祚远和大理寺卿曹申吉；“多识邑事，备咨询”的是前开封府通判马夔龙和潞城知县李孟雨；“晓畅六书”缮写校对的是逯恭。清康熙元年（1662）《续安丘县志》完成初稿，次年刻印成书，历时5年。上限自明万历十七年（1589），下限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
康熙十一年（1672）皇帝下诏书修《一统志》，国家征集天下志书，王训又重新绘制了地图，并将总纪、秩官、贡举部分增补至康熙十一年，再次刊印。之后，刘祚远、曹申吉先后去世，王训又为他二人补了传，将总纪等补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次年第三次刻印。
该志共25卷，5.8万余字，卷首有刘祚远、曹申吉、王训、张贞等的序言。民国3年（1914）、民国9年（1920）有石印本，国内较大图书馆均有存。
王训从清顺治十五年（1658）正式承修县志，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去世，其间25年，把主要精力都用于编修县志。他不辞劳苦，反复修订，三次刊印，其献身史志事业的精神诚属可贵。
三、民国3年《安丘新志》
《续安丘县志》修成后，百余年未曾修志。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甘肃凉州府镇番县（今民勤县）人谢葆（字莲湖）来安丘任知县，又倡议修志，特聘马文炜的后辈马世珍（字席公）任主编。三年后因谢休官，县志修编工作半途而废。马世珍在家闲暇时从嘉庆五年（1800）起又不断修订志稿，至嘉庆九年（1804）初稿写成，定名《安丘新志乘韦》，并写了序，交给他的好友乾隆戊申举人张德经保存。张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将志稿交给侄儿张柏恒（字雪航），使之流传于世。山东省图书馆藏有该书唯一的手稿，未排卷次，字迹潦草，圈改、贴补之处甚多，所记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至道光十四年（1834）。
张柏恒接到他叔父张德经保存的《安丘新志乘韦》手稿后，便开始修订、增补，在其担任济宁州金乡县训导时，组织其门下生员帮他修订了《安丘新志乘韦》初稿。该志稿共28卷，上限自康熙十六年（1677），下限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今山东省图书馆存有张氏式训堂稿本和张心臣手抄本。
民国2年（1913）夏，代理县知事、济宁人孙维均与张柏恒的曾孙辈、前候补知府张介禄（字受百）商议续修县志，张献出了家传的《安丘新志乘韦》抄本，孙便“筹划经费，并捐俸以倡设局”，“延知名人士数人，分任纂辑、采访，而属马梅生（名步元，系马世珍后代，清光绪十五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甘肃正主考）太史总其事”。
马步元休官在家担任县志主编后，以《安丘新志乘韦》为蓝本，详加修订，并将贡举表延伸至咸丰九年（1859）。为了区别于私修，除去“乘韦”二字，定名《安丘新志》，于民国3年（1914）农历七月，请孙维均写了序，付诸石印。
该志上限接《续安丘县志》，约10万字，国内各大图书馆有藏本。
四、民国9年《续安丘新志》
《安丘新志》出版后，马步元受委托再修《续安丘新志》。民国4年（1915）孙维均去职，安徽省广德县人章光铭任安丘县知事，继续敦促马步元修志。民国5年（1916）农历三月县志脱稿，未及付印，遇上四月七日兵火，县存书籍被毁，县志初稿也损失过半。至民国7年（1918）经马步元补残复原，于民国9年（1920）三月石印出版。该志共25卷，9.8万余字，上限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下限至宣统三年（1911）。
这次续编新志，延请知名人士较多，编修速度较快。组织、鉴定人是前后两任县知事孙维均、章光铭；纂修人是马步元；协修人是光绪进士、清度支部田赋司主事李效曾（字成甫），进士、清度支部制用司主事李言蔼（字春如），进士、清法部制勘司主事张介孚（字子中），进士、历任宁海等七县知县、酉塘同知候补知府张介禄（字受百），宣统拔贡、河南候补知县刘鸿纲（字季常），宣统岁贡刘家骧（字季超）、曹叔智等。
五、清康熙五十五年《杞纪》
该书系张贞私纂的志书，因主要记载的是杞国历史，所以也应是一种国志。杞国都城，地处今安丘城东北20公里的杞城村。此地夏为斟寻国，周初为淳于国，春秋为杞国，辖今安丘县境东北部，故《杞纪》也算安丘县志书之一。
张贞，字起元，号杞园，祖居安丘城南门里，隐居杞城村，清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拔贡，选入太学。他博学多才，被征翰林院待诏，不就，积累材料十余年，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70岁时，在其子张在辛的协助下，编成了《杞纪》，至康熙五十五年（1716）方刻印问世。该书共22卷，17.2万余字，上限自夏太康元年，下限至清康熙元年。除记述了作者亲身考察研究的成果外，还摘引了440部经典古籍中的有关章句。这种“借他人之笔以写胸臆”的方法在志书中是少见的。志中有地舆图4幅，反映了杞国面貌，志首有清刑部尚书王士祯的“杞纪题词”。安丘县图书馆有藏本。
六、清光绪三十一年《安丘县乡土志》
清末皇帝诏书各县统修乡土志，为初等小学堂乡土教材。马步元取历代志书有关内容，编纂了《安丘县乡土志》，由安丘代知县、云南姚州人马思齐裁定。该志开卷在“京师总理学务处奏请通发乡土志例目片”中有“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六日具奏本日奉旨知道了钦此”字样。全书分4册16卷共8.1万余字，记有历史、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政绩录、兵事录等内容，很有参考价值。今全国仅发现两部字迹清楚、书写工整的毛笔手抄本，分别存于上海图书馆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视为珍本。
七、1976年《安丘述略》
该书是旅居加拿大渥太华的华侨李江秋（辉渠乡人，曾任山东《民国日报》社社长，国民党国史馆馆员），于1976年82岁时私人编纂成书并铅印出版的。因所记系安丘历史，故也属安丘县志书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李江秋在重庆国民党国史馆任职，在编辑中华民国史料长编之余，随时随地搜集、整理有关安丘的史料，去台湾时又带去了《续安丘新志》一部。作者晚年在台湾得杨天毅、张剑鸣的赞助，遍访乡老，查阅有关图籍，断断续续，历经三年，编成《安丘述略》初稿。去加拿大后，又对志稿进行了反复修改，于1976年11月由台湾“协进印书馆”铅印出版。该书分25篇，共13万余字，记有地理位置、建置沿革、山川地势、乡贤遗迹、城厢素描、政治区划、交通状况、经济物产、教育文化、农村万象、社会风习、地方团队、古今人物、科场轶闻等。其内容以马文炜所纂《安丘县志》的地理沿革为经，各种参考资料为纬，下限至安丘全境解放的1948年。志首有孔子77代孙衍圣公孔德成的题字和县内名人书画手迹20余幅。此书虽简略，个别内容的提法持不同观点，但却为本县保存了一些文史资料，今搜集到的《安丘述略》铅印本，存县政协文史办公室。
安丘县除编修了以上7部志书外，近年还发现山东省图书馆存有民国9年（1920）出版的《安丘全志》。该书是《安丘县志》、《续安丘县志》、《安丘新志》、《续安丘新志》四部县志的合刊本。这种志书的汇集刊印本是不多见的。
民国时期也曾经修过县志。约在民国二十五六年，由进士李言蔼（字春如）、举人刘一鹤（字梅皋）、举人周思诚（字丹忱）、举人王国辅（字车甫）四人负责编纂。后因日军入侵，县志局解体，资料失散，至今未查到。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很重视修志工作。中共安丘县委遵照省、地委指示，于1960年5月初组建了修编县志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编纂《安丘县志》。这次编志是发动县直有关部门和知情人提供资料，由编志办公室众手突击修纂的。历时仅半年，于1960年9月底完成县志初稿，打印成册，计45万余字。因编志时间仓促，突击成书，又受“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所以该志稿在内容、体例、文风等方面都存在诸多问题，一直未修改出版。
1982年2月中共安丘县委、安丘县政府根据上级关于编写地方志的指示和统一部署，组织成立了安丘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具体主持编纂史志工作，并从县内外聘请了9名史志顾问，调集培训了编志工作人员，制定了修志方案。在组织指导编写53部县直部门专业志和25部乡镇志的同时，广泛征集了资料，分类整理了5部旧方志。在此基础上，于1986年下半年进行长编、试写，撰写县志初稿。经过不断地充实资料，调整篇目，反复修改，于1988年印发了《安丘县志》征求意见稿。经吸收各方面意见，逐篇研讨，于1989年修好并打印出送审稿。已通过省、市、县三级领导和地方志专家顾问评审，定于1991年正式出版发行。
新编《安丘县志》横排纵述，按事业立志。用语体文记述各项事业的兴衰变化历史，述而不论，寓思想性、科学性于资料之中。上限原则起于1840年，下限至1985年，有的篇章延伸到1987年，个别篇章则追溯到事物的发端。全书前有概述、大事记，后有专志和附录，计百余万字。
正式出版的新编《安丘县志》，将是一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原文载《安丘文史资料》第六辑）

说杞
赵俪生
杞，是周封夏禹之后的一个小国。《史记》一方面为它立了《世家》，另一方面却又说“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①但自今天来看，杞事仍有追寻的必要。第一，杞国历周之世，迄灭于楚，综七百余年，其在西（陈留之雍丘）不及五百年，世系时断时续；自齐桓“存三小国”以来，在东（北海之安丘与昌乐）历二百余年，不失为齐、鲁间之一重要邻国，凡欲究齐、鲁史事者，盖不可忽略杞。第二，杞虽禹后，但自居东以还，以莱夷、潍夷、莒夷、东夷为邻，势必在文化生活上有所习染，鲁因是贱之，《春秋》对其君时称“侯”，时称“伯”，时称“子”，一再贬低。自今天看来，杞倒是个体现民族融合的典型。第三，与杞史相关的，有今安丘、昌乐、潍县甚至寿光、临朐境内一些古地名，历代释地诸家在处理上也往往出现混乱，这些混乱虽很难一次澄清，但每澄清一次总比澄清以前更清楚一些。
且“存三小国”之事，历来说法亦有分歧。《左传》记宋大夫司马子鱼的话“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②，杜预的注说“三亡国：鲁、卫、邢。”近人吕思勉驳之，谓杜注为非。他说；“鲁虽三君死，旷年无君，国曷尝亡哉？！”③吕氏依据《管子》之《大匡》、《霸形》二篇所纪杞事，认“三亡国”有杞无鲁。但杜预亦非无据，《国语》说：“鲁有夫人、庆父之乱，二君弑死，国绝无嗣，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④想杜预值两晋倥偬之世，刘向所辑《管子》书或未大彰于世，故对杞事不免忽略。观《管子·霸形》篇“桓公曰，寡人以定三君之居处矣”一语，则鲁局虽出现动荡，然“居处”安然。故“存三亡国”之事，终当有杞而无鲁也。
杞本在雍丘，为何东迁？为何处于危亡状态？此事，《春秋》与《左传》中无明确交待。根据《管子·大匡》，始知由于宋国之伐。《大匡》说：“宋伐杞。桓公曰，杞，明王之后也，予欲救之。管仲不可。乃命曹孙宿使于宋，宋不听，果伐杞。桓公筑缘陵以封之，予车百乘，卒千人。”以下文“明年，狄人伐邢”与上文紧相连属证之，伐邢在鲁闵元、齐桓二十五、公元前661，故杞东迁年代或当在鲁庄三十二、齐桓二十四、公元前662年。观《管子·霸形》篇中复有“桓公曰，宋已取杞，狄已拔邢、卫矣”等语，同一史事二次重复，当非孤证。
杞既东迁，而其都又屡次迁移。《左传》杜注曰：“杞国本都陈留雍丘县。推寻事迹，桓（按此指鲁桓）公六年，淳于公亡国，杞似并之，迁都于淳于；僖十四年，又迁缘陵；襄二十九年，晋人城杞之淳于，杞又迁都于淳于。”此处，杜预用一“似”字，以表不确知，按鲁桓五——六年当公元前707—706之年，时齐桓尚未登位，“拒宋安杞”等事更在其后，如此，杞东迁年代就有两个，相差四十年。难道真如王献唐氏所谈，“杞，一支在河南杞县，一支在山东诸城、安丘一带，第二支是他们的老根据地”？⑤不过，要确信这两支之说，是还需要更多的论证的。现在，这纠缠只好暂时置过一边。
现在让我们缘着缘陵这个地名去追寻吧。营陵、缘陵、营丘、临淄，假如不再加进薄姑的话，就这四个地名在《汉书·地理志》及其各家注释中，在《水经注》的“淄水”条中，在清代人的一些地名考中，简直可以说纠缠得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实在不能不破功夫来爬梳爬梳。现在，作为爬梳的依据，先将《汉书·地理志》中的有关文字引出：“齐郡，县十二。临淄。”应劭曰：“齐献公自营邱徙此。”臣瓒曰，“临淄即营丘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北海郡，县二十六。营陵。或曰营丘。”应劭曰：“陵亦丘也。”臣瓒曰：“营丘即临淄也。营陵，《春秋》谓之缘陵。”
古语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确乎如此。以前引文段为例，准确的判断和错误的判断杂厕于一起，有的则是半对半错。如薛瓒重复了两遍的话“临淄即营丘也”，“营丘即临淄也。”这话对不对呢？我们回答说：也对，也不对，对了一半。因为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
一、临淄确曾曰营丘，《尔雅》谓：“（淄）水出其前左，为营丘”；东晋郭景纯谓：“淄水迳其南及东”；齐《诗》（注意：不是毛《诗》）有“子之营兮，遭我乎山农之间兮”，均可为证。但其二、今昌乐县城东南五十里，潍县西约五十里，与古北海县为邻处，又有一个营丘，也就是“营丘边莱”的那个营丘。《昌乐县续志》中云：“今遗址具在，周围盖二十余里云”⑥；《志》中复云明嘉靖十三年兵备佥事康天爵曾有《考证》，大意为营邱，薄姑，三徙至于临淄。并且我们当代人已接触很多事例，古人搬家，连地名一块搬去，（如斟鄩、斟灌例），那么，齐人把昌乐的“营丘”搬到临淄的“营丘”，使历史上有两个营丘，不是也很自然吗？因此，我们认为，薛瓒只把营丘局限在临淄只是对了一半。至于营陵或缘陵，则是截然另一码事。《汉书·地理志》说：“营陵，或曰营丘。”假如这句话指的是今日之临淄，那便是绝对地错了。故薛瓒曰：“营陵，《春秋》谓之缘陵。”意思是营陵不是营丘；郦道元《水经注》说；“瓒以为非，近之。”⑦支持了薛瓒。那么，营陵或缘陵，其地理方位何在呢？于钦《齐乘》说；“潍州西五十里，古缘陵。《春秋》淮夷病杞，诸侯城缘陵而迁杞。”此所据为《左传》僖公十四年，只有传而无经。《乘》又云；“齐侯与之车百乘甲一千。”此所据为《管子·大匡》及《霸形》。元朝居宋朝之后，时《管子》刊本已经流行，故于钦兼收之。《乘》又云：“又南，安丘，北海界上，有起城。‘起’即‘杞’耳。”
又据《昌乐县续志》，民国二十年前后，昌乐县划分二十个“厂”，其北展厂中村落名称具“淳于”字样者七处，曰孟家淳于、赵家淳于、丁家淳于、尹家淳于、庞家淳于、杨家淳于、秦家淳于。总合以上，在今昌乐县城的东南（距今城五十里，距废城十里），安丘的东北、元朝潍州北海县的西南，是一个在古史上非常重要的地域，最早的营丘在这里；淳于国也在这里；杞国的都城缘陵也在这里。秦汉定郡县，把临淄定在齐郡十二县之首，把营陵定在北海郡二十六县之首，不是偶然的，它们一个是齐人的中心，一个是杞人的中心。前者是太公建国，兼并诸夷的中心；后者是夏禹后裔，远自雍丘迁来，无力兼并，只好与诸夷相与共居的中心。它无形中成了古民族融合的象征。
现在只剩一个问题了，这就是，齐桓不只一次“安杞”，且曾二次“安杞”。第一次是由于“宋人伐”；第二次更加惊人，是由于“狄人伐”。当时赤狄可能正处在军事民主主义阶段，正如恩格斯所说，到达这一阶段的部族，不再是进行报复或为了生活领域的扩张，而是为了掠夺，因为他们感到掠夺比自己去劳动更光荣。⑧《左传》宣公七年也记载赤狄侵晋是为了“取禾（抢庄稼）”蒙文通氏说：“自（鲁）庄之三十二年而狄祸发，如飘风，如骤雨，……终春秋下至七国。”又说：“时齐桓霸业方隆，狄祸发于其间，桓公曾不能以一矢北向，岂齐之力有未逮欤？！”记载这条惊人资料的，是《管子·大匡》。记载说：“狄人伐。桓公告诸侯曰：请救伐。诸侯许诺。大侯车二万乘，卒二千人；小侯车百乘，卒千人。齐车千乘，卒先致缘陵，战于后故，败狄。”历来谈这段古史的学者一接触到这条资料时，就都避开了。而我认为避开不是办法，必须对之进行“证真”或“证伪”。《春秋》中狄人伐齐次数甚多，但至于缘陵，赤狄已贯穿齐境，自西挺东，真是诸狄与诸夷合，齐国不绝如线了。《春秋》书中无此踪影，只记鲁僖十四、齐桓四十、公元前646有“城缘陵”一事而已。此与《管子》所记，甚难说成是一件事，容续证而己。
注：
①《史记》卷36《陈杞世家》，标点本页1585。
②《左传》僖公十九年。
③吕思勉《读史札记》页168—169。
④《国语·齐语》。
⑤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页201。
⑥台湾影印地方志《昌乐县续志》（1934年铅印本）。
⑦《水经注》卷26“淄水”条。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Ⅳ卷页158—161。
（原文载《安丘文史资料》第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