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征购
第一节 征收
一、征收法规
明万历年前，计亩征粮，年额65808石。包括：夏征小麦19867石，秋征粟米45941石。1581年（明万历九年），田赋、徭役并征，年征“条鞭银”42029两。清初，地丁分征，以银折钱。年征粮银34676两，丁银3786两，地丁总额38426两，两银折征京钱4000文。1726年（清雍正四年），摊丁入亩，年征“地丁银”50665两。至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银额无变，唯每两折征递增到7000文。是年，复征银两，并于原额之外每两加火耗3钱6分。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又改为每两折征京钱4800文。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改每两折征铜元5400文，到清末增至6000文。
民国初年，沿清制年征原额银两，每两改折铜元4000文。1914年附加征收费10％，每两连耗折征铜元4800文，改为折征银币2元2角。从1916年起，每两折征价逐年递增，到1919年增至8元。1920年废除附加，恢复每两折征银币2元2角。1922年每两又征附加费2角2分，后递增到1元8角，1931年全县实征附加费105457元，每两银平均2元多。1935年改银币为“法币折征”，两银折征价变动频繁。
1938年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政府同时改征“给养粮”。1939年月征粮额30万公斤，次年增至80万公斤。日军投降后，国民党控制区征粮无规，任意摊派，市亩年均征粮48公斤，为当时亩产的70％多。解放区内，自1943年9月起。连续三年粒粮未征。1947年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因战局之需，人民政府向农民预借了部分公粮。安丘县预借892万公斤，淮安县预借592万公斤，后如数归还给农民。
1948年全境解放，公粮征收正式开始。初征办法是：以农户人均常产粮为依据，百市斤以下免征，百市斤以上，千市斤以下分十五个等级定率计征。征率定为；一级（101～150市斤）起征1％。每增50市斤粮上升一级，三级以内递征1％，四至九级递征2％，十至十三级递征3％，十四级和十五级（801～1000市斤）递征4％，千市斤以上在十五级征率的基础上酌情加征，最高征率为45％。1950年9月，计征等级改为40个，起征一级改为人均常产粮150～200市斤，起征率改为3％，每增50市斤粮上升一级，递征1％，最后一级征率为42％，超者酌情加率，最高者80％。1951年结束土改后，计征等级调为24个。一级（151～190市斤）起征率为7％，上升一级增征1％。24级（1905市斤以上）征率30％。
1953年取消分等计征，改为人均常产粮扣除百市斤免征额外，其余部分一律计征20％。1958年取消免征额，按社队常产粮的16％计征，1963年征率调减为11.2％至今。
二、征粮方式
明末清初，官府在县城设柜，委派粮胥下乡征收，尽收尽解。粮胥不属正式职员，没有固定薪俸，惯用暗中加码，额外勒索，移款豁免等手段贪污粮款。豪绅、粮胥串通一气转嫁田赋，致使地主地多赋少，百姓地少赋重。日伪期间，乡镇村长取代了粮胥职务，贪污手法更加卑鄙。日军投降后，国民党控制区的给养粮，先由保甲长催办，后派兵到户翻箱倒柜，生熟皆搜取。
1952年，人民政府为使农民负担合理，进行了查田定产。将全县土地分成32个等级，分级定产，以率计征，依法减免。在征收方式上，由财政部门出据农业税收金额，由粮食部门按夏秋粮比例折粮征收。入库后，县、区、乡镇、村庄、农户层层核兑，公认无讹方为结束。
第二节 收购
一、统筹
解放前历代官府除田赋征粮外，还以备赈、军需之名强购农粮。明代沿用“强市法”。清朝改用“常平法”，年购上等户1石左右，中等户7斗上下，下等户3至4斗。民国期间，国民党政府实行按亩筹购。日军侵占前，年均亩购3至5升，后数额巨增。筹购款因官吏层层克扣，先是给价不足，后则分文不给，筹购变为苛捐。1947年6月，国民党县政府代军队筹购小麦5万公斤，公斤折价法币2000元。钱入了经办人腰包，粮摊入田亩征收。
二、统购
1953年11月，国家颁布粮食统购政策，县人民政府经宣传和试点后，于1954年实施。办法是：按农户常产粮扣除公粮、口粮、种子和饲料外，以人均余粮分等定率计购，人均余粮10公斤以下者免购，10.5至30公斤者购其55％，30.5至50公斤者购其65％，50.5至250公斤之间，每增25公斤粮上升一级，购率从70％起，逐级递增3％；250.5至300公斤者购其86％；300.5至400公斤者购其88％；400公斤以上者购其90％。夏秋粮按实产比例分购。
1955年秋，改以户计购为以社为单位定产定购。办法是：先按土地情况民主定产，再以农业社的定产粮扣除公粮、口粮、种子、饲料，定购余粮部分的80～90％。若超定产，增购超产部分的40％。花生定购同年开始，实行售油留饼（交售19公斤油顶50公斤花生米的任务）或售料返饼（交售50公斤花生米返还24公斤饼）的政策，按农业社的种植面积、产量定购。1958年秋，改粮油定购为包购：以公社为单位，逐个生产队进行粮油平衡余缺后，确定粮食包购基数（公粮加统购）和油料收购任务。全县逐级核定全年粮食包购5545.5万公斤。1965年调为4900万公斤，一定三年；1971年调为4987.5万公斤，一定五年；1979年又调为4875万公斤。1981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改粮食包购为征购大包干。县、社、队逐级参照各个生产队前三年实际交售量，逐级商定落实，全县粮食大包干任务为7278万公斤，一定三年。丰年可多交，歉年可少交，三年统算。
三、合同定购
1985年，取消粮油统购，实行合同定购。每年由粮食部门在播种前，参考前三年实购数量和当年生产情况，与30个乡镇1280个村的17.8万户农民协商，签订全年定购0.5亿公斤粮食的合同，同31个乡镇845个村的10.2万户农民协商，签订全年定购125万公斤花生米的合同。定购以外的粮油允许自由上市，若市场粮价低于原统购价，粮食部门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粮油经营、加工、消费单位亦可直接与农民签订粮油收购合同；农民也可通过合作组织或建立生产者协会，主动与有关单位签订粮油销售合同。年底，国家定购的粮油，实际完成粮食5083.5万公斤，花生米122万公斤。
四、议购
1963年始，粮食部门在完成国家粮油征购任务后，对市场粮油本着上市不收下市收的原则，进行剩市粮油的议价收购。开头三年，年均议购三四百万公斤。“文化大革命”期间议购停止。1980年恢复议购，年购增至1500万公斤至5000万公斤。取消粮油统购后，粮食部门采取吞吐结合的方针，积极发挥多渠道流通中的主渠道作用，以保护生产与消费者的利益。
第三节 奖售
为促进粮油增产，鼓励农民踊跃交售爱国粮油，除自1971年起国家对超包购的粮油加价收购外，从1973年始，又实行奖售政策。
一、粮食奖售
超包购任务的粮食，按其平均价值，每百元钱奖售化肥40公斤。1974年增至60公斤。从1975年起，凡粮食交售量5000万公斤以上或每人平均交售粮食90公斤以上的县，每5000万公斤粮食奖售化肥2000吨。1985年，上述奖售同粮食统购政策一起取消，对合同定购的粮食改为每交售平均价值100元钱的粮食奖售化肥40公斤、柴油3公斤。
二、油料奖售
1973年，每交售百公斤大花生米奖售化肥35公斤，百公斤小花生米奖售化肥25公斤。1978年改为百公斤大花生米奖售化肥55公斤，百公斤小花生米奖售化肥45公斤。每交售百公斤油菜籽奖售化肥50公斤，百公斤芝麻奖售化肥、小麦各100公斤，百公斤蓖麻籽奖售食油20公斤或化肥60公斤。改为合同定购后，除大、小花生米保留原奖售政策外，其他油料奖售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