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章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节商品经济大合唱
1984～1987年，全县开展商品经济大合唱。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农村第一步改革中，由于诸城较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民温饱问题得以较好解决。进入第二步改革后，农村经济迅速由自给半自给型向商品型转化，农业生产出现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大部分农民想发展商品生产而不会干，主要表现为缺技术、缺信息、缺经验；分散的家庭经营使农民对市场信息了解存在很大局限性，导致富裕农产品找市场难、找销路难；市场机制不健全，各项服务工作跟不上，致使生产带有很大自发性和盲目性，也影响着商品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程度和规模效益的提高；由于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大部分产品、价格已经放开，部门利益开始与市场相联系，但旧体制还在起作用，部门服务意识、服务工作跟不上时代发展。
1984年，县委、县政府通过学习中央和省委关于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针，借鉴外地经验，在本县开展千户百村调查和其他形式的调查活动，全面掌握基本情况后，决定在全县开展商品经济大合唱，并科学合理地确定了商品经济大合唱“强化一个基础，作好三篇文章”的主调。强化一个基础，即强化农业基础位置。面向农业，组织各部门、各行业通过多条渠道、多种形式增加对农业的物质投入，促进农业发展。作好三篇文章，即做好畜牧业、加工业、创汇业三篇文章。畜牧业，组织各部门在发展畜牧业上采取积极措施，实现畜牧业持续发展。加工业，在提高加工转化能力上作文章，逐步变初加工为深加工，变原料优势为商品优势，实行多次增值的综合经营。重点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五大加工生产体系：畜产品加工体系，利用畜产品的肉、皮、毛、骨等下脚料，发展兔皮、裘衣、羽毛粉、肝素钠、骨胶、胆红素等18种名优和出口产品；粮油、果品加工体系，利用花生、玉米、干鲜果、芦笋等资源，生产各类食品；矿产品加工体系，利用县内矿产资源，加工钡盐、明矾、膨润土、钾长石粉等；棉麻加工生产体系；以服装、家具、抽纱、地毯等产品为主的轻工生产体系。创汇业，打破封闭式经济，瞄准国际市场，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
配套服务机制
服务机制根据生产需要，组织各部门从纵、横两个方面建立综合配套服务体系。外贸、供销、商业、农牧、科技等部门互相配合，共同建立畜牧良种服务体系,先后从国外引进近30个畜禽良种和7台(套)先进的孵化繁育设备，建立468处良种繁殖、孵化场点。横向服务体系，主要指几个部门共同为某一生产环节提供服务。纵向服务体系，是以一个部门为主，围绕某项重点产品，提供整个产销过程的服务。
加工机制自1984年开始，将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主攻方向，针对乡镇企业底子薄、技术差的问题，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对外，通过多种方式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对内，组织各行业、各部门配合支持。充分利用各流通部门的资金、技术、设施优势，大力发展商办工业。推动商商、商农、商工、贸工农等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联合，发展城乡一体的生产加工网络。
流通机制在推行流通体制改革的同时，在转变部门经营作风上作文章，明确各流通部门业务工作重点，加强部门与农民的联系，采取预付定金、保护价收购、发放贴息贷款、赊销、定点预约收购、提供技术指导、利润返还等方式，使流通部门更好地参与生产、扶持生产、服务生产。
仓储机制发动县直各部门和各乡镇、村多方筹集资金扩大仓储能力。1984～1987年，全县建起10处冷冻库和冷风库，冷储能力达到9000吨位，其中冷冻5800吨位，冷风3200吨位。
交通运输机制1984～1987年，整修山区道路130公里，乡村路通车里程达到1000公里，基本实现乡乡、村村通车。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从事营业性运输和长途贩运，多渠道发展运输事业。1986年，全县搞运输的机动车辆达到3432辆，畜力车2280辆，分别比1984年增长46%和74%；完成货运量、货运周转量分别增长54%和98%，较好地适应了流通需要。
推行基地化、合同化
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面向国际、国内市场，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加工基地，把分散的小生产纳入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轨道。在基地建设中，县委、县政府组织专门班子，对全县资源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和统一规划，各部门、各企业按照统一规划，从本身业务特点出发，同资源优势所在地的乡镇、村、户直接挂钩联系，在双方自愿、互利互惠的前提下签订合同。部门和企业向农民提供信息、良种、技术、资金、加工、储运等成套服务，农民按照部门和企业的要求提供货源。1984～1987年，全县建起粮食、棉花、烤烟、花生、肉鸡、家兔、水貂、生猪、大姜、芒麻、芦笋等386个生产、加工基地。
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行和不断完善合同制。宣传、政法、工商、农经管理等部门互相配合，积极宣传《合同法》，增强群众法制观念。搞好对经济合同的咨询、公证、仲裁、管理和监督，维护合同的严肃性。建立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健全乡镇、村经济合同管理组织，及时解决合同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和纠纷，保证产供销各方面稳定联系，促进基地建设。
商品经济大合唱的主调比较符合诸城实际，促进了贸工农一体化的发展，各产业之间形成良性循环。1984～1986年，农业总产值以每年递增9.8%的速度发展，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平均每年增长21.4%，1986年达到32567万元；农村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平均每年提高16.9%，1986年达到36816万元；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50.5%下降到1986年的39.9%；非农产业蓬勃兴起，产值比重由49.5%上升到60.l%。
1987年6月，山东省委、省政府在诸城召开了全省地(市)委、县(市)区委书记参加的“诸城现场会”，推广诸城商品经济大合唱的经验。国内主要新闻媒体《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农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均做了详细报道。
第二节贸工农一体化
1987～1992年，诸城在全市推行贸工农一体化。
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对大部分农副产品放开经营之后，农村经济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突出的是城乡经济分割，生产、加工、流通脱节，由此带来许多弊端。主要表现为：农民盲目生产，企业被动流通，造成卖难、买难交替出现，生产出现周期性波动；影响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生产力要素的合理配置，不利于发挥城乡经济的整体优势；单一的家庭经营方式，虽有其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面，但也有很大局限性，不利于农业的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要求建立一种较高层次的双层经营体制，使生产、加工、流通紧密联结起来，在家庭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大市场之间架起桥梁，引导农民冲破小生产方式局限，向专业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生产迈进。
1987年，在市外贸公司肉鸡生产体系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在全市探索推行贸工农一体化。贸工农一体化，实为一种全市范围的农工商贸联合经营。即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农副产品加工经营企业为龙头，以家庭经营为基础，通过社会化服务和利益吸引，使农工商贸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互惠互利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其基本活动方式为：加工经营企业根据国家计划和市场需求，与农户签订合同，建立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提供配套服务，扶持生产，培植货源；农户按合同进行定向生产，按时定量交售产品；流通部门按照各自的经营范围，把产品销往国内外两个市场；政府部门搞好宏观管理和协调指导，逐步形成一种宏观指导下的生产、加工、流通“三位一体”的新型经济运行机制，把城乡经济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农工商贸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坚持“四个突破，四个结合”，即突破城乡分割旧体制，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突破所有制界限，国营、集体、联合体与农户结合；突破隶属关系界限，农工商贸各行业结合；突破行政区域界限，与国内外企业结合。同时，坚持搞一体化，不搞一律化，市乡村多层次推进，紧密型、半紧密型、松散型多形式发展。
龙头企业建设
集中资金、能源和技术力量，加强龙头企业建设，发展与诸城当地农业资源相配套的粮食、花生、棉麻、丝绸、畜禽、烟草、果品、蔬菜、农作物秸秆和矿产等十大加工经营系列。1987～1990年，全市农副产品加工经营龙头企业800余家，固定资产5亿多元，从业人员10万多人；农副产品年综合加工能力达80多万吨，冷藏保鲜能力近2万吨，普通仓储设施800多万立方米，农副产品加工业创产值11.7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近70%；全市70%以上的农副产品就地得到加工、转化。
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建立
1987～1990年，在龙头企业带动和扶持下，全市各类专业饲养场发展至1200余处，饲养大户1.3万多个，种植业基地105万亩，基地产品占全市农副产品总量的60%以上。通过基地，龙头企业与全市70%的农户建立产销联系，并通过多种形式，向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全程服务。发展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建立起与一体化服务相配套的社区性服务体系，防止了服务环节“空档”。村级建立经济联合社，下设农业机械、农业技术、水利、购销、经管等服务队、组。乡镇建立农委，综合协调农机站、水利站、兽医站、林业站、经管站、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和多种经营办公室工作。市级建起农经管理、农技推广、农业机械、水利灌溉、良种繁育、农资供应和农副产品收购等7个服务体系。同时，在全市发展起有一定服务功能的民间学会、协会200余个。全市基本形成一体化经营服务、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服务和民办学会、协会服务相互配套的三大服务体系，农业主要生产环节上基本实现了统一服务。
利益关系调节
坚持从保护农民积极性出发，本着欲取先予、让利于民的原则，处理好龙头企业与农民的关系。在体系内部统一核定农副产品价格，通过合理让利，企业把加工经营环节的部分利润让给农民；龙头企业通过预付定金、提供贴息贷款、发放生产扶持金、赊销种苗和饲料等方式，扶持农民发展生产；对农副产品收购实行保护价；对农户因自然灾害造成的重大损失，龙头企业给予适当扶持。坚持“谁建基地、谁提供服务、谁收购产品”原则，通过适当划分“势力范围”，理顺龙头企业间关系，维持市场秩序，保障双方合法利益。坚持分工协作、有偿服务的原则，处理好龙头企业与参与搞配套服务单位的关系。1988～1991年，市直龙头企业支付粮食、供销等部门农副产品代收代储费210万元，支付畜牧部门防疫服务费297万元，支付乡镇、村生产组织费488万元。
贸工农一体化探索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途径，建立起较高层次的大农业系列化服务体系。在一个市(县)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条条与块块、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促进了经济的协调发展。把农村改革进一步引向深入，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为全国城乡改革树立了一面旗帜。1990年7月6日，山东省委省政府在诸城召开省、地(市)、县(区)三级书记和省直部门参加的“全省农村工作座谈会”，推广了诸城贸工农一体化的经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众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国内新闻媒体予以深入报道宣传。
第三节农业产业化
诸城是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之一。诸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984～1987年，为萌芽阶段，在全面推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围绕农业重点产业，组织开展了商品经济大合唱，产业化的理念初步形成。1987～1992年，为起步阶段，全面推行贸工农一体化，产业化体系初步建起。1993～2001年，为发展阶段，正式提出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按照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模式，把农业的主要产业纳入产业化经营格局，促进了主导产业的快速发展。2001年后，为提高阶段，适应经济国际化的新形势，加快发展外向型龙头企业，全面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不断创新产业化经营机制，产业化内涵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做法为：改变传统的农村经济领导方式，将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引入农村经济工作，依据市场导向，立足当地优势，确立主导产业，划分经济布局，强化龙头带动，发展规模经营，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产加销、种养加、贸工农、经科教一体化经营的格局，把传统农业纳入系列化生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的轨道。按照这个思路，对全市主要农矿产品进行划档分类。依据资源状况、产品规模和组织化程度，将肉鸡、黄烟、粮油、蔬菜、果品、矿产、食品、棉花、淡水养殖、桑蚕、食用菌、万寿菊等12大产业确定为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采取强有力措施促进发展，使农村经济形成12条“产业链”。
龙头企业培育
坚持“大、高、外、强、多”五字方针，把龙头企业建设作为实施农业产业化的首要环节，着力培植培强龙头企业。至1998年，全市龙头企业近900家，年加工农副产品能力达100多万吨，冷藏保鲜能力3.5万个吨位，运输能力650万吨。
农副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种植业，根据自然条件和地理优势，在潍河、渠河沿岸富水区主种粮食、蔬菜，西北涝洼粘土地带重点发展棉花，丘陵地带扩大黄烟种植，南部山区主攻果品、花生，全市三分之二以上耕地纳入基地化种植。畜牧业，突出发展养殖大户和专业饲养场。1998年，全市建起70万亩粮食、10万亩棉花、12万亩黄烟、10万亩花生、20万亩果品、40万亩蔬菜的种植业基地和9000万只肉鸡、100万头生猪、30万头大家畜、50万只羊、250万只兔的畜产品基地，基地产品占全市农产品总量的70％以上。
科技推广
1997年，重点推广粮经、林果、蔬菜、水产、畜牧等6大类、30项实用技术，组织实施小麦、玉米大面积高产开发，果品、蔬菜、食用菌、淡水养殖高效开发，花卉组织培养、微喷滴灌等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农业科技水平和农产品科技含量显著提高。
资金投入
1996～1998年，市乡两级财政对农业投入年均达9600万元，年递增33%；乡镇企业补农建农资金达9000万元。1994～1998年，龙头企业用于基地建设资金1亿多元，赊销种苗、饲料9亿多元，补偿灾害损失800多万元。1998年，集体经济组织投入1.6亿元，农业信贷资金达10亿元，其中农业生产贷款1.l亿元，农副产品收购贷款8.9亿元。组织农民大搞劳动积累，兴修农田水利。本着抗旱防涝并举、除害兴利结合的原则，农闲集中劳力大干，农忙组织专业队干。至1998年，全市共有各类水库103座，塘坝、拦河闸2600座，地上蓄水能力达2.5亿立方米，机井1.3万眼，有效灌溉面积120多万亩，占全部耕地的75%。
机械化发展
1998年，全市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78.36万千瓦，每百亩耕地拥有49.4千瓦，均比1992年增长70%以上；机耕地面积达到144万亩，占耕地面积的90%。农村用电量达到6.2亿千瓦时，比1997年增长85%。生产条件的改善，大大提高了基地的抗灾能力和综合生产水平。
利益关系协调
完善产业化组织形式，促进龙头与基地和农户的有效对接。主要形式为公司+农户。以农副产品加工经营企业为龙头，以家庭经营为基础，通过社会化服务和利益吸引，使农工商贸结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互惠互利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肉鸡、黄烟、万寿菊等系列均采取这种形式。协会+农户。以各类农民协会、研究会为龙头，以农民技术员为骨干，联结千家万户，组成“民办、民营、民受益”的群众性科技实体，围绕主导产业，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科技推广和加工、销售服务，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至1998年底，全市各类民办科研组织240多个，辐射带动起1.3万个农户。市场+农户。对产出量大而本地加工能力较弱或无加工能力的农产品，注意发挥市场龙头作用，通过兴建专业批发市场，引导生产，带动产业发展。1988年，全市建起果品、蔬菜、水产品等各类专业批发市场30多处，年成交额5亿多元。产加销集团化经营。龙头企业把原料生产作为自己的一个车间、一道工序，变农户办为自己办，直接投资建立生产基地，形成集团式组织、集约化经营。市外贸集团公司投资8200万元，租赁27处乡镇2800亩土地，建成年饲养能力3000万只的45个大型养鸡场。坚持“谁建基地、谁提供服务、谁收购产品”的原则，通过适当划分“势力范围”，理顺龙头企业之间的关系，维护市场购销秩序。龙头企业与为产业化搞配套服务单位实行分工协作，有偿服务，由龙头企业向有关单位支付服务费。1996～1998年，市属龙头企业支付给畜牧部门防疫服务费500多万元，支付给乡镇村生产组织指导费2000多万元。
配套服务完善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搞好硬件服务。1998年前后，市政府先后投资5亿多元，进行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的配套建设。拓宽硬化5条主要交通干线，全面整修连乡路、连村路，实现村村晴雨通车。建设22万伏输变电及配套工程，农村通电率达100%，全市年供电能力达到8亿千瓦时，比1992年增长1倍多。建成5万门程控电话网，城乡电话实现程控化。同时，组建上联国家信息机构，下联乡镇和企业的信息处理网，建立信息项目库，年处理信息20多万条。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搞好人才服务。从实际出发，围绕当地经济建设需要，大办职业教育。1998年，全市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发展到25所，在校学生近万人。在办学方向和教育内容上，坚持以产业化为重点，先后开设种植、养殖、林果、桑蚕、食用菌、食品加工等30多个专业，为产业培训人才。1996～1998年，共向龙头企业和农村输送中等技术人才2.2万多人，有1.3万人成为各行各业的技术骨干，3000多人成为农村专业户和科技带头户，为实施农业产业化战略提供了智力支持。加强城镇建设。1996～1998年，投资3亿元，完成东、西、南外环路工程，全面整治城区街道、小巷，进行供、排水设施改造，建设龙城、密州两大商城；设立外向型工业加工区，为企业建设发展搭建良好平台。
实施农业产业化，较好的实现了产销有效对接，克服了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大大促进了农产品加工增值，提高了产业比较效益；进一步优化了农村经济结构，使各产业得到协调发展；进一步拓宽了就业渠道，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优化农村就业结构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四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土地承包
1981年春，全县推行土地承包制度改革，首先在城关镇沙戈庄大队试点，取得成功经验后在全县推开。至1982年，全县1332个大队、5129个生产队中除石桥子公社赵家庄子大队6个生产队实行土地集体统一经营责任制外，其余1331个大队、5123个生产队的土地全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大包干)，承包期一定15年不变。
土地延包
1996年，全市二轮土地延包工作开始，在程戈庄镇试点成功后迅速在全市推行，至1997年底基本结束。主要推行土地延包“三田制”，即75％的土地作为“口粮田”和“责任田”，按人均承包；25％的土地作为“经济田”(含机动田)，农民自愿承包(石桥子镇赵家庄子村6个生产队在这次改革中实行的是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田制”对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确保粮棉油定购任务完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土地延包完善
1999年4月，市委、市政府在相州镇开展完善二轮土地延包试点工作，实行“三田归一田、取消经济田”，将95%以上的土地按现有农业人口平均分配，并延长承包期为30年不变。期间，出台《关于完善土地延包工作的意见》，并将完善土地延包的人口政策、农民负担政策、土地承包基础政策、机动地政策、投入补偿政策等细分为40个“怎么办”，制定《完善土地延包工作流程》，统一印制《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流转合同》、《机动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为完善土地延包工作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工作的顺利开展。4月19日，市委、市政府在相州镇召开现场会，就完善农村土地延包工作进行专题部署，农村土地延包工作全面展开。5月底，全市1332个村庄完成二轮土地延包完善工作，签定土地承包合同(一定30年)23.5万户，并全部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第五节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诸城市先后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深化企业改革。先是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其后，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从1987年起，在企业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91年，学习徐州等地的经验，推行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于增强企业活力、促进企业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总体上诸城工业企业经营机制不活、效益不高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
80年代末，全市工业企业亏损面逐渐增大，亏损额较高。1992年4月，市政府对150家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有103家明亏和暗亏，占68.7%；亏损额高达1.47亿元。造成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经营机制未得到根本转变，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利益关系不直接。
自1992年10月开始，市委、市政府在企业产权制度上进行改革，由过去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政策调整，转为以明晰产权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企业制度创新，彻底转换经营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概括起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主要经历了改制、调整、升级三个阶段。
改制
1992～1994年，主要以明晰产权关系为重点，对县域企业进行以“先出售后改制、内部职工持股”为主要形式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基本做法为：剔除非经营性资产，对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资产评估予以出售，土地使用权评估但不出售。企业若有净资产，将其折股出售给本企业全体职工，企业全部资产和负债一并转移给改制后企业。出售采用配股认购和自愿认购两种方式。政府将出售经营性资产收入部分以借贷形式留给企业有偿使用1～2年。对部分资不抵债或生产经营性资产很少的企业，采取职工募股形成净资产，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建立相应企业治理结构，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政府机构职能改革、培育发展劳动力市场等配套改革。
1992年10月至1993年5月，以市电机厂为改革试点，进行改制探索，获得成功，积累了一定经验。1993年5月，市委、市政府作出全面深化企业改革的决定。
改制主要采取7种形式：(1)股份制。对规模较大、经营较好、产品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企业组建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改制形式全市仅1家。(2)股份合作制。将企业总资产评估后，扣掉总负债，将所有者权益中生产经营性资产折股出售给企业内部全体职工，把原来的国有(集体)企业改造成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公司职工通过劳动合作和资金合作，结成利益共同体。这是诸城企业改革的一种主要形式，共有210家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占改制企业总数的77.2%。(3)外资嫁接。通过引进外资、兴办合资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全市实行外资嫁接改造的企业共7家，其中国有企业2家、乡镇企业5家。(4)无偿转让产权。对市场前景好，但投入大、技术要求高、靠自身力量难以加快发展的企业，实行产权整体转让。北汽摩公司诸城分公司，前身是诸城农用汽车厂，1994年成建制地将576万元资产无偿并入北汽摩公司后，两年引来资金7200万元，年生产能力由2000辆发展到5万辆，1994年实现产值3.1亿元，利税1200万元，其中税金415万元。(5)破产。在坚持多兼并、多联合、少破产的前提下，对个别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挽救无望的困难企业，依法实施破产。1992～1995年，共有1家国有企业、l家市属集体企业、1家乡镇办企业依法破产。(6)租赁。对微利或亏损小企业、小门店，通过租赁让渡生产经营管理权，实行公有民营。全市实行租赁形式的企业共48家，全部为乡镇企业。(7)兼并。即由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使优势企业更优，劣势企业获得新生。全市共有2家乡镇办企业被兼并。
在实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的基础上，积极引导、鼓励有条件企业通过兴办合资企业，进行嫁接改造；发展企业集团，促进产权重组和流动；组建有限责任公司，优化企业资产结构等途径，进行复合改造，推动股份合作制向更高层次发展。在210家股份合作制企业中，搞外资嫁接的60家，组建企业集团12家，有限责任公司4家。
经过一年多工作，至1994年7月，改制基本结束，272家企业通过不同形式进行改革，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4.4%。这一阶段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企业成功转换经营机制。企业改制后，政企分开，企业由过去的政府附属物变成了独立的市场主体，对全部资产拥有法人财产权，生成自负盈亏机制，风险意识强化，投资效益明显提高。全市272家改制企业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比重由1992年的14.1%下降至1995年的12.5%，国有改制企业资产负债率由78.6%下降至69.3%。政府职能得以转变。企业改制后，促使政府对企业由过去包揽一切，转向集中精力抓规划、协调、监督和服务，政府各部门服务质量有显著提高。1994年，帮助企业引进资金4亿元，招揽人才300多名，引进外资5300多万美元，支持企业发展。1993、1994年，投资4亿多元，完成22万伏输变电工程、干线公路拓宽硬化、地下光缆和移动通讯、自来水管网改造、垃圾污水处理场、小区开发、龙城市场、密州商城等一批重点工程，投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国有(集体)资产实现保值增值。所有改制企业，1995年全部盈利，无一亏损。部分资不抵债企业，改制后弥补多年亏损。许多微利企业成为利税大户。全市210家股份合作制企业收回的生产经营性资产价款，全部投放企业周转使用，既缓解企业资金紧张的矛盾，政府每年收回利息近千万元。全市国有资产总量达16亿元，比1992年增长45%。1993年全市企业改制，1994年全市企业综合效益指数比上年提高169个百分点，资金利税率提高41个百分点。改制6年后的1999年，全市国有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综合效益指数达到112.2%，实现利税7.1亿元，资金利税率达93%，资产负债率下降到67.3%；改制前市属国有企业累计亏损1亿多元，而改制后的1995年则无一企业亏损；时至1999年，当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78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428元。国家实现多得，职工实现多收。改革使企业活力增强，效益提高，职工个人收入和对国家的贡献也相应增加。1994年，市属改制企业职工人均工资性收入4097元，加上股本分红，人均年收入达到5149元，是1992年的2.4倍，最高的四达公司人均收入超过万元。1994年，工商企业上缴税收1.88亿元，比1992年增长135.6%；财政收入以33.8%的速度递增。
调整
1997～1999年，诸城在工业企业中推行“四扩一调”为主要内容的第二轮大规模经营体制改革。
第一次改制后，企业逐年分红，不少企业分红率已超过100%(诸城平均分红率为60～70%)，职工实际上已经收回投入企业的资金，甚至有余，对企业关注程度逐渐降低。更为重要的是，企业改制时，职工之间持股较为平均，缺乏适当持股差距。普通职工不论是从企业职工的角色还是从股东角色上，都感觉对企业决策无多大影响，主动关注企业的热情下降。经营者股东虽然有能力影响企业决策，但由于平均持股，所获收益不足以激励其付出高水平的努力。由于产权激励作用下降，加上市场形势发生变化，竞争加剧，企业生存发展更加困难，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有部分企业过度分红和没有加强内部管理，导致其陷入困境。
1997年7月，四达公司产品发生严重市场危机，月利润仅33.3万元，为改制以来最低点。公司董事会在细致研讨以后，向股东大会提出以“培育大股东增强经营动力”为核心的企业产权改革方案，并经通过得以实施。该方案打破平均持股的局面，鼓励引导经营者和优秀职工持大股。具体做法：将改制几年来形成的资本积累，经评估后量化到职工股东名下；鼓励职工再投入认购新股；将部分银行贷款转为职工股权。这个做法是四达公司最具代表性和创造性的做法，也是其“二次改制”的重点。为加强职工尤其是经营者的风险意识，使其有压力和动力努力经营，四达公司在坚持职工自愿和不改变企业与银行借贷关系的前提下，将企业银行贷款中的530万元转给管理骨干和优秀员工，由这些人每月用分红等收入偿还贷款本息，偿还完毕后，获得与贷款等额的公司股权。公司自职工认购贷款之日起视同其拥有等额股权，按职工新增股权进行分红。
经过“二次改制”，四达公司总股本由改制前的529.4万元增长为1640万元。改制后第一个月，即1997年8月份，在公司产品两次下调价格的情况下，公司实现利润84.5万元，走出了生产效益低谷。
诸城市政府在总结四达公司等企业做法的基础上，于1997年下半年，全面推行工业企业“二次改制”。“二次改制”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四扩一调”。“四扩”,即内部职工增资扩股，发动职工认购公司新股，向公司注资，以解决企业资金短缺困难；将银行贷款转变为职工股权，鼓励部分效益较好、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采用“四达公司”将银行贷款转为职工股权的做法；明晰量化新增资产扩股。对改制以来由资本积累和劳动积累形成的新增资产，明晰量化到职工个人，调动职工积极性；吸收社会法人资金扩股。有条件企业吸收社会法人入股，并在吸资入股过程中，将不规范的公司改组为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一调”,即调整股权结构，由经营者控股。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在采取“四扩”方式或内部股权流动的过程中，拉开经营者与一般职工的持股差距，加大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经理及优秀员工的持股份额，培育和发展大股东。具备条件的企业由几个经营者持大股。
至1998年末，全市210家股份合作制企业，有201家对股权结构进行调整，新增股本6亿元，其中：增资扩股1.5亿元。申请银行贷款转股2.5亿元；新增资产量化扩股1.6亿元。吸收社会法人出资扩股4000万元。通过调整股权，扩大股东间的持股差距。企业董事长持股超过10%、经营者和董事会成员持股超过25%的企业，有57家。
升级
诸城工业企业改革前两个阶段让大部分企业开始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但它只是完成救活企业的目标，新出现的“小锅饭”问题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特别是在改制初期以股份制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形式登记的企业，按照1994年7月实行的《公司法》，不合乎法律规范，工业企业需要进一步改革，企业组织形式需要升级。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诸城市委、市政府引导企业继续深化改革，企业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开始诸城工业企业第三次经营体制改革。
其基本做法为：对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集团，将其核心企业和紧密层企业改组为规范的公司，完善出资人制度和母子公司体制，并实行增资扩股和资产重组，使母公司注册资本超过5000万元，组建五个以上子公司，使子公司注册资本之和达到5000万元以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股东人数多、规模大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四扩一调”的基础上，经营管理层持大股作为自然人股东，一般职工股东组建内部员工持股联合会作为法人股东，共同出资将股份合作制企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人数少、股权相对集中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具备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和注册资本条件的，在职工股东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内部股权转让，直接由股份合作制转换为有限责任公司；对整体嫁接改造和资产重组的企业，将原企业内部职工股整体规范为内部员工持股联合会，与其他企业法人股或外资股共同组建公司制企业，原企业予以注销；对困难企业，在资产债务重组的基础上，直接按公司法的要求组建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老企业的淘汰和新企业的催生，实现企业组织形式的升级。
最初210家改制企业中，90%以上已变为经营管理层持大股的规范公司，董事长平均持股比例达到31%，企业经营管理者持股比例达到58%。
诸城工业企业10年改革，先后经历“改制”、“调整”、“升级”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诸城市工业企业发展亦大致分为“放小”、“培强”、“做大”三个阶段。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把企业全面推向了市场，转换了经营机制，实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建立起产权明晰、权责清楚、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政府转变了职能，实现了政企分开，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促进了诸城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全市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骨干企业群体优势明显、发展后劲比较充足的工业格局。“诸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得到了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认可。1994年，诸城市被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确定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县(市)”。
第六节企业管理体制改革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体制
1986年12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添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自1987年5月开始，诸城市在市直企业开展承包和租赁经营活动并由点到面、逐步展开。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主要采取五项措施。改革用工制度，实行劳动组合制。在全面实行合同制的基础上，试行劳动组合制，先组织有关部门到外地参观学习，然后在部分企业试点推广。改革分配制度，完善企业激励制度。至1987年底，市直10家企业实行效益工资制，有8136人实行计件工资，有7344人实行浮动工资和提成工资，分别占职工总数的36%和32.4%。改革领导体制，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至1988年底，市直76家企业全部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其中36家企业实行厂长(经理)任期目标责任制。改革企业内部管理机构。按照“精减、高效”原则，精简过去为上下对口而设置的过多管理层次和机构，解决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办事效率。加强核算管理，划小核算单位，建立厂内银行。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体制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1992年10月，诸城市委、市政府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在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后，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科学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三会一层”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大会为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为公司决策机构，监事会为监督机构，经理层为执行机构，使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执行机构能够相互监督、互相制约、高效运转、协调运行。建立精干、高效的企业管理机构，精减机构和人员。大中型企业的科室人员占总人数的3～5%；小型企业占5～10%。建立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实行优化组合，竞争上岗。建立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改革旧有劳动、人事、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岗位人员聘任制，专业技术人员招聘制、全员劳动合同制，建立起平等竞争的激励机制。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全面推行岗位技能工资，最大限度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纪检监察组织的职能作用，形成健全有力的约束机制。
倒逼成本管理法1995年5月，市四达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创造的“倒逼成本管理法”作为管理领域的创新，在全省得到广泛推广。“倒逼成本管理法”实现三个方面的突破。在价格成本理论方面实现突破。倒逼成本公式为“价格-利润=成本”，以价格为起点，改变传统的“成本+利润=价格”的成本价格定论，以价格决定成本。在成本控制机制方面实现突破。即将降低成本的措施落实到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在企业管理方面实现突破。将质量管理、资金管理、生产管理、销售管理、工资管理和成本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成本管理成为企业管理的“牛鼻子”。
1995年7月12日，市委、市政府下发《关于在全市工交企业大力推广四达公司“倒逼成本管理法”的决定》。随后，市直、工商企业及各行各业全面推行“倒逼成本管理法”。