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刑事审判
清末，县内刑事审判以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为宗旨，对各类刑事案犯裁以罚金、
徒、流、遣、死等刑。时官场腐败，流弊充盈。
中华民国建立后，虽提倡废除封建刑讯，首尚法制，但政令不行，刑事审判
依然为维护官僚、资产阶级、土豪劣绅等少数人的利益服务，广大民众有冤难申，
且审判官主观臆断，滥施酷刑。民国16年（1927）后，国民党政权强行独裁政治，
刑事审判转向以审理“共党”案为重点。日伪时期，施行法西斯刑讯，任意残害
“政治案犯”。
诸城解放后，人民政权始掌审判权。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于1948年，先后
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土匪、恶霸等敌视人民政权的反革命分子共16人，公
开审判处决。1949年，审判刑事案件161起，案犯202人。建国初期，刑事审判适
应斗争形势需要，以审理反革命案件为重点，至1951年底，共审判各类刑事案件
924起。 1952～1956年，在“三反”、“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人民法
院共审理刑事案件299起。 1957年后，刑事案犯多为危害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犯
罪分子， 1958年，年审刑事案件多达758起。1959～1961年，以盗窃为主的刑事
案件上升， 共审判各类刑事案犯521名。1962年起，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刑事案
件发案率大幅度下降。1966～1976年，审理以“现行反革命”为重点的各类刑事
案件564起。1978年后，刑事审判拨乱反正，步入健康轨道，特别是实施《刑法》、
《刑事诉讼法》后，刑事审判进入依法审理的新时期，至1982年，共审理刑事案
件260起，案犯268人。1983年，刑事审判以审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为
重点，至1987年，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644起。
第二节 民事审判
清末，县内民事审判由知县署理。
民国初期，民事审判承袭旧制，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保护人民财产令》未
得实施。民国10年（1921），北洋军阀政府所颁《民事诉讼条例》，维护上层阶
级利益，继而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所颁的《民事诉讼法》，条文、程序累牍，诉
讼费繁多，民事审判有名无实。
1945年诸城解放后，人民政府贯彻调解为主的原则审判民事案件。1949年，
贯彻《山东省婚姻暂行条例》，民事审判以婚姻案为最多，是年，审结婚姻案47
起， 其他民事案件3起。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禁止童养媳、
买卖、 包办等婚姻，全县婚姻案剧增。是年，审结婚姻案307起，审结其他民事
案件51起。1952～1953年，贯彻《婚姻法》形成高潮，年审结婚姻案多达435起。
此后2年间， 民事审判共结案1001起，其中婚姻案522起。1 956年起，生产资料
所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变革，民事审判中，财产、权益纠纷案增多。1959～1961年，
民事审判案件急剧增长， 年达401件。1962年起，民事案件逐年下降。1963年，
贯彻全国第一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的“调查研究、就地解决”和“调解为主”
的方针，民事纠纷多在基层调解中结案。至1964年，法院2年共受理民事案件205
起。
“文化大革命”中，民事审判处于应付状态，时政法部设民事组，受理民事
诉讼， 至1972年，6年共审理民事案件415起，造成大量民事案件积压。1973年，
民事审判组织恢复，开始清理积案。
1978年后，民事审判在拨乱反正中健康发展。1982年10月贯彻《民事诉讼法》
后， 民事审判纳入法制轨道，为强化民事判决、裁定、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
法院于1983年增设执行庭。 至1986年， 共审结民事案件1138起。1987年，以人
民法院为中心的民事审判网络覆盖全市35处乡镇，是年，审结民事案件563起。
附：民事调解
清末至民国时期，县内传统的封建宗法势力制约着城乡习俗，民事纷争多由
宗族长者调停，少量的由乡约、地保裁处。
1945年后，城乡民事纠纷多由基层人民政权调解，少数诉诸司法机关排解。
初步体现人民调解性质。1951年，贯彻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乡政府调解工
作的指示》精神，部分区乡建立起调解委员会，在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开展调解工
作。1954年2月，贯彻国家政务院颁布的《人民解调委员会组织通则》（暂行），
全县区、 乡两级政权建立调解委员会201个，调解委员1229人，形成全县人民调
解网络， 年调处民事纠纷达6690起。 为建国初期的社会安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1956年，遵照山东省《乡调解委员会试行办法》（草案） 的规定， 全县的乡解
调委员会均改为民政调解委员会，时全县共设有181个，成员598人，为群众排解
纷争9550起。1958年，调解机构与治安保卫机构合并为治保调处委员会。同年，
于行政村普设治保调处小组， 全县专、兼职民事调处人员总数达6083人。1959
年，调解机构与治安保卫机构分离。1964年，贯彻山东省《关于加强调解工作的
通知》精神，全县调解工作出现新局面，党委、政府重视，网络布局合理，调解
队伍充实，业务联系协调。是年，调结民事纠纷96］4件。
“文化大革命”前期，调解机构被视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产物”，在派性
对立的环境下，无法开展工作。1973年后，恢复调解机构，全县调解工作重新展
开，至1975年，城乡调解机构1268个，调解队伍6512人，年调结民事纠纷9000起。
1978年，贯彻《全国第八次司法会议》精神，公社配备司法助理，强化民事
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 1979年，各公社209个工作片增设调解网长，县直机关、
企事业单位普遍建起调解组织，年调处民事纠纷9716起。
1980年底起，人民调解纳入司法行政管理轨道。翌年，先后贯彻《全国第一
次人民调解工作会议》和省、地、县三级《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全县调解工作
出现党委、政府统一领导，调解机构与群众组织紧密配合的新局面。1984年，司
法局增设调解管理股（后改科），调解业务、工作关系进一步理顺。1986～1987
年，调解工作贯彻“调解与预防相结合，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在组织、责任、
制度、措施、考评五落实和提高调解质量的基础上，进入理论研讨、探求规律的
阶段，为减少民事诉讼，稳定治安秩序，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创造和谐的
社会环境，发挥了巨大作用。两年间，受理民事纠纷8313起，调处8364起，调解
率达98.2％，调解成功率97.4％，防止非正常死亡79人次，避免刑事案件109起。
第三节 经济审判
1980年前，经济纠纷案件在民事审判受理范围，且案件数量极少，年计不过
10起。 1981年3月，县人民法院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指示，设经济审判庭，当年，
审结各类经济纠纷案件11起。 1982年7月后，贯彻实施《经济合同法》、《民事
诉讼法》，经济纠纷案件的审判实现依法审理、程序化办案。是年，审结经济纠
纷诉讼案件27起。1983年起，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全县经济纠纷
案件逐年上升。 1985年， 审结经济纠纷案796起，诉讼标的额134万元。1986年，
全县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出现经济关系日趋理顺局面，经济纠纷诉讼案件下降，至
1987年底共审结288起。
1985～1987年， 县人民法院连续3年派出巡回法庭，处结农村承包合同纠纷
（非诉讼案）13855起，处结乡镇企业经济纠纷（非诉讼案）300起，为企业追回
资金113万元；处结金融、粮食、供销部门经济纠纷（非诉讼案）396起，标的额
达48万元。
第四节 案件复查
县内案件复查始于1956年。 是年6月，人民法院贯彻山东省第八次司法会议
精神，对1955年9月至1956年4月审结的200起刑事案件进行复查，查出量刑不当、
错判和事实不清的119人，并予以纠正。1963年，对1958～1961年所审结的338起
案件进行复查、 核实，有64人改判。同年，还复查短期徒刑、缓刑案件267起、
管制改造案件574起，有47人改判。
1978年，贯彻中共中央（1978）32号、78号文件和山东省委（1978）62号文
件，县法院组织力量对“三类”案件（因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和为邓
小平遭诬陷迫害鸣不平而判刑或作其他处理的案件》、“恶攻”案件（指恶毒攻
击毛泽东、林彪、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所判处的各类刑事
案件进行复查。是年共复查出“三类”案件6起6人，均予妥善处理。 1979年1月，
法院组织复查小组7个， 对“恶攻”案件全面复查，共83起84人，其中，属错案
并予改判、 纠正的62人，确认原判正确的11人，予以改变性质的3人，改判刑期
的4人， 属冤案并予平反的4人。1979年8月，始对“文化大革命”中判处的各类
刑事案件564起进行复查，经核实，有233人改判。
1980年1月， 贯彻中共中央（1980）42号文件，县法院对原系历史反革命又
戴右派分子帽子的21起案件予以复查，维持原判19人，改判无罪和免予刑事处分
2人。是年2月，根据中共中央（1979）96号文件精神，对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被
错判的案件进行复查，查出非纯属案件13起13人，全部改判无罪。同年8～9月，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1980）71号文件，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判处的死刑、死缓、
无期徒刑案件予以复查，共19起21人，确认原判正确。同时根据中共中央（1980）
55号文件精神， 对“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起义投诚及其他历史申诉案件218起
进行复查， 有22人改判无罪，10人减刑，5人免予刑事处分，中止、移送有关单
位处理的24人。
1984年，县人民法院组建刑事审判第二庭，专门复查处理刑事申诉案件，案
件复查形成制度化、程序化。至1987年，案件复查率均达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